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外交论文,外交政策论文,日本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日本与中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主要囿于经济援助、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提升了中亚地区在其外交政策的地位，先后提出“欧亚大陆外交”和“丝绸之路地区外交”战略，并通过日益频密的互访和举行“中亚＋日本”外长会议等方式，将双边外交关系扩展到能源、政治和军事安全等领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注。日本《读卖新闻》甚至直言不讳地发表评论称：日本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就是要在毗邻中俄两国的地区培养‘亲日国家’，增加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其目的就是要牵制中俄”。①
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和升级的国际国内原因是什么？这种变化和升级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具有怎样的含义？
关于对日本中亚外交政策不断升级的解释，学界当下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贸易说”和“能源说”，即认为日本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其主要目的是获取中亚国家潜在的贸易市场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例如，有学者认为日本与法国、意大利等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其中亚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本国公司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以及觊觎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②；还有学者认为日本的中亚政策是发展导向而非安全导向的③；甚至有学者预测“在未来时期，日本在欧亚大陆外交中仍将采用其传统的经济外交手段”④。
笔者通过查阅和分析日本官方公布的报告、有关新闻媒体的评论以及相关研究学术著作，感到上述“贸易说”和“能源说”都不足以解释日本中亚政策的升级，相对而言，“政治战略说”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度。
一 从援助型外交到战略型外交：冷战后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
冷战结束以前，中亚五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之政治地缘上的阻隔，日本与中亚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外交往来，更多的是从属于日苏甚至是美苏关系的范畴。⑤
苏联的解体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也改变了中亚地区的政治版图。中亚五国的先后独立，给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变数，因此许多大国都意图抢占先机，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外交关系，日本自然也不例外。1991年12月日本正式承认中亚五国，并于1992年1月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4月，土库曼斯坦也与日本达成协议，正式建交。 1993年1月，日本相继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大使馆，大使由驻俄罗斯大使兼任，从此正式开启了日本与中亚各国外交关系的大门。⑥
为了稳固和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外交关系，日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导的中亚外交政策。冷战结束之后，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日本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政策理念上看，自1992年开始， 日本确立了政府开发援助 (ODA)项目的四项新原则，包括加强环境保护、禁止用于军事或可能加剧国际冲突的项目、受援国必须将援助资金用于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受援国的民主化和市场化。⑦而从政策目标上看，日本更加强调ODA项目对于维护本国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同盟的重要性。因此，日本在与中亚五国建交以后，马上将其列入了ODA项目的对象名单。根据近15年来日本对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和目标，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第一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1991-1996年）
一般来说，日本的ODA项目主要包括四种援助方式：无偿援助、技术合作、贷款援助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实施援助。在对中亚五国的经济援助上，上述四种方式都有涉及：在技术合作方面，自建交以来日本便开始向五国派遣专家，并接受研修生，在1992年10月的东京会议上，日本承诺在1993-1995年从中亚五国接受300名研修生，并向这些国家派遣了一批经济管理专家。在无偿援助方面，日本在1992年的东京会议和1993年的西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各承诺提供1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一部分提供给中亚五国。在1992年和1993年，日本还先后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⑧在贷款援助方面，1993年日本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价值65亿日元的“复兴计划贷款”⑨，1995年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127亿日元的“电信通讯网络扩展项目”贷款，1996年向哈萨克斯坦提供215.3亿日元贷款，用于修建大型桥梁工程。在国际组织援助方面，日本政府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进行积极沟通，从而使得中亚五国从1993年1月起被DAC列入了发展中国家的名单，从而成为新的受援国。⑩
然而，在第一阶段里，虽然日本对五国的援助力度每年都在不断加大，但从其ODA项目的总体角度来看，日本对中亚五国的经济援助占其全球ODA项目的比例只有1%，与南亚、东南亚甚至非洲国家相比，中亚五国并没有成为日本ODA项目的首选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日本的中亚经济援助政策更多是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援助政策背后仍然缺乏一定的战略计划和考量。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与中亚国家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能源资源，而对于中亚外交在日本外交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仍然缺乏整体性的认识。
（二）第二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1997-2003年）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亚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国之间围绕该地区的外交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对于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而言，中亚五国不仅具有经济和能源上的意义，而且其政治战略意义也逐渐凸显。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首次提出了“欧亚大陆外交”战略，对象主要是针对中亚五国和高加索地区三国，标志着日本正式确立了发展与中亚五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并加入到该地区的外交竞争行列之中。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增加政治对话来增进互信；通过加大经济援助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通过推进防止核扩散协议、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来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即将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列为其中亚外交政策的三大目标。(11)
