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理论述评——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的经济发展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资源丰富论文,产品出口论文,导向论文,发展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
一、引论
初级产品理论或大宗产品出口理论（staple theory）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假说的一个分支，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剩余出路”假说紧密相关，主要是用来解释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① 由于战后的主流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为了给那些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因而这种主要是针对人少地多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也就不大为人们所关注，在我国尤其如此。
一般认为，初级产品发展理论主要是由加拿大的经济（史）学家提出来的，是加拿大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独特贡献。它最早是由麦金托什（William Archibald Mackintosh,1895～1970）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后由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的众多著述使其广为人知，引来了众多追随者。这些经济（史）学家认为，加拿大的现代经济是在初级产品出口的推动之下成长起来的。后来的加拿大经济（史）学家们，借助于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不少经济史学家把这种主要用于解释加拿大经济成长的模式，扩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等欧洲移民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史研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也利用初级产品发展理论来解释内战以前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模式。②
总的来说，初级产品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新大陆人少地多的移民国家的现代经济成长，不过也有不少经济史学家把它用于描述其他资源丰富的小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发展历程，如丹麦（农业资源丰富）与芬兰（森林资源丰富）的经济发展史。③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初级产品理论主要是解释这些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带有强烈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的色彩，但是随着经济结构日益多样化，初级产品出口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在逐渐下降，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国家不再被人们称作是初级产品出口国。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能否成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英尼斯本人就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当时的加拿大似乎就陷入了初级产品出口的陷阱。不过麦金托什却对加拿大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尽管加拿大和其他初级产品出口国一样，其经济运行受到外部需求的巨大冲击，经济发展很不稳定，但是加拿大正在走向一个成熟的经济，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已经大为降低。④ 麦金托什的乐观态度在英裔移民国家成为主流观点，部分导致了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坚持开放式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继续其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他们相信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能够带动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走向成熟的经济。
在拉丁美洲，由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痛苦记忆，人们普遍对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持悲观态度，各种反对初级产品出口的理论相继问世，主要有中心—外围理论、初级产品出口条件恶化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这些观点在我国学界相当盛行，人们普遍认为，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可能取得成功，而是导致一个国家的依附性发展，永远成为中心发达国家的附庸和初级产品供给者。
不过那些放弃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方式，转而实施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也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功。从70年代智利改革开始，到90年代，拉美国家基本上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而一旦它们放弃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行贸易自由化，在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之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不可能走上东亚式的以加工制成品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东亚式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是以东亚国家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结构——资源贫乏、劳动力丰富、初始工资很低为出发点的。对于智利、阿根廷、乌拉圭这些资源比较丰富、初始工资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在开放式的发展模式下，意味着它们将重新采用类似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初级产品理论认为，在新拓殖地区，人口稀疏而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人均资本稀缺，在原材料的生产方面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对原材料产品需求的迅速增加，以及远洋航运费用的大幅度下降，这些原材料的价值迅速增加，原材料出口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原材料的出口带来了当地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移民；原材料的出口收入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以弥补本地资本的稀缺；原材料出口也带动了当地运输业的发展，而运输业的发展又为当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口的增长也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和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国内需求市场日益扩大，经济活动日益多样化。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依赖，走向成熟的和多样化的经济发展。⑤
初级产品理论充分吸收了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以及其他学者所发展出的最终需求效应理论。尽管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对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联系效应评价不高，⑥ 往往被人们用来当做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理由，但是初级产品理论家仍然通过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加拿大等国经济成长的原因。而赫希曼本人后来也对于原材料产品生产所具有的联系效应有更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初级产品出口所产生的各种联系效应，从不平衡的增长走向平衡的增长，并且对拉丁美洲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施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提出严厉批评。⑦
