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批判、反思与借鉴——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90年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杜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06（2007）05—0044—07
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事实上，不论我们把他的理论看成是一种哲学理论，还是一种教育理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理论，因为在哲学领域他最关心的是伦理学，在教育领域，他最关心的是道德教育。② 可以说，在杜威的思想框架中，不仅容纳了历史上几乎所有有关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学说，而且还孕育着未来道德教育思想的胚芽，并深远地影响到后来的道德教育理论。本文通过追溯历史，对我国近90年来的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状况做一个综述。
一、历史的沿革
对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引入、批判、反思和借鉴4个时期。
引入期（20世纪20、30年代）。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逗留两年多时间并做了著名的“五大演讲”，引起巨大轰动。随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学者都对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有所提及，虽然这些说法很零散，但如今看来仍不乏思想的火花。1935年余家菊翻译的《道德学》出版，杜威在道德教育上很多重要观点都源出此书。
批判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7年陈景磐所著的《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是国内最早的系统论述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著作。该书论述较为系统，但由于以全面批判的角度展开，因而对于我们理解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原旨还有一定偏差。
反思期（1978年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此时基于学术立场，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开始谨慎与低调地恢复起来。1981年赵祥麟和王承绪编译的《杜威教育论著选》出版，至今国内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大都参阅此书。1982年陈景磐发表文章《〈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的补充》，对当时的相关研究在方向上给予了纠正。
借鉴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大批成果纷纷涌现，代表著作有两部：一是戚万学教授所著的《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该书从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和基本评价等视角整体性地研究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具有开创性。另一个是2002年王承绪等翻译的《道德教育原理》，全书收集杜威关于道德教育问题的论述24篇，为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基础和相对集中的原著资料。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港台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掀起过一次杜威思想研究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有关杜威哲学、教育和道德教育思想的成果。与大陆的相关研究相比，港台学者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译介性著作增多，对大陆30、40年代的旧版著作以补充和更新；另一个出现了许多比较性研究，将杜威教育思想与其他重要教育学家的观点进行对比，这些都为日后的相关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二、理论的变迁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已经完成了理论方法和形态的变迁，广泛地深入到杜威思想本身所涉及的诸多领域，并且不少学者还结合中国道德教育的具体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以期为我国道德教育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借鉴。
（一）学校道德教育思想
有关杜威学校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萌芽较早，但相对集中的论述却在近30年之内。主要观点有：（1）杜威学校道德教育思想存在两个方面的教育原理：社会方面即通过学校生活、各科教材、教育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心理方面即重视受教育者的先天本能和情感需要并发展他们的理智判断（陈景磐，1982）。（2）杜威关于如何开展学校道德教育有几点建议：其一，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儿童道德的成长；其二，通过让儿童参与社会生活使其形成社会生活能力；其三，寓道德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戚万学，1988）。（3）杜威主张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民主主义社会的公民品格；学校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社会生活与人性发展的统一；学校道德教育的途径是现实生活、教材和课程的“三位一体”（朱国仁，2000）。（4）从教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整体性地分析杜威学校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杜威对于学校中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概念的界定、学校道德教育的“三位一体”等问题（单中惠，2002）。（5）从杜威的“道德的观念”和“关于道德的观念”出发，指出“间接道德教育”对于20世纪学校道德教育产生的影响（陈桂生，2003）。（6）从杜威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即培养良好公民，杜威学校道德教育的手段即整体改造学校生活等观点出发，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手段进行“广泛性”的批判，指出我国当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应当把培养有德行的公民作为目的，并将道德教育手段扩展到学生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刘长海等，2004）。
（二）道德教育的途径方法
此类问题在最初的研究阶段就已经出现，当时以讨论杜威道德教育的心理学方法为主，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则在最近两年。主要观点有：（1）在杜威看来，道德教育要研究最有效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在道德教育上是最有效的方法。它要求尊重受教育者的先天本能和情感需要（蒋梦麟，1919）。（2）在概述杜威道德教育主要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其对于我国学校诚信教育的启示（许传红，2004）。（3）介绍杜威关于道德教育“三位一体”途径的基本观点，并指出我国道德教育从中可以借鉴的内容（李劼，2005）。（4）杜威道德教育的方法主要有探究式讨论提高法、活动式训练教学法、各科教学的道德目的法等，据此指出我国道德教育可以吸收其合理因素，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改变灌输式教育模式，将德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李万成，2005）。（5）通过分析杜威关于道德教育途径和方法的论述，指出杜威道德教育观之中关于教育主体、知识观以及方法论等基本观点，以期给我国道德教育提供方法上的启示（石玉，2006）。
（三）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此类研究主要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谈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个别研究有从其道德观和道德教育基本特征的角度展开的。主要观点有：（1）指导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方法论分别是社会学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前者为其把握方向，后者为其提供途径。这两种方法有两种指向，前者将其道德教育思想直接投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后者将其道德教育思想直接关注于个体的发展（周桃平，1992）。（2）从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角度解读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主要涉及个人与社会、理智与行为、自律与他律、内容和形式以及道德原则、道德灌输等方面的问题（戚万学，1995）。（3）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基本内容等方面对其进行综合评价（杨国民，2001）。（4）分析杜威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道德观。他的道德观有几个特征，即道德是人性的经验衍化；道德是境遇中的工具；道德是民主与智慧的表征。由此从经验、试验和民主等3种角度阐述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特征并分析其对于我国道德教育实践的启示（蔡春等，2004）。（5）在经验哲学方法的指导下，杜威在道德教育上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有其进步的一面，即是使受教育者在生活中形成自己的道德经验。但其也有弱点，即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不能担负道德教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重任（梁娜等，2005）。（6）将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中的知行统一、尊重个体、彰显理智和关注生活等几个特征与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道德教育的全面性、道德教育的科学性和道德教育的现实性等我国当前道德教育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联系起来，整体性地探讨杜威道德教育思想（李志强，2006）。
