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经济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中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学：1999》和前面几集一样，先由各个学刊的编辑部推荐，由执行主编初选，然后，由所有编委逐一投票表决，所收集的论文可以说代表了1999年国内发表的经济学研究论文的最高水平。这些论文涉及到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其中许多专题也是我本人的研究兴趣所在，担任本书的执行主编，提供了一个与有关作者交流的机会，观点分歧不可避免。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相信这种君子之争的评论对21世纪经济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会有所助益。
一、收入分配与地区差距
本年度《中国经济学》所收的论文中，有关收入分配和地区差距方面的论文有三篇。李实、赵人伟多年来一直坚持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规范、深入的实证研究，成就斐然。继他们1994年的权威性研究成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之后，又和课题组的中外成员通力合作，于1999年完成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课题。收入本书的论文《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再研究》（《经济研究》第4期），是上述课题的摘要报告。这篇论文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无疑是该研究领域内的一篇权威文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一文在概要介绍了课题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之后，报告了课题组对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趋势、现状及背后的作用因素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政策建议。总体上看，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已达到世界上中等偏上的水平。课题组的一大贡献就是运用了各种量化工具，对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进行了结构分析。首先，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最大的行列。1988-1995年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量大约占到了全国收入差距增量的16.5%。而农村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趋势。有趣的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平缓地扩大的，而城镇收入差距则是跳跃式地拉大的。同样不容忽视的是，1988-1995年间，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增量占全国收入差距增量的13.5%。收入差距变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贫困状况的变化。作者认为，“1995年的贫困状况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不过199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扶贫力度，相信到现在贫困问题、尤其是赤贫人口的问题，已得到很大缓解。
对于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课题组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改革、政府政策三方面入手进行了解释。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分配上以效率原则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拉大了收入差距。农村内部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农户间分配不均等，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另外，流量的收入差距会累积为存量的财富差距，并进而通过孳息的形式影响收入差距。从经济改革的角度看，各项宏微观改革措施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拉大收入差距。关于政府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文中提及两点。其一，农副产品价格增长往往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其二，中国的税收政策具有累退性质。按作者的判断，“中国的个人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不仅是很弱的，而且有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势”。1995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而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加上上交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近30倍。另外农村内部税收的按人均摊的办法，事实上具有累退性质，扩大了收入差距。论文最后对症地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应对策。这里不再赘述。
另一篇收入分配方面的论文是李实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是前述课题的一个子课题。主要的视角是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作者首先针对流行的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模糊估计，运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重新估计了全国及各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作者的分析印证了其关于劳动力流动结构的假说，即，“一个地区外来人口的比例更多地是与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相关的”。在此基础上，作者主要着墨于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影响。
作者关于外出劳动力户和非外出劳动力户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分析揭示了有趣的现象。首先，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外出劳动力户的人均收入水平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其次，在经济发达省份，外出劳动力户的人均收比非外出劳动力户低，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情况则相反。背后的道理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对经济发达的省份来说，流动的农业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在当地务工的报酬。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报酬的对比关系正好相反。
既然从全国平均看，外出劳动力户的人均收入略低于非外出劳动力户，大约低1.5%，而且，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中每个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比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的情形低16%，那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理论推论：“劳动力流动无助于农户收入增长”。对此作者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土地、生产性资产、省份等因素之后，外出劳动力户的平均的边际劳动贡献比非外出劳动力户高出9.4个百分点。
