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入是否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效率论文,资本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其决定性因素无疑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大规模地转移，是这一时期工业化的主要驱动力，即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工业规模的扩张，即以“资本广化”为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愈趋明显的“资本深化”特征，主要表现为资本-产出比的持续扩大和工业部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1]。与此对应的是，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国际非直接投资资本也开始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境内。
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流入与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并行发展，这种相互呼应态势所引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评价国际资本流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亦即是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入？抑或两者互为促进？进一步地，另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什么因素驱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工业化发展？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厘清国际资本特别是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首先要求必须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的特征事实有一个深入了解。因此，本文依循这一思路，先从经验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资本流入的特征事实作一个深入考察，然后从理论上阐释国际资本流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期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国际资本流入
中国经济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其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5.4%①，此后一直保持上升，80年代平均为7.6%。尤其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更是平稳快速，年均增长率达8.6%，21世纪前10年上升至9.6%。这种增长态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20世纪60、70年代，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或地区虽曾有过类似的增长绩效，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就一直保持低迷态势。像中国这样能保持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并能在遭遇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冲击后仍能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实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见表1)。
图1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1985-2012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相对应的是，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力度，提高了对外商的优惠政策，以港台为主的外资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1990年流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达35亿美元。2002年，即正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流入中国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上升为493亿美元，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此后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连年持续增长，2010年达247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60%。可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是正相呼应的。图1显示了人均GDP增长率和净FDI占GDP比重在1985-2012年间的变动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这两者的变动基本同步。
随着中国政府对资本金融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02年QFII的实施，国外证券资本也开始大规模地流入中国市场。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国外证券投资净流入分别为114亿美元和197亿美元，2005年虽出现反转，净流出47亿美元，但2006年随着QDII的实施，净流出额直接飙升至684亿美元。在2007-2012年随后的6年间，国际证券投资也都表现为净流入。可以推断，国际证券资本大规模流入应该与这几年(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有着密切关系。
进一步地，将流入中国境内的国际资本分为短期资本②和长期资本③观察短期资本流入可以发现，在1996年以前，短期资本的流动规模相对较小，而在1997年之后短期资本的净流入(或净流出)规模大部分年份都过百亿美元，基本与长期资本规模相当，或超过长期资本规模，而且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2008年净流出总量达1191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净流入分别为1277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2012年又再次流出近2000亿美元。短期资本的这种大进大出，无疑给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然而，长期资本净流入则相对较为平稳，并表现出稳中有升，2000年长期资本净流入总量为249亿美元，2006上升到394亿美元。近年来，相对全球经济的下滑，中国仍表现出强劲增长，更是给外商投资者提供了较好的市场预期，2009年中国长期资本流入达708亿美元，2012年上升至1831亿美元。
从图1和表2所显示的宏观数据趋势可得出的直观判断是，虽短期资本的流动表现出相对的随机性，而长期资本尤其是FDI的流入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但由此是否可以认为，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或者说提升了中国增长效率？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凭经验判断，而需从理论上作更深入探讨。
三、国际资本流入是否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
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行发展，很容易引发学术界作这样的思考，认为国际资本流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即促进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这很符合主流经济学观念，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然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主流学者对这种配置效率的改进给出了诸多解释。他们认为，首先在直接意义上，国际资本流入可以视为是接受国资本和技术的“净增加”，它直接参与接受国的国内资本形成，因而可通过扩大投资来促进接受国的经济增长。而构成其主体部分的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Lardy(1995)[2]、Kaiser(1996)[3]等曾分别对中国“FDI占GDP比重”和“FDI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比重”这两项指标进行了考察，分析发现，这两项指标在1990年以后呈现出大幅上升趋势。由此，他们得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
然而，如对此作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个分析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从图2可以看出，净FDI占GDP比重和占GFCF比重在改革年代虽保持上升势态，但从绝对量而言，这两个比值都相对较小，不足以对固定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就“净FDI占GDP比重”来看，该比值在整个考察期内从未超过6%，最高年份的1994年也不过5.68%。而从“净FDI占GFCF比重”来看，该比值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也相对较小，只有从1993年才开始大幅增加。在1993-1999年间该比值年均为13%，是改革年代的高峰期。进入21世纪后该比值就开始下降，2000-2007年间均值为8.8%，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以来的近5年均值也不超过6%。因此，从国内资本的形成角度来看，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
图2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1985-20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GFCF=固定资本形成总额；Net FDI=净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是反映在规模上，而是体现在效率的提升上。主流理论认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可以通过经济效率的改进来提升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企业能够向外资企业学习或与它们建立商业联系，从而产生“溢出效应”。Findly(1978)[4]就曾认为外资企业的资本对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它是技术进步的推广者。Wang(1990)[5]将FDI与国内人力资本的增长相联系，认为FDI的增加能诱导国内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Walz(1997)[6]也认为，外商投资企业能够给发展中国家的研发部门带来技术溢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Glass et al.(2002)[7]对此的解释是，外商投资企业为发展中国家的模仿生产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它们的模仿成本。
