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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经验性社会研究的技巧，原因甚多，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各国之间在对此的接受程度上差别甚大。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方法论上的争论、一代代社会科学家和一代代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差异——凡此等等都是重要的，都必须加以强调。作为我本人的出发点，我将论述在美国如此之盛行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继而延伸以探讨其他各门社会科学，最终则讨论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研究项目的若干一般性的方面。
经验性社会研究
在西欧，大约从19世纪开始，对当时社会情景的仔细描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有相当规模的行业。从法国最初对刑事犯罪统计数字的分析，到现代对经济循环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研究，人们把愈来愈多的注意力赋予计量化。有关的数据起初只见于政府机关的报道；而今天却已普及到许多国家的属于各大学或由基金会支持的研究机构，其专业范围实际上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
这种研究的成果既不是简单的描述，也不是一般化的理论。研究者努力以求的是发现规律，然后推论以使其涵盖尽可能广大的领域。就我本人的专业范围而言，我想起了一些典型的事例：教育程度低的人往往缺乏雄心壮志，这就使他们无视可资利用的各种机会；大众媒介的宣传总是不如个人的影响那么起作用；人们对各自生活情况的满意度取决于他们用来和自己比较的参照群体的情况①。要给这样的一些命题提供相应的论据，那就需要掌握相当高级的研究方法。教科文组织的研究项目应当考虑一下的是，各国在多大程度上知晓这些技术，需要给予什么帮助以期加以推广。我以此为出发点，是因为这些技术很可能为源源不断地积累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提供最佳范例。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制订指标、区分真正的因果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对大趋势做及时的分析、把个体行为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所有这些都不过是逐渐需要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事情不用多久就会清楚，我并不觉得发展出一种“社会研究的语言”便是惟一的甚或主要的、值得给予关注的话题。但这却是另一个落脚之点，便于从此起步探讨别的其他问题。
强调各国之间的差异
上面提到的经验性方法有一段奇怪的历史：所有这一切最初都是在西欧发展起来的，但欧洲的各所大学却偏偏从未真正赋予其某种地位。本世纪之初这种方法在美国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之后——特别是在二战之后——才出口转进口而回到欧洲。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取代了公认的欧洲传统呢？德法两国对历史的强调、东欧各国对宏观社会学的深刻兴趣和关注，都很有可能遭到这种“美国入侵”的威胁。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计划应当提出如下问题：这些较老的传统是实用的方法么？如果是，要怎样才能把它们保存下来而且加以发展呢？我在作为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而写的一篇文章中，促请我的美国同行们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其他国家的同行的声音，以求敏感地了解其他国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提出探讨的各种问题。
对于那些尚未发展出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方法、但却具有自己的社会分析传统的国家来说，问题就更加复杂。如施特策尔已经指出的那样，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文献确实包含着种种形式的“假说”，值得仔细解读。我对这些传统没有直接的知识，但我的确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得知，下述的程序是富于成果的。可以拿两份以极其不同的语言写成的文本，分别翻译为相对的另一种语言，这就能非常清楚地把二者的长处和短处都突显出来，由此可进行富有成果的综合。我本人不了解东方的文献，这里且从当代美国情况举一例：把斯托夫的《美国兵》与迈勒的《裸体者与死者》那样的小说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而存在主义哲学则可以和“权威主义性格”两相对照。
上述的广泛问题中有一个方面是以计量分析为中心。通常有一个假设：探索普遍性科学规律的研究方法总是要求计量化，而计量的程序却只能留给研究者个人的直觉来处理。我不以为这样的区别可以成立。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和临床的心理学家与患者的交谈，都可以通过对其方法论的审视而加以分析。教科文组织的研究项目可以给这样的尝试提供几个实例，而且应当指出，有关这一点的文献极少。与其接受关于研究普遍性规律和研究具体个别问题这二者在程式上的区别，不如致力于明确具体个别问题的研究途径。在题为“经验性社会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我讨论过计量问题。
学科际关系
