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与熙丰新法的蛛丝马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蛛丝马迹论文,晋祠论文,丰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于山西太原南郊的晋祠，或称晋侯祠，传说是祭祀晋国开国之祖唐叔虞的场所。自两汉以降，历代皆有重修、复建，亦有改易，逐渐成为一个寺庙群。通过对晋祠的考察，我们可以对太原地区开发历史的线索有更清晰的了解。①熙丰改制或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的大事件，历来多为学界所论，②本文所及并不仅仅欲使这两件看似无关之事有所勾连，而意在强调以王安石变法为中心的这一时期，是晋祠、或太原乃至晋中历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之一。 一、晋祠与王安礼 晋祠中存有唐太宗李世民所书《晋祠铭碑》，多为学者及书法界瞩目。碑阴除有七行为唐臣长孙无忌等列名外，余为宋、明、清人的题刻，两碑侧亦有题刻，其中均以宋人题刻为最多，即如： 临川王安礼赴官太原，过谒祠下。因与钱塘杨世昌、河南张仲谘会于泉亭。熙宁戊申三月十四日题。③ 熙宁戊申岁九月十四日，范阳卢大雅君美、临川王安礼和甫、清源王本安国、同谒晋祠，舍均福堂。④ 此两事发生在同一年，即神宗熙宁元年(1068)的三月和九月，前者是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到太原赴任时，与朋友在晋祠游览时所留；后者是他在任期间与朋友再游晋祠时所留。此时，王安石才从江宁知府任上入京为翰林学士，开始与神宗酝酿改制事宜，而王安礼“从河东唐介辟”，⑤即应河东经略使唐介之邀来太原，但到时唐介已入京为参政，王安礼在太原“掌河东机宜”。⑥兄弟两人同年双双北上，或属偶然，但学界论王安石、王安礼兄弟于新法意见不合等情，在此时应尚未发生。 与王安礼同游之“钱塘杨世昌”，不知何许人。同时代有自称绵竹羽客的西蜀道人杨世昌，与苏轼同乡相善，曾与其同游赤壁。又同时期有山水画家杨世昌，生平不详，作品有《崆峒问道图》，但应均非此人。河南张仲谘亦不知其人。 时隔半年，王安礼又与卢大雅、王本到晋祠一游。王本，字安国，系宋初著名宦族太原三槐王氏子弟，未出仕，声名不显。⑦其家迁自山东莘县，此处称其为“清源王本”，即王安礼未将其与望族“太原王氏”联系起来。范阳卢氏与太原王氏同为北朝以来的北方大族，至宋初其地位已不再显赫。此卢大雅生平不详，或其族裔。《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王安礼《王魏公集》七卷，其中有“送卢大雅赴阙”一首： 萧鼓纷纷载酒醪，送行汾水觉秋高。吏民遮道瞻思切，车马还朝气势豪。圣主询谟忘旰昃，明庭收选尽英髦。看君才业何人似，哿矣趋荣勿告劳。⑧从诗中看，王安礼此时尚在太原。“明庭收选”句似说卢大雅前往京师应考，但这位甚得王安礼推重的人显然并没有青史留名。 在唐代，太原王氏与范阳卢氏二族仍互为姻娅。据王安石所写《先大夫述》称：“王氏，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不知其所以徙。”⑨王安石的姻亲曾巩亦说，“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迁徙，而今家抚州之临川”。⑩可知临川王氏崛起之后，仍愿附会于太原王氏。王安礼初到太原，与此二人相聚，可能是借此互相联络感情。 对王安礼在太原这一段的经历，我们至今知之甚少。但从他日后的诗中看，还是对这段时日充满留恋的：“几年留滞起边愁，只忆家园烂熳游。今日西来更愁索，却令人意忆并州。”(11)王安礼任河东机宜时所做的一件大事，是熙宁四年鄜延路(今陕西延安)在罗兀建城，作为对西夏战略的重要举措。“河东发民四万负饷，宣抚使韩绛檄使佐役，后帅吕公弼将从之。安礼争曰：‘民兵不习武事，今驱之深入，此不为寇所乘，则冻饿而死尔，宜亟罢遣。’公弼用其言，民得归，而他路遇敌者，全军皆覆，公弼执安礼手言曰：‘四万之众，岂偶然哉。果有阴德，相与共之。’”后朝廷河东议功，吕公弼将受，亦为王安礼建议辞去，故吕公弼遂荐王安礼于朝。(12) 《宋史·吕公弼传》记此事小有不同，“韩绛宣抚秦、晋，将取罗兀城，令河东发兵二万，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虏必设覆以待我。永和关虽回远，可安行无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覆，诏褒之”。