与这一发现相关的命题是，劳动力流出后，剩余资源会重新配置。在原有劳动力存在剩余的情况下，如果某农户中有劳动力流出，会使该农户中未流出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围绕该命题的计量分析表明，从全国平均水平和9个省份的情况看，外出劳力户中的非外出劳动力，比无外出劳动力的农户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显著地高。综合这两方面可以说，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农户收入。
论文的另一个主题是，劳动力流动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作者采用了两种分析思路。第一种思路仅关注外出劳动力汇回和带回的（净）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结果正如所预期的那样，汇回和带回的收入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把非外出流动的农户中的劳动力对于家庭收入的边际贡献率，视为外出劳动力户中外出者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之后，对比外出打工的实际收入与机会成本，进而分析由于外出流动带来的收入差距。分析表明，从全国来看，“如果外出打工户中的外出劳动力仍留在原地就业的话，农村内部的总体收入差距只能会更高”。不过，对于不同的省份该结论是否成立，仍不太清楚。
在论文的政策建议中，饶有兴味的是第五点和第六点。在第五点，作者指出，流入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是农民的自主选择，而不会按计划者的意志行事。第六条建议指出，可通过城市“生存成本”的提高来遏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并诱使一部分大城市人口流向中小城镇。笔者这里想指出的是，如果第六条政策建议能够行得通的话，那么，政府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诱致出中小城镇的模式本身。如此一来，需要反对的不是中小城镇这一模式本身，而是为达到这一模式所采用的计划手段。
以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体会而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方法得当、规范，得到的结论也比较可信。值得指出的还有，他们长期的团队合作尤为可贵。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验现象非常复杂，很多情况下必须团队合作才能有效地开展研究。课题组的实践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收入分配方面的第三篇论文是岳希明的《收入转移和地区间收入差异——兼谈日本的经验》（《管理世界》，第6期），主要侧重于地区间的收入差异。作者利用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分省的GDP历史资料，分析了1952-1995年间我国地区间生产和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及变化趋势。按照作者的分析，以人均GDP的“变动系数”测量的地区间生产差异在1978年改革之前，除“大跃进”期间的少数年份外，一直处于扩大之势。改革开放以来至1990年左右，生产地区差趋于缩小，但1990年以后又开始上升。而以人均消费的“变动系数”衡量的消费地区差，直到1982年为止，处于变动不居的情形，但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1983-1990年间明显上升，之后围绕一个高位上下波动。再后，作者以“人均GDP变动系数／人均消费变动系数”分析了生产地区差和消费地区差的联动关系。结果表明，这一指数的值在整个分析区间都大于1。说明地区间生产差异度大于消费差异度。1978年之前，该指数处于上升态势，1978年以来又渐渐缩小。
通常的直觉是，生产发达的地区消费也高，进而人均生产的地区差距和人均消费的地区差距之间，应该表现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作者所描述的经验现象却表明，1952-1995年间中国的情形有悖直觉。作者以一个特别的角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从生产角度看，一个地区的产出(GDP)，用途有三，地区内消费、地区内投资和“净出口”。给定GDP，则三者此消彼长。作者认为，人均消费的地区差距是内生于投资和“净出口”的。作者认为，1978年前中央政府在地区之间进行大幅度的转移支付，所以，尽管地区间的生产差异越来越大，但地区间消费差异则因转移支付而趋于平均。1978年以后，政府进行地区间转移支付的能力缩小，发达地区资源流出减少。所以在其生产增长的同时，消费也增长。这样，与落后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生产和消费优势就同步扩大，而不再像改革之前那样，生产差异扩大而消费差异维持稳定。作者逻辑地自然延伸能够得到这样的理论推论：目前发达省份有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这意味着长远的生产能力扩大，进而地区间生产差异会扩大。如没有政府的地区间调剂，那么发达地区的消费会随生产的扩张而水涨船高，与落后地区的生产、消费差距全面扩大。
依笔者之见，就岳希明所要分析的经验现象而言，他对于改革之前的生产和消费的差异解释触及了问题的根本。但是对于改革以来情形的解释则不是足够到位。如果说改革之前的高度集中计划体制之下，中央政府的地区间资源划拨是熨平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改革以来，我们却不能把地区间消费差异的扩大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央政府的资源划拨能力的下降。笔者更倾向于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改革以来，各个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不尽相同，对比较优势的利用程度也不尽相同。相对而言，东部省份更为成功，大量的劳动密集的非国有企业迅速成长。这样东部省份不仅保持了较快的生产增长步伐，还同时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尽管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够对地区间生产和消费差距有所影响，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在政策制定中，舍本逐末，单单倚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
二、产业组织
本书收入的产业组织方面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张维迎和马捷的《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第6期），另一篇是江小涓的《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经济研究》，第1期）。两篇论文各有特色，第一篇侧重理论建模；第二篇则是经验研究。
《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所针对的问题是“在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国有企业竞相压价，最终导致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案例，即所谓的恶性竞争”。作者试图从产权角度对问题给出解释。为此，设定了国有企业在两权分离条件下经理人目标函数：
g[i]=β[,i]P(Q)q[,i]-α[,i]C[,i](q[,i])
企业在寡头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运作。P(Q)q[,i]是企业i的收益，C[,i](q[,i])是企业i的总成本，β[,i]、α[,i]、分别代表企业经理人在企业总收益和总成本中所占有或承担的份额。经理人最大化上述目标函数，等价于最大化：
β[,i]/α[,i]P(Q)q[,i]-C[,i](q[,i])
β[,i]/α[,i]用来刻划产权结构。当β[,i]/α[,i]=1时，被认为是“私有企业”，此时经理人的最大化行为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标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相同。当β[,i]/α[,i]≠1时，被定义为“国有企业”。按作者的分析，当β[,i]/α[,i]≥1时，即β[,i]≥α[,i]时，产权结构朝向“权利大于责任”的方向转化，产权发生扭曲，这是发生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一个必要条件。
