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关性研究重点转移带来的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启示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4）02-0012-04
收入分配问题通常被理解为个人收入分配问题，即收入是如何在各人之间分配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之间的收入平等通常是根据户均收入规模以收入的分布来度量的。这个收入规模等级的分布一般叫做“收入的规模分布”。规模分配是一个直觉的有感染力的收入分配概念。然而，经济学中通常按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份额）的收入份额来分析收入分配；因为要素份额其对增加值的贡献度量了诸如劳动和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的相对收入，所以它们叫做收入的功能性分配。
一、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直以收入的规模分配研究为主
确实，功能性分配的分析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早研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是李嘉图。李嘉图把国民收入划分为三类，即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资，资本报酬的利润和土地报酬的地租。他的分析集中在国民收入是如何通过三种要素的功能性分配而在社会中的三个主要阶级，劳工、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分配的。他的分析预见到，只要食品供给依赖于国内生产，富有的地主，即英国传统的名流，将得到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所以在以现代工业资本积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过程，不平等将越来越大。
半个世纪后，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的增长。针对李嘉图时代以来工业化的进一步进展降低了土地的重要性，马克思分析了国民收入是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两个类型之间划分的，并预见到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增加会造成收入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和劳动者的贫困。
综合二者的研究，可看出李嘉图和马克思都认为收入的规模分配是由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功能性分配）以及各阶级收入分配决定的。李嘉图和马克思以所有土地和资本分别由地主和资本家拥有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为假设，在分析功能性分配的基础上，讨论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个假设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近似。然而，在当今很多国家，雇员不仅拥有有形资产，而且拥有通过人力资本而积累的诸如知识和技能这样的无形资产。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仅以功能性分配的分析是不可能做出适宜的判断的。所以还是应该通过直接观察家庭间收入规模分配来分析社会平等的变化。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此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少有人更多地关注这一方面。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理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工具，于是掀起了研究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一股热潮，但此时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收入的功能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文献集中在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方面。
首先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首又掀起了探索和讨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潮。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创立了著名的新剑桥模型，第一次把收入分配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并主张通过调整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来实现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目标。卡尔多模型的结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利润率和利润占总收入份额与资本无关，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家阶级的总储蓄率，并且这一储蓄率是外生的。换言之，工人阶级的储蓄行为不会影响利润率和利润份额。这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同时，这一理论也因其严格的前提假设而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但是，这一争论随着一些主要研究者年龄的增长以及一些新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的兴趣的转移而逐渐远离了学术热点。
在这一时期，在发展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理论分别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提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
1.库兹涅茨的倒U形理论
应该说在有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倒U型理论。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集中讨论了工业化进程中收入分配呈现倒U型趋势变化的规律和特征，从而将分配与增长关系理论的研究再次推向了一个高潮。
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库兹涅茨认为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库兹涅茨，1966），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段时期有很大的下降。此外，在缺少可靠资料的情况下，他认为在较早阶段不平等可能是上升的，然后不平等下降。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从“先恶化到再改善”大约要经历50年～100年左右的时间，其中这一过程在英国经历了大约100年左右，在美国和德国大约经历了60年～70年左右。这一规律即为后人所熟知的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这种不均等的扩人更为迅速，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收入分配，比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的不均等程度。
这一规律如下图所示。人们通常把这一曲线称作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其中横轴表示人均GDP，纵轴表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库兹涅茨还非常强调市场机制的力量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经济增长体中，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也会因为其他动态因素的存在而使得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如人口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财产收入的变化等。
但是通过对新成长起来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理论假说的一股性意义值得推敲。Fei、Ranis和Kuo（Fei，et al，1979）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经验的实证研究发现，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不仅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基尼系数也由20世纪50年代的0.53下降到70年代的0.33。还有Fields和Jakubson（1994）就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对35个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也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不平等程度是下降的。所以这些人认为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缺乏经验支持。