同书记“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13)吕公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也是他出知太原府的原因。朝廷接受种谔建议营建罗兀城，是对西夏进取战略的一部分，也是王安石主政时期采取积极边略的一部分。无论王安礼的主观意图如何，他在太原期间便与王安石的对立面绑在了一起。 熙宁五年正月，“试校书郎王安礼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安礼先掌河东机宜，吕公弼荐于朝，谓材堪大用。代还，召对称意，欲遂加峻擢，兄安石辞之，乃有是命”。(14)王安石拒绝了神宗对王安礼的重用，是出于避嫌还是由于政敌的推荐，不得而知。 同年五月，王安礼奉命编修“三路义勇条贯”，这应该是他以在河东机宜任上的经验为基础上疏的结果，也可视为此任与新政关系的余绪。王安石对神宗说，“奉旨令臣弟安礼选举相度，观臣弟必不能选举，恐合自朝廷差，仍须候赵子几京西回，令与张京温同去乃济事。”(15)对王安礼明显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王安石之所以对此事颇为看重，是因其与新法中的保甲法有关，而赵子几则是保甲法的始作俑者，这时他正将开封府推行保甲的经验向京西路推行。 熙宁三年十二月，始行保甲法。“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16)尽管保甲法设立的初衷是加强地方治安，但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王安石亦意图借保甲义勇逐渐取代募兵，以节省养兵经费。(17)司马光的《乞罢保甲状》的理由之一，就是民兵遇敌“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这与王安礼阻止吕公弼发河东民兵的理由是一样的。 王安礼关于义勇强壮的原疏未见史载，但通过神宗与王安石的对话可窥大貌： 壬戌，执政同进呈河东保甲事，枢密院但欲为义勇、强壮，不别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礼初议也。”上曰：“今以三丁为义勇，两丁为强壮。三丁远戍，两丁本州县巡检上番。此即王安礼所奏，但易保丁为强壮，人习强壮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义勇非单丁不替，强壮则皆第五等户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库，须上教乃给。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东，盖宽利之，非苦之也。请更遣官相度，不必如圣旨为定。”上曰：“河东义勇、强壮，已成次第，今欲遣官修义勇、强壮法，又别令人团集保甲，如何？”安石曰：“义勇要见丁数，即须隐括。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差官隐括义勇，又别差官团集保甲，即一事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上曰：“保甲要亦未可便替正军上番。”安石曰：“王安礼所奏，固云俟其习熟乃令上番。然义勇与东军武艺亦不相较。臣在江宁，见广勇、虎翼何尝有武艺，但使人诣逐路阅试东军及义勇，比较武艺生熟具奏，即可坐知胜负。今募兵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较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 可知王安礼上疏单就河东义勇、强壮的编制条例而论，认为他们武艺练熟后可顶替正军上番；枢密院欲以之取代保甲，王安石认为这不是王安礼的“初意”。枢密院主张传统的义勇、强壮制度，王安石则强调保甲的重要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类似预备役，属军政系统，后者则是民兵，是寓兵于农，属民政系统。神宗提出两套系统并存，王安石认为这更加扰民。最后，“上卒从安石议，令尽依王安礼所奏，彦博请令安石就中书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密院取旨施行。’上曰：‘此大事，须共议乃可。’”(18)“卒从安石议”，是否定了枢密院以义勇等取代保甲的主张，而“依王安礼所奏”，则是指同意王安礼关于义勇整顿的建议。