基于单期静态对称信息古诺产量博弈，作者通过标准的非合作博弈分析技术以及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导出了恶性竞争在国有企业中发生的可能性，并进而导出了恶性竞争发生的具体条件（产权扭曲度和技术水平先进程度等）。之后作者又分析了恶性竞争的福利效应。
给定论文所设定的前提，全文的逻辑是内在一致的。遗憾的是，论文没有给出对模型的实证检验证据。不过理论的结论以及有关的推论必须和现实一致，理论研究才不至于是一种逻辑智力游戏，或是某种信念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宣示。论文最主要的直接结论是：“负赢不负亏”的程度足够大+技术足够落后
恶性竞争，而文章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把“恶性竞争”定义为“价格小于边际成本”的定价行为。而且论文中又设定了边际成本为常数的生产技术。如果前几年彩电行业的价格战属于该论文所定义的“恶性竞争”的话，那么我们不妨以之与论文的逻辑进行对照。
第一，前几年我们观察到的案例是有技术优势的企业率先宣布降价，之后，别的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而被迫跟着降价。如果恶性竞争真的像张维迎和马捷的理论预期的那样，导致价格小于不变的边际成本，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恶性竞争”的行业出现全面亏损。但是，事实恐怕不支持这一结论。至少长虹作为彩电行业的“恶性竞争”的发动者，其上市公司年报中从来没有报告过亏损。上述结论与经验事实的另一点不相符之处在于，至少长虹的技术在彩电行业不是“足够落后”。另外，同样是彩电行业，前几年搞“恶性竞争”，而2000年6月却又成立了“价格联盟”。这些事实都不支持论文的结论。
第二，近几年来，消费者对于电信业的价格可谓“怨声载道”。同样是国有企业，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电信业的产权结构与彩电业有实质差别；电信业中有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国有企业，其市场结构是典型的垄断竞争结构；而电信业企业之间的技术对比状况，与彩电行业应该也相差不多。这样电信业就基本上适合于论文的前提。但是为什么电信业始终没有发生“恶性竞争”，而是竭尽全力维持高价呢？
第三，为了检验论文逻辑的“普适性”(Robustness)，我们需要再按论文的逻辑导出一些推论，并进行分析。按张维迎和马捷的认识，只要β[,i]/α[,i]=1成立（即所谓“私有企业”），那么就不会发生“恶性竞争”。但根据江小涓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5周年的研讨会上评论这篇论文的观点时指出的，在中国最早出现所谓“恶性竞争”的却是私营企业为主的VCD机行业。
第四，再进一步对论文模型的“普适性”进行分析。细细忖量，β[,i]/α[,i]=1可以对应不同的情形。比如β[,i]/α[,i]=1/1=1和β[,i]/α[,i]=0.0001/0.0001=1都符合β[,i]/α[,i]=1的条件。在张维迎和马捷的框架中，这两种情形下，都不会发生恶性竞争。但这个推论无论如何是难以使人信服的。返回论文一开始关于经理人的目标函数，并作简单变形。当β[,i]/α[,i]=1成立时，原目标函数可以重新写成：
g[i]=β[,i][P(Q)q[,i]-C[,i](q[,i])]
其中[P(Q)q[,i]-C[,i](q[,i])]是企业的利润（剩余），β[,i]就是产权学派所定义的“剩余索取权”的比例。按照张维迎和马捷的理论，只要β=α，那么不论β等于1还是等于0.0001，也即不论剩余索取权为多大，企业的行为（至少在恶性竞争方面）都是一样的。张维迎是极端强调产权重要性的。不知张维迎和马捷是否注重到这里的结论和他们在其他场合的结论的一致性？
我本人在研究中国通货紧缩问题时发现，1991年开始的“八五计划”期间，过度的投资高涨，使得刚告别短缺的中国经济，随即出现了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包括前述江小涓指出的VCD制造业在内的许多行业，出现了生产能力全面严重过剩的情形。给定这个事实，张维迎和马捷着力刻划的“国有企业”降价行为，以及江小涓指出的以私有企业为主的VCD行业的降价行为，是否可以运用简单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就可以解释呢？是否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所谓“恶性竞争”是供给能力全面严重过剩条件下，发生物价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的伴随现象呢？这个和产权无关的简单的框架是否更能说明我国当前“恶性竞争”和通货紧缩同时发生的经验事实呢？事实上，这正是我对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形成原因的观点。（注：参见拙文：“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No.C1999029,1999年。）
然而，瑕不掩瑜，中国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要走向世界，有两个关要过，一是理论模型内部逻辑的一致性，一是理论推论和经验事实的一致性，在这两方面国内经济学界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张维迎和马捷的这篇论文是本书中数理难度最高的一篇，数理语言简洁、无歧义。这反映出他们良好的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训练，有关分析技术运用的娴熟程度令人钦佩。他们两人的数理运用能力值得我们经济学界同仁学习。
江小涓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进行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本书收入的论文是由她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管制、竞争与产业发展的》总报告的一部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远未完成，而对于既有转轨历程的许多方面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举其显著者，如中国转轨的经验有无普遍意义，激烈的产权私有化变革是不是转轨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正如江小涓在论文中所评述的那样，尽管“这些讨论提供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观点及新的理论视角，使人们了解改革全景和理论背景”，但是，“总体上看，这些讨论要么属于理论假说，要么使用整个经济的汇总数据”。针对这些不足，江小涓以其一贯的执著，对中国转轨过程的实际发生过程，取得的绩效及产业间差异，进行了扎实深入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某行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与该行业本身总规模的成长速度之间，并未表现出强的正相关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结论，即，尽管在解释整个制造业高速增长时，非国有经济的贡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解释行业间增长绩效的差异时，非国有企业作用并不明显。
围绕改革中人们常常讨论的制造业中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规模不经济问题，江小涓的论文以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轻型汽车、棉纺织业等五个行业在1980、1985、1990、1995年的资料，分析了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业组织状况的变化。这五个行业的前四个均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改革以来这些行业真的出现了企业平均规模小型化和规模不经济，那么产业政策就应该进行相应调整。但该研究发现，按企业规模分类，1980、1985、1990、1995年间大型企业数量比重、总产值比重、净产值比重持续上升，小型企业的有关指标持续下降。但中型企业的情况是，数量比重持续上升，总产值比重1990年前上升，1995年又低于1990年，净产值比重则持续下降。深入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产业组织中常常受到批评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综合这些证据可以得到结论，不能认为中国制造业在20年改革中出现了明显的规模趋小、规模不经济加重、产业组织趋于恶化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江小涓提出的判断转轨程度的标准“规则标准、行为标准和绩效标准”，表明了她对于转轨问题的透彻认识。有人指望私有化能够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然而现实是，即使法律法规等标准可以迅速改变，但人们的行为变化则不是那么容易。
