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跨文化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跨文化传播在传播研究领域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间的相互接触不可避免，这也赋予了这一课题更多的现实意义。不过，在已产生的成果中，尚缺少从模式变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与总结，本文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一、《无声的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
1959年，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其名著《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在该书中，他指出“大多数外国人”对美国外交官的敌意源自于美国人忽视他国期待，“以我们自己的标准与他人交流”的行为方式。对此，霍尔声称，“是美国人学会如何有效地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了”。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建议美国国务院外事服务讲习班（FSI，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实施跨文化传播训练计划。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此举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开端，但当时它还是应用人类学的一部分。②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从人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③
正是由于《无声的语言》一书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它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首先，在这部开山之作中，霍尔阐述了他关于文化、传播及跨文化传播的种种观点，影响巨大。他明确地指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以传播定义文化传承至今，一直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他强调了非言语传播（即无声的语言）或被他称为人类传播中的“行为语言”的作用。他指出：“对他国的语言、历史、体制、习俗方面的正规培训只是全方位计划的第一步。对世界各国不同群体的非言语语言的介绍推广也同样重要。”①霍尔认为，对外国行为模式的忽视是美国外交官们在外国遭遇误会与麻烦的关键原因。其次，《无声的语言》标志着对文化的微观分析替代传统人类学对文化宏观分析的开始。在该书中，霍尔指出非言语传播的不同维度（dimensions），如时间观、空间感、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之类，这些细小的因素都属于文化构成体中的一部分，值得细致地观察与分析。再次，有别于人类学一次仅仅研究一种文化的方式，在《无声的语言》中，霍尔通过对各种文化中非言语行为模式的比较，首次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总之，正是霍尔与其《无声的语言》一书开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持续发展，现已成为一门前景看好的热门学科，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多种跨文化传播模式。
实用主义传统至今仍深深影响着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人们都希望成为更好、更出色、更成功的跨文化传播者，由此，跨文化传播能力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对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又大致包括三个部分，即为什么要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能力（研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动机），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能力（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内容），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种种技巧）。
事实上，跨文化传播能力也是将各种不同的研究策略纳入跨文化传播研究旗下的一条主线。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围绕跨文化传播能力所出现的三种跨文化传播模式：1）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BMIC，the Behavior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the Cognitive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 munication）；3）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IMIC，the Interpretive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
二、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BMIC）
作为最早的跨文化传播模式，BMIC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即跨文化传播学刚刚产生的时候由爱德华·霍尔提出的。这种跨文化传播的行为科学模式产生了较多的研究项目及研究成果，具体又可分为三大领域：1）具体文化中传播行为模式的emic研究；2）传播行为模式跨文化比较的eric研究；3）文化冲突中的传播行为研究。
（一）文化与传播的Emic研究方法
文化与传播的emic研究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考察一些独特的文化，研究者研究某种文化中的传播习惯及它们与社会或民族特性的联系。这一研究领域活跃着许多民族志学者，例如多纳尔·卡布（Donal Carbaugh）④，克里斯汀·菲利普（Kristine Fitch）⑤，塔马·卡却（Tamar Katriel）④，以及菲利普森（G.Philipsen）④等等。民族志学者先描述某一社区中的传播模式，再试图向本地人解释它们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旨在从本地人的角度对传播模式进行文化阐释。有些研究者研究代表某一文化群体的传播模式。而另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则可能在于研究文化信仰体系对传播行为的影响。这些对个别文化的研究为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这也就是我们下面将提到的文化与传播的etic研究方法。
（二）文化与传播的Etic研究方法