（四）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可以说，无论哪个阶段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都渗透着其对于我国当时道德教育理论的启示，但是最后一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更明确，直接面向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实践问题。主要观点有：（1）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之中兴趣与义务、经验与知识、知识和品德、目的与过程、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几对关键范畴出发，指出它们对于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在于：学校要将道德准则内化为个体需求，德育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营造民主平等的教学环境，培养勇于创新的道德发展主体（李玲，2004）。（2）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以经验、试验和民主为哲学基础；以培养良好公民品格为教育目的；以依托儿童的社会生活为教育内容；以学校生活、教材和课程的一体化为教育途径。由这些内容指出杜威道德教育理论对于我国学校德育走向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走向生活、关注儿童以及注重实践等方面（赵琼，2006）。（3）从道德教育环境论、方法论和课程论的角度阐发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我国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田峰，2006）。（4）从杜威重视儿童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得出启发，即我们当前的道德建设应当从儿童抓起，兼顾所有社会成员（刘轶华，2006）。（5）杜威的德育思想全面又系统地构建了生活化德育的合理本质与内核。他关于生活化道德教育的观点启发我国当前的德育课程改革要回归生活，贯彻“从做中学”的原则和“儿童的主体性”原则（关莹，2006）。
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能不提及的“非主流”成果，大致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对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批判，如通过揭示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阶级实质在于为资产阶级服务，藉以肃清道德教育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腾大春，1957）。另一类是对比性研究，例如，将杜威与陶行知以及国外教育家威尔逊、苏霍姆林斯基等人的道德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再一类是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史中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论述，如袁桂林的著作《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
三、评价与展望
当前国内关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杜威思想本身所提及的诸多领域。从研究成果上看，除了尚未出现系统性的理论专著之外，其他形式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专门讨论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还是哲学类、教育类专著之中所渗透的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集中论述都可谓丰富，为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成果使得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五四运动之后我国引入并传播开来的现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从更好地为我国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以及从更深入地探究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原旨来说，国内关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预示着日后相关研究会出现新的增长点。
首先，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尤其是道德理论）基础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各个阶段的研究除了戚万学教授专门对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过比较集中的论述③ 以及一些学术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外，国内学者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实用道德理论的角度，开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④。实际上，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除了建立在其深厚的教育学基础之上，还深深地根源于他的实用道德理论之基础。杜威在实用道德理论上的基本主张，如“道德观念之改造”、“道德的人性基础”、“道德的经验内容”、“道德的反省方法”等观点以及实用道德理论的基本特征，如强调行动与效果的关联，彰显工具和方法的意义，重视经验与反思的统一等方面对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之产生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除了来源于他在教育学代表作《民主主义教育》之外，更主要地来源于他的《道德学》等伦理学著作，但国内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却很少注意这些著作。《道德学》一书因翻译年代久远，其语境与现时代的环境相差甚远，很难引起学者的关注。此外，一些更能体现杜威思想原旨的著作如《道德生活的理论》（Theory of the moral life）⑤、《逻辑：探究的理论》（Logic:theory of inquiry）、《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ation）等还没被翻译过来。这些著作对于深入研究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之道德理论基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之基本特征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关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领域虽然已经展开，但对其道德教育思想本身特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已有成果多是从杜威关于道德教育问题的论述本身来谈其特征。实际上，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之特征还深受其整个思想特征的影响。宏观地把握杜威思想的特征有助于深入认识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特征。此类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的原因主要在于：（1）杜威思想本身的复杂特点使然。杜威思想来源的复杂性使得人们不容易深入了解它。如同他所处的时代一样，杜威思想的来源也是多元的。他既受到美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也继承了欧洲传统的哲学精神。进一步说，他既受惠于詹姆士的机能心理学，又得益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既启发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又埋下了黑格尔辩证思想的种子。正是由于这些纷繁众多的源头，使得很多学者在考察他的思想根源时往往依据不同的目的而采取不同的取舍，甚至断章取义地理解他的思想。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也深受上述诸多思想渊源的影响，这使得相关研究需在准确把握上述思想渊源之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开展。