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数日后，“上既用王安石议，命子几使河东，相度保甲”；正式的说法是“遣起居舍人、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曾孝宽，太子中允、权发遣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赵子几，往河东路察访义勇利害及体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事”。(19)即在保存河东义勇并考察其表现的同时，又在河东推行保甲。在关于这个重要的新法的争论中，王安礼虽未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但立场还是不同的。 二、晋祠、吕惠卿及其他 在《晋祠铭碑》的右碑侧还有一条题记： 元丰七年正月，予伯兄吉甫帅太原。五月，升卿被旨来，面授所议事入奏。六月十七日，还朝过晋祠，侄潍、洵及余中、李士亨、高陟明栈送至此，男洞侍行。温陵吕升卿明甫题，甥余彻。 元丰七年为1084年，距离前论熙宁初年史事已过了十余年，王安石新法也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熙宁七年，王安石首次罢相，举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九个多月后他再度复相。在此期间，吕惠卿与王安石反目，并于熙宁九年接连上疏控诉王安石的罪状，同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出政治舞台。但在王安石复相时，吕惠卿也被迫出外，先后知陈州、延州，元丰五年末又知太原府。 元丰间，王安石与吕惠卿皆已不在朝中，没有太多利害关系，双方的关系也缓和下来。元丰三年王安石在给吕惠卿的信中说：“某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20)后又在六年的信中说，“闻有太原新除，然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装而西也。……令弟各想安裕，必同时西上也”。(21) 此处的“令弟”指吕升卿。吕惠卿族兄弟中，有8人中进士，晋祠吕升卿题记中提到的吕潍为吕惠卿子，吕洵为吕德卿子，故吕升卿称之侄。吕洞应为吕温卿子，此处称男，似是过继给吕升卿。 元丰五年八月，吕惠卿在延州任上归母丧后被命知太原府。十月，仍命其继续知延州。王安礼认为，为让人知吕惠卿“过恶所在”，应与其一“小郡”，故命其知单州。六年十一月，改知定州。十二月，再改知太原。(22)这一系列反复的背景是国家对西夏的战略以及对西北边事的权力管控，吕惠卿和王安石都是进取派，王安礼等是反战派。(23)所以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境遇是同情的，便在信中劝勉研习佛教经义，“惟刮磨世习，共进此道，则虽隔阔，常若交臂”。(24) 据吕升卿题记，吕惠卿于元丰七年正月至太原，五月，“升卿被旨来”，为王安石料中。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批：‘司门员外郎吕升卿乃吕惠卿弟，奏乞往河东受辞。既非朝廷专命，但与告归少异，尔可特依所乞，不住请给，支驿券，仍带亲随吏。’升卿初乞依奉使例故也”。(25)吕升卿请求以向吕惠卿传达旨意为名到太原来，《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不是“朝廷专命”，但题记却写明是“面授所议事入奏”，即让吕升卿将朝廷商议的要事面告吕惠卿，并要吕惠卿给予回应。这似乎又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抵牾。这究竟可能是什么事情呢？ 元丰四、五年间，北宋对西夏先经历了熙河之役的大胜，又在永乐城遭遇惨败。此后宋夏处于相峙状态。(26)恰在元丰五年九月永乐之役惨败后，吕惠卿本已调任太原知府，这时种谔奉诏援永乐城，却提出“未知延州守御大计所付”，(27)神宗才决定改调吕惠卿知延州，接替沈括的工作，可见神宗当时是企图把扭转不利局面的担子交给吕惠卿的。 但为什么又突然把吕惠卿改任单州以示惩罚呢？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所引《吕惠卿家传》，发现症结在于神宗欲以吕惠卿为陕西四路经略使，“总四路守备”，遭到了王安礼等宰辅的反对。吕惠卿认为，“陛下虽令总领四路，如熙河在千里之外，缓急何由节制？不若令臣往来边上，亲见利害，不须专在鄜延也”，得到神宗认可。