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论美学初探（专题讨论）——人生论美学的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人生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维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人生论美学，我个人的见解就是将审美与人生相统一，以美的情韵与精神来体味创化人生的境界。也就是在具体的生命活动与人生实践之中，追求、实现、享受生命与人生之美化。因此，人生论美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它也必然是一种价值上的信仰和实践中的践履。它要解决的不仅是审美的学理问题，也是人生的状态与意义问题，追求的是生命的诗化和向美攀升。
一
在西方，“美学之父”鲍姆嘉登认为美学是“指导低级认识能力从感性方面认识事物”的“知觉的科学”①，它的任务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事实上，在鲍姆加登之前，把美的问题归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西方就已存在。鲍姆加登之后，“美是什么”的追问进一步被纳入知识论的体系之中，以主客二分的立场、科学主义的方法和自然主义的态度，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本原的问题。欧洲经典美学尽管被区分为经验派、理性派等诸种，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大都可归为认识论的传统，即将把握审美现象的最高价值视为认识真理。
但是，“科学的美学”并不能给予审美问题以科学的结论，相反，自柏拉图以来，科学主义的追求美的真理性的诘问，使问题的探讨者们陷入了深深的自扰之中，以致发出由衷的慨叹：“所有美的东西都是困难的！”②科学主义的知性分析的方法使审美活动成为静观的有限的经验对象，而失掉自由的本质和丰富的体验性。康德以反思判断为前提，树立起了自己美学的旗帜——情感。他将客观的“美是什么”的问题转换成主体的“审美何以可能”。康德强调了情区分于知与意的独立性，为审美自主确立了前提，同时也确立了对人与世界二分关系的否定。康德把主体体验的愉悦与否视为审美判断的根本标准。他说：“没有对于美的科学，而只有关于美的批判，也没有美的科学，而只有美的艺术。”③作为西方美学的重要转折点，康德美学追寻的不是美的客观必然性，而是美的主观必然律。康德以降，柏格森的生命美学以直觉的生命创化为美之本原，也是与科学主义美学的重要分水岭之一。康德、柏格森对主体之内在情感自由、生命之精神创造自由的追求开创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新传统，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的确立。
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严格意义上应自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引进西方美学学科术语与理论始，但若论对美的问题的思考与审美实践的践履，则历史弥久，有着自己民族的特色。与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不同，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传统是关怀人生、关注意义的。中国人对美的思考是人生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美论往往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理论和人格审美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代表的儒道两家，尽管在价值取向与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出关怀人生、关注人格、追寻意义的共同立场。理想（审美）人格实现处也即审美（理想）人生实现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哲学精神与美学精神。
孔子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说，但却内蕴着审美的精神。孔子主张将“道”、“德”、“礼”、“仁”的追求和修养都内化为“游”之“乐”，即经过情感的转化由外在的规范而成内在的自觉。这种“乐”的本质在于将个体生命融入到历史、宇宙的宏大进程中，融入到群体、社会的广阔图景中，从而使个体生命的得失、忧乐、存亡都有了更广阔的参照系与更崇高的目标。这就是“仁者不忧”之“乐”，是在利他中达到精神之“乐”，是“乐”在“尽善尽美”，在道德与责任的圆满中完成人格与生命的升华，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与情感舒逸。因此，“乐”既是儒家审美人格的理想追求，也是儒家审美人生的终极境界。与儒家追求的伦理审美哲学不同，道家钟情的是自然审美哲学。“游”是庄子钟情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和生命活动方式，它具有“戏”的无所待的自由性，而“逍遥”是对这种无所待的自由状态的描摹。“逍遥游”不是某种具体的飞翔，它象征着不受任何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精神的翱翔，因此它也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消解了物累的心灵自由之“游”，这是一种物我两忘而与天地为一的达“道”体“道”的具体状态。人与“道”契合无间，那就是无待之“游”。达“道”也即体“道”，是融入生命之中与万物并生而“原天地之美”。