对于文中的某些观点，我也持有不同意见。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论文中似乎隐含地认为，企业规模变小，则规模不经济。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对于资本密集产业而言，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对于劳动密集产业而言，最优的效率规模本来就是比较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江小涓其实从一开始就没必要把棉纺织业拿来分析企业规模趋小和规模不经济问题。因为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转型经济中，劳动密集行业企业规模趋小很可能意味着效率的上升。
三、宏观经济
关于宏观经济方面的论文收入了六篇。我首先向读者推荐的是张帆博士的论文《央行的行为、利率的作用与中国的IS-LM模型》（《管理世界》，第4期）。张帆的行文简洁明了，不拖沓。论文的价值除了直接的结论外，还对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长期以来，我们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方面缺了课。近20年来，在补课方面成绩不小，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问题，对于西方的模型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套用。然而西方的模型归根结底是西方学者对其所处的特定制度、技术和发展阶段等背景环境下的经济现象的归纳提炼。中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在运用归纳自别国经验的模型分析中国情形时，我们必须时时自省：所援引理论模型的假定条件在中国成立吗？必须时时自问：模型在中国适用吗？这个警示也正是张帆写作该论文的初衷之一。
张帆的论文通过对1980-1998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重新按研究的要求分类，并运用三阶段OLS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产品、货币市场的IS-LM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在此样本期内，中国的LM曲线在（利率，产出）坐标系中斜率为负。这一发现与标准理论结论相左。接下去的推论是，在中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LM曲线右移后，会提高利率、降低产出，而不是像标准理论所预言的那样，降低利率、提高产出。
文章还发现了一些与标准理论大异其趣的结果，并给出了解释，在此不一一赘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曾提出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所批判的是那种看不到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基于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规律笃信不二，并用以预测未来的做法。经济当中的结构性参数会随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改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尚且如此，对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结构性参数的变化肯定比西方国家来得剧烈。所以，张帆的论文所提醒我们的，不仅在于审慎对待西方的现成模型；引申开来，还提醒我们，即使是按当前国情建立的模型，也不是一劳永逸、永远无条件适用的。此一时，彼一时。这是对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同仁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樊纲的论文《论国家的综合负债——兼论如何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经济研究》第5期）的贡献，在于构造了用以衡量一国总的债务水平和一国金融风险水平的总括性指标，并从中导出了对于宏观政策的相应含义。论文指出，“在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政府干预”这种三位一体的情况下，“拨改贷”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由银行代替国家财政，对企业经营不善带来的亏损和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造成的亏损进行补贴。这样，究其实质，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坏账实际是政府的债务。基于这一认识，樊纲进一步推断，中国有庞大的国有经济，但政府负债却特别低；而另一方面中国银行的坏债却特别高。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本应表现为政府债务却表现为企业对银行的坏账。
按照他构造的综合负债和综合负债率指标，樊纲比较了中国和日本、泰国、印尼、韩国等1997年的国家综合负债率状况。结果表明，尽管中国银行的坏账率很高，但1997年底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率”按最严重的估计为47%，而作为参照的上述四国依次为114.3%、109.3%、92.7%和75.4%。由此看来，中国在1997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除了资本项目未开放以外，中国的实质经济基础状况尚属正常，也是重要原因。樊纲得自上述判断的政策含义是，由于中国综合负债率水平尚属低水平，所以提高国家负债还有余地，以刺激经济增长。而增加国家负债可以有增加银行贷款和财政扩张两个途径。在中国银行坏账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应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
论文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作者认为只要银行坏账增长率低于名义GDP增长率，那么银行坏账在长期中会逐渐消除。而要达到这个条件，须进行体制改革，降低坏债增长率，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我同意樊纲所强调的遏止银行不良坏债增长率的重要性。不过对樊纲的某些观点持有保留意见。首先，樊纲用来进行国家综合负债率对比的参照国家，都是在1997年以来受到金融风暴影响比较大的国家。过高的国家综合负债率正是导致它们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既然如此，那么，仅仅通过把这些国家过高的综合负债率与中国的低综合负债率相对比，就得到中国还有债务增加的余地的结论，失之偏颇。要令人信服地得到这个判断，应该再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我国台湾省进行对比。其次，樊纲构造“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时，把政府内债与银行坏债以及全部外债赋予同样的重要性，并列相加。在我看来，这种概览性的指数只有在这几种债务的量都处于各自的阈值之内时，才有意义。一旦某一项过大，会使金融风险变得非常敏感。不妨想象一下，对于同样“综合风险指数”的两个国家，如果其中的一个银行坏债畸高，而政府内债很低；另一个各种债务都处于“相对合理”的状况，难道这两个国家的金融风险真的一样吗？恐怕人们对于银行部门的坏债要更为敏感。第三，樊纲认为存量的坏债无足轻重，因为只要不良债务增长速度慢于名义GDP增长速度，存量债务会逐渐化解。樊纲事实上暗含了一个假定：存量的不良负债与增量的不良负债之间没有正向关系。但是，巨额存量不良负债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内生的现象，如果不把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消除，那么，任何旨在控制增量不良债务的努力都会事倍功半。
余永定的论文《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经济研究》，第7期）主要分析通货紧缩这个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最为棘手的难题。论文一开始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政府以货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余地急剧缩小，这一点与樊纲的论文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余永定还认为，中国民间经济自身的增长潜力并未真正恢复。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后果，应设计一套首尾一贯的中短期相结合的综合对策。