围绕着以上三大具体目标，从1998年开始，一个旨在落实“欧亚大陆外交”战略的“丝绸之路地区外交”计划得以制定，涉及的部门从原来的外务省扩展到大藏省和通产省等，原有的单一的经济援助的外交方式中也逐渐加入政治互访、多边外交等新元素。
例如，从政治互访来看，1997年日本参议院代表团对中亚五国中的四国进行了访问，紧接着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又率领代表团对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进行了访问。从1998年到 1999年，日本政府更是掀起了对中亚五国的外交访问热潮。此外，日本还积极扩大政治家、学者及城市间等各种层次的交流互访。(12)从经济援助来看，从1993年到1997年，日本对中亚的援助额度从250万美元上升到1.56亿美元，并于1997年首次超过美国。(13)2003年，日本对中亚五国的各类ODA项目的总额度达到了2.42亿美元，其中用于无偿援助的总额为2853万美元，用于技术合作方面的资金达3163万美元，而贷款援助的总额度则达到了1.82亿美元，占日本整个ODA计划年度项目总额的4%。(14)从2000年以来， 日本已经成为中亚五国最大的捐款国，其经济援助对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从维护地区安全来看，日本积极参加联合国在该地区的活动，并安排外务省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中亚各国及俄罗斯、美国等国的安全问题专家举行综合战略研讨会。(16)同时，日本还积极支持乌兹别克斯坦举办关于防止核扩散问题的国际会议。(17)此外，为了阻挠对日本有敌意的伊斯兰军事力量通过选举上台，日本于2000年向塔吉克斯坦派遣了选举观察员，欲借此影响其国内选举的结果。(18)
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日本政府的中亚外交政策具有更强的战略色彩，所关注的利益也不再仅仅囿于投资和资源等具体经济利益，而逐渐扩展到政治互访、安全对话等领域。而在另一方面，原有的援助型外交并没有就此式微，反而愈发强劲。战略外交与经济援助政策的双线推进，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
（三）第三阶段：战略外交主导阶段（2003年至今）
2003年以来，由于美国借助反恐的名义进入中亚地区，中国和俄罗斯则希望通过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来维持地区大国势力的平衡。日本一方面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重要盟友，另一方面日本也要考虑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这种双重身份使中亚外交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急剧上升。
虽然日本早就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却长期只跟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互设大使馆。2003年1月，日本宣布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大使馆，并决定大量增加驻中亚各国的使领馆外交人员，同时在一年之内安排了多次双边和多边的政府官员互访活动。2004年8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对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中亚四国进行了访问，并出席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首次“中亚＋日本”外长会议，这标志着日本与中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步入了常规化和制度化的崭新轨道。会后，川口外相表示“此次会议使日本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邀请中亚各国首脑2005年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中亚＋日本”首脑级会晤。(19)此外，从2005年起，日本外务省把欧洲局中的“新独立国家室”更名为“中亚—高加索室”，以更加明确中亚—高加索地区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
2006年6月，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等四国外长齐聚东京，参加了“中亚＋日本”第二届外长会议，土库曼斯坦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整个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会议几乎是与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同时举行的，鲜明地反映出中亚国家多方平衡的外交策略。会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宣布与中亚四国签署了由日本提供支援的行动计划，内容涉及经济与技术援助、能源开发、反恐和打击贩毒等多个方面。中亚四国则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月后，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历史上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亚国家。
可以看出，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而言，这一阶段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战略性明显增强，表现为双边和多边互访的制度化、合作议题的多样化以及寻求中亚国家对自身国际政治地位的支持等。虽然传统的经济援助政策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日本谋求与中亚国家合作与发展，其目的已经逐渐超出了“能源外交”、“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二 政治战略说：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逻辑阐释
中亚国家的市场对日本企业并没有太强的吸引力，这在日本企业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短期来看，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对日本也很难具有现实意义，原因在于油气运输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外，与日本关系相对密切的两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并没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备。(20)因此，相对于“能源说”、“贸易说”等原因分析，本文更倾向于“政治战略说”，即认为近20年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不断发展和升级，并不止是一个局部或偶然的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而是集中体现出了日本从巩固经济大国向谋求政治大国战略转换的必然逻辑，而导致这种逻辑形成的内因在于冷战以后日本国家利益观的重大转变，外因则在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一）日本积极谋求扩大国家政治利益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军事占领、非武装化和民主化等一系列改革，日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从属于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21)