所谓后向联系效应，就是说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提供条件的产业的兴起。为了初级产品出口，必须发展交通运输、仓储、港口、航运、信贷、保险等产业，以及初级产品生产加工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生产制造部门的发展，促进产业部门的多样化。而这些由后向联系所催生的产业，又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所谓前向联系效应，就是以该初级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生产部门的发展，比如说由木材生产的发展带来的家具制造业、造纸业的发展，由畜牧业带来的奶酪与黄油生产部门的发展，由矿产开采发展而带来的冶金工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产业升级。⑧ 所谓最终需求效应，就是由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出口所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国内需求的增加，这种需求一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使得以往的进口商品可以在国内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最终取代进口，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多样化。
人们往往把这种发展称作进口替代，但是赫希曼认为，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进口替代有很大区别。在他看来，这种由联系效应所带来的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非进口替代战略中以人为措施（如高关税）所带来的发展。⑨
初级产品理论对于外资的作用评价很高，认为它是这些新大陆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对于资本密集型的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没有外资的引入，新大陆国家的铁路快速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方面，初级产品理论的倡导者与依附论者几乎截然不同。在依附论者看来，外资的引入，导致了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以及对本国资本的排挤。依附论者对于那些起初为出口服务而兴建起来的产业，也是大加挞伐，认为它们促进了本国经济的依附性发展，使本国经济更加具有殖民地经济的色彩。但是在初级产品理论的倡导者看来，引进外资乃是这些资本稀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莫不如此。而那些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初级产品出口而服务的产业的兴起，不仅本身就证明了初级产品出口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自然资源的诅咒”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由于新大陆的国家人均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稀缺，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但没有恶化，而且是总体大幅度改善，因而这些国家在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时期就获得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很高，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工业先进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新大陆国家的制造业部门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显然难以和欧洲国家相竞争。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荷兰病”。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尽管落后国家暂时因为技术落后而在制造业部门不具备竞争力，但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暂时的保护，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学习，以提高技术水平，降低劳动成本，最终可以使该部门获得竞争力。而19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榜样。建国之初的美国，生产技术低于英国，而劳动力价格却高于英国，因而美国的制造业无法与英国竞争。但是美国通过很高的关税保护，利用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利用其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发展大规模生产技术，降低平均成本，抵消劳动力价格高昂的劣势，最终获得了强大的竞争力。⑩
然而对于其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由于其人口总量不足，经济规模偏小，难以容纳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因而很难通过发展大规模生产技术来使制造业部门获得竞争力，因而美国式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难以成功。最近的研究表明，包括阿根廷和乌拉圭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实施了与美国差不多的关税保护，而非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自由贸易。(11) 可是它们的制造业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起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国家成倍地提高关税，全力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同样招致失败。不仅那些依靠高度保护与巨额补贴建立起来的制造业缺少竞争力，那些受到压抑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阻碍，技术进步缓慢，出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更加恶化了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与政府财政。
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实施了很高的关税保护，试图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可是两国的许多制造业部门一直没有从幼稚产业走向成熟。尽管有较高的关税保护，但仍然一直靠补贴而生存，成为政府财政的包袱。(12) 随着80年代以来两国重新实施自由贸易的政策，不少制造业部门也因此萎缩，事实上是重新回到了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东亚国家能够在开放式体制下，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入手发展制造业，关键是因为东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尽管其初始的技术水平较低，劳动生产率也较低，但是由于东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超过了技术劣势，因而制造业可以在开放式体制下获得竞争力。而对于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的开放式发展，意味着它们重新回到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就这样，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发展就陷入两难之境。因而在90年代，国际学术界提出了“自然资源的诅咒”假说。“自然资源的诅咒”的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普遍是资源稀缺的国家，而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普遍较慢。他们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发展的负担，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的丰富不仅不是国家之福，还会有损于其经济的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本国工资水平的上升，短期内获得了好处，但这使得制造业失去竞争力，带来非工业化，危害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13) 因为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更高，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更有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14) 要使本国的制造业拥有竞争力，就必须实施高关税保护，而高关税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公认为与经济发展负相关。根据“自然资源的诅咒”假说，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很难成功，这也不免过于悲观了。
四、加拿大等国的成功