文化与传播的Etic研究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研究文化，将一种文化作为分析另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参照物。这种研究方法采取旁观者的视角。尽管各文化间事实上既有共同点亦有差别，但这种方法明显偏重于研究各文化中传播模式的差别，许多研究者对两种或多种文化进行比较对照。例如，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在其名著《文化的后果：与工作有关的准则的国际差别》（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Related Values）中对53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南非、意大利、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新加坡、泰国等等）的文化价值观进行调查后，归纳出文化差异的四种模式：权力差距；回避不确定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这几个方面足以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与学者进行比较的可靠依据。⑥同样，霍尔的《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对高语境 （high-context）与低语境（low-context）文化的划分也引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例如，在对高语境与低语境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随之产生了对选择直接传播方式还是间接传播方式的文化的比较。⑦此外，这一领域的研究盛行采用实证法。因此，研究者们往往先从已知的文化差异理论中提出假设，再进行调查或实验室研究来检验这些假设。
（三）跨文化冲突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这种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人互动过程的本身，即对于两人如何互动进行详尽分析；相反，它侧重于传播差异的文化源头分析。比如，霍夫斯泰德与霍尔就曾一度追溯到文化模式的分类学。因此，其研究重点仍在文化对传播模式的影响而非跨文化传播本身。由于它研究的主题几乎都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误传（miscommunication）或误解，因此跨文化传播在此几乎与误传同义。
最后，如何才能拥有行为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在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中，跨文化传播能力主要体现在熟知一系列不同文化中的传播规则。斯皮兹伯格（Brian Spitzberg）就曾提出一种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其中列举了一系列影响人们传播能力的行为因素，例如，促进传播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是否合作，语言习惯，坦诚与否，等等。他认为人们既是行动者又是合作者，他们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必要的传播技巧（包括沉着、交流能力、应变能力、表现力）以及学识的功用（包括互动能力，演讲才能，语言表达能力，驾驭能力，协调能力）。因此，跨文化传播训练及教育被认为是提高和加强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⑧
三、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
与行为模式不同，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不再通过表面的具体行为寻求跨文化问题的解决方法。跨文化传播认知模式的研究策略与基本观点如下：
1）传播是一个个体的认知过程；
2）文化是人们心中关于信念与价值观的体系；
3）跨文化传播是个体遭遇不同文化信仰与价值观的一个过程，因此会产生文化冲突；
4）心理因素（个性、焦虑、犹豫、偏见、刻板等等）会影响跨文化传播过程；
5）只要确定心理变化与传播行为之间的联系，跨文化传播便能得以预测和控制，这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明确提供了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
6）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减少焦虑的能力，也涉及到消除民族优越感和一些刻板观念，懂得宽容与理解。
认知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包括以下几个发展迅速的领域：1）跨文化传播理论——20世纪80年代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减少不确定性理论；2）减少不确定性理论的检测与研究；3）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
在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er）的传播与不确定性理论⑨以及斯蒂芬（Stephen）兄弟关于群体间传播焦虑研究⑩的基础上，古迪昆斯特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创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最早尝试。减少不确定性理论的基础假设是“如果存在高度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人们就不可能顺利适应环境的种种变化”，不确定性来源于对于陌生人易于引起焦虑的一些行为的认知。在古迪昆斯特看来，这一切又可归因于自信，它直接影响到焦虑程度、群体间的相互适应及传播有效性。（11）
（二）不确定性理论的检验与研究
继古迪昆斯特提出跨文化传播中的减少不确定性理论之后，有许多学者进一步检测并发展了该理论，该文与专著层出不穷。一些研究者致力于调查那些会影响减少不确定性过程的因素，如文化差异（12）与个人因素（13）；还有一些学者如森那弗兰克（Sunnafrank）则试图重新阐述这一理论（14）。
（三）跨文化适应性的研究
认知模式中还有一些研究其对象是文化间的关系。这些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传播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关系发展的结果如何。由于在关系发展的初级阶段，总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与焦虑，初期的互动情况便成为大多数研究的对象，古迪昆斯特与他的同事就是从事这一研究。跨文化适应的理论与研究构成了跨文化传播认知模式的另一个分支。跨文化适应被概括为一个自我转变的心理或认知过程，它可以通过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来证实。（11）这是一个个体内部状况渐变的过程，它遵循压力——适应——成长的动力模式，是个体参与那些使他们“朝着跨文化特质增长”的外部跨文化活动的结果。（11）这一过程会导致个体与客文化（host culture）的融合及对本土文化的偏离。（11）在金（Kim）看来，产生了内部转变的个体拥有了一种“跨文化身份”，有着较好的心理素质与适应能力，由单一文化人成为跨文化人。（15）在这个意义上，成功的跨文化适应的结果便是制造了第三种文化。
认知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多采用定量的实证研究法。研究者们喜欢找出支配跨文化传播认知过程的种种规律，例如，是什么引起焦虑和不确定性，是什么导致不确定性的减少与增加，人们认知状况的变化如何直接影响到他的传播行为，或者是什么影响了跨文化适应与自我转变的心理变化，等等。研究者们认为通过提出与检验假设，设置命题、公理或定理，便能预测文化传播过程。