他甚至提出为避免朝野干扰，最好由宰相担任正官，他可为副官，说明他充分意识到朝廷在对夏和战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由于宰辅们不认同吕惠卿的方略，说动神宗将其改任。(28) 元丰六年，鄜延边事由范纯粹负责，重在与夏议和。闰六月丙申，富弼死。死前上遗疏，表明“今日近忧，最在西事”，继续给神宗施加压力。但到十月，神宗也意识到，“永乐失律，贼气冯淩，凡有所求，意在必得。今答诏既拂其意，必无顺命之理”。(29)和议既然不成，西夏人又因为生计艰难而不断东来，使神宗多次下令给边臣，让他们警惕西夏的异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吕惠卿重新调任太原。 元丰七年二月，据报西夏兵围困兰州，“将士随机应敌，杀贼数万，城壁无损”。可能这一胜利鼓舞了神宗，以致他数日后询问，“浅攻扰贼春耕，若如所画，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余万众果可以致倾国点集否？……”又考虑采取积极的态势。(30)又下诏：“本路军气，自永乐不守以来，折索摧丧，非往日之比。近闻诸将互出，颇获贼级，军气小振，则豪勇异常之人，宜有旌别，将以气作之，使鼓率士心，乐于攻战。”吕惠卿又于此时上疏建议整军、沿边建堡寨、招流民营田等举措，也许吕升卿来太原，就是将朝中就此进行的谋划转告吕惠卿。(31) 这一揣测尚无法得到证实。吕升卿回京后一个月，七月，以范纯粹与吕惠卿有私嫌，会影响在边事上的协作为由，将任河东转运副使的范纯粹调走，多少说明了一些变化的发生。 总体来说，无论宋神宗、王安石，还是吕惠卿，他们的边略主张都是积极进取的，是熙丰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元丰时王安石已不在朝中，吕惠卿也多年出外，他这次出知太原前后的风波，也体现出政治力量斗争带来的反复，但终神宗之朝，对西夏的战略态势并没有太大改变。 吕惠卿虽曾任职延州，处理一线的战守，但他也将太原或河东路视为重要的前线。元丰八年八月，他为晋祠旁的惠明寺舍利塔撰写了《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铭》，文末有这样的词句：“问谁相继扬真风，维我有宋祖与宗。太原形势控胡戎，唐俗犹□□邑丰。”(32)在此任上，他仍全力经营有关西夏的边防事务，试图延续新政时期边略的基本方向。 元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吕惠卿游览晋祠(当时称兴安王庙，兴安王是石敬瑭给唐叔虞的封号)。他即兴作诗一首，并亲书于石： 翦叶疏封意，归禾协济心。遗风固唐远，积德本周深。逝水悲兴废，浮云阅古今。祠宫尚会學翼，鸣玉漱松阴。(33) 首句说成王剪桐封弟，次句说唐叔虞以嘉禾献天子，喻上下一心，互敬互爱。三、四句说虽然遗风传自陶唐，但主要还是靠西周的积德，意即虽有地方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朝廷的德行所致。五句表达了某种悲凉的情绪，六句则表明对世事应该看开。由于神宗此时已经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主政。反对新法的旧党开始支配朝政，废除新法，联系当时吕惠卿的境遇，应该说此诗传达了他对朝廷的不满和无奈的感伤。 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与王安石先后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在这年，新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曾布到太原，接替了吕惠卿的职务。他上任之后就率全体下属到晋祠祈雨： 龙图阁学士、河东经略安抚使曾布、提点刑狱、朝奉大夫范子琼，躬率僚吏，祷雨祠下。通判太原军府事田盛、高复、签书河东节度判官卢讷、知阳曲县冯忱之、走马承受王演、检法官史辩从行。元祐丙寅岁七月十三日，讷谨题。刊者任贶。 此段文字刻于晋祠铭碑碑阴，在碑右侧又刻有“鲁郡侯曾布以元祐丙寅岁闰二月庚戌出帅河东，四月丙辰至太原府视事。己巳四月丙午易守真定。五月辛卯率僚吏告违于晋祠之神。丙申受代而东，子婿兴国吴则礼书”。 曾布，江西南丰望族，熙宁末因市易法与吕惠卿等发生分歧，被贬出京。元丰七年，曾布复翰林学士；八年，哲宗立，迁户部尚书。元祐元年闰二月，御史中丞刘挚弹劾曾布，建议移外任。数天后即命出知太原。(34)元祐四年，因朝官弹劾，曾布被不断贬官调任，直至哲宗亲政。 在此新旧交替之际，宋廷对西夏的立场也开始软化。元丰八年十月，接替曾布知庆州的范纯仁便上书对西夏弃地议和。