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以京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师论文,清代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政府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前期全国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有不同。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京师为中心，探讨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内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据，政策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
清代前期京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5。）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末挂幌者不在此数。”（注：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工都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张祥河等奏折，见清代钞档，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就以会票形式拨兑银钱。“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注：陆世仪《论钱币》，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钱币上。）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注：汪宗义、刘宣辑录《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年第2期。）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北京盛行钱票。（注：“钱票是一种信用票据，由钱庄、银号等信用机构签发。它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起着代替货币职能的作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钱票的起源，也无法考据。当初可能也是一种期票，临时填写，其和银票不同的地方，大概只在于银与钱的分别。也许银票的面额大一点，钱票的面额小一点，因此钱票的流通性要更加大一点。”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57页。）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注：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2。）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不一，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是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注：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致一位议员的一封信》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101页。）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6。先定为七文准银一分，后改为此比价。）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两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注：参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钱法；《清朝文献通考》钱币。）同时，政府还收购私钱（注：私钱包括私人非法铸造的货币；官局中炉头工匠偷工减料，铸的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钱；前代的货币。参阅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70。）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2。）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四，钱币二，考4975。）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七，钱币五，考5012。）
在流通方面，清代前期多数时间里，市场的银钱比价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改变原来在税收和分配中，完全使用白银的情况，征收或配给一定数量的铜钱，来调整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起到平衡银钱比价的作用。政府规定在税收中，“银钱兼收，以银七钱三为准。”但在实际纳税时，多“随民便”。（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在发放八旗兵饷和官员俸禄时，搭放制钱。（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政府用平粜米粮的铜钱，减价兑换白银，调节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八旗、内务府，在京城共设米局27处，政府一方面发给各局银两作为资本，使其收买米谷，另一方面也发给各局米谷，让其平粜，收买粜卖所得铜钱，在市场上减价兑换白银。乾隆二十七年统计，户部库存平粜钱八万五千余串，五城各厂存钱一万三千余串。“京城内外有此十万余串钱文，以资流通，而每日平粜钱文，又可源源转运，岁底钱价自可不至加增。”（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50。）政府还设立官钱局，并利用钱铺、当铺等金融机构，以低于市场比价，易换银两，调节市场中的制钱数量，使银钱比价接近官方的标准。
政府发放生息银两，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顺治年间，“为了解决官商周转资金的困难”，政府向“商人放贷帑银并收取本息，”形成一种生息银两制度。康熙时，继承这种制度，创设了“恩赏制”、“公库制”和“广善库制”。“恩赏制是把库帑管理经营所取得的利息赏赐给有关人员，受赏者没有偿还帑银本息的义务，公库制和广善库制则是将帑本直接贷借给有关人员，”借款者要偿还本息。（注：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雍正七年，政府“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特别拨发“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注：《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到乾隆初年更有所发展，公项开支在利息银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遂使生息银两收入蜕变成为公项开支的一种固定的财政来源。”（注：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从货币流通的角度看，发放生息银两就是把放置在国库中的货币，投放到市场中。“最盛时期，户部库银总额有5000万两，而八旗公库生息本银的拨款前后几达1500万两。”（注：张建辉《关于康熙对生息银两制的初步推广及其在八旗军队中的运用》，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政府把占库存的30%白银，投放到市场，无论是用于旗丁生活消费，地方政府的经费，还是投资或提供其他需求，无疑都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作为中央政府发放生息银两的制度，大概在乾隆时期就结束了。（注：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但是，用公款生息的方法，至道光年间仍然使用，而且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书院、学校、救济等项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生息银两也是政府调控货币的一项很有成效的措施。