余永定认为由于通货紧缩是持续的物价下跌过程，所以以静态的供需失衡框架无法做出圆满解释。为刻划通货紧缩的机制，作者构造了一个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余永定首先假定了众多的竞争性企业，且企业不同质（生产成本水平不同）。每个企业都采用里昂惕夫型的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之后，作者直接给出了加总社会总供给曲线。对加总的具体做法，仅只在脚注里注明了出处。在我看来，这个加总环节上应该多费些笔墨。
假如企业都以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且当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时能够退出，那么，如果企业因生产效率下降、生产成本上升，则总供给减少（AS曲线左移），价格上升。从而那些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仍然能够维持不亏损的状态。但是如果企业普遍的生产成本上升后，企业不退出，那么，供给曲线不左移，价格不回升，就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事实上对效率相对较高的企业造成了间接影响，使后者也不能盈利。第二，后者如欲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办法来缓解自身困难，只会使AS曲线进一步右移，价格更趋下降，反而加重了低效率企业的困难。
基于上述理论准备，作者认为“应该把生产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分析中国当前通货收缩形势的起点和当前通货收缩动态过程的因果链条中的关键环节。”余永定根据别人的研究推测，在通货紧缩形成之前，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一定上升，工资过快增长和资本使用效率的明显下降可能是主要原因。在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P＞c（价格大于成本），掩盖了企业效率下降的问题。在经历了五年的紧缩性政策治理通胀之后，总需求曲线左移，价格下降，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暴露出来。但是由于企业凭政府救助，不须退出。所以总供给曲线未发生左移；但另一方面，由于出现大面积企业亏损，工资发放减少，企业自主投资减少，导致总需求下降。供给不变、需求下降，导致价格下降，而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亏损。论文最后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状况，减员增效等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避免由此引发的振荡，政府必须花大力气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余永定构造的具有微观基础的AS-AD框架，在分析中国通货紧缩的逻辑链条上，有三个外生环节。(1)所有的亏损企业都不能退出，供给曲线不动，这是制度方面的外生条件；(2)通货紧缩发生之前中国企业单位成本一直上升，而且是普遍上升；(3)连续几年的紧缩政策，导致企业亏损，工资减少，员工需求和企业自主投资下降，需求曲线左移。然而，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不能退出。当前中国经济当中，非国有企业举足轻重，而这些非国有企业向来没有政府保护，亏损时，退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就国有企业来说，自90年代中期以后，退出的情形也是很普遍的。以工业企业为例，199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个数为12.76万个，雇用4278万人，1998年时企业个数仅剩6.47万个，雇用2721万人，退出的比例分别高达49.3%和36.4%（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421页。），而这些退出正好是发生在我国出现通货紧缩之时。如果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退出机制都存在，那么，这篇论文立论的前提就不存在了。此外余永定认为，“经过5年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之后，总需求曲线大幅左移，甚至出现了过度左移”，根据我本人对于统计资料的分析，除了1989年之外，中国的年度消费增长率一直为正，即使在通货紧缩已经相当严重的1997、1998年，增长率仍然达到4.2%和5.6%（注：林毅夫：《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No.C1999029,1999年12月。），1999年则高达10%，比1979到1998年间的年均7.1%高出40%。所以认为总需求大幅左移，也与事实不符。
行文至此，想说一句题外话。通货紧缩是供给普遍大于需求造成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从理论来说，供给普遍大于需求可能是需求突然萎缩也可能是供给突然增加造成的。国外有关通货紧缩的理论侧重需求面的分析，一般是投资或消费需求受到外生冲击而突然萎缩，造成供给大于需求，然后，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供给和需求更为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国民经济的增长率等于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如果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下降，那么伴随物价下降的，必然也是国民经济的负增长。国内有关通货紧缩的研究一般也是以需求受到冲击为分析的出发点，然而，在我国这场通货紧缩中，伴随物价负增长的却是国民经济相当快速的正增长，也就是说消费和投资都还在相当快速的增长，因此，我国当前通货紧缩的触发原因不可能在需求面，只有供给的突然增加（而不是需求的突然萎缩）所造成的供给大于需求，才有可能在物价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经济还保持正的增长。这是因为供给的突然增加并不减少居民的财富，所以，消费可以继续正增长；另外企业的投资尽管会因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而下降，但政府投资的增加抵消掉部分企业投资的减少，进而使总的投资需求还以正的速度增长，当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有正增长时国民经济才有可能维持正的增长。（注：有关国外通货紧缩的理论和国内通货紧缩的主要研究，见易纲编《1998-2000年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总第176、177、178、179、18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贸易、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经济研究》，第9期），旨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中国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反思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论文首先提出的判断是，“贸易下降推动通货紧缩”。1990年代初当中国经济由短缺走向过剩时，净出口大增使中国经济得以维持高速增长。按课题组的计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1980年代平均只有0.5%，1990-1997年平均达到了7.5%。但是1998年以来，正值国内经济处于周期的下滑阶段时，又正好遇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作用日益明显的影响。二者共同促成了通货紧缩的出现。这里对通货紧缩的分析和前述余永定的论文分析角度不同，但同样是侧重于总需求的不足。然而，笔者要指出的是，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以当年价计，1997年为2857.2亿元，1998年为3051.5亿元，增加了6.8%，考虑到物价下降的因素，实质增长在9%左右，比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7.8%的增长率高，因此，贸易不可能是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的触发原因。（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67页。）