Jean-Claude Berthelemy et al.(2000)[8]则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改进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认为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转移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内学者姚树洁等(2006)[9]曾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之所以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作为外资接受国的中国所不具有的新技术和专有技术，因而外商直接投资能加快中国对通用技术的采用速度，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
然而，国际资本流入能够对接受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是，前者的技术水平必须显著高于后者。但从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来源构成来看，流入中国的国际生产资本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图3所描述的是1997-2011年间中国接受对应国家或地区的FDI占中国所接受全部FDI的比重。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的FDI绝大部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1997-2011年间，系列1与系列2的各年数据之和均在70%以上，其中占主要比重的还是来自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然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并不明显比中国本土具有优越性。
图3 中国利用外资情况：1979-201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进一步地，对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全部企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1993-2007年间，这两个比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并表现出长期的下降趋势。这说明外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小，并在逐渐消失，亦即外资企业即使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也是相对微弱的(见图4)。因此，从效率提升的角度看，也很难对国际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出肯定评价。
当然，为更确切考察所有工业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对比情况，就必须对这两者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更深入地分析。为了避免对样本数据和模型形式的过度依赖，下面将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对所有工业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作进一步分解，即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来考察这两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特征。其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1993-2000年间，外资企业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率高于全体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而在2000-2007年间，结果正好相反。这种反转情况说明外资企业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是没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而且事实上，从表3可以看到，所有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并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技术效率中的规模效率。这说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是动态规模效益，而非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这与后凯恩斯主义文献的分析是相吻合的。
概言之，国际资本的流入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至少没有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由此认为，国际资本流入或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却是言过其实。然而，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流入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毕竟是并行不悖的，那么，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判定，这种正相关性应是，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入，而非相反。当然，这个判断是否合乎事实，则还须从计量上作进一步检验。
四、中国经济增长拉动国际资本流入的经验证据：基于VAR模型的分析
鉴于不同时长的国际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的作用不同，为更好地讨论这种不同的作用特征，仍按前文标准将国际资本分为“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来进行考察分析。
由于“技术溢出”相对体现在长期资本上，而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这里适合构建VAR模型来分析“国际资本”与“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文献，我们可以选择“长期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重”(即lci)与“短期资本净流入占GDP的比重”(即sci)来作为考察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流入资本”和“短期流入资本”两指标的代理，并选择“人均产出y”作为“生产率水平”的指标代理。
为考察“长期流入资本”和“短期流入资本”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对lci与y和sci与y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上y是引起lci的Granger原因，而在90%水平上sci是引起y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这说明，实证分析结果更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了长期资本的流入，而不是长期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而短期资本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说明短期资本的冲击是引发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为进一步考察对应变量间相互影响机理，需构建VAR模型来进行分析。由于所考察的变量lci、sci和y都满足I(0)，因而VAR模型可构建如下：
根据AIC和SC最小值标准，可确定模型最大滞后期为1，模型分析结果见表5。
从VAR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对长期资本流入有显著的正影响，反之则不显著。而短期资本流入对人均产出增长的相关关系并不十分明显。进一步观察lci与y相互关系的脉冲响
从图5可以进一步看到，一个标准差的y新息变动对lci的冲击在第1期能达到10%，第2期能达到70%，第3期达53%，其后才开始出现显著下降(见图5b)。而一个标准差的lci新息的变动对y冲击在第1期不发生影响，在第2期为-20%，其后开始减弱。就sc1对y的冲击而言，一个标准差sci新息的变动在第1期对y的冲击为0，第2期则达到50%，随后逐渐减弱(见图5e)。这些分析结果与Granger检验是相符的。
图5 人均产出增长率波动对长期资本流入和短期资本流入冲击的脉冲反应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国际资本也大规模地流入中国。国内外有关观察者大都相信，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仍将继续接受大规模的生产性国际资本的流入。因此，对国际资本流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恰当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诚然，中国经验有其各种各样的独特性，但它还是可以作为重要的经验案例，检测各种关于外资对后进发展作用的理论阐释。众所周知，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意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集中到对中国经验的解释。
现有文献倾向认为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认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可以视为是接受国的资本和技术的“净增加”，它直接参与接受国的国内资本形成，因而可通过投资促进接受国的经济增长；二是认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即通过经济效率的改进来提升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们认为，现有文献的这些研究固然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但对特定的中国经验而言，其解释力是十分有限的。本文研究发现，从固定资本的形成角度看，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十分微小的；而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也没有得到中国现实数据的很好支持。对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全体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并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规模效率。换言之，动态规模效益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源泉，而非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判言，国际资本大规模的流入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行不悖说明的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拉动了国际资本的流入，而非相反，这个判断得到了本文的实证支持。
①文中数据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推算所得。
②1996年之前直接来自国际收支平衡表数值，之后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资本项目、“证券投资”下的货币市场工具、“其他投资”下的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货币和存款及短期其他资产/负债加总。
③1996年之前直接来自国际收支平衡表数值，之后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资本项目、“证券投资”下的货币市场工具、“其他投资”下的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货币和存款及短期其他资产/负债加总。
④包括净误差与遗漏、净证券投资和净其他投资。
⑤由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国际流入的生产性资本表现异常，为更好地考察生产率变动的一般规律，将考察年限规定在1993年至2007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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