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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是唐末五代契丹在我国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于古汉城（公元916）， 辽太宗耶律德光取石敬塘所献燕云十六州入居中原（公元938），经辽圣宗和辽兴宗时期的和平发展， 迄于天祚帝耶律延禧失国（公元1125），历时209年。其间， 属五代时期43年，与北宋对峙166年。在这二百多年间， 契丹族所统治的北方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过程，辽代的文学和文学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上产生和发展的。
一
崇儒修文是契丹建国后采取的重要文化认同措施，先是体现在官制礼仪和典章文饰方面，后又落实于科举和修史。这虽属于广义的“文化”或“文明”的进程，却是辽代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和文学观念得以萌生的契机。
契丹源于东胡，属鲜卑族中较落后的一支，后魏以来游牧于辽河流域，随水草就畋渔，以车帐为家，“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五代会要》卷二十九）。虽唐太宗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命契丹部落首领为都督，但其社会长期处于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阶段，文明程度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前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趁唐末藩镇割剧、中原纷乱之机，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北、南宰相府掌管事务，代替契丹原有的部落氏族联盟制度；并仿照汉王朝体制建立“契丹”国，选用一批汉族士人，为其制定典章制度。他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营建皇都，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世袭皇权统治。在灭渤海国后，改渤海为东丹，任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渤海既平，乃制契丹文字三千馀言”（《契丹国志》卷一）。这是契丹迈进文明社会、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开始。（注：耶律阿保机时创制的契丹文字分大字、小字两种，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契丹国志》卷二十三）。这就是契丹大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契丹小字则是依仿回鹘文字制成的拼音文字。一表意，一表音，两者是有区别的。参见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 耶律阿保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契丹社会的制度转变，认同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原文化。即位之初，他问周围的侍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当时众侍臣皆认为应祀佛，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皇太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万事所尊，宜先。”于是乎“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史·义宗倍传》卷七十二）。在随后进行的围攻幽燕、降服渤海的经略征伐中，耶律阿保机是以奉天承运的中国皇帝自居的，其《谕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云：“朕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国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讹归正，遐迩无愆，可谓大含溟海，安纳泰山矣。”（《全辽文》卷一）
靠掌握兵权和母后支持而继承皇位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继承了耶律阿保机的文化认同政策，进一步推行汉朝的官制礼仪。《辽史·百官制》云：“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名之风固存也。”会同元年（938），耶律德光割取石敬塘所献的燕云十六州， 大规模地获得汉地和汉民，开始在燕京建都城。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和安抚新附民众，他下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辽史·地理志》卷三十七），并设立国子监和太学，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会同十年（947）辽灭晋时， 耶律德光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后晋都城大梁（开封），穿汉族皇帝的服装接受百官的朝贺，改国号为大辽（注：辽代的国号曾多次更改，一开始名“契丹”，本年改为“辽”，圣宗统和六年又改号“契丹”，道宗咸雍三年再次改为“辽”，但一般统称辽。）。他在同年所下的《谕百官诏》中说：“应晋朝臣僚，一切仍旧。朝廷仪制，并用汉礼”（《全辽文》卷一）。