如前所述，作为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实施内向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强行发展制造业，难以取得成功。开放式的发展就意味着它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通过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所带来联系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导致本国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逐渐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的过度依赖，成为成熟的经济，维持本国的高收入水平。这样的成功实例其实并不少见。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加拿大和其他初级产品出口国一样，遭受了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剧烈下跌的冲击，国际收支出现很大困难。然而加拿大并没有因此而走上保护性的进口替代发展道路，加拿大和美国、英国相继签订了关税减免的协定，坚持以往的开放式发展战略，(15) 实际上也就是继续以往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这并没有导致加拿大的依附性发展，相反，制成品在加拿大的出口构成比例日益提高，并成为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大国，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依靠初级产品出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两国同样也在30年代的初级产品价格暴跌中损失惨重，两国都在大危机之后实施了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然而由于两国人口较少，又远离世界制造业的中心，难以参与到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因而两国的进口替代制造业的发展很不尽如人意，缺乏效率，除了关税保护，还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在发达国家的排名中逐步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国重新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大幅度减免关税，其平均关税率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两国的不少制造业部门大量破产倒闭，出现非工业化，两国的经济更加接近于初级产品出口国。然而两国的经济却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80年代以前获得了更快的增长，快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6)
20世纪70年代自由化改革后的智利，大幅度降低关税，实施贸易自由化。由于其特殊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就是回到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智利在改革之初确实一度出现大面积的非工业化，成为初级产品出口国，然而智利正是依靠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造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其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比以前更快，正在步入富裕国家的行列。(17)
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型工业化后进国家来说，其制造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原材料资源，通过发展资源密集型加工产业，逐渐建立少数几个以本国自然资源为依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而建立少数几个技术和R&D密集型产业。加拿大、挪威、芬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尽管在这些国家中至今初级产品出口仍然占有很大比重，但它们毫无疑问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它们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加工部门的技术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中小国家，一般来说不可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少数几个技术高端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应当着眼于与制造业中心大国相整合，加拿大、挪威等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零部件产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当然，对于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远离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国家来说，就很难通过与工业大国的整合来发展高端制造业，因而制造业一直不发达。对它们来说，利用其初级产品出口所带来的高水平的人均收入，发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业比较适合，这些部门能够比制造业提供更高的人均收入。30年代以前是如此，20世纪80～90年代贸易自由化改革以后同样也是如此发展。
对于那些中东的石油出口国而言，由于其人口稀少，劳动力稀缺，人均初始收入水平很高，但是初始技术水平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石油的比较优势太高，除了石油开采与冶炼之外，其他任何制造业都不会有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卖石油是它们最好的选择。对它们来说，利用其大量的石油美元发展金融服务业，进行国际性的投资，实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
五、拉美国家大危机之前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受挫的原因
最近的研究表明，拉美国家大危机之前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成果，并不像以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令人沮丧。初级产品出口确实产生了很强的联系效应，带动了交通运输、加工工业等的快速发展。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扩大，不仅消费品工业有很大的发展，一些重化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中间产品、资本货物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不少大型企业。因此，大危机以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政策影响下的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往制造业发展的延续。(18)
不过总的来说，尽管一些南锥体国家（包括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通过初级产品出口获得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其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还是很不尽如人意，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损失惨重。从那以后，拉美国家普遍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实行高度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并把30年代大危机之前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主要归因于开放式的发展模式。
然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乐观主义者们认为，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更多地应该归因于其内部的因素，而不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近来颇为兴盛的新经济史学派更是认为，主要由于拉丁美洲国家私人产权不发达，经济资源分配的极不平等，以及由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诸如政治、教育等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削弱了初级产品出口所应该产生的联动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19)
鲍德温于1956年发表的《新近移民地区的发展模式》一文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理论的一篇经典论文。鲍德温的论文集中阐述了最终需求效应的运行机制。鲍德温认为，在那些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地区，本土的工业部门就难以得到发展。巨富们的消费集中于外国的高质量消费品，对于国内的产品需求较低。而那些穷人们分享不到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所带来的财富，只能勉强为生，缺乏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狭小，难以为本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需求规模。而在那些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平等的地区，其需求具有相对同质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很大，从而为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20) 鲍德温的论文在经济史学界影响巨大，被初级产品理论家们运用于对不同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不同的后果的原因分析。著名经济学家墨菲、施莱菲和韦斯利还将这种理论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Murphy,Shleifer,Vishny,1989），从而进入到了主流经济学。
