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微信语言的修辞接受
叶惠美
摘 要 学术界大多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政务微信语言，关注政务微信该如何说话，对谁说话的问题。但是政务微信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活动，其言说效果，不仅和表达者有关，接受者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运用接受修辞学理论对政务微信语言的修辞接受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政务微信语言的修辞接受特点和言说效果。
关键词 政务微信语言；修辞接受；开放性；社会性；选择性；个体性
随着政务微信的兴起，政务微信语言已经成为国内外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之一。但大部分的学者致力于从言语行为角度探究政务微信语言的表达者是如何言说，对谁言说，较少从接受者的角度对政务微信语言进行探讨。政务微信的言说效果不仅和表达者密切相关，还和接受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过于强调表达者如何言说，没有考虑接受者是否认同或喜欢，不仅无法使言说效果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还可能会造成表达者和接受者相互博弈，导致“信息减值”。
在国内，修辞学家谭学纯对修辞接受作了长期探讨，出版了著作《接受修辞学》，强调修辞不能缺乏对接受一维的研究。政务微信是一种修辞活动，“从编码到解码，都离不开接受者和表达者的互动。”[1]接受者如何接受所表达的世界，是政务微信语言研究留给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要深入探讨政务微信的言说效果，须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对接受的可能性和潜能进行考察。本文尝试从政务微信修辞活动中表达者的修辞信息选择和接受者的修辞接受特点的关联关系角度对政务微信的修辞接受现象做出宏观解释，并结合具体的政务微信的修辞文本进行分析。
1 坚持接受主体的开放性
“修辞接受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修辞信息，更重要的是证明接受的可能性和接受者的潜能。修辞接受只是一次性完成的、同时又是无数次接受的积累与综合。”[2]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增加了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及时性、共享性。为了被微信使用者接受和认同，政务微信的表达者充分开发了修辞接受的开放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语用手段的多样性
为了拉近和受众的心理距离，政务微信自觉进行了调适，利用新媒体多样的语用手段，或用文字与受众进行对话、互动，发挥线上线下的联动作用；或用符号、图像、漫画、动画等多模态形式展示直观视觉冲击，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或用视频还原已逝情景；或图—语互文，增强表达的主旨。
综上所述，改善民生的战略价值和着力点已明确，那么靠什么来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呢？毛泽东阐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的动力，这就是一要靠人民，二要靠党和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
政务微信语用手段的多样性是政务机构基于受众设计理念的一次自觉的语用调适。这种语用调适是遵循网络语境的语用特征，是政务微信的表达者的一次与接受者（微信网民）语用兴趣、特征相符的言语表达调整。
1.2 叙述视点的多角度性
政府机构为实现修辞效果的最大化，突出修辞接受的选择性，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平民的视角选择修辞信息、用故事来讲理。
“正常人”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顾惜自己的尊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做人的不二信仰。“正常人”对人生的感悟是：生命的本质，是“时光”和“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接受角度，往往也就选择了一条独特的与表达者对话的路径。”[7]很多的政务微信都是善于用讲故事的形式为接受者提供进入对象的切入点。让事实来说话，让网民们看得见，已成为政务微信号赢得受众信赖，提升公信力的一个主要手段。