儒道文化均非专门讨论审美的问题，但儒家所主张的以美善相济使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道家所主张的以生命体验和精神翱翔来实现生命的自由和本真的思想与视角，却对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美学学说纷至沓来，尽管科学主义与认识论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康德的情感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学说等同样影响甚广。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等诸位大家，几乎都承续了民族美学的人生关怀传统，不同的是他们又融合了康德、柏格森等的情感论、生命论等新维度。他们创构了“趣味说”（梁启超）、“境界说”（王国维）、“情趣说”（朱光潜）、“意境说”（宗白华）等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学说，从民族现实出发着意于以审美来切入人生实践，主张通过美与艺术来涵养整个生命与人格境界，追求把丰富的生命、广阔的生活、整体的人生作为审美实践的对象和目的，追求人生之现实生存与审美超越的统一。这些富有民族情韵的现代美学学说不仅成为中西美学传统交融和新创的重要代表性成果，也成为当时诸多知识分子孜孜践履的实践方向。同时，也正是这些学说拉开了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生论美学的序幕。
以孔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不乏潜蕴了审美性维度的种种人生学说，但并没有在理论上自觉地把审美与人生相联系并进行相应的建构，这个任务首先是由中国现代美学去拓展的。中国现代美学在学科意识与理论方法上得到了西方美学的滋养，在美学精神上则拥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美学的双重营养。同时，中国现代美学对康德、柏格森等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吸纳，显示出以孔庄为源头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强大整合作用。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现实危机面前，中国现代美学在整体上从康德、柏格森等西方现代哲学家美学家那里吸收得更多的是激扬情感、追求自由的主体精神。审美的解放与国民性的启蒙相交缠，成为中国现代美学人生精神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特征。而这种以启蒙为重要前置话语的人生美学既具有深广的中西文化背景，同时还有其孕生的特定现实语境。在近现代民族苦难面前，现实需求有时比学理建构更为强劲，这也必然会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理探索和理论建设上留下烙印，从而使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中国现代人生美学仍有待进一步的学理开掘与理论深化。
二
作为人文学科，美学的根本问题乃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又自然关联着人的生命活动及其实践。生命的实践与人生的价值构成了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必然践履追求的两个密切关联的维度。人生论美学试图以美的理论介入生命实践，以美的信仰解决人生价值，其关注的核心就是审美与生命与人生的关联问题，而其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仍是对美的内涵与精神本身的把握和理解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人生论美学能否确立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建构怎样的人生论美学的问题。
综览人类历史上关注倡导审美与人生之关联的种种思想探索与实践践履，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把美主要理解为形式层面的东西，在人生实践中重视感官的享受。
盛行于19世纪欧洲的唯美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思潮，也是一种生活中的实验。唯美主义者在理论上强调形式高于一切的唯美原则，倡导美与艺术的独立自足性；在实践上则主张美与艺术影响生活，倡导新感性的唯美生活原则。他们一般拒绝直接给美下定义，关注的是审美的瞬间快乐感受；主张美与实用与道德无关，倡导以纯美即纯形式的原则来创造艺术改造生活。从理论渊源看，唯美主义可以通向康德。自从康德确立了审美自主的原则，一些西方美学家艺术家就将审美与科学、伦理等人类其他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实际上这是对康德理论的一种片面理解。康德的审美自主强调的是审美活动进行时的纯粹观照特征，但这种观照依据的是主体内在情感，因此它潜蕴了反思与批判，而并非绝对的纯美、纯感性、纯形式等。而唯美主义从康德那里继承了审美自主的理念，又将其片面地发展为形式的感觉的原则。这种倾向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潮流中，走得更远了。它把审美的情感原则偷换成了快感原则，把审美的精神指征转化为物质糖衣。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与审美联姻，都市空间、公共场所、商品甚至人自身，一切都可以按照美的时尚法则来润饰或包装。“美的整体充其量变成了漂亮，崇高降格成了滑稽。”④“审美内爆”（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语）造就了无距离的美，造就了追逐“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的“美学人”⑤，从而使日常生活成为感官欲望流溢的消费主义沃地。如果说“唯美主义”从审美自主出发，还保留了对生活的某种不屈与批判，“日常生活审美化”则差不多以无批判性无距离性模糊了美令人心颤的情韵和圣洁。但不论是“唯美主义”以艺术为最高原则的人生立场，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快感为最高原则的生活姿态，这一类对审美与人生关联的追求，在本质上都是把美理解为形式层面的东西，它们在倡导审美与生活的关联时都是把形式和感性视为纽带，追求形式感、装饰性、新奇性、感官享受等外在的东西。这类思潮在理论上不乏新奇与探索，在实践上对于美化生活环境、激活生活感受方面也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外在形式和感官享受的过分倡导或重视，可能流衍为奢靡、颓废、媚俗等种种生活情状，从而偏离了美提升生命的崇高使命。
第二类是把美主要理解为技巧性的东西，在人生实践中注重生存技巧、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