我们都知道，近代美国是一个严厉限制大地产、积极培育强大的富裕自耕农阶层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不同程度地效仿了美国的政策，限制大地产，培育自耕农。尤其是在加拿大，在广大的新开垦地区实施了类似于美国《宅地法》这样的法令，因而培育了一个强大的富裕自耕农阶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这种政策的实施远不如美国和加拿大，但是仍然培育出了不少富裕自耕农，即便有很多农牧场主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的租赁一般也是自动延续的长期租赁。在这种情况下，英裔殖民地国家造就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平等。初级产品出口的最终需求效应很强，因而较为容易地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21)
英裔殖民地的普遍富裕，使得这些地方的工资水平较高，迫使这些地方的矿业、制造业部门积极进行技术升级，以节省劳动力成本。而社会的普遍富裕，也使得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发展很高，因而能够较快地提升各个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推动这些地区较高技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维持高水平的收入。
然而在拉丁美洲地区，情况则很不一样。在那些热带作物产区，起初是盛行奴隶制种植园制度，后来奴隶制虽然终止，但是大土地所有制被继承了下来，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没有获得土地，陷入极为贫困的状态。在那些矿物开采地区，盛行强迫劳役制，后来强迫劳役制虽然被废除，但是劳工权利仍然受到极大压制，人为地压低劳动者所得份额，劳动者所得极为低下，劳动者相当贫困。即便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这样的温带农牧业地带，尽管这里没有种植园制度，但是这里同样盛行大地产，大批农民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沦为地主的佃农或农业雇工。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地租大幅度提高，而农业雇工的工资大幅度降低，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最终需求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国内市场狭窄，制造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六、结束语
在我国学术界，当人们提到初级产品发展战略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它是反工业化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初级产品理论认为，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在开放式的体制下，通过初级产品出口所带来的联动效应和需求效应，逐步实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发展。
注释：
① Morris Altman,Staple Theory and Export-led Growth:Constructing Differential Growth,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3,No.3,2003,pp.230～255.
② Douglass C.North,Agriculture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Vol.41,1959,pp.943～951.
③ 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trans.by K.H.Kimmig,U.S.A.:Berg Publishers,1985.
④ C.B.Schedvin,Staples and Regions of Pax Britannica,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3,No.4,1990,pp.533～559.
⑤ Melville H.Watkins,A Stapl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Vol.29,No.2,1963,pp.141～158.
⑥ Albert 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⑦ Albert O.Hirsch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2,No.1,1968,pp.1～32.
⑧ Albert 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⑨ Albert O.Hirsch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2,No.1,1968,pp.1～32.
⑩ H.J.Habakkuk,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11) Paul Bairoch,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Myths and Paradoxes,Harvester Wheatsheaf,1993.
(12) Lewis Evans,Arthur Grimes,Bryce Wilkinson,David Teece,Economic Reform in New Zealand 1984-95:The Pursuit of Efficienc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4,No.4,1996,pp.1856～1902.
(13) Jeffrey D.Sachs and Andrew M.Warner,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5398(December,1995); Paul Stevens,Resource Impact-Curse or Blessing? A Literature Survey,Journal of Energy Literature,Vol.Ⅸ,No.1,2003,pp.3～42.
(14) Kiminori Matsuyama,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Comparative Advantage,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58(2),1992,pp.241～261.
(15) Richard Pomfret,Trade Policy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ume 40,Number 2(July 2000),pp.114～126.
(16) Jiro Okamoto,Australia'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a“State-Society Coalition”Approach and a Historical Overview,2006，http://www.ide.go.jp /English /Publish /Dp /Abstract /055.html;John Singleton,An Economic History of New Zeal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2005,http://eh.net /encyclopedia/article/Singleton.NZ.
(17) 菲利普·奥布莱恩：《两种经济奇迹——美洲豹智利与亚洲虎韩国》，李明德、江时学主编：《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8) Victor Bulmer-Thomas,John H.Coatsworth and Roberto Cortés Conde,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2: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9) Stanley L.Engerman and Kenneth L.Sokoloff,Factor Endowments,Inequality,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cs,NBER Working Paper,9259,October,2002.
(20) Robert E.Baldwin,Patterns of Development in Newly Settled Regions,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24,1956(May),pp.161～179.
(21) C.B.Schedvin,Staples and Regions of Pax Britannica,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3,No.4,1990,pp.53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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