之后，论文又以1981年第1季度至1998年第2季度的资料，估计了中国的总出口函数、中国对美国、日本的出口函数，另外还估计了中国的进口函数。其他的估计函数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但是，在进口函数的估计中，得到了与理论预期不相符的情形：“人民币越贬值，进口越多”。论文认为此现象“不仅说明了政府对进口的干预和限制较大，进口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大大减弱，同时也暗示了进口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因果联系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进口的增加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
对于进口函数估计出现人民币币值与进口额的系数符号异常，我认为原因是复杂的，当中一个可能原因是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有许多是来料加工的产品，人民币贬值推动了出口增加，出口增加导致进口的中间原材料的增加。仅凭人民币币值变量在进口函数中符号是负的就推测“暗示了进口增加可能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证据不足。考虑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论文可以用两种办法来处理，一是，对净出口函数进行总体估计，而不是分别对进口、出口函数单独进行估计；另外一种办法是在估计进口函数时把出口也做为解释变量。因为进口本身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内生变量，要得到这个函数的无偏估计就必须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方法。另外，在我看来，1994年汇率并轨，1996年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对于进出口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很可能引起结构性的不同。在估计进、出口函数时，应该引入虚拟变量，以便准确地反应有关变化。
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国际收支中“资本和金融账户”在1998年出现逆差的原因。论文认为，一方面外商投资增长趋缓；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其他投资额”项目的严重赤字所反映出的资本外流。论文随后批评了降息政策，认为降息加重人民币贬值预期，刺激资本外流。我认为对于降息的效果还是要作全面的分析。1997年下半年中国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从而真实利率提高，这个事实无疑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其后的时间里降息，并不一定像论文所认为的那样增大贬值压力。因为，给定通货紧缩，如名义利率不变的话，真实利率上升，进一步导致投资下降，通缩因之而雪上加霜，反而动摇实质经济。所以在通缩的情况下，调低名义利率对于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所施加压力，没有论文所认为的那么严重。
论文最后分析了各种外资来源的变化趋势，并指出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压力不容忽视。我赞同这个判断。不过我觉得对论文的政策建议“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应该有更为审慎的全面分析。
郑超愚的论文《论中国附加预期和需求的总供给函数》（《经济研究》，第4期）比较艰深。其主要目的是构建附加预期和需求的总供给函数，并分析中国的有关宏观经济问题。论文第一部分的工作是，把各个宏观经济学流派的总供给函数涵盖在一个框架中。通过设定不同的预期形成机制，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新凯恩斯主义短期总供给曲线，以及预期价格不变时的新古典主义总供给曲线，都可以统一于卢卡斯的附加预期的总供给函数中。
郑超愚论文特别不同凡响的是第二部分的工作：“需求的供给效应与总供给函数的通用形式”。作者在这里试图在总供给中直接引入需求变动的影响。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经济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二分法的标准做法是，供给和需求分开来分析，两者各自决定于相应的外生变量。其他条件不变时，需求的变动（即需求曲线的移动）对供给量的影响，是通过价格来间接地达到的。即其他条件不变时，总需求变动后，需求曲线本身会发生位移，进而均衡的价格变化、均衡的供给量沿既定的供给线移动。在标准的框架中，需求变化的影响仅限于改变均衡价格和交易量，但是对总供给不产生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总供给曲线不会因为需求变动而位移。而郑超愚的论文则尝试刻划需求变动如何使总供给曲线发生位移。
通常导出总供给曲线的方法是，从微观角度出发，找到代表性厂商的供给行为，而后在整个社会成比例地放大，就得到总供给函数。郑超愚放弃了这种做法，代之以他称为“结构主义”的方法，即所谓的短边法则。郑超愚在论文中有复杂的数理表述，这里以易于理解的例子来说明其想法。假设一个社会能够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行业开足马力生产的总产值为，大炮1000元，黄油100元。“潜在总供给”为两者之和，1100元。但现在需求的情况是，大炮500元，黄油200元。按照郑超愚定义的“短边选择机制（注：原文公式中使用的是总供给、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量、总需求量。如果没有误解的话，郑超愚的本意是总供给量、总需求量。因为如果使用总供给、总需求的话，应该在每个价格水平上都求出相应的“短边选择机制”，从而在同一时期有多个“短边”。这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
那么，“潜在有效总供给”等于“潜在总供给”乘以上面由“选择机制”得到的系数，即潜在有效总供给＝0.318×1100=349.8元（注：如果供给不变，但需求变为大炮500元，黄油50元，则上述短边系数为1。）。把供需结构的匹配情况纳入总供给分析中，以刻划有效总供给，这种尝试尽管有原创性，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必须审慎为之。按照我的理解，在上面的例子中，“潜在有效总供给”宁可认为是500（大炮）+100（黄油）＝600元，而不是349.8元，因为500元的大炮和100元的黄油，都处于社会供给能力范围之内，都可以从交易中得到实现。那为什么不认为有效需求是600元呢？似乎不能以“短边”为界，一刀切地断定别的行业的有效比例都一样；而应该分别各个行业计算其有效总供给。还要指出的是，一旦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郑超愚的“短边法则”就恐怕要大作调整了。
在经过一系列的线性矩阵运算后，论文推导出了不发生“瓶颈转向”条件下的动态有效总供给公式Y[E]/Y[M]=s[,b]/d[,b]=(s[,u]/d[,lu])[*]((1+g[*]e[,u])/(1+g))。显然这里郑超愚视e[,u]为给定。笔者想与郑超愚商榷的是，产品1的供给对于总需求的弹性系数e[,u]，在动态视野下能视作为外生原因而视为给定吗？我更倾向于认为e[,u]是内生的。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e[,u]在动态调整中是朝着矫正供需缺口的方向变化的。也即，本期中短缺的产业，在下期（或以后期）的潜在有效供给会上升。
经济学的先哲们开创的供需二分法框架，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认为灵活的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协调供需两个方面的结构问题。郑超愚的尝试勇气可嘉，不过他的研究还需精雕细琢。
唐志宏的论文《中国平均利润率的估算》（《经济研究》，第5期）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方面的重要文献。作者首先综合了早期和最新的经济增长核算文献，之后导出了国民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率增长率计算公式，并就中国的数据进行了计算。
该论文的鲜明特色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炼。但这一特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不足所在，有些地方作者吝啬笔墨，交待不清，容易误导。在此就有关的欠缺予以补正。