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几乎是在同时期，刘易斯（Lewis，1954）等人则从劳动、资本供求和两部门转换的角度在理论上较好地解释了倒U型曲线的变化规律。
刘易斯等人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下，要保证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向利润倾斜，通过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来加快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二元经济增长和二元结构的转变，因此收入不均等成为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
这一模型的结论是：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供求失衡引起的要素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是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基本原因，且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不平等的转折点）与劳动供求的平衡点（商业转折点）在时间上正好重合。即在劳动过剩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别将持续扩大；而当劳动成为稀缺的要素时，收入分配开始缩小。其寓义还是说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是会随着经济的运行而缩小并最终得以消失的。
从以上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不难发现，这一阶段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还是集中在收入的功能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大多数文献集中在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经济增长早期的必然结果。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转移到收入的规模分配方面
在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发展的低谷，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兴趣也降低了。然而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性的进展，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又增加了。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所以这一阶段的文章大多数是考察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证二者是一种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关系。所以此时人们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更多地考虑收入的规模分配方面而非功能分配。
度量收入规模分配平等的办法很多，最简单的是采用属于高收入组家庭或低收入组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的办法。当然，高收入组所占的份额越高和低收入组所占的份额越低，不平等程度就越高。另一种办法是用高收入组收入份额对低收入组收入份额的比率，它等于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的比率。这些简单的办法易于理解，又便于计算。然而，它们都有诸如只利用一部分仅同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有关的信息和划分收入组的任意性这样的一些缺点。在旨在克服这些缺点的多种办法中，使用最广泛的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可以用来度量收入的不平等、消费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和任何其他事物分布的不均状况。但用基尼系数度量收入的不平等最为普遍。在过去的80多年中，基尼系数成为经济学中度量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指标。这个指标已为许多经济学家所通晓，并在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除了继续围绕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进行争论之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得以应用到经济增长问题上来。Alesina（1994）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收入分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公对随后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模型是：把政府生产性的服务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一个指标，加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利用中间投票者原则，证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认为初始的收入不平等将对随后的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而且他们还从实证的角度对社会安定的模型进行了检验。认为收入过度不平等增加了政变、革命、大众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过度不平等增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威胁到产权安全，从而影响到投资，而投资又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所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他们还用经验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他们所采用的是OECD等发达国家的数据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其估计方程的因变量是1960年～1985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自变量有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以及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初等教育入学率等，使用了OLS估计方法看其收敛性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后模型的结论是初始的收入不平等将对随后的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是与经济增长率成负向关系的。
Banerjee和Newman（1993）则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假设下，收入分配通过影响职业选择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作用。其模型结构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情况下，个人的借款数额会受到限制。那些需要高投资的职业，穷人就很难得到，所以这些比较贫穷的人将会为那些富有的人进行工作而成为工人，而比较富有的人则成为企业家。所以收入分配是职业选择的决定因素，而职业结构反过来又决定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模型的结论是，一个经济的繁荣或停滞取决于这个经济中财富的初始分配情况。如果一个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过高，即穷人人数与富人人数的比例比较大，那么长期的均衡是大量的失业和低的工资水平。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中初始的穷人人数比较少，那么经济将会“起飞”，长期均衡会在高工资高就业的水平上达到稳定。
还有Barro在1999年，利用跨国的平行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关系，发现高的收入不平等在贫穷的国家（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左右）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富裕的国家（人均GDP高于2000美元）会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在较穷的国家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是有利于增长的，而在富裕国家收入均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权衡关系。
总之，在20世纪的90年代，无论是规范的研究模型还是实证分析的模型，其讨论都集中在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大多数人的共识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是间接地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而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或可以说是通过影响投资和需求来影响最终的经济增长。