中国文人对于审美和生活的联系一直非常关注。他们往往以艺术为中介来观照和切入这个问题，追求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境界。如孔子推崇的颜回乐处、曾点气象，庄子描摹的庖丁解牛、羽化蝴蝶，到魏晋名士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的风流生活，确实展现了艺术自由、个性、情感等种种精神气度。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追求艺术化生活理想者主要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失意的而在精神上又对自我有所要求的文人士大夫，按照中国文化“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他们往往因未能“仕”而在内心情感上失落忧愤，艺术化生活于他们更多的是内心痛苦的一种释放形式和寄托方式。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晚期，先秦儒道对人生境界的壮阔追求，魏晋士人对于生命情怀的淋漓挥洒，逐渐内敛为一种精致优雅、闲适洒脱的生活情趣，它虽然保留了对于人格精神的向往，但对外在生活方式的追求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重心。这些被边缘化的主体以与世俗化生活疏离的艺术化生存形态，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情趣与价值旨趣，同时也予自己无所作为的生存事实以精神的自我安抚。艺术化生活方式往往成为中国文人内在的精英主义意识和实际上的边缘化事实的一种调和方式。在这种精神形态下，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化生活有时就不免蜕化为弱小的个体为了在强大的现实前寻求自保而实践的某种生存的技巧。而在中国现代文人中，林语堂、张竞生等更是直白地标榜所谓“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⑥。他们宣称“个人便是人生的最后事实”，关注的重心是如何适度地开垦“自己的园地”，担忧的是在舒适的生活中纵欲过度。因此，这类“生活之艺术”所潜蕴的种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中庸主义的旨趣与真正的审美与艺术的精神还是有距离的。这类思潮和实践实际上是把美与艺术主要理解为技巧性的东西，并在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为对生存环境、生存技巧、生活情状、人际关系等的处理艺术。这类对于审美及艺术性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人际关系与心身的润泽，但过分雕饰则可能流衍为精神的退化和圆滑的生存哲学。
第三类是把美主要理解为一种精神与情韵，在人生实践中注重审美人格和生命境界等的建构。
梁启超提出：“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⑦梁启超以“趣味”美来统领人格精神与生命境界，建构了自己独特的趣味论人生美学理想。王国维、宗白华则以“境界”美来诠释人生，并将对境界的品鉴从唐以降的侧重艺术品鉴推进到艺术与人生相统一的审美品鉴。王国维不仅提出了“境界”的“有我”与“无我”、“造境”与“写境”等别，更是以“大词人”、“真感情”等为标准，以艺术境界融含作者情感与人生况味，赋予了境界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宏阔的人生意蕴。宗白华主张建设“艺术的人生观”，“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一个优美的高尚的艺术品似的人生”。⑧他通过对艺术意境的生命底蕴和诗性本真的发掘，诠释了天地诗心的最高人生美境。朱光潜更是直接提出了“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艺术化”的口号。⑨这些中国现代美学家都不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的技能优劣来讨论审美的问题，而是崇扬从作品通向人生，从艺术与审美通向生命与生活，把丰富的生命、广阔的生活、整体的人生作为审美实践的对象和目的，创造一种“大艺术”与“大艺术品”。
这一类对美的定位和人生践履与西方现当代美学中种种倡导“唯美”、“审美”的生活化审美思潮相比，显然有别于其追逐快感、悬隔意义的泛审美指征；而与中国传统文人的某种“生活之艺术”相比，也呈现了精神上的内在深度与力度。它把目光从对美的局部性、外在性、技巧性等要素的关注投向了美的内在精神与整体情韵，从而将对审美理想的追求和对美的人格精神的追求统一起来，为将审美由求知提升为信仰提供了思想理论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人生论美学并不否定人生的感性愉悦。审美的基础就是美感的享受。但审美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始终停留在感官的层面，前者则由感性的愉悦通至精神的攀升。感性的标准成为美的基本前提，而精神的理想也就成为美的最后尺度。由此，我们也可从中确立人生论美学所应执守的基本价值维度和实践向度。
三
作为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资源，人生论美学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国近现代美学传统一脉而下，是中国美学在现代学科意识觉醒之前提下融汇中西文化而孕育的一种独特的学术建构与人文建构。人生论美学是中国现代美学最具特色的精神传统之一。今天，对人生论美学的民族资源予以梳理和新构，应是当下发展推进民族美学建设、促进当代生活实践和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在人生论美学思想精神方面作出了重要开拓，取得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但人生论美学并未能在学理上得到系统的建树，在实践上也有诸多现实限制与困难。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美学，则很长时间纠结在美是什么的纯理论争辩中，使美学缺失了它应有的生命热度和生活激情。今天，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随着经济与效益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文学科抚慰心灵、追寻信仰、陶铸人格的价值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然，把人生论美学仅仅理解为审美知识或审美技巧在生活实践中的接纳和运用是不够的。人生论美学关注现实关怀生存，它是实践的美学，也是价值的美学和意义的美学。它的思想根基建立在审美对于生命的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之上，它的理论建设也离不开舒展生命、体味生命、提升生命的现实人生践履。以人生论美学的视野来观照审美实践，其核心价值和现实维度就在于为生命的诗化和向美攀升打开广阔的天地。