辽太祖和辽太宗是辽国的奠基者，尽管他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还只限于官制礼仪和典章文饰，但已使契丹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由无城郭、文字，迁徙无定、不知礼仪，进入知书达礼的文明社会。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已成为现实，产生了辽代初期最出色的契丹族诗人耶律倍。耶律倍是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小字图欲，曾被立为皇太子，又被封为东丹人皇王，人称东丹王。他自幼聪敏好学，从汉族文人张谏学习，《契丹国志》说他“性好读书，不喜射猎。初在东丹时，令人赉金宝私人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他知音律，善书画，能为五言诗，博学多才，《辽史》说他“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角鹿图》，皆入宋秘府。”耶律阿保机去世后，由于母后不喜欢他，被迫让位于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弟弟耶律德光。他失位后曾作《乐田园诗》，已失传，现仅存一首遭猜忌而被迫离国时作的《海上诗》：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这是一首失意的悲歌，从汉语字面看，以大山喻己，小山喻弟，隐含讽喻，合于哀而不伤的风人之旨。但在契丹小字里，“山”是“汗”（即帝王）的意思，照此理解，则此诗直接表达了对弟弟耶律德光夺走自己王位的不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元好问《东丹骑射》诗云：“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到弦声裂石时”（《元遗山诗集笺注》卷十四）。或许，用契丹小字吟咏耶律倍的这首诗，才更能体会其悲愤深广的刚烈意气。
契丹社会的“汉化”或“封建化”过程，完成于辽景宗和辽圣宗时期。《辽史·文学传序》说：“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侍从，骎骎崇儒之美。”所谓“崇儒之美”，指的是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取士，吸收一批博通经史而善属文的士人进入统治阶层。辽朝这种统治政策的重大变化，是从辽景宗任用汉臣韩匡嗣、韩德让父子，以及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开始的。辽圣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其母萧太后执政，由宠臣韩德让总揽军政大权。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 将科举由过去那种试无定期、笼络汉人的权宜之计，定为一年一试，增多录取人数。统和二十四年（1004），又与北宋订立“澶渊之盟”，双方又偃武修文，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和平发展局面。至辽圣宗亲政的统和二十七年（1007），辽朝进入了国泰民安的全盛时期。
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学习都是极为突出的。圣宗自幼受汉文化的熏陶，喜读《贞观政要》，其《诸侄诫》云：“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全辽文》卷一）。兴宗以“好儒术”见称于世，其《论萧韩家奴诏》说：“文章之职，国之光华，非才不用，以卿文学，为时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职”（《辽史·萧韩家奴传》）。道宗尝听侍臣讲《论语》，又命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认为：“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契丹国志·道宗纪》）。他还“诏析京、大定二府精选举人以闻，乃诏喻学者，当穷经明道”（《辽史·道宗纪》卷二十五）。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在辽朝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就文化的主导思想而言，已无华夷之别。在契丹人中，博览汉文典籍、会作汉文诗赋者越来越多。出现一批好学能文的士人作家，较著名而被列入《辽史·文学传》的有七位，即：萧韩家奴、李澣、王鼎、耶律昭、刘辉、耶律孟简、耶律谷欲。他们大多博通经史，因“能文”而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或史馆修撰，成为帝王身边的文学侍从。如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人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擢翰林都牙林，兼修国史”（《辽史·本传》卷一百零三）。王鼎“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辽史·本传》卷一百零四）。刘辉“好学善属文，疏简有远略。……诏以贤良对策，辉言多中时病，撰史馆修撰”（《辽史·本传》卷一百零四）。他们有的被帝王命为“诗友”，但鲜有纯文学作品留存，其主要著作是为朝廷起草的各种诏令、奏议、实录等，以及书记、墓志、铭序等应用性文字。
辽代士人作家的文学观，还停留在文史不分的杂文学阶段，他们所讲的“文学”，实际上指的是儒家传统的经史文章之学，在写作活动中，他们重视的是秉笔直书的“史笔”。如萧韩家奴曾将兴宗猎秋山时死伤数十人之事书之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辽史·萧韩家奴传》卷一百零三）。当时的士人作家，均把修史做为自己为国争光的责任和义务，被兴宗命为诗友的耶律谷欲，“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史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辽史·耶律谷欲传》卷一百零四）。耶律孟简上表道宗，认为“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他对任编修的同事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辽史·耶律孟简传》卷一百零四）。在《焚椒录》的序里，王鼎自叙写作目的：“书其事，用俟后之良史。”由此可见他们为文之用心所在。