在西方国家，有若干界线分明的学科——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显著发展。但这种区分是否仍然很有意义，却并不那么清楚。教科文组织的研究项目应该相当仔细地关注，多个合作项目给这种区分在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变化，甚至需要看看这种区分是否还维持着，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新近发展起来的国家创办大学，比较聪明的办法有可能是建立较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部，而不是重复传统的系科设置。否则有可能发生困难，这样的例子不难举出。按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储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经验性研究于是集中于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储蓄倾向？可是，这一类的问题“属于”谁，心理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如果此类研究由这两个传统学科之一进行，后果将会如何？再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互关系为例，人类学家习惯于主要依赖非正规的研究方法，但现在正受到压力，要求他们制订较为精确的抽样调查方法。反过来，对现代社区的研究在过去主要是由社会学家承担的，现在却常常由人类学家接收了去。以政治学为一方、以选举数据和公共舆论调查数据的提供者为另一方，二者的关系如今也已成为一些国家中经常讨论的题目之一。
显然，教科文组织调查研究的主要任务，将是描述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或分或和的趋势。很有可能，研究规划的负责人此时想要突出的是跨学科研究的优点。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能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高等教育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之点。经济学家考察了高等教育的成本及其货币价值；社会学家担忧着研究生们的“失范”（anomie）状态；人类学家指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欠发达国家的那种爱恨交加的处境；心理学家则关怀人们在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的学习过程。确实，我们可以选择若干特定的问题来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多学科合作的大题目。
与此同时，计划中的调查研究应当注意学科之间乃至之内在方法论上的对立观点。事实上，对这样一些分歧作清醒的讨论很有可能成为一大贡献，尤其是如果这些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从国际层次直到某些具体的学校中都一再发生的话。拟定这样一个问题的清单，目的在于把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论据都明明白白地摆出来，以便尽其可能具体地预见到二者各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在每一国家之内，这一研究项目应当敏感于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以法国为例，老一代学者的兴趣更多地在于宏观，而年轻一代的兴趣则更多地在微观方面。重要的是关注其他国家中是否有相似或不同的趋势。美国的趋势很有可能恰恰相反：老一代人体现着“行为主义”的传统，而新一代人则是力求发展“理论”，以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为研究重点。重要的是识别每一个国家中的“青年土耳其人”（译按：指“少壮派激进分子”）。
需要关注的方法论题目之一是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这当然是报告中需要提到的重要一项，但又不可混淆于社会科学是否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我认为那是个空洞的话题，希望这次的研究能够避开它。言之无物的空洞问题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就是断言价值观在社会科学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研究人们实际上所持的价值观，或是要描述社会科学家工作其中的价值趋向？这些我们当然是要做的。但这样的一种真理其实不言而喻，相当于说生理学家应有兴趣考察血液的构成。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可能意味着在某国考察某些问题有赖于该国的价值趋向。这自然也是对的，但有哪一种科学研究不是这样的呢？显然，教科文组织的研究项目将会有机会指出，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是为什么不同类型课题的研究要排个先后顺序。但这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的差异而必需的安排之一，是上面已经强调指出了的；应当看到这不过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并不属于哲学问题范围。
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国家如何组织各自的社会科学活动。东欧各国的社会科学家和美国的各个基金会所分别扮演的角色便是这方面的现成例证；再一个例子是社会科学实验室的出现这一新情况。
有关文献中提到了社会的和人文的科学研究。在不同语言中这两个词的含义不同，因此，谈论这一点就必须十分具体。我的意见是，历史、哲学和法学应当按照它们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来对待，而不可各自成一家。它们对社会科学有什么贡献，受到社会科学什么影响，我认为是本项目中一个重要课题；但据我个人体会，按照英语的意思，人文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因其本身的重要性就不应当包括在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项目之内，而应当作为另外一个项目的题目。
最后，就教科文组织为此研究计划所需要的工作班子提一点看法。主要的分工当然是代表不同分项目的各国顾问们的分工。但与此同时还需要另外一种顾问，由他们来评估各国国内为此项目所做工作的进展情况，要求各国之间大体平衡。在较小且不那么发达的国家，这样的顾问尤其重要，因为人手不足，也因为当地的传统会影响到取得这种平衡。就此而论，本项目的主要价值之一就在于指出遭到忽略的那些工作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