审美乃生命之谐和。审美以情感为基质，通过贯通知情意的生命多极维度使生命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分裂中重归和谐。
科学与审美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实践方式和价值追求。科学化代表的是理性、逻辑、规整、统一等实践模态。审美化代表的则是情感、个性、具象、创造等诗性模态。人类早期，我们并未严格区分科学理性活动与审美艺术活动的界限，这就使得人性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原始生活实践中尚处于混沌整一的状态。但是，我们今天所要倡导的和谐之生命不是恢复原始的整一，而是以实存的生命本身的丰富差别性和多样矛盾性为基础的。和谐之生命对生命自身的和谐之道路与追求是有清醒的意识的。因此，和谐追求的生命旅程本身就成为一首歌，一首诗，成为丰满而生动的艺术作品，牵动着实践主体的真情真性。
知情意在人性中被割裂，一直是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论题。现代科技文明促成了物质的进步和繁荣，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从混沌整一走向机械分裂的重要推手。美的生命和谐基于生命的实存运动，贯通于具体的人生实践之中。宗白华先生以诗性之眼去观照生命的奥秘，发现了生命律动和宇宙旋律的相契性，提出“心物和谐底成于‘美’。而‘善’在其中”⑩。可以说，穷极宇宙的究竟，科学与美并非不可通约；穷极人生的究竟，伦理与美也非互不关联。在情感的舒张中达到契真合善的美好境界，这是知情意和谐的美丽生命的一种理想标识。梁启超把这种生命状态誉为蕴溢“春意”的生命，它是对功利之执的实用理性的超越和得失之忧的道德理性的升华。而其中的关键是，美的主体必然是在现实的感性生命实践中去践履的，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去创化的。美的体验与生命的活动由此贯通而成为和谐生命建构的一种理想方式。
审美乃生命之翔舞。审美通过情感的舒翔和身心的解放，不仅让生命更完满地体验自身的丰富性，也提升着生命对实存的诗性超越。
不可否认，生命的体验首先就是肉身的体验，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丰富感受及其满足。每一种真实的感受都构成了生的理由，使生命过程交织成真实绚烂的画卷。事实上，审美并不否定感性的体验。审美与求知与德性活动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审美总是具体的，总是面对形象的。丰富的感受正是通向审美体验、获得审美愉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时，审美的体验又并不使自身仅仅停留在感受的物质性上。它包孕着情感，从具体的感受上升华起来，从物质的肉体的感受上提升起来。审美的体验由此超越了物质的泥滞，而实现灵肉的交融达致生命的翔舞。
肉身是离不开物质的，肉身离不开现实的时间与空间，这使得实存的生命无法飞翔。肉身成为生命翔舞的牵绊。“沉重的肉身”，刘小枫的书名可以概括古今中西哲人们对身体问题的某种共识。西方著名的生命哲学家柏格森把生命视为无间断的绵延，其实质就是一种与物质、与惰性、与机械相抗衡的精神创造之心理冲动。生命不断地洞穿向下坠落的物质阻碍，而为自己开辟出自由的新境界。柏格森认为要把握生命的本质只有借助直觉置身于对象中来体验。绵延充分体现了生命的运动与生长、变化与统一。在柏格森看来，艺术与审美就是借助直觉对生命冲动的一种把握、再现，甚至就是生命冲动本身。他强调：“艺术家则企图再现这个运动，他通过一种共鸣将自己纳入了这运动中去。”(11)艺术与审美活动成为生命冲动的一种创造形式，实现了对物质肉身的飞跃，也实现了对生命自身的占有。在中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以哲情和诗意交融的温暖深沉，提出了“生命情调”与“真生命”的问题。他认为：“生命创造的现象和艺术创造的现象，颇有相似之处。”(12)艺术就是“生命的表现”(13)。美的艺术和美的生命一样，就是宇宙创化的旋律与圆满，就是至动而有韵律的诗意翔舞。它以纯粹的感性律动契合最深的宇宙节奏，从而把人从“物质的奴隶”与“机械的奴隶”、从“抽象的分析的理性的过分发展”和“人欲冲动的强度扩张”中解放出来、提升起来，“突破‘自然界限’”、“撕毁‘自然束缚’”而“飞翔于‘自然’之上”。(14)这就是宗白华所领悟的由形象（生命）具象道、由艺术和审美通致形上的理想路径，它既是一条审美与艺术的诗性之路，也是一条生命与人生的翔舞之路。在此境界中，生命才拥有了最丰沛的自我和最自由的心灵。艺术、审美、人生的贯通终使生命之和谐达到了新境界。
审美乃生命之归真。审美是生命潜心体验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本真，复归于澄明。
生命不是孤立的，人的生命尤其不可能孤立独存。生命的活动与实践建构了人与自然与宇宙与他人的关联，从而也构筑了人生的丰富图景，使每一个生命变得多彩而充实。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生命都不仅仅局限于个体，归属于个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每一个自觉的生命都会思索这个问题追问这个问题。1918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针对“小我”，提出“大我”、“真我”的概念，他说：“拼合许多人才成个‘我’，乃是‘真我’的本来面目。”(15)“真我”的境界是“此我”与“彼我”可以在精神上合为一体。因此，梁启超把“我”认定为超越物质界以外的普遍精神和同一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提出，完全无缺的“真我”，就是“无我”。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对趣味思想的建构阐释中，不仅继续倡导个体与众生合一的生命伦理追求，更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拓进到人与宇宙运化的本质关联，以趣味美来界定对个体生命的价值思考和审美阐释。而中国古代魏晋士人崇扬的“天放”，西方浪漫主义时代卢梭倡扬的“回归自然”，实质上也是把超越个体局限追求天人合一视为生命本真之美的种种个性化实践。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也是对这种物我消融、天人合一的澄明之境的美学表达。