首先关于(6)式的问题。原文中(6)式为“F[,k]=R/1-τ+δ，τ为税率，δ为折旧”。这里作者的τ应该为生产税率而不是利润税率。另外这里的折旧其实应该换成另外的符号d，表示的含义是折旧额和资本存量之比。准确的推导过程应该是：一单位投资的产出为F[,k]，F[,k]扣除折旧费d后，为增加值。对增加值按税率τ征扣生产税。之后的净额就是一单位投资的报酬。整个推导过程是：
记这个式子为(6[,])。另外按定义有：S[,k]=F[,k]*k/Y。该式和(6[,])结合可导出：
记这个结果为(11[,])。如果把折旧率定义为“折旧额／总产值”，那么δ=d*K/Y，等号右边分子项即为折旧额，分母为总产值。按δ在这里的定义，代入(11[,])，就可得到唐志宏在论文中采用的国民经济的利润率计算公式(11)式。
还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论文测算的利润率是根据国民经济实际情况计算出来的“税后实际利润率”。它不同于资本的影子价格。给定一个社会的技术结构不变，那么，资本积累越多，资本的影子价格和边际报酬率越低。中国属于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如果市场是完全的、竞争的，且没有人为控制，中国的资本影子价格会比较高。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结构扭曲，加之国有企业获得资本的会计价格低，企业要素投入结构不符合国民经济的比较优势。所以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使现实的利润率低于潜在的利润率。所以，如果我们能从唐志宏的论文中得到什么政策含义的话，应该是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了资本利润率，而不是资本相对丰富使然。
四、制度经济学
邝启圣和周飞舟合作的论文《当前中国农村土地调整制度个案的分析》（《二十一世纪》，第10期），堪称运用制度经济学原理进行案例分析的上乘之作。这篇论文行文朴实、简明，即使是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也可毫无障碍地阅读。理论界和决策界流行观点认为，土地调整的方式主要是足以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彻底打乱重分的办法。邝启圣和周飞舟通过周详的个案调查发现，实际情形并不如此。中国的各地农民从自身的自然资源、耕作制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小调整”方式，以最小的交易成本解决了土地调整问题。由于本文内容简明，这里不再赘述其主要结论。下面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评论。
第一，论文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科斯当年是凭着对现象的入木三分的观察，才写出了经典的论文。作为研究制度的论文，其作者必须对所研究的对象有深入、细致的把握。该文两位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和博士学位候选人。以我本人从事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体会而言，该二位身处香港的作者在文章中的现象描述和在分析过程中所援引的经验事实，表明作者对所研究的内地对象的了解可谓入木三分。这种学风和方法论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第二，这篇论文的结论再一次有力地表明，“在分析一种产权制度的形成和长期存在的时候，不应该妄下判断认为公共产权就会导致制度成本高昂，而只有私有制才是最具经济效益的。”正如著名产权经济学家Y.巴泽尔所认为的那样，产权界定是有成本的。只有当明晰产权带来的收益大于明晰产权所耗费的成本时，才值得去明晰产权。
第三，该论文再一次说明，“农民是理性的”。“农民是理性的”这个理念是由包括舒尔茨在内的经济学大师付出了不少努力后，才广为接受的。文中分析的山东桓台和商南的土地调整的具体办法，足以说明中国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有智慧在给定的限制条件下作出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如果中国的农业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最有可能是政府的政策。
蔡昉的论文《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可以说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论文中所提出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组织的职能、激励机制的差别，以及二者的更替、消长关系的决定因素。尽管论文主要围绕中国的情形展开讨论，但其结论却是有普遍意义的。我本人曾经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注："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Cato Journal,Vol.9 (September 1989):1-33.）。这两种制度变迁在新中国历史上，都以非常典型的形式出现、发生过。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围绕不同农村社区组织形式进行的关于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研究的优秀之作。
1950年代末期，中国强制性地在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1970年代末，先是农民自发创造，后又在政府默认继而支持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农民合作组织并非就永远躺进了历史博物馆。相反，几乎是与他们扬弃了老的组织形式的同时，农民立即表现出对于在生产、流通和信用领域合作的浓厚兴趣；然而，一旦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加强双层经营和形成新的合作组织，农民却又仿佛患了‘恐合症’，一时间谈‘合’色变。”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和双层经营体制，同是合作组织，何以农民的好恶差异如此之泾渭分明？作者正确地指出，原因在于两种组织形式职能不同，参与人的激励不同。强制性合作组织中的成员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相反自愿合作组织却能够有效地克服这个问题。
上述已经解释了两种农村社区组织的内在机制。但论文未停留于此。既然强制性合作组织由于不能有效解决内部激励问题、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那为什么这种组织又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呢？对此，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农村强制性合作组织的政治经济学职能，即便利于征税。之后作者又阐明，在发展中国家中，农民由于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而无法形成有力的游说集团，进而在税负分担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强制性社区合作组织的产生。
按照上述逻辑，论文的政策建议是，中国经济中农业剩余和非农业剩余相比，重要性下降，农业作为工业化积累主要来源的地位应发生变化。既有的行政性社区组织不应该再担负“将农业剩余向非农业剩余转移的广义征税”职能，而应该以“作为政府常规职能的狭义征税”组织。
五、其他
朱武祥和邓海峰的论文《股票市赢率中隐含的竞争优势持续期》（《经济研究》，第12期），主要分析的是如何从市赢率指标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以便对股票的价值进行更准确的判断。市赢率是常用的一个衡量股票价值的总括性指标。一般而言，如一个公司的成长性高于另一个公司，那么前者的市赢率会高于后者。然而，正如朱武祥和邓海峰在论文中所列示的例子那样，受会计准则、公司当前经营的财务状况和资本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市赢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成长性。其间的关键点在于，公司能否持续地挖掘出收益率高于股东要求水平的项目，并把留存收益或发行新股份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此等具有超额收益的项目上。