经过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到80年代初，日本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新的水平，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与其式微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此，日益公开地追求政治大国和外交大国的新目标，成为80年代日本外交的中心点。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为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冷战的结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提供了一次空前的机遇。1995年1月，时任日本外相的河野洋平在《外交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由于冷战的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选择余地明显扩大，日本已无须基于‘西方国家一员’的概念来权衡自己的外交政策。”(22)同时，冷战后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核心地位，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其扩大政治影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初期，日本借助于传统的ODA项目，确立了经济援助型的中亚外交政策，后来又提出“欧亚大陆外交”的新战略，意图通过经济援助与政治对话双线并进的策略，来赢得中亚国家对其地区战略利益的支持。
21世纪伊始，特别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日本在提升自己的国际政治影响力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一方面，由于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了衰退，日本对外投资和ODA项目比上个世纪有所减少，对外援助的经济色彩淡化，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另一方面，在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默许下，日本以配合全球反恐战略为名义，相继提出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修改“和平宪法”等政治利益诉求，并积极参与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外交竞争。
2003年以来，日本在中亚外交政策上所以战略性突显，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赢得中亚国家在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等政治议题上的支持。2004年是联合国改革年，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日本感到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遂不断努力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各国的支持。然而，日本政府认为，由于战争历史的缘故，中国、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都会反对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修改“和平宪法”，而其与中亚国家之间则完全没有这种历史包袱。在中亚外交中，日本经常强调自己作为“亚洲国家”的身份，暗示自己可以成为中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代言人。而对于中亚国家而言，支持日本“入常”，既可以换来日本大规模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又可以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起到某种制约作用，符合其大国平衡外交的基本策略。
除了“入常”问题之外，在防止核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加快地区民主化进程等方面，日本在中亚地区也有着日益突出的政治利益。有人甚至认为，在军事发展等硬实力仍然遭到一定限制的环境下，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是其加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输出日本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发展道路和民主理念，使日本成为在该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大国。(23)
因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战略性的增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而是近年来日本积极谋求扩大国家政治利益的必然结果。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对话，是日本走向地区政治大国、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战略举措。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直到2003年前后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才走上战略主导的道路。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以下其他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二） 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日美同盟关系都是考察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在冷战时期，日美关系也经历过一些变化，例如从50年代“旧金山体制”的确立到60年代的《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条约》体系，再到 70年代日本的全方位外交和80年代日美战略关系的重新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24)然而，从基本的外交原则来看，冷战时期的日美同盟关系自始至终都维系着这样的游戏准则：日本对华盛顿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利益予以支持，并认可美国的利益观和价值观，而美国也承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局部地区的利益。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参与由美国主导的消极性外交行动（例如联合抵制），而日本则希望美国在关系到日本利益的问题上能够倾听日本政府的意见。(25)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关系可以被概括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美国主导的战略同盟”。
苏联的解体使日本丧失了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战略桥头堡的地位，再加上由来已久的日美贸易摩擦在90年代日趋白热化，日美同盟关系逐渐走向降温。一方面，在美国，无论是温和的“樱花派”，还是强硬的“敲打派”，都不希望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主流势力越来越主张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以维护本国的利益。(26)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外交政策逐渐获取了一定的独立空间，表现为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了中亚五国的独立地位，并通过经济援助项目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以便为本国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美国对当时的亚洲形势仍然处于观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默许了日本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因此，冷战后逐渐松动的日美同盟关系为日本开拓中亚外交战略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正当日美关系若即若离之时，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