在管理方面，政府通过增减每文铜钱的重量，也就是增减每文钱的含铜量，使铜钱增值或贬值，以达到防止私销和私铸的目的。政府利用牙行在市场上平衡银钱比价，康熙六十一年，“于大、宛两县设立官牙，将钱价议平买卖。”（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防止宝泉、宝源局炉头、工匠私自铸造钱币。对钱商、钱铺、当铺加强管理，防止他们贩卖、囤积制钱。乾隆九年，政府令京城各当铺，将所积制钱，“酌钱数送局”，由官钱局在市场上易白银给还。（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六，乾隆九年十月壬子。）当市场上钱票盛行时，政府企图把钱票流通控制在京城范围内。但是对私铸、私销、囤积、贩卖等各种政府认为的非法经营活动，官方的严禁则是有限的，常常是禁而不止。但是也不能因为禁而不止，就否定政府对货币的管理。
以上三方面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冬伊等议得数条，试行于京师。数月以来，钱价渐减，似有微效，民间称便。”（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前因京师及各省钱价日贱，由于小钱充斥，节经降旨饬禁，并立限收缴，乃自查禁以来，已逾年余，而京城钱价，近又减落。”（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一，考7686。）台湾学者郑永昌研究指出：京师对私钱流通“管理与控制较完善”，（注：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有一定道理。
二
如前所述，政府之所以制订和实行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原因。“今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而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所以“各省铸炉一概停止，独令京局鼓铸。”（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如遇京城钱价高昂，发八旗米局，照市价平减，零星易换，则钱可通流，与民有益。”（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以京城钱价昂贵，复设官钱局。”（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0。）以后又因京城“钱价渐减，奸民每以在京贱买之官钱，运至近京钱贵之地，兴贩射利，议将官局停止。”（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四，考5001。）嘉庆四年，因为“自增卯以来，钱价仍未甚平，所有户、工二局，俱著全复旧卯。”（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市场上钱少，则增加铸钱量，钱多则减少铸钱量，政府根据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下达定额。在兵饷、官俸中搭放制钱，是因为“京城钱价昂贵”，“俟钱价稍平，停止。”（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近日京师钱价颇昂，兼值雨水连绵，食物甚贵。”（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四，户部，钱法，搭放京饷。）“此项钱文，兵丁零星使用，自然散布流通，钱价可期渐减。”（注：《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一，嘉庆十一年五月甲子。）“将卖米所收制钱，令五城照市价易银交库，俟钱价稍平，即行停止。”（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照这种办法，“将搭放兵饷之钱文，令八旗于五城各设一局，兑换与民，照铺户之数，多换数十文，以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为率，如此则钱价不待禁约，自然平减，于民用似有裨益。”（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设立官钱局，无非也是“京师钱文昂贵，朕不得已，设立官局，以平市价”。（注：《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乾隆三年三月丁巳。）由此可见，市场中流通的铜钱过多，或者铜钱货币过少，就会引起物价变化，为了稳定物价，就必须调节钱价，这就是政府增减铸币数量的原因。那么，市场上铜钱数量的多少，又是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在市场上，人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际价值超过了名义价值，也就是当制钱含铜量高，市场银钱兑换率低（比价低），私人销毁制钱能牟取更多的利益，就会有人大量熔化铜钱取得铜，到市场上售卖，或者制成铜器出卖。但当制钱含铜量低，市场银钱兑换率高（比价高），铸币费低廉，民间私铸铜钱比较容易的时候，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就私铸大量铜钱出卖。乾隆时，“铜价每斤直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注：陈廷敬《杜制钱销毁之弊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可见，私销、私铸的出现与铜钱本身的轻重有直接关系。而政府原本为防止私销，减少制钱含铜量的措施，则给私铸造成机会；为防止私铸，增加制钱重量的政策，又造成私销的猖獗。政策、法律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关键因素就是市场在其中起作用。
市场调节的作用反映在私销私铸，制钱贩卖、囤积等民间的货币经营活动中。顺治年间铜钱数量少，不能适应流通中的需要。所以，“奸民开铺市钱，多以前朝废钱插入，又每千短少六文，作为绳底，以致街市使钱，每银一钱至一百四十文以外。”（注：顺治八年正月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7辑，第169页。）特别在“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呎尺之地，公然市井之徒，将民间废钱作铜收买，插和制钱之内，以一废钱当一制钱，是以废钱日见其多，钱数日见其增，钱本日见其亏”。（注：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这种情况到雍正时，仍然如故。“京师钱局，每岁鼓铸，则制钱应日加增。今虽不致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销毁官钱，以为私铸者。”（注：《清世宗实录》卷三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丑。）雍正四年，京城步军统领在“崇文门外，拿获销毁制钱之人。”（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以后，因“于京城内，屡次拿获销毁制钱之奸民”，所以，京城“钱价已觉稍平。”（注：《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卯。）私铸、私销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注：《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一，考4968。）乾隆时，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尚不能无轻减分两等情弊。”“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注：《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页958、976。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通常，私钱流通都是在货币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而京师没有发现大量私铸、私销现象，可能是货币数量比较充足，减重制钱的收购，铜材的管理都比较严格的原因。与私钱流通同样违法的是制钱的贩运和囤积。雍正九年，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市籴一，考5146-5147。）雍正十三年规定，“傥有不法奸商，专贩私钱，运载至数十百串出京货卖，及在京铺户人等，将钱囤积在家，俟价昂始行出售者，查拿究治。”（注：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零，户部，钱法，钱价禁令。）但到乾隆年间，贩运、囤积之事仍不断。“京城都会之地，各省经营贸易，络绎往来，好商将钱装载出京，于价贵处，兴贩射利。再闽广商船，由海洋直达天津，回空时，概用钱文压载，运至本地买货。又各省漕粮回空，亦多载钱文，兴贩获利。”（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同时，“近京直隶所属各村庄、集镇，每多富户，将粮草货物卖钱去串，堆积一室，以防盗窃。此等乡愚，只图一己蓄积，遂致钱文不能流通。”（注：《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二，乾隆十年正月辛巳。）