元祐元年二月，朝廷又下令河东、陕西严禁与西夏“私相交易”。在此期间的讨论中，并没有听到作为河东经略的曾布的声音，至朝廷决议弃地、西夏对宋采取强硬态度时，高太后严禁边将应战，曾布无所作为也是可以想见的。直至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在绍圣元年和二年确定了开边的积极边略。从这个背景来看，曾布自元祐元年至四年在河东的经营，不可能是消极退缩的。 从前述吕惠卿与晋祠关系的分析，可知晋祠此时已成为开边的文化象征。曾布在就任和离任时两次率僚佐拜谒晋祠，虽无法得知详情，或可推为某种态度的表露。 三、熙丰间本地区的开发与晋祠的变化 作为一个寺庙，晋祠曾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隋末李渊将起兵时，为隋将察觉，借口请他到晋祠祈雨，欲乘机杀之，为李渊发现。所以前文提及李世民的《晋祠铭碑》碑文中，就说“先皇袭千龄之徽号，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诚心，以祈嘉福。爰出鞠旅，发迹神祠，举风电以长驱，笼天地而遐卷。一戎大定，六合为家”。认为唐朝统一天下，就是继承了唐叔虞被封的唐国国号，唐朝就是从晋祠这里发迹的。 宋太宗攻灭盘踞太原的北汉之战，还是比较惨烈的。此前周世宗、宋太祖两次亲征，都没有攻破太原。宋太宗堵塞了晋祠水和汾河水，灌太原城，才逼迫北汉后主出降。为惩罚太原的抵抗，宋太宗下令焚烧全城，将百姓迁到一个叫唐明镇的地方，仍称晋阳，即后之太原府所在。太平兴国九年，即毁故太原城四年后，宋太宗为了宣示威德，重修晋祠。所谓“乃眷灵祠，旧制仍陋，宜命有司，俾新大之”。(35) 上述两个事件，都将晋祠与政权的转移联系起来，晋祠所奉唐叔虞作为一地之神主，在前者成为起于地方渐而统治全国的象征，在后者则成为地方必须臣服国家、为国抚民的象征。这种情形，到真宗、仁宗时期开始发生改变。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时地震，晋祠毁。“四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尝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36)就在此后的重修过程中，原来晋祠中的女郎庙在自天圣到嘉祐间逐渐被扩建成晋源神祠，即晋水水神。(37)在一个极为重视水利兴修的时代，水神祭祀必然被提到很高的位置。 熙宁二年(1069)，朝廷颁布《农田利害条约》(《农田水利约束》)8条；三年，颁布《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11条，开启了熙丰新政中的农田水利改革。不过北宋时期对农田水利问题的重视，自仁宗“庆历新政”时期就开始了。著名的水利工程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就是英宗治平时开始修建的，经熙宁八年大规模修建后告成。 晋祠水利也是在仁宗嘉祐时开始的。 难老泉源晋祠下，支行股引，东走平陆，十分之以溉田土。倍加于昔者，前大夫陈君所为也。嘉祐四年邻水兴，天下争言灌溉事，独此方民浮说，意以水增赋，虽田被其流，悉不肯疏为之用，只旧溉田一百余夫而已。迄五年夏，民益不劝，君敕府禁，敢有浮说罔人者置之法，民始释然，从事惟君命。于是浚其源为十分，穴庙垣以出其七分，循石絃而南行一分半，面奉圣院折而微东，以入于郭村。又一分凑石桥下，以入于晋祠村。又支者为半分，东南以入于陆堡河；其正东以入于贤辅等乡者，特七分之四，其三分循石絃而北，通圣母池，转驿厅左，以入于太原故城，由故城至郭村。凡水之所行二乡五村，民悉附水为沟，激而引之，漫然于塍陇间，各有先后，无不周者。已而皆汇于汾河，其溉田以稻数计之，得二百二十一夫，余七十亩，合前为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亩三分有奇。碾硙之具鳞次而动，以屋计之，得一十二区，有利于民，而自以为事故不趋，不期而其成也。不日，于是晋水之利无复有遗，倍加于昔矣！……嘉祜八年二月初五日记。(38) 据此，在嘉祐四年(1059)时，已“天下争言灌溉事”，即兴修水利已成为朝野关注的大事。但晋祠地区的人害怕兴修水利后增加税收，并不打算利用这一资源。直到嘉祐五年夏，知县陈知白破除传言，才兴建工程，将难老泉水三七相分，灌溉周围村落的稻田，共计3万多亩。到神宗熙宁八年，“太原草泽史守一修晋祠水利，溉田六百余顷”，(39)灌溉面积扩大了一倍。 宋初，河东北部长城沿线实际上成为宋辽边界，雁门及东西两侧的管涔山、五台山一线是为北宋的前线。从仁宗到英宗统治时期，辽民南扩，引起边界纠纷，在韩琦知并州的时候，相应采取了“根括禁地”的措施，对边界地区的禁地加强了控制。