在现实实践中，诗与艺术是生命体验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本真、复归于澄明的理想途径之一。因为艺术可以使“小我的范围解放，入于社会大我之圈，和全人类的情绪感觉一起颤动”，“并扩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16)宗白华认为，艺术由美入真，因为至美最深最后的基础在于真和诚。唯有心灵的真诚，才能抵达生命的核心，直达宇宙的真境。因此，“伟大的艺术是在感官直觉的现量境中领悟人生与宇宙的真境”。(17)这也是对最高之真的把握，合于宇宙秩序与规律，从而也合于善。在宗白华这里，这个“真”具有终极的指向。
人与生命价值意义的问题，在西方，提出于20世纪30年代。(18)直至今天，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在古今中外哲人眼里，生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人的实现。阿波罗神殿大门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拉开了人类反思自我的帷幕。17世纪，卢梭曾感叹：“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19)直到20世纪，海德格尔仍慨叹：“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于人是什么知道得更少。没有任何时代像当代那样使人如此地成了问题。”(20)人生论美学把丰富的生命广阔的人生纳入了自己的视野，由此也为我们观照与提升自我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在当下这个以物质、技术、经济为要的社会中，人生论美学是对现代文化工具理性指征的一种人文反思，也是对后现代文化放逐意义价值的一种人文守护。同时，它也是对美丽人格与美好人性的一种永恒人文追寻。“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1)不断地摆脱自身的兽性，向着真正的人攀升，这是包括人生论美学在内的一切人文学科的永恒命题，也是人生论美学建构的最深根基和最终向度。
注释：
①［德］鲍姆嘉登：《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转引自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第256-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②［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4卷，第61页，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③［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48页，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④⑤［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第6、7页，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⑥《周作人散文选集》，第10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⑦梁启超：《美术与生活》，见《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⑧宗白华：《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见《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⑨朱光潜：《谈美》，见《朱光潜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⑩宗白华：《席勒的人文思想》，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1)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12)宗白华：《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见《宗白华全集》，第1卷。
(13)宗白华：《艺术学》，见《宗白华全集》，第1卷。
(14)宗白华：《〈纪念泰戈尔〉等编辑后语》，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
(15)梁启超：《什么是“我”》，见《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6)宗白华：《艺术的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见《宗白华全集》，第1卷。
(17)宗白华：《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见《宗白华全集》，第2卷。
(18)参见［美］威尔·杜兰特：《论生命的意义·序》，第2页，褚建国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19)［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0)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10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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