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战略重点，也挽救了风雨飘摇中的日美同盟关系。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使得日本重新成为其在亚洲的重要战略桥头堡：美国不仅需要日本对其全球反恐战略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日本建立东亚和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反恐基地。另外，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朝鲜半岛核问题、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战略问题上，美国都需要日本的支持。基于以上的战略考虑，美国开始放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限制，并希望通过使自己的这位昔日盟友获取更多的国际政治空间，来把自己的声音更好地在国际舞台上表达出来，增加自己在国际组织中的谈判砝码。美国的这一战略考虑与正在努力谋求政治地位的日本不谋而合：2002年以来，日本领导人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与美国携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并希望通过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方式来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因此，基于上述的背景，日本在中亚地区外交政策的战略升级，不但没有遭到美国的阻挠，反而可以说是美国间接鼓励的结果。对于中亚国家而言，相对于美国的傲慢姿态和欧洲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所秉持的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可能更具有吸引力。美国也逐渐认识到日本的这种天然价值对于自身的意义：毕竟，在大国角逐的中亚地区，多一个像日本这样的传统盟友，总比多一个像中俄这样的竞争对手要好得多。
（三）大国中亚外交竞争的推动
鉴于中亚地区复杂和多样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及其丰富的能源储备和重要的地缘位置，早在中亚五国独立初期，就有学者预言中亚地区将成为未来各国之间外交竞争的“角力场”(abattoir)，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家都将纷至沓来。(27)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靠小规模经济援助作为外交手段的日本，并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可能参与竞争的国家名单当中。
在经历了几年时间的观察与考量之后，1996年以后大国之间在中亚地区的外交竞争开始逐渐升温。1997年7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宣布把中亚地区纳入美国的“战略利益地区”，内容包括支持该地区各国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使中亚国家加入西方体系；力求使中亚成为美国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28)俄罗斯也毫不示弱，从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上半年，先后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双边军事、航空和国界勘定协议。其中，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发表的《联合宣言》称，在任何一方受到侵略时，另一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而由中国倡导发起成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则于1998年举行正式会晤，并发表了《阿拉木图声明》，初步明确了五国携手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共同目标。这标志着，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合作已经从被动性、临时性的军事互信机制，走向了主动性、常规性的地区安全合作。此外，印度、伊朗以及韩国等国家也进一步加深了与中亚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在这种群雄逐鹿的背景下，日本也逐渐意识到中亚五国并不仅仅意味着能源资源和贸易市场，而且也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必争之地。因此，通过制定“欧亚大陆外交”以及“丝绸之路外交”等战略，并借助于扩大政治对话、增加政治互访、开展政治协商等具体方式，日本也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加入到了中亚地区大国外交竞争的行列。
2001年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使得大国之间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变得更加微妙。从表面上看，美国和北约借助反恐的名义，军事力量开始逐渐进入中亚地区，中亚各国政府也纷纷倒向美国，为其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军事行动提供各种便利，让人感觉美国在中亚地区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俄两国抓住中亚国家大国平衡外交的心理，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进行某种策略性的调整：2002年6月，六国元首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年度会晤上，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议》，决定建立常设地区反恐怖机构，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这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大国主导的中亚地区安全体系格局似乎已渐成形，这当然使得意欲在这一地区谋求政治利益的日本心急如焚。为此，日本政府在继续实行经济援助政策的同时，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战略外交力度，并仿效上海合作组织的形式，与其建立起类似的“中亚＋日本”论坛模式，以便通过获得一个更为制度化的战略外交平台来遏制俄罗斯和中国。这种遏制既符合美国的全球反恐利益，更是实现日本本国战略利益的必然举措。
三 延伸性思考：对中国地区利益的牵制
随着日本加入到中亚外交竞争的行列，原本变幻莫测的中亚地区形势因此而变得更加诡谲，各大国之间在该地区的利益博弈关系更加微妙。虽然从短时期来看，日本的中亚外交尚无法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挑战，但是从长远来看，中日在中亚地区确实存在着竞争的可能性。在中亚外交舞台上，日本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第二个美国”，而是一种建立在日美同盟基础上的策略性的利益体。最大程度地维护本国利益，才是日本发展中亚外交的根本目的。因此，日本的战略型外交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牵制作用。
例如，在政治上，一个与上海合作组织分庭抗礼的“中亚十日本”论坛正在不断升级，日本也逐渐借此平台获得了中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支持，并力图在阿富汗重建等地区性议题上赢得更大的主动性，从而增加其在“入常”问题上的政治资本，使得中俄两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在能源问题上，2006年的第二届“中亚＋日本”外长会议提出了日本有意向中亚四国提供最近距离的能源出海口的计划，其核心是日本出资帮助四国修建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铁路，以使中亚四国能够获得印度洋的出海口，这被外界舆论视为继干扰中俄关于安大石油线之后又一次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举动：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中国获取更多的中亚能源，从而削弱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在经济援助上，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继续加大在反恐、铁路建设、环境保护、培养“亲日派”等方面的援助，其中仅仅无偿援助总额一项在2006年就超过了33亿日元，并宣布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市场化和社会民主改革提供1.5亿美元低息优惠贷款。相对于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和俄罗斯而言，日本在经济援助以及输出市场经济经验方面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客观上对两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起到了间接的制约作用。