例1用第三人称内视角的模式进行叙事，接受者只能通过文本获知“他”的所作所为，而无法介入他的内心感受。法治肇庆运用第三人称叙述，向受众讲述陈志权一天之内不同时间段的工作内容，保证了故事的完整性、真实性，同时运用第二人称“你”作为叙述对象，在人称的跳跃与转换中完成了人物的介绍和事实的报导，通过多角度的叙述视点使得修辞文本的接受者建构起了一个恪守尽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法干警的修辞幻象。
看客这一生态共同体只有围观起哄的“精神”，此外绝无任何价值可言。它创建出的集体人格，扭曲变形、丑陋不堪。而“文化”之所以能称其为“文化”，亦必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看客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传承下去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想消灭还唯恐不及（虽然这种意识形态延续了千年，一直没有消灭）！
1.5 放化疗后随访 患者治疗过程中每周随访1次，包括血常规及肝肾功能的血液生化检查。患者放化疗结束后1.5个月首次随访，随后每3个月随访1次，包括血液学和颈胸腹部CT检查。随访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
由图6(a)可知,弯曲梁的受力情况与微纳测头受Z向载荷时支撑梁的受力情况是一致的，故支撑梁弯曲时试函数与式(1)相同。
1.2.2 故事外的人物视角+故事内的叙述声音
例1：9名消防队员进入深山的这一路上，营救了很多逃生的群众，而又从他们口中一次次得知，里面还有人。“选择”是除了现场的困难外另一个让他们感觉到艰难的部分。因为前面一切都是未知的，被困者的位置，受伤情况，他们不知道，前面还会有什么危险，他们不知道，但是，张继升说，他们知道的是指挥部在等待着他们的消息，他们知道的是必须前进。（中国消防2018年11月29日）
例1中国消防以故事外的人物视角讲述消防员救灾的故事，通过作者的叙述和见证，为修辞文本的接受者建构起了一群不怕苦，不怕累的中国消防官兵形象。同时，穿插被访问者（消防人员）的个人叙述声音，讲述他们的救灾故事，巧妙地将故事外的人物视角和故事结合起来，体现叙述视点的多角度性。
2 遵循接受主体的社会性
政务微信语言的出现一方面离不互联网这个网络语境，另一方面与表达者、接受者的观念调整密切相关，都要遵循接受主体社会性的条件。
2.1 网络语境
“政务微信语境是基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网络语境”[3]网络的资源共享，共同参与、瞬息万变催生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张扬的心理。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同样的也催生了追求自由、独特的社会心理。
网络是当代生活的一面镜子，网络的发展冲击着汉语的形态变异，各种新的词汇、字符、语用层出不穷。特别是微信的普及化，使得网络语言越来越受到微信网民的接受与追捧。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政府机构以微信公众号或订阅号为平台借鉴网络流行语、淘宝体、甄嬛体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技巧，以实现修辞行为与交际对象相切合，更好地提高言语的修辞效果。
“任何一种新的思维样式、新的时代精神，都需要一种与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状态相对应的新的语言形态，一种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充满生命力的现代语言。”[4]经受了网络语言的浸染，作为修辞活动的表达者（政府机构）不再以批判、挑刺的眼光看待网络语言，而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审视，甚至自觉参与到网络语言变革和创新的浪潮中。
2.2 观念调整
网络语境下，越来越多的网民具有寻求个性的明确的自我意识，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语言，他们同样希望自己的言语交际对象的言语表达能够与他们处在同一频率上，渴望在政务微机构上情下达的过程中感受到亲民活泼的话语基调，温婉亲和的话语方式的浸润。作为政务微信的表达者（政府机构）要顺利实现上情下达的政治目的，就不能离交际对象的语话角色期望太远，就必然要接受并适应这种言语变化，以获得政务微信的接受者的认同，提高话语的可接受性。“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修辞活动之所以产生，正是表达者重视接受者的结果。由于接受者的潜在干预，使表达者在产生表达行为之前，往往先考虑表达效果，并选择相应的修辞手段，以获取预想的结果。”[5]
政务微信出现的个性化的语言正是政府机构立足于机构职能、公共服务并积极构建一个富有亲和力的政府机构形象的积极修辞行为。政务微信个性化语言的出现和丰富，是构成修辞活动的表达者在互联网语境下，基于接受者的话语接受能力和话语接受心理，对话语角色的调整、创新与转换。
我们看女演员，喜欢关注她的演技和颜值，而这两项衡量标准，赵多娜都给了我们惊喜。自然流畅的演技，加上极具辨识度的外型，让她在许多粉丝心中，成了几近完美的存在。而在熟识她的人眼中，她更吸引人的，其实是骨子里的那股不怕输，打不败，只要是认定的事就绝不放弃的韧劲。