如何才能拥有认知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认知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包括克服诸如焦虑、恐惧、不愿意交流、偏见、死板等心理障碍的能力。用金的说法就是，一个有能力的跨文化传播者必须自愿且能够通过外在的传播活动改变内在的东西（态度上的和认知上的）。一个有能力的跨文化传播者还要善于理解与分析别人的行为以便做出恰当回应。因此，认知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大多通过广泛地参与客文化的传播活动获得。经过这些活动，人们了解所接触的文化并渐渐融入其中。就如金的理论所述，自我转变注定要经历压力、适应与成长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对金来说，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痛苦。
四、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IMIC）
在我们所讨论的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最慢的一种。理解模式以两种理论为基础：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与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CMM）。建构主义从心理学视角主张个体通过采用彼此的视角来合作建构意义。（11）克罗伦（V.Cronen.）、陈（V.Chen）和皮尔斯（W.Pearce）则从社会角度认为，人类互动遵从参与者之间对于行动与阐释的协商规则，这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来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意义。（11）
在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理解模式体现了一些不同于以上两种模式的观点：
1）它将跨文化传播定义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协商建构意义的一个象征性过程；
2）它强调传播者清楚自己在跨文化处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3）它强调意义是跨文化冲突的中心；
4）它认为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双方的合作与协调；
5）其研究重心在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动模式，它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沟通状况，换句话说，它研究人们如何在相互之间建构意义；
6）确定研究目标后，它要求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强调直接观察、深入阐述、系统分析，从参与者的角度进行解释。
迄今为止，关于理解模式的研究不多。唯一能归入这一模式范畴的是1984年肯尼思·B·利伯曼（Kenneth B.Liberman）所做的研究。利伯曼在对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欧洲移民间的实际互动进行调查后指出，跨文化传播者完全凭经验来理解双方的谈话内容。其实，除了文化差异影响读解外，听、说也常会导致误会，双方要努力找出各种可行的方法促进沟通。据利伯曼说，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意义”，“参与者可以理解这些意义，但它们却没有确切的语义内容”。（16）比如，利伯曼发现跨文化互动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含糊”，还比如在这种传播中沉默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利伯曼认为跨文化传播绝不可能在理解与意义上完全清晰，进而他提出跨文化互动与传播本身无关而与风俗习惯有关，因此，他强调“分析时也要考虑政治背景”。（16）应该说，利伯曼关于跨文化传播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趣的，但他认为跨文化传播中绝不可能有确切理解的悲观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前文所谈到的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与本节的解释模式不同。认知模式关注的是那些影响跨文化传播的心理因素，比如焦虑与恐惧等；而解释模式主要探讨跨文化互动中的意义建构。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内部的，那么后者主要是外部的；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心理，那么后者关注的是互动。再者，认知模式探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理解模式是把人作为社会人来进行研究的。这一趋势也与整个传播研究从认知视角向社会视角的范式变迁相吻合。
如何拥有解释模式中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根据解释模式，我们将跨文化传播能力定义为至少三方面能力的组合：1）理解能力——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2）心理上——能够容忍暂时的误会或挫折而不是以消极刻板的想法或偏见去对待他人；3）行为上——能积极配合以消除误会，建构意义，营造融洽的氛围。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解释模式中的传播能力事实上是融合了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
五、小结与建议
以上我们详细论述了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提出了对跨文化传播能力的三种理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提高。我们将现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研究领域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它主要用实证法与定量分析法进行研究；
2）它并不注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真实的、自然的互动；
3）它着重强调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传播障碍与误传（miscommunication），而非跨文化传播的积极效果；
4）它并没有建立多种属于自身的理论，尤其是没有建立解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实际互动的理论。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未来发展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其次，有必要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自然互动进行更多的研究；再次，要将重心从研究“误传”转为研究如何协调合作，建构意义。最后，应创建更多有关真实的跨文化互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