为了刻划上述因素，投资理论界提出了竞争优势持续期的概念，指公司投资收益率超过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的可持续期。作者在前人分析成果的基础上，导出了从市赢率、留存收益比例、预期再投资收益率和股权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等指标，估算出竞争优势持续期的公式。论文的落脚点在于说明，除了公司的市赢率比较外，通过计算市赢率背后隐含的市场对公司竞争优势持续期的预期值，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公司的价值是被低估还是高估了。比如说在同一行业的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公司各方面的情况基本相当，但是如果一家公司市赢率隐含的竞争优势持续期高于另外一家，那么或者前者高估了，或者后者低估了。
需要指出的是，从作者导出的计算市赢率隐含的竞争优势持续期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市赢率本身和竞争优势持续期是正向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优势持续期指标的意义，在于预测精度的提高。而且，竞争优势持续期计算时，也须人为设定“再投资收益率预期值”和“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显而易见的是，不同的投资者对于这两个指标的赋值是不同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旨在“更准确地揭示公司内在价值”的努力，总是带有其局限性和主观性的。这是应当提请注意的。
阎伟的论文《国有企业经理道德风险程度的决定因素》（《经济研究》，第2期），旨在模型化由我和蔡昉、李周提出的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几个假说。我们认为，政策性负担是导致国家和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恶化、经理人道德风险程度加剧、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根源。政策性负担导致软预算约束的机制是这样的：改革以来，国有企业面临来自非国有企业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国有企业也获得了日益重大的自主权；同时国有企业背负着政策性负担。政策性负担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但是政府无法对政策性负担实施精确监督和计量。给定这两个前提，企业经理不仅可以把政策性负担导致的亏损责任推给国家，还可以把经营失败的责任也谎称为政策性负担使然，从而也推给政府。对于企业对经营性亏损的开脱，政府无以甄别。企业凭借在政策性负担方面的信息优势和亏损责任的开脱渠道，正向的经营激励会日益下降。由此可见，预算软约束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内生于政策性负担的。
阎伟论文的目的在于模型化上述理论。论文一开始介绍了标准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模型。模型的一阶条件表明，生产经营结果的不确定性（方差）越大，经理就越有动机偏离最优风险分担合同。之后论文又在贝克尔－斯蒂格勒构造的一个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中，分析了影响经理道德风险程度的决定因素，得到了一系列丰富的结论。如经理的道德风险程度与经理从事道德风险活动时被发现和查处的可能性成负向关系；对经理的监督程度越高，则经理人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些结论都非常直观。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国有企业经理道德风险程度的决定因素，作者又运用贝叶斯法则得到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结论，如果经理在没有道德风险时发生亏损的概率增大（政策性负担的存在或加重使然），那么当亏损发生后，所有者判断经理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的后验概率就会下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如果在经理不存在道德风险行为的情况下企业亏损的可能性增加，则经理就更有动机从事道德风险活动。”所以，政策性负担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负担本身，更在于负担弱化了企业经营者的正向激励。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在逐步减少。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企业的后勤服务部门的社会化，都或者减轻了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或者使政策性负担便于监督。但是，国有企业由于分布在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中，因而自生能力（注：关于自生能力的概念，请参看我和谭国福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Lin,J.Y.,and Tan,G.,(1999):"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 1999.）低下的战略性政策负担还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愈益突出和亟迫，应该利用加入WTO之前的缓冲期，尽速解决之。
纵览本书《中国经济学：1999》所收集的论文，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经验研究所占的比例增大。所收入的全部15篇论文，或者直接研究并解释中国某一经验现象，或者以中国的现象归纳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推论。另外根据夏业良和王欣对中国经济学科龙头刊物《经济研究》所刊论文的统计分析（注：夏业良、王欣：《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由介绍性为主的“拿来主义”逐渐转向“本土主义”。前已述及，祖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其中自有毕章无限，国内经济学界应当勉力挖掘。关注本土的经验现象是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国内经济学界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们应当自觉地把这个良好的势头保持下去。
关注本土问题，其含义不单单是以本土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对于西方各家的模型都有所知，从学习的角度看我们从中得益；但从应用的角度看，如果看不到各家模型的经验背景，削足适履地往中国问题上套用，那我们反而受累于此。经济学本土化的含义是，要从我们的观察出发，构建理论框架，而不是简单地把“西文”刊行的模型转化为中文刊行的模型。
作为《中国经济学：1999》的执行主编，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热切期望中国经济学科走向世界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从一开始汇集的论文影印件来看，确实有美中不足之处，有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这里所指的，不是各篇论文的具体观点。对于同样问题，各人提出不同的解释，这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在不同理论框架的竞争中，才能有效地推进学术进步。我这里所指的，是从最初论文影印件中反映出来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而且我们能够做得更好。首先，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编辑质量差强人意。既有符号的错误，也有图形的错误，甚至个别规格非常高的刊物也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而又极其容易避免的错误。其间的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作者原稿的错误，也可能是编辑的疏忽。但这等失误的责任，在我看来，在于我国现行的编辑程序。国外学术期刊由作者自己定稿，文章编排付印前由作者终审，而国内的学术期刊常由编辑改稿、定稿，有时为了节省页面而任意删稿。在收集筛选本书的论文时，有些最终被删掉的论文也反映出作者对于相应的问题的认识不甚了了，反映了文献工作做得不够，这样的论文所以能够发表，也有评审和编辑失察的责任。中国经济学家要走向世界，必须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研究者自己应该精益求精，学术期刊的编辑也要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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