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条件下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3)11-0029-05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灵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尤其是针对党执政后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发展，是留给我们党的极其宝贵的遗产。
一、针对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主要考验，提出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东方这个大国执政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但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变化，而且也给自身带来复杂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且表现在党的中心工作、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党员的阶级出身、党活动的方式、党员干部的心理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发生新的变化。
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预见到我们这个党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变化，认为执政后党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如何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从而导致党员、干部革命意志消退、骄傲自满、贪污腐化和官僚化。
早从抗战胜利时起，毛泽东就和民主人士探讨过执政周期律的问题，多次向党的干部提出将来共产党胜利了能否保住政权的问题，能否避免像当年李自成那样，因为胜利而骄傲腐化，最终导致“人亡息政”的教训。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中也告诫这批即将走上执政岗位的新干部：“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把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称作“赶考”，即准备接受人民的考试和历史的新考验。同年，在著名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预见了因为胜利党内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上，第1438、1438～1439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过这个问题，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要求全党同志永远“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同上，第285页）。毛泽东还多次提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因胜利而骄傲自满，关键在党中央，要有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来约束党中央和他个人。故建国伊始，他就提出在党内要“不作寿”、“不送礼”、“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等。后来，又提出不要为他和其他领导人铸铜像。总之，他要求干部包括自己的家属和子女，都不要搞特殊化。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思想，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其预见性不断被历史所证明。
二、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毛病，提出共产党一定要扫除官气，不断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认为，执政党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官气十足，官僚主义严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岗位，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而官气十足，耍官僚主义，以及不断滋生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必然导致严重脱离群众，甚至葬送党。因此，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可谓深恶痛绝，始终把扫除官气、克服官僚主义放在突出的地位。
1951年，毛泽东曾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必须重视人民的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4页）。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和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指示信中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同上，第254～255页）同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又专门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指出，不少部门的干部“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同上，第265页）。
1956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强调，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使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情绪。而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争利，甚至因为没有评上级，就痛哭流涕的现象。毛泽东告诫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7页）同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提出凡能劳动的，每年都应抽出一些时间参加体力劳动，下农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等，接触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同上，第294页）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同上，第354、355页）这个文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领导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同年5月2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同上，第378页）。毛泽东还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同上，第378页）
1960年，毛泽东为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克服“五多五少”的问题。所谓“五多五少”就是：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这“五多五少”，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毛泽东还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此后，为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在党内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一个“实事求是年”，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还特别提出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弄明白人的正确思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深知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直机关干部的一次会上，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危害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周恩来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页）周恩来还指出：“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同上，第420、422页）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
三、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强调全党要不断学习，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懂得，从农村和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和管理好这样一个大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所缺的不是人，而是人才、是知识和理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而要领导、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1481页）。
其实，毛泽东历来就十分重视学习，重视提高党的知识和理论水平，并把这作为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1948年9月，在筹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这样提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138页）。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同上，第260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认真读书，把学习作为党的建设的第一要务，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领导和指导全党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1.学习的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党内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学辩证法，讲辩证法，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起来。2.在与自然界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3.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机械搬运。包括马克思的话，都不能照搬。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4.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学习。要当群众的先生，就得先当群众的学生。5.政治家必须懂些业务，不能当空头政治家。
毛泽东要求全党要不断学习，除了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是一项比民主革命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各种专门知识的事业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导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掌握执政兴国的要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历史性命题。同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又写道：“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60年代初的严重的困难和挫折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联系起来。1960年6月，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1962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同上，第303页）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能否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而要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惟一的就是学习，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习，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并且要从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和经历的挫折教训中学习。
四、针对执政党地位的特殊性，提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管好大大小小的干部
没有监督的权力最容易失控，最容易被滥用，最容易产生腐败。毛泽东深知这个政治常识。所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判一条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处于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和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毛泽东是清醒的。建国之初，他首先提出在制度上要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和发展，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已经遍布全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民族。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任了一定的工作。党的这种情况变化，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必须管好大大小小的干部。报告尤其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使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情绪。而这些导致的结果，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第二，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第三，共产党必须接受来自党内和党外的监督，而无论是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倡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把这看成是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在《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1961年11月13日）、《执政党的干部问题》（1962年11月29日）、《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等讲话中，就执政党干部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思路和原则。
五、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期里完成。因此，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执政党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关乎社会主义千秋万代的事业，也是一项关乎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大事。
党的接班人问题，实质上就是党的干部问题，即不断地造就和培养大批的、适应各条战线的青年干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从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就是：
第一条，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认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
这五条标准，既包括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包括了方法论和作风。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党结合执政以来的实践和鉴于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提出来的标准。
毛泽东认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在学校里、书斋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阶级斗争中造就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关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方面的思想。例如，毛泽东在1955年9月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强调思想和政治是统率，是灵魂，要求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要研究和学习历史，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讲团结。在制度建设方面，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问题，党的八大党章为此作出了具体规定；毛泽东、刘少奇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并在1959年正式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他还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也作出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新规定。
使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主要出身成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成为一个胜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的党，这本身就是世界政党史上的奇迹，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工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作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作了奠基性的工作。从历史实践的观点来考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上述一系列观点、思想、原则，都对今天和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