正因为如此，崇儒修文落实在辽代士人作家身上，就是立言本于经术，叙事规模史传，以修史代替修文。这种思想，虽能起到增“国之光华”的政治作用，但于辽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不大。
二
受中原文明的濡染，在辽朝的契丹族上层统治集团中，留意诗赋者代不乏人。特别是自辽圣宗热心提倡文学后，朝野常有宴饮赋诗、迭相唱和之举，至兴宗、道宗时期，吟诗作赋在上层社会已蔚然成为风气。而主导这一风气的，则是君主倡导政治教化和后妃标举讽喻的制作，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儒家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诗教思想的影响。
在辽朝帝王中，圣宗耶律隆绪是第一位以能诗闻名的君主。他幼喜书翰，十岁能诗，通晓音律，又好绘画，其《题乐天诗佚句》说：“乐天诗集是吾师”（《全辽文》卷一）。辽人好乐天诗，是因为白居易的诗通俗明快，文字上易于理解，尤其是他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谏诗，“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序》、《白氏长庆集》卷三），除令人易懂外，还兼有讽喻教化的功能。为了扩大乐天诗的影响，耶律隆绪“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契丹国志》卷七）。
上以风化下，是用诗宣扬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耶律隆绪对臣下的褒奖，就常以“赐诗”的方式为之。如统和十五年（997）， 萧挞凛因征讨叛乱有功，“上赐诗嘉奖，乃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辽史·萧挞凛传》卷八十五）。史载圣宗“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契丹国志》卷七）。耶律隆绪多次以诗赐臣下，赋诗制曲之作自然不止百余首，然今所存仅《传国玺诗》一首：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全辽文》卷一）
此诗所咏的“传国玺”，据说为秦始皇所制，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被历代统治者视为传国宝或“受命宝”。秦亡后，此玺为汉高祖所有，历汉、魏、唐而归于石晋，辽灭石晋而得此宝。在辽与北宋成对峙之势、北朝与南朝分治中国的情况下，耶律隆绪以类于乐天诗那种“直而切”的方式咏此宝，无非是要宣告北方的王朝才是天命所系，昭示子孙要永保这份得来不易的基业。其作诗的政治功利性质极为明确，可以说是他所倡导的儒家政教诗学观的体现。
兴宗和道宗，对诗赋的兴趣更浓，除“赐诗”外，还自拟题目亲试进士，或者赋诗令臣下唱和。如兴宗重熙六年（1037），“上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撒八等皆属和，夜中乃罢。……癸末，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辽史·兴宗纪》卷十八）。在此前一年，兴宗“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同上）。《辽史·张俭传》卷八十说：“帝幸贡院及亲试进士，皆俭发之。进见不名，赐诗褒美。”同样，道宗也乐此不疲，他“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又“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辽史·道宗纪》卷二十一）。次年，他“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教人应制属和（同上）。
帝王作诗以赐臣下，或寓褒贬，或示恩宠，均带有较强的政治功利目的，但也不排除君臣赋诗唱和中的取悦性质。兴宗仅存的一首七绝，《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云：“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诗称辽代名僧海山（俗名郎思孝）为吾师。劝其不必昧真心而不肯“绮吟”，只是表明一种作诗的兴趣爱好，无政治教化的色彩。道宗写得最好的七绝《题李俨黄菊赋》也是如此。诗云：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全辽文》卷二）
此诗为道宗读了宰相李俨所献的《黄菊赋》后的一时兴到之作，构思巧妙，意境空灵，含有言外之意，是辽诗中少有的纯诗之作。不过，帝王的诗作，当被下臣作为“圣谕”看待时，即便本无教化之意，也会在特殊的阅读语境中带有抹不去的政治色彩。故道宗的这首题诗，也就被认为是对汉人相臣李俨的一种特殊恩宠了。
辽代君臣间的赋诗唱和，多以颂美盛德的形式出之；可仅此一端，似不足以尽诗教的美刺功能。辽圣宗译白居易的《讽谏诗》，当含有鼓励直言进谏的意思在。如马得臣上《谏上击鞠疏》，劝圣宗别击鞠过度，应游心典籍，“书奏，帝嘉叹良久”（《辽史·马得臣传》卷八十）。兴宗和道宗，也都还有求治之心；尤其是道宗，在继位之初就下《即位谕百僚诏》说：“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赋敛妄兴，赏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全辽文》卷三）。果如此言，他也应是一位象圣宗那样能容纳讽谏的君主，可事实却完全两样。