3 突出修辞接受的选择性
接受者言的认知是经验化的。为了激发接受者经验世界的恢复，很多的政务微信积极构建了多角度的叙述视法，运用不同的人称转换和叙述模式，为引导接受者建构起了一个开放的修辞接受系统。
多西他赛联合替吉奥对晚期胃癌患者CEA、CA199、TAM水平及疗效的影响 ………………………… 吴周姜丽等（18）：2524
3.1 以受众的视角选择修辞信息
“在修辞的形成过程中，表达者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接受者的接受，也就是说，接受者实际上已经参与或影响到了修辞的形成和创造。”[6]法治肇庆从满足受众的接受视角出发，选取了公职人员一天平凡琐碎的工作小事，既让微信网民近距离看到了公职人员的忙碌与尽责，又以小见大，通过一个人折射出肇庆市一群默默奋斗，坚守平安梦的公职人员形象。
功能测试的目的是确保模块的设置数值与预期数值相符，确保各个芯片能够正常工作，实现基本功能。表4展示了电源电压测试结果。测试得到的电压与实际电压差值保证在0.3%以内，系统可以被正常供电。
为了赢得受众的欢迎和喜爱，越来越多的政务微信放弃了官方视角和中介视角，选择从满足受众接受的视角进行了信息的选择和定位。例如法治肇庆的《今天我当班》栏目就是一个典范。例如3月5日的《今天我当班丨奋斗的肇庆综治人，为居民守护平安梦》这篇推文以时间为轴，“从8:20开启一天的工作”“9时，综治中心前台已来了几名来访群众”“9点30分陈志权刚送走了一名来访者，另一名群众紧接着走进了综治中心”“10点30分”“回到办公室已将近12点了”“当天下午”按照一天的上班时间，向广大民众真实展示了综治端州区睦岗街道党工委委员综治中心专职副主任陈志权一天的工作情况，让作为老百姓的微信网民们近距离地了解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受众视角的选取，时间的线性安排，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3.2 以故事切入修辞接受角度
例1：综治中心是平安建设的重要平台，是社会治理的“大脑中枢”，肩负着筑牢平安建设“第一道防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使命，责任在肩，如何担当？今天的【今天我当班】记者走进了端州区睦岗街道综治中心，为你呈现综治工作者默默无闻的日常缩影。他就是今天的主角——端州区睦岗街道党工委委员综治中心专职副主任陈志权。（法治肇庆 2019年3月5日）
例1：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会麻痹大脑，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可是依旧屡禁不止，有些人为此还付出惨痛的代价。最近发生了几起事故……（苏州公安微警务2019年6月20日）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n）、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x± 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1 第三人称+第二人称的相互补充
例1先是呼吁大家喝酒不开车，接着指出喝酒开车的危害。为了说明喝酒开车的危害性，苏州公安微警务选用几起事故，用通俗语言讲述了“喝酒不开车”的道理。以故事切入修辞接受角度，既真实可感，又能引起接受者的警醒，实现通过几起事故的惨痛教育达到“喝酒不开车”的劝说效果。
3.3 以移情策略达到修辞效果
“移情在语用学上指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用意。它既有语用一语言的问题，也有社会一语用问题，涉及说话人如何刻意对听话人吐露心声、表达用意，听话人如何设身处地来理解说话人言谈的心态和意图。”[8]政务微信的表达者为了实现修辞效果的最大化，从接受者的视角出发，巧妙运用了移情策略。
例1：记者走出综治中心时，不禁回忆起一句名言警句：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法治肇庆 2018年7月25日）
例2：我们用平安守护肇庆的幸福生活！你的满意，将让这张“平安”名片更闪亮！（法治肇庆2018年7月25日）
例1中名言警句的使用具有感召性，能给人信心，催人奋进，能给能唤起接受者的参与性。例2中，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我们”，说明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所有肇庆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立场，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心理，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好感，易于被接受者接受。
4 兼顾接受主体的个体性
4.1 信息接受者的特殊性
政务微信的接受者是基于互联网的微信用户，政务微信的信息接受者不是单项接受信息的受众，而是能够和政府进行媒体对话的对象。他们既有来自同一地域的民众，又有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既有精英阶层，又有普通大众；既有政府人员，又有平头百姓。这些不同的个体却都是政务微信修辞活动的解码者。为了兼顾接受者的个体差异，提高接受者的解码能力，地方政务微信语言呈现出了地域差异性。例如：