熙宁七年至十年间，宋辽为边界争议多次遣使谈判，最后结果是辽界向内扩至长城以南，将黄嵬山以北的天池划归于辽。(40)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熙丰年间对西夏的战略成为重点的时候，太原地区的经营与开发变得尤为重要。如在太原以北、地近雁门、五台的崞县申村，有个叫高万的人，“便习水利事”。当地有阳武河，经常泛滥，“滨河有田数千顷，因垫溺则废为旷土，其民亦转徙而他者不可胜计矣。嘉祐、熙宁间，君始为凿渠道，筑堰堑，引涨水以溉瘠田，得膏壤数千亩，卒抵丰殖。由是一川之人皆效而为之。……熙宁以前，民知有涨水之害而不知有涨水之利；熙宁以后，民知有涨水之利而不知有涨水之害”。(41) 就在此时，晋祠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当然与区域开发是有直接联系的。 熙宁十年(1077)，朝廷敕封晋水源神为“昭济圣母”。(42)至此，晋祠中圣母殿的香火就开始远超唐叔虞祠。其实，根据古建筑学者对圣母殿的勘查和研究，现存圣母殿本来是太平兴国年间重修晋祠时所建祭祀唐叔虞的祠殿，因为在落架修缮时，在三个柱础中发现了83枚古钱，其中最晚的不晚于后周显德六年(959)。(43)大约在熙丰之间，昭济圣母“鸠占鹊巢”，晋祠的正殿便成为圣母殿。 在正对圣母殿的莲花台上，有四尊镇水金神铁像，它们的出现，是圣母殿奉祀的主神为水神的明证。在这四尊铁像的腹背，分别镌有文字，其中三尊是北宋所造。位于西南隅的铁像上的文字是： 维大宋太原府故绵州魏城令刘植、县君张氏、男元吉、新妇谢氏、房弟延昌、侄万、孙男应、乡贡进士世安、世臣、世顺、进士重孙莹，谨卜绍圣四年三月朔日，立此金神，用彰阴报。一人积德于百年，后世承恩于四世。常修祖业，望昌盛于无穷；献尔丹诚，庶永期于不朽。外甥乡贡进士张鑑记。 后背列助缘人乡贡进士武安行等38人，右膝列太原府文水县助缘人市令冯远木、牙人、节级齐照等8人，同助缘人义社弟兄郭清、任规等12人。 位于西北隅的铁像腹背文字略漫漶，可识读的文字是： 大宋太原府甲午□□社赵和等特敬□□舍净财铸铁人一……昭济圣母永充供养……神侍……永古舆情。俗……于长年，咸仰昭明……佑。绍圣五年…… 甲午社都维那头赵和、弟赵闰□□□，副维那李立□□，副维那张国分□□，社人李和、杨福张、郑诚、乔水、庄立、赵俊，道士白□□、陈平、大监王昌、弟王和。绍圣五年四月初一日。□□□。 位于东南隅的铁像胸前残存“太原岳庙邑人赵谏”、“王斌、贾吉和、毕荣”、“施主司福、妻李氏、屠户王德等”字样。其他漫漶不清。为政和年间铸(一说元祐四年铸)。此外圣母殿前飞梁之东尚有政和年间铸二铁狮，其中之一残存“太原文水弟子郭丑牛兄”、“灵石县任章、常杜、任用、段和疋”等字样。 此外，在圣母殿中圣母塑像的座椅背后有题记如下：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龙社人吕吉等，今月赛晋祠昭济圣母殿，缴柱龙六条，今再赛给圣母坐物椅。社人姓名如后：正社头吕吉、副社头韩瞻、焦昌、赵良、王德、薛巡、杨仙、段清、杨福、张迁、张钦、牛景、李宣、师圣、范顺、李德、张诚、穆玉、崔诚、阎安、郭荣、赵德、宋三、阁德、刘信、刘澗、王德、郅元、毛安、史玉、齐信、曹玉、高恩、陈容。右前体项众德人并题。(44) 捐献圣母殿前柱上的木雕龙和圣母像座椅的时间比捐献莲花台铁像的时间还早数年。 从以上材料可知，自熙丰年间晋祠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昭济圣母之后，晋祠已成为太原地区民间赛社的重要场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晋祠主神昭济圣母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更直接的联系。无论圣母所司的晋水还是雨水，都是在灌溉对于农事和百姓生计变得更为重要的前提下才会得到重视的，而灌溉变得重要，又是在极端依赖水利灌溉的农作物(如小麦)在此时此地区普遍种植的情况下发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将另文加以讨论。 前述材料中，除一尊铁像为本地官宦家族为积阴德而捐献以外，其余皆为结社赛神的民众集体捐献，这些结社来自太原府属的文水县、灵石县，及太原本地。看起来，这些社是按地缘组织起来的团体，由各不同姓氏，甚至不同职业的人组成。甲午社可能是因立社时间而取名，金龙社可能是因发愿捐献龙柱而取名。他们可能定期到若干个寺庙赛神，故有“今月赛晋祠昭济圣母殿”之语。可见自北宋时起，对晋祠昭济圣母的民间祭祀已开始定期化。 