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开始于6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研究，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的政治原因，其最大弊病在于试图寻找一种普遍发展模式。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其政治发展目标体系包括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在政治制度化与政治民主化、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上，亨氏的理论比早期政治发展理论更具现实性。他的发展文化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坚持因国而异、具体分析，最终指出了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
【关键词】 亨廷顿 发展文化观 政治发展 政治一体化 政治制度化 政治民主化
一、政治发展概念和西方政治发展研究
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美国60年代初首先开始了政治发展研究，这是同战后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美国迫切需要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影响这一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关于政治发展概念的内涵，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们做了许多限定。其中有影响的有：卢西恩·派伊（Pye，Lucian ）在《政治发展的各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Brown，1966）中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十种含义， 包括把政治发展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先决条件；是工业化社会典型的政治；是政治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的运转；是行政和法律的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稳定和有秩序的变化；等等。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含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他指出：“这两个标准，即政府的权力和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1〕亨廷顿则把政治发展主要看作是三个方面的发展：政治一体化、 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2 〕西方学者有时把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作为同一用语。美国杰克·普拉诺等著的《政治学分析辞典》，对政治发展的解释是：“一般来说，政治发展都是朝着更大地增加政府的能力方面发展。政治发展有时随着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更常见地是随着每一社会的政治系统的日益分化、复杂化和专业化而发展的，而不管它们是民主政治或独裁政治。‘政治现代化’有时被当作政治发展的同义语。”〔3〕所以总地来看， 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限定大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和公民参政水平的提高。也可以说政治发展主要具有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两个目标。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更为注重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亨廷顿指出：“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4〕
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的起步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的政治原因。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也关系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即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和过去一样，将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所以西方学者的热衷于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独立后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决非偶然。由于美国在第三世界有着特殊利益和影响，美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最早。首先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界掀起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研究热潮，逐渐形成强大的研究队伍。美国一流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由于得到政府和各种基金会的扶植和资助，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直在西方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政治发展理论在初期显示了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尤其是60年代美国这方面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这些研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西方中心论不仅在理论界强烈地反映出来，还反映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和发展援助计划中。由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处在大变革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研究者们对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又显得那样陌生，因此这一理论一经问世就引起激烈争论，并一直受到实践的挑战。许多在独立后采用西方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动乱频繁，经济停滞，政权不稳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在实践的挑战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在进行着自我修正，并且一直处在不断地更新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依附理论（Theory of Dependence）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发展理论在初期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西方也曾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击，依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它发端于拉丁美洲学者，也是新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们的一种理论观点。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和中心地带（即第三世界和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所造成的是边陲地带中的受剥削和经济的停滞而不是经济的发展。依附理论成为西方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流派，它主要作为解释第三世界经济政治不发达状态的原因而成为发展理论的一支。但是它本身也有很多缺陷，也没有正确说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进入80年代以来，对西方发展理论的最大挑战就是ANIES的崛起， 这一群体的经验对传统发展理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并将大大丰富发展理论。这个问题我们后边要论述。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大弊病在于试图寻找一种普遍发展模式。事实是，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模式，历史时代的不同，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问题，各自发展的内容和特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是发达国家之间，也不会有一致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更不会采取一种模式。西方政治发展研究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经验去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是行不通的。
二、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初版于1968年，是他的理论奠基之作。这本书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方面的精典著作，至今仍为美国和西方各大学现代政治理论系科学生的必读教材，其思想和论点影响巨大。之后他又有《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和《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等研究政治发展的著作出版。在最近发表的《发展的目标》和《文明的冲突》等一些文章中，亨氏对他以前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在《发展的目标》中，他对最近二十年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议题和议点进行了有益的回顾，提出了各项发展目标相容性假说，并提出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5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特别看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它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冲突。〔6 〕尽管对亨氏的著作和文章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在世界政治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巨大影响是无可争议的。据《美国政治学季刊》1986年夏季号所载统计资料，亨廷顿在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学术著作中被引用的次数居各家同行之首，其权威性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7〕
正如亨廷顿自己所说，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对政治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而他的《第三波》一书主要分析的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8 〕这两本书中的主要观点代表了亨氏在政治发展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我把这些观点概括如下：
（1）就政治发展的目标而言，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等五化八门的政治权威。”〔9 〕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过程。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10〕
第二，政治制度化。“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都可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来衡量。A.适应性与政治体系的功能有关。一个政治体系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越高。反之，其适应性越弱，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提出前所未有的任务，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对环境保持足够灵敏的反应。B.复杂性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有关。政治体系的结构分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发展程度越充分，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C.自主性表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度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而生存的程度。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体系的自主性标志政治体系制衡机制的建立。D.内聚性。一个组织越团结，越具有内聚力，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组织越不团结，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政治体系的内聚性表征政治体系法制权威的建立。
第三，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的“中心程序是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举统治他们的领导人。”“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本质。”〔11〕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提高社会上所有集团参政的程度，政治参予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发展，集权政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推进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同时可以放弃民主化的追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任务，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12〕