三、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启示我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同时关注收入差距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很可能要面对的不平等的主要力量是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这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在这方面存在的总趋势是，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借用技术的资本利用和劳动节约的程度就越高（速水佑次郎，1995）。因此，当今发展中国家资本份额的上升，可能比发达国家历史上更快。为了改善我们的收入分配现状或减缓我们在经济增长中的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速度，我们需要从西方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成功国家汲取经验教训。
第一，调整要素份额，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建国以后，我们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赶超发达国家，中国政府在工业化初期就采用促进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发展的政策。这一政策不仅使得我们的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出现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我们现在应该纠正这种旨在引进资本利用技术的政策倾向，以避免资本份额的迅速上升。此外，必须根据资源禀赋全力调整技术引进。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正在使用的技术是在资本成本相对低于劳动成本的条件下开发出来的最优技术（最小成本），因此我们要按照倾向于劳动利用的方向对其进行调整，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本份额。
我们的企业，特别是那些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作为把创新的主要成果内在化的实际单位通常太小了，以致付不起成本。由于这种外部性，仅仅依靠私有业主，就不可能动员起足够的旨在开发适宜技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最优技术）的创新活动。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不仅要扶持基础研究，而且要扶持应用性的技术开发、示范，一直延伸到中小企业里的技术培训和管理咨询等，都需要政府给予大力协助。
第二，要努力协调二元经济结构
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众多模型都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如果在劳动力供给相对丰富的阶段进行资本向利润的倾斜，保证和促进高资本密集的大型工业，会扩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差异。但一些东亚和南亚国家发展的事实又使得我们相信还是能够找到一条均衡的发展的道路，从而使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协调发展的。所以我们在改革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供给相对过剩的阶段，实施抑制资本份额上升的政策已是提上历史日程，而且对协调收入差距将会是十分有效的。比如政府应该停止有利于大企业的一些干预措施。而应该通过开发和扩散适宜的技术及提供技术和管理知识包括市场信息等，努力扶持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要尽最大可能去减少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割裂。因为在强烈的人口压力下制止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最有效办法，是以比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更快的速度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一方面，在农村发展劳动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并逐渐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倒U型曲线的不平等阶段可能会变得非常陡，以致会出现我们难以爬跃的困难。
第三，协调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收入，增加农业开发投资
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收入差异的扩大，是构成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现代工业引入到主要由传统的维持温饱的农民组成的经济中，部门间在生产上重大差异便会出现。由于在生产的早期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借用技术相对容易）生产率的增长要快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所以生产率差异趋于扩大。
例如日本，由农业和工业之间生产率差异扩大引起的农业和非农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扩大，是造成二战前日本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指出的是，二战后日本农业——非农业相对收入的迅速改善，部分地来自于由农业保护政策引起的贸易条件的改善，但更主要的是农户非农收入显著增加的结果（Hsyami，1988）
当今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差异的扩大，可能比日本历史上的差异更为显著。部分原因在于片面引进劳动节约技术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因素使现代部门劳动吸收能力更弱了。另一个原因是在农业生产中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显著加强。战前的日本，增加的人口几乎完全被非农产业吸收了，以致农业人口几乎保持不变，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农业用地面积略有增长（速水佑次郎，1995）。相反，我们却正在经历农业人口的绝对增长，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农地面积正在下降。
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如此强烈的情形下，需要用土地节约技术的迅速进步来防止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能够将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的潜力适当地开发出来，这样的技术进步是可能的。然而，由于我们在农民教育、农业研究、灌溉、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没有很大的公共投资，农业还停留在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阶段，短期内这种潜力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所以今后切实增加农业开发投资对于改善农民收入以及对收入分配的趋势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进行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
众所周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借助于累进税、遗产税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样的手段），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平均化的基础。但由于我们现阶段大多数人仍为农业和城镇个体工商业者或临时工作者，所以这不能成为收入分配平均化的有效手段。我们能够做的是效仿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做法，逐步地有计划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税收体系，然后把税收收入配置到普及和加强一般教育上。那么，这对于我们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平等方面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模型中已经有所体现。所以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将应是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改善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举措。而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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