例1：成都的早餐真没得啥子好吃的，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思考，今天的早餐吃啥子？选择也不是很多，就几十种～（微成都 2019年5月16日）
例2：广东多地发出高温橙色预警，空调冷饮Wi-Fi才是真爱，广仔表示只想钻进冰箱里。然而前脚刚出办公室，后脚就踏进了烤箱。（广东发布2019年7月18日）
例1和例2中的政务微信语言都带有各自的地域特点。“没得啥子”“吃啥子”是四川话，“仔”却是广东方言的标志特征。地域方言的使用，很容易激起修辞接受者的地域认同感，亲切感也会油然而生。微成都和广东发布考虑到了接受者的个体差异，借助方言词汇，有效地赢得了受众的喜爱。
4.2 信息接受者对新媒体语言的认同
微信语言“是一种体现代代年轻人生存和思维状态的新语言”[4]。为了融入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政务微信自觉不自觉的“去权威化”，加入了流行语、符号、表情，并积极构建平等亲密型的话语沟通模式。这种个性化、平等化的网络语言符号也越来越为微信网民们所熟悉和认同。
例1：消防蜀黍也需要“好运鸭”。腹肌练出来鸭，岗位考核都通过鸭，社会救助多一些理解鸭，全民安全意识多一些鸭，火警少一点平安多一点鸭，假期可以回家多陪爸妈鸭，父母身体健康我们少牵挂鸭，有个女朋友且能理解我的工作鸭（中国消防2018年12月9日）
在军校中机械类课程采用的案例大多还是民用机械为主，“军味”浓的案例十分缺乏，这一方面是由于装备案例来源渠道不够顺畅，部队中遇到的各种机械问题多，但反馈给院校的很少，大多直接给与工厂，并且工厂能够给与更好的解决；另一方面院校和部队、工厂间沟通不够顺畅，没有很好的合作沟通，案例收集难度大。
例1的“蜀黍”是“叔叔”的谐音，“好运鸭”是在网络词语“小黄鸭”的基础上进行的仿拟。这些新词的使用是政务微信的“政治性格”逐渐弱化的特征，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迎合了年轻人求新求异的心理。排比句的使用，更是让受众一下子感受到了消防人员的不易。这个例子雅俗并用，接受者在进行信息解码后，很自然地对消防官兵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5 结束语
“表达和接受，构成修辞活动的两极，两者统一在同一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又各有不同的角色分工：表达者提供获取言语交际最佳效果的可能性，接受者完成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5]政务微信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修辞活动，其言说效果，不仅和表达者有关，接受者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深入地了解政务微信表达者对修辞信息的选择与接受者的修辞接受特点的关联关系，才能实现修辞效果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林斌.关于谭学纯接受修辞学的一次历史性探察[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5：13.
[2]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04.
[3]叶惠美.网络语境下政务微信的话语研究[J].新媒体研究，2018，4（20）：23.
[4]申小龙.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1，18.
[5]谭学纯.接受修辞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38-39，7.
[6]蔡永贵.从接受修辞学的角度解读古汉语倒装句[J].宁夏大学学报，2014：12.
[7]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325.
[8]何自然.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1991（4）：11.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8-0046-03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修辞学视域下的政务微信语言研究”（项目编号：NY-2018KYYB-2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叶惠美，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讲师，复旦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标签：政务微信语言论文; 修辞接受论文; 开放性论文; 社会性论文; 选择性论文; 个体性论文;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