水神昭济圣母取代唐叔虞成为晋祠的主神，是晋祠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可以说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谋”。从官方来说，由于太原地区对于宋廷对辽、西夏和战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熙丰新法的一些重要举措在河东地区的推行，使晋祠水神得到朝廷重视，获得敕封；从民间来说，由于熙丰新法实行前后的一段时期，农田水利事业在这一地区得到极大推进，与百姓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故而这里逐渐成为当地民众处理水利事务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晋祠历史自身的一个事件，折射的是国家政局与地方发展双重的影响。 就在太原地区的民众赛社晋祠昭济圣母，捐献金神铁像的绍圣初年，在晋祠铭碑的右侧，有绍圣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一则题记： 大帅左辖王公命王修永之再新庙宇。是年十月初二日，丘括公度、王防元规来按视，吕珣温甫、萧经臣伯邻偕行。王良弓袭之督役同至。 据《山右石刻丛编》卷一三，“考史，安礼绍圣初还职，知永兴军，三年知太原府。与碑合称左辖者，安礼尝拜尚书左丞，特举前官称之耳”。指文中“王公”为王安礼。王修，不知是否王氏子弟。王防，王安礼之子，即王安石托付《日录》之人。王安礼于此后不久即去世，他及其王防在这里做了什么，不得而知，这不过是晋祠留下的与熙丰新法的主角们有关的最后一则材料。 ①对晋祠及相关史事的社会史研究，可参见赵世瑜：《赤桥村与明清晋祠在乡村网络中的角色》(《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中的介绍。 ②关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见《晋祠碑铭》碑侧。 ④见《晋祠碑铭》碑阴。 ⑤《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3页。 ⑥(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己酉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82页。 ⑦参见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 ⑧(北宋)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6页。 ⑨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9页。 ⑩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四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8页。 (11)(北宋)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一，“清明日赐宴琼林苑奉酬宫使太师相公”，第6页。 (12)《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礼传》，第10553页。 (13)《宋史》卷三一一《吕公弼传》，第10214页。 (1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己酉条，第5582页。 (1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五月庚寅条。 (16)(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版，第512页。 (17)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32页。 (18)(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七月壬戌条，第5743页。 (1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七月乙丑条，第5746页。 (20)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六《答吕吉甫书》，第70页。 (21)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六《再答吕吉甫书》，第70-71页。 (22)(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八月壬戌条，第7921页；卷三三○，元丰五年十月戊申条，第7945页；元丰五年十月癸酉条，第7960页；卷三四一，元丰六年十一月乙未条，第8200页；元丰六年十二月壬辰条，第8214页。 (2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元丰五年十月乙丑条下，“上顾王圭曰：‘王安礼常劝朕勿用兵，少置狱，此诚可听。’”第7956页。 (24)唐武标点校：《王文公文集》卷六《再答吕吉甫书》，第70-71页。 (2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五，元丰七年四月甲辰条，第8283页。 (26)具体分析可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7页。但对永乐之役后到元丰末年之间宋夏之间的对峙情态未有涉及。 (2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癸卯条，第7939页。 (28)(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元丰五年十月癸酉条，第7961-7963页。 (29)(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元丰六年十月庚寅条，第8187页。 (30)(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三，元丰七年二月庚辰条，第8241页；元丰七年二月戊子条，第8248页。 (31)(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庚戌条，第8256页；元丰七年三月庚申条，第8264-8265页。 (32)(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9页。 (33)(清)刘大鹏：《晋祠志》卷一〇《金石二》，“吕惠卿题兴安王庙诗碣”，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190页。 (3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甲辰条，第8900-8901页。 (35)《新修晋祠碑铭并序》，转引自刘大鹏：《晋祠志》卷一○《金石二》，第189、200-201页。 (36)《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二二，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6年版。 (37)有人把这次地震与圣母殿的兴修联系起来。据说明代罗洪先曾在此题诗一首，为清顺治初知县郜焕元刻于石：“悬瓮山中一脉清，龙蟠虎伏隐真明。水漂火劫山移步，五十年来帝母临。”民间传说罗洪先极为神异，预测到题诗52年后这里的大地震。或以为这是指祥符二年的地震，真宗死后，祖籍太原的仁宗养母明肃皇后(刘娥)在入宫50年后回归故里，故而大修圣母殿。殿中彩塑的侍女与宦官像体现的是北宋宫廷的“六尚”官制。参见牛慧彪：《晋祠圣母殿建筑年代考》，《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38)(北宋)公乘良弼：《重广水利记》，道光《太原县志》卷一二《艺文》，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665-667页。原碑已不存。 (39)道光《太原县志》卷二《水利》，第109-110页。 (40)参见彭山衫：《封陲之守——宋辽河东熙宁划界诸层面》，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41)《高万墓志》，(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五，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上下。 (42)《宋会要辑稿》礼二○之五九。 (43)参见彭海：《晋祠圣母殿勘测收获——圣母殿创建年代析》，《文物》，1996年第1期。 (44)转引自高寿田：《晋祠圣母殿宋、元题记》，《文物》，196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