文明的作用是双重的，既能发展智慧，又隐含着大伪。以儒家诗教而言，上以风化下较容易做到；而下以风刺上，尽管有帝王的提倡，往往流为表面文章，实践起来很困难。在辽代后期，后妃萧观音和萧瑟瑟都是勇于讽谏的女诗人，可其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萧观音原为道宗妃，她“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辽史·后妃传》卷七十一）。清宁初年被立为皇后，生有皇子浚，一度深得道宗宠爱，誉之为“女中才子”。可她“每于当御之夕，进谏得失”（《焚椒录》），如上《谏猎疏》，劝道宗别耽于游猎，以防不测。本为好心，却令道宗深感不快而厌远之。遭冷落后，萧观音作《回心院词》十首，以在后宫等待君王时的种种具体动作描写，曲折地抒写自己被遗弃的孤情幽绪，企盼下情上达后，道宗能回心转意。如云：“张鸣琴，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琴，待君听。”（《全辽文》卷三）虽属抒写宫怨，表达却委婉、细腻、缠绵，怨而不怒，完全符合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
虽说诗可以怨，但怨上与谏上一样的危险。据《焚椒录》所言，由于萧观音自制的这十首歌词是合乐的，当时只有伶官赵惟一能演此曲；奸臣耶律乙辛乘机诬陷萧观音与赵惟一有私情。他先令人作《十香词》献呈，乞萧观音书写，萧观音不知深浅，书毕后作《怀古诗》一绝，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此诗指责赵飞燕以女色误汉王，托古慨今，讽意深婉。如以儒家思想衡量，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可却被耶律乙辛等人深文周纳为萧观音与赵惟一私通的铁证，理由是诗中的第一句和第三句里含有“赵惟一”三字。本就对萧妃无好感的道宗，竟听信这种无稽之说，敕萧观音自尽。随后皇子浚也遭谋害。
哀怨起骚人，在被迫自杀前，萧观音写下了饱含血泪的骚体《绝命词》，抒写忠不见察而受谤蒙怨的满腔悲愤，所谓“岂祸生兮无朕，蒙秽恶兮宫闱。将剖心以自陈，冀回照兮白日。”在彻底绝望之际，她发出了“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全辽文》卷三）的控诉，这已是无所顾忌的拼死讽谏了。
同样的悲剧在天祚文妃萧瑟瑟身上又重演了一次。天祚帝是辽朝的亡国之君，其昏庸远较道宗为甚，他即位后荒于畋猎酒色，拒谏饰非，信用谗谄，政事委之于奸相萧奉先，以至纲纪废驰，国土不保，辽在与起兵反抗的女真族的作战中连连受挫。详重寡言而善于歌诗的文妃萧瑟瑟对此深感忧虑，作诗加以规箴，其《讽谏歌》云：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全辽文》卷三）
一是劝谏天祚帝要振作精神，改弦易张，不必畏怕“夷人”女真；二是要求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去奸佞而用忠良。在《咏史》诗中，萧瑟瑟借咏赵高擅权乱政而使秦国覆灭之史实，说明外患源于内忧，所谓“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借古喻今，讽刺的锋芒直指天祚帝宠信的权相萧奉先。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猜疑和忌恨。因遭萧奉先的设计陷害，文妃萧瑟瑟和她的儿子晋王相继被诛。
因讽谏而遭诛杀的悲剧在辽代后期一再重演，固然与当时的政治黑暗密切相关，但也表明了契丹女诗人关切国事的政治态度，其作品体现了以诗讽喻的创作思想。
三
辽代长达二百多年，可立国之初才迈进以文字代替木刻的文明社会，又长期处于吸收消化中原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阶段，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无法与唐宋相比。如今可考的辽人诗文别集不到二十种，（注：据清人黄任桓《补辽史艺文志》所载，辽人诗文别集有：圣宗《御制曲》、《白居易讽谏集译》，道宗《清宁集》，耶律隆先《阆苑集》，萧柳《岁寒集》，《刘京集》四十卷，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耶律庶成诗文集》，杨佶《登瀛集》十卷、《重熙小集》十卷，耶律良《庆会集》，萧韩家奴《六义集》十二集，李瀚《应历小集》十卷，耶律孟简《放怀诗》一卷，《北朝马氏集》二十卷，《僧了洙文集》等。）且都已失传。在收集全备的《全辽文》里，较完整的辽人诗歌作品也不过二十余首。但就是在这些有限的作品里，透露出了一种又别于唐宋文学的刚健质朴的文风，为文学思想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和因素。
刚健质朴的文风的形成，含有地域文化的因素，辽人长期生活在北方，北地的荒漠风沙、苍凉草野，以及喜骑射畋猎的尚武民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非常之大。即便是汉人，只要置身于北地，其诗作也就会有雄健朴野的塞北风情，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里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稍。（《全辽文》卷四）
作者是一位武将，五代桓山（今河北正定南）人，降辽后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此诗描写辽地阴山一带浑莽苍凉的雄奇景色，以及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牧猎的习俗，冰天雪地的恶劣自然环境中展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和野性之美，是生活在长城以南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辽史·营卫志》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暑，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正是这种地域的差异，使契丹的风土人情不同于中原。如《契丹土风歌》中萧总管所说：“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如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全辽文》卷十二）类似的记叙和描写，在北宋许多作家的“使辽诗”里屡见不鲜，如欧阳修的《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雁》、《北风吹沙》，苏颂的《契丹帐》、《辽人牧》、《观北人围猎》，苏辙的《虏帐》、《渡桑干》等，构成一道奇异的辽地文学风景线。在这方面，本为汉人而身为辽官的李良嗣的《绝句》也颇具特色，诗云：