注释：
①“読壳新聞”2006年8月29日。
②Michael Robert Hickok(2000),The other end of the Silk Road:Japan' s Eurasian Initiative,Central Asian Survey 19 (1),pp.17-39; Rosemarie Forsythe (1996),The politics of oil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prospects for oil exploitation and export in the Caspian basin,London: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③S.Frederick Starr (2005),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Foreign Affairs,Vol.84,Issue.4,p.164.
④金熙德：《日本政论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9页。
⑤Edited by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 (1996),Japan' s ODA Annual Report 1997,Tokyo: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p.290-3。
⑥参见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第171-172页。
⑦Kevin Morrison (2005),The World Bank,Japan,and Aid Effectiveness,in David Arase (ed.),Japan' s Foreign Aid:Old continuities and new direction,London;blew York :Routledge,p.38.
⑧金熙德：《日本政论开发援助》，第256页。
⑨Edited by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Japan (1995),Japan' s ODA Annual Report 1994,Tokyo: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p.330-1。
⑩Edited by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5),Japan,Japan' 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Tokyo: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26.
(11)Edited by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4),Japan,Japan' 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04:Accomplishments and Progress of 50 Years,Tokyo: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193.
(12)参见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7页。
(13)Michael Robert Hickok (2000),The other end of the Silk Road:Japan's Eurasian Initiative,Central Asian Survey 19 (1),p.24.
(14)Edited by Economic Cooperation Bureau,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4),Japan,Japan' 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04:Accomplishments and Progress of 50 Years,Tokyo: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p.138-9.
(15)Fiona Hill,Area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Paper presented for Yale University Conference,"The Silk Road in the 21st Century",September 19,2002,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views/speeches/hillf/20020919,htm/.
(16)Michael Robert Hickok (2000),The other end of the Silk Road:Japan' s Eurasian Initiative,Central Asian Survey 19 (1),p.348.
(17)“読壳新聞”1997年8月11日。
(18)Koji Watanabe,Japan and the New Central Asia,in Sherman W.Garnett,Alexander Rahr and Koji Watanabe (2000),The New Central Asia:in search of stability: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New York:Trilateral Commission,p.44.
(19)参见冯昭奎：《中日“狭路相逢”在中亚？》，《世界知识》2004年第19期。
(20)Koji Watanabe,Japan and the New Central Asia,in Sherman W.Garnett,Alexander Rahrand Koji Watanabe (2000),The New Central Asia:in search of stability: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New York:Trilateral Commission,p.39.
(21)Kazuhiko Togo (2005),Japan' s foreign policy,1945-2003: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ey,Leiden; Boston:Brill,pp.31-5.
(22)河野洋平“日本外交の進路”、“外交フォ一ラム”1995年1月号。
(23)Reinhard Drifte (1998),Japan'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from economic superpower to what power? Houndmills:Macmillan; New York:St.Martin's Press,pp.150-66.
(24)参见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0-27页。
(25)John Creighton Camphbell,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Games That Works,in Gerald L.Curtis (ed.) (1993),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Coping with Change,Armonk,N.Y.:M.E.Sharpe,p.45.
(26)同①，第582-584页。
(27)Peter Ferdinand (ed.) (1994),The New Stat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ir Neighbors,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pp.108-10.
(28)参见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标签：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外交政策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俄罗斯军事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军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