如果从政治权力的变化上分析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这三个目标：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也可以归纳为权力的集中、权力的扩大和权力的分散过程。“现代化既涉及到体制中权力分配的变化，也涉及到该体制中权力总量的变化。……在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述各方面的确都构成了‘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每一方面又都是对政治体制适应能力的挑战”。“典型地是集中必要的权力以造成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以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参政团体，从而创立一个现代体制。这是当今世界现代化中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在此后一阶段，该体制就面临参政团体进一步分散权力并在各团体与机构之间确立制约的制度。”〔13〕
（2）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予，也即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依赖于政治参予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参予的发展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必须提高。“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参与要求的扩大。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治的要求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上，亨廷顿明确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3）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秩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集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还有效。但是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世界上除少数几个像盛产石油的国家这样的富国之外，多数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像印度这样的穷国之外，大多数穷国都是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的过渡也常常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那些达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这意味着权威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因为它们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反对。所以在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顺序上，首先应是经济变革，其次是政治变革。这对于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国家都意义重大。但是首先进行经济变革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延误政治变革，试图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瓦解其政权的合法性。〔14〕
以上概述的亨氏有关政治发展的观点，不难看出他无疑仍未能脱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在根本上还是认为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英美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参照和归宿。但比起西方早期政治发展理论，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还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新的情况的出现和条件的变化，亨氏对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进行着修正。
三、亨廷顿的发展文化观及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发展
亨廷顿1993年夏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冲突。他认为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提出今天以文化和文明来区分国家，要比以政治、经济体制或者发展水平来划分，更有意义得多，并指出从现在起，国际关系将日趋非西方化，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扬言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亨氏的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论。我国学者也加入了亨廷顿理论引发的讨论。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亨氏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的广泛批评和抨击，主要集中在亨氏在文章中过分强调了异质文化的民族冲突、对抗的一面，却视而不见当今世界上文明的交融与沟通的一面。〔15〕当代不同文明之间固然有差异，但文明是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全球的一体化。科技飞跃和信息革命造成了强大的文化趋同。〔16〕“文化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点”〔17〕。这些批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亨氏之所以在其文章中提出异质文化的冲突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最主要冲突这样一个鲜明观点，是因为他认识到了“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其中心成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是他又以维护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为出发点，担心在当今世界西方力量敌不过非西方力量的组合，因而不赞成文明之间的冲突扩大。有人批评他这是“一方面看到西方中心论正在破产，但在深层意识上却仍陷于西方中心论不能自拔”〔18〕。我认为虽然亨氏片面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而忽视文化与文明的融合是有错误的，但是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当代政治发展，坚持因国而异，具体分析，承认由于各国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表明亨氏终于指出了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
在1987年亨廷顿与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发展的文化问题”。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亨氏所以意识到并关心文化问题，是由于他所致力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需要，也是由于在东亚已经出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东亚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发展文化观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东亚发展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亨氏的“强大政府论”，致使他提出“每一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与达到目标的模式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想要预言一个X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 那么他所要求的知识不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吗？”他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可以这样说，亨氏从文化视角研究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东亚发展模式的启发。东亚的经济崛起，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精典模式，也成为享廷顿提出“发展的文化问题”的直接动因。他认识到其“适合各自文化发展的模式”，不过是东亚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与需求的反映。“非西方文明试图成为现代的而又非西方的文明，……它们还将试图把这种现代的东西同它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协调起来。”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不会有全球文明，只有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学会与其他文明相处。”〔19〕所以，东亚成功的现代化促使亨氏等西方具有洞察力的人承认了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并力图从文化上分析各种不同模式，这个事件本身和它对理论发展的促进同样有意义。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东亚的现代化有着明显的东方文明特征。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重视家庭的作用，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秩序，群体凝聚力，注重教育，务实精神等因素在东亚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东亚发展模式作为新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又是东西文化创造性结合的产物。东亚的NIES都是受西方影响很深的国家和地区，在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管理经验和某些法律、政治运行程序的同时，它们努力保持自己的发展特点，并使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潜力得到发挥。这一事实本身既是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反驳，又是其发展文化观的理论动力。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和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一脉相承的，是其政治发展理论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虽然他片面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承认文化的不同导致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进而引申出不能照搬西方发展经验的思想是现实的、可贵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其文化观时，要与其政治发展理论结合起来，了解享氏对自己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
注释：
〔1〕〔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8页。
〔2〕〔9〕〔10〕〔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6页；第32页； 第93页；第132页。
〔3〕〔美〕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辞典》，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页～333页。
〔5〕〔美〕迈伦·韦纳和塞缪尔·亨廷顿合编：《了解政治发展》，1987年，参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1～357页。
〔6〕〔15〕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第180页。
〔7〕参见沈宗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序言，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页。
〔8〕Samuel 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ation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reface,XV.
〔11〕Huntington:The Third Wave,p.6.
〔12〕参见The Third Wave。
〔14〕这一部分的观点见亨氏的新作《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美）Current，June，1993。参阅《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 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7～292页。
〔16〕参见许倬云：《走向整合的世界》，《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
〔17〕何信全：《文化：世界冲突的来源抑或融和的起点》，《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
〔18〕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评全球文化冲突论》，《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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