朔风吹雪下鸡山（一作燕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全辽文》卷十一）
作者的人品不足论，但因其长期生活于燕京一带，故诗的风格意境颇为苍劲雄浑，燕山夜雪“烛暗穹庐”的勾画，具有鲜明的北国色调。
除了地域环境的影响，决定辽诗风貌的主要因素，是北方民族那种粗犷强悍的性格气质。尽管契丹入主中原后加速了“汉化”的文明进程，但也有意识地要保存一些本民族的文化习性，诸如喜欢射猎，实行双语制，以及官分南、北。“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辽史·仪卫志》卷五十五）。契丹妇女不仅在服饰等生活习俗方面保留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在诗歌创作方面，她们所表露的性格气质也大有压倒须眉的气概。如懿德皇后萧观音的《伏虎林应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全辽文》卷二）
伏虎林是辽帝秋季射猎的场所，系契丹王室四捺钵（转徙行在地）之一。契丹人入居中原认同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时，并没有完全放弃依随时令迁徙牧猎的传统生活方式；故辽帝每有秋猎之举，后妃则鞍马相随。此诗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习俗。虽为应制之作，但充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威风，不无靠武力吞并南邦宋朝和东邻高丽而一统天下的雄心。同样的意思，作者在《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中表现得更为明白，所谓“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匈奴藩王的封号），声教薄鸡林（朝鲜新罗国）。”此种指点江山，叱咤风云、风格雄健的诗篇，完全出自女性之手，在诗史上是较为罕见的。
在辽代文学中，契丹族诗人的创作始终占主导地位，尤以女诗人的作品引人注目。其中萧观音的诗作留存最多，而且风格多样，不仅有《回心词》一类表达个人感情而婉约典雅的自度曲，还有《伏虎林应制》等表达契丹统治集团意愿而雄豪犷悍的应制诗。特别是后一类作品，可以说是契丹民族勇于征战的性格写照，尚武之气溢于行间，很能体现辽代文风的刚健质朴。
辽代作家还有用契丹语创作的诗文，惜多已失传。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单词多音节，用粘着词尾来表示语法现象（注：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这与汉藏语系的汉语有很大差别。 如唐人贾岛的两句诗，“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若译成契丹语，则须颠倒其文句，读作“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见洪迈《夷坚志》丙集卷十八）。两相比较，后者的表达要质朴得多。
当然，在接受汉文化的同化过程中，契丹诗人即便用母语作诗，也会受汉文化和汉诗的影响，如朝鲜李王博物馆所藏圆镜上的契丹文字，其排列和押韵完全模仿汉诗，可断定为一首七言绝句。更为典型的是寺公大师创作的《醉义歌》，长达一百二十句，是现存辽诗中最长的诗篇。此诗原为契丹文，经耶律楚材译为汉语后流传于世。诗人以饮酒为契机，纵情放歌，自比陶渊明和李太白，脱形迹于醉乡，杂揉儒、佛、道思想以求解脱。所谓：
遥望无何风色好，飘飘渐远尘环中。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华胥咫尺尚未及，人间万事纷纷空。一器才空开一器，宿醒未解人先醉。携樽挈榼近花前，折花顾影聊相戏。生平岂无同道徒，海角天涯我遐弃。……（《全辽文》卷十二）
虽然所用事典和思想旨趣均来自汉文化传统，采用的也是汉诗歌行体的抒写方式，但融入了契丹民族刚健质朴的粗犷气质。全诗写得慷慨雄放，气势流贯，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耶律楚材《醉义歌序》将其称之为辽诗的“绝唱”，以为“可与苏、黄并躯争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
此外，辽代文学中还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谣谚和民歌，其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更加浓郁。如《焚骨咒》：“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反映的是契丹民族父母死时以不哭为勇的焚骨葬俗。（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比他狄尤顽傲，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咒曰：夏时向阳食，……。”）再如《寄夫诗》：“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全辽文》卷十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战乱给北方下层百姓造成的离别痛苦，但反映了乱离后的民族融合（通婚）。这一类歌谣，继承了慷慨自然的北歌传统，语言十分通俗，表现形式也更为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