这样，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就其道德教育思想而谈其道德教育思想，而更要深入把握其思想渊源和其思想本身的复杂特点。（2）杜威思想在被引进来的时候，不但没有被完整地介绍，而且所介绍的内容多是其中较为浅显的一面，如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科学方法等等。其思想的精华和特色所在，如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重要领域；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重要内容；尊重个性、彰显理智、关注现实等重要方面都被遗漏和忽略了。目前国内正在开展《杜威全集》的翻译工作，相信《杜威全集》的出版将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3）长期对于杜威思想的误解使得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近几年杜威思想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历史的误解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长期以来，杜威就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而实用主义也基本上成为杜威思想的概括。实际上，杜威的思想远不是如此简单，甚至可以说他的主要想法也并不单一地集中在“实用”视域。⑥ 只要认真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我们了解的“重经验”、“重实效”、“工具主义”等特征仅是他庞杂思想的一些方面，而其中还有许多更为精彩的地方被忽略了。杜威一生的著述多达40余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对他的了解和关注还远远不够。
再次，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在我国传播的历史过程、特点、原因及规律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最近几年有关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给我国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来启发和思考的论文开始丰富起来，这逐渐成为杜威思想研究新的增长点。但此类研究多限于将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直接投入到当代中国道德教育领域，而没有更深入地关涉其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整个历史背景。实际上，深入分析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其在不同的传播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原因及其规律，对于启发和思考我们当代的道德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例如可以从杜威思想引入中国之初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其道德教育思想对于当时中国道德教育具有的意义，以史鉴今地思考我国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的成就与不足，无疑将为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改革提供新的思路。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引入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一是辛亥革命后，学术界如同其他各界一样渴望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二是以反对霍尔巴特等传统教育家思想而起家的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具有崭新的学术吸引力；三是杜威在中国的弟子多颇有威望，有条件和能力引入并改造这些思想。这些原因成就了杜威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引入，并导致其迅速地“兴盛”起来，以至于影响到其后来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由于杜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遭受过大批判，也遭受过比较深重的误解，这直接导致其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引入、批判、反思和借鉴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道德教育开始向西方寻求借鉴，这种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与杜威思想在我国传播的过程是一致的，也是与我国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的进程是一致的。进一步说，杜威在这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着引领的作用，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几次高峰分别引发了西方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几次高峰。考察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在引入中国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转型，⑦ 有助于了解中国道德教育理论在五四运动之后西学东渐的整体面貌。这对于同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今后对于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有望在以下领域取得突破。第一，以杜威思想中的个体、社会、知识、行为、经验、理智、生活、生长等核心词汇为基础，概括杜威道德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并全面地梳理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的整体脉络。第二，从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挖掘杜威道德教育理论对于当代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如通过价值论、心灵哲学、技术哲学等角度来拓宽思路。第三，探究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如从实用道德理论、知识论、科学方法等方面解读其道德教育思想。第四，比较研究。一是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时代主题等层面来比较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与中国道德教育理论的异同；二是深化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与国内外道德教育家思想的比较。第五，通过考察杜威道德教育思想在中国引入、批判、反思和借鉴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道德教育理论在借鉴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之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收稿日期：2007年1月12日
注释：
① 本论文由“北方工业大学科研基金项目”资助，同时本文系博士学位论文《杜威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部分，在此感谢导师宋希仁教授的悉心指导。
② 杜威的著作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论及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问题。其主要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著作有：《民主伦理学》（1888）、《教育中的道德原则》（1897）、《道德学》（与托夫塔合著，1908）、《教育上的道德原理》（1909）、《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1913）、《哲学的改造》（1920）、《人性与行为》（1922）、《确定性的寻求》（1929）、《价值的学说》（1939）以及《人的问题》（1946）等。
③ 他从杜威对于教育的基本看法、价值论和科学方法等层面对杜威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④ 上面已经提及一篇从道德理论的角度来谈杜威道德教育思想之理论基础的文章，即蔡春、易凌云所做的文章《在“境遇”中“生长”——论杜威的伦理和道德教育思想》，但从杜威的道德理论对于其道德教育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来看，此文的研究角度还不够宽阔。
⑤ 这本书是杜威与托夫塔合作的《道德学》一书之中“道德理论部分”单独抽出来而印刷的单行本。英文原版即Theory of the moral life/John Dewey; new preface by Victor Kestenbaum; editor's foreword by Arnold Isenberg New York:Irvington Publishers,1996.
⑥ 李志强．杜威伦理思想的重新解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⑦ 这几个历史时期都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阶段，尤其以“五四”运动时期的转型特征最为明显，它与我国当前的转型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关于此问题，笔者以后将有系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