从以上私钱流通和私贩囤积的现象中可以看出，银和铜两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对私钱流通、制钱贩运、囤积起到决定作用。换句话说，是市场的价值规律起到调节作用。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注：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一些学者肯定了私钱流通的积极作用，“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注：王光越《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载《历史档案》1988年第1期。）
市场不仅调节了私钱的流通，而且也决定了钱票的流行。钱票是一种私人信用工具。“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注：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73)》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3)1985年，第292页。）“钱票的发行自将增加铜钱的供给”，起到补充铜钱供给短缺的作用。（注：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海上发展深入影响近代中国之一事例》，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台北·南港。）这说明钱票的产生，完全是市场需要信用工具的结果。在钱票流行的过程中，看不到政府的作用，说明市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注：“道光年间，清廷也曾设立政府的信用机关，由内务府在北京设立官钱铺五家，发行钱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49页。）
三
政府货币政策的目的，首先是政治性的，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各代铜钱都标有不同的年号，在这里货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当顺治年间，有人看到明代货币搀和在清代货币中流通，“禁之不止，诛之不胜诛”时，提出“凡市上行使，每废钱二文，当制钱一文”，由国家收购前代废钱的方法。户部大臣反驳称：“明季废钱，岂可并行”？（注：顺治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车克题本，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7辑，第178-179页。）不同意用此办法，概因使用明钱，有损清国。
其次是为了财政收入，保证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铸钱有时可以获得比较多的铸息。顺治年间，清朝还没有统一国家，战争需要大批经费。瑞士学者傅汉思指出：“政府从铸钱活动中获利是比较大的。对于有代表性的那些北京钱局而言，其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直到1695年，那些钱局场是获利的，利润占铸钱成本的4%-4.2%。然而，1700年以后，那些钱局都没有利润，反而受到严重亏损，那时北京钱局的亏损达到铸钱成本的16%-63%。只是采办比较便宜的云南铜以后，北京钱局的形势又有了改善。但是其利润却是微不足道的，还不到钱局成本的5%。随着国家对云南铜矿补贴的增长，铸钱成本再次上升，最后再出现铸钱总经费高于铸钱收益的情况。”（注：（瑞士）傅汉思《清代前期的货币政策和物价波动》，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再次是为了社会稳定。按照货币经济理论，物价与货币有着重要关系。物价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时，则物价下跌；反之，货币量减少，则物价上涨。如果官方兑换率和市场兑换率的差别过大，就会使物价变动，给百姓生活带来困难，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发生暴动。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维持官方银钱的固定比价，稳定铜钱通货，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府货币政策的特点之一，是因时制宜，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改变。例如：对市场作用产生的私钱流通，政府一方面在法律上严令禁止，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政策。“乾隆初期，由于制钱供应不足导致钱荒的压力下，政府对私钱流通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放任或弛禁的态度。至乾隆中叶以后，当制钱的供应逐渐稳定，各省呈报市场钱价日益平减的时候，处理私钱的政策才正式展开。采用的方式是多面性，但其中与历代政府的‘严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处，是采用一种较温和的收买政策。”（注：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又由于政府是根据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推行货币政策的，所以，这些管理措施也是审时度势决定的。有人说，清朝货币规章多变，正反映了政府这种随时应变的能力。
发放生息银两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大特色。康熙前期，全国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注：（日本）岸本美绪认为，康熙前期禁海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流通中的白银减少，造成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出现康熙前期“全面物价下跌及与之相伴的滞销、收入下降等不景气的”情况。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康熙前期经济不景气，有效需求不足是事实，但形成的原因不一定是政府紧缩政策。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的研究，“至康熙三十六年皇室开支尚不及明朝一个内廷官署的经费。乾隆朝在清朝财政盛世的时代中，也只不过是60万两。”百濑弘《清朝の異民族统治に於おけゐ财政经济政策》，《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转引郑永昌译文《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载《财政与近代历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但到后期，经济复苏，物价也开始回升。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说：这是因为“康熙二十二年降服了郑氏，占领了台湾，再开海外贸易，从而自然地丰富了货币。”（注：岸本美绪《康熙年间的谷贱问题—清初经济思想的一个侧面》，载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理查德(Richard Von Glahn)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注：参阅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Ui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338pp.台北南天书局翻印本1997年。）他认为，“康熙朝的萧条与银的流向似乎并无简单的关系，中国国内物价的降低早于日本禁银出口，而物价回升也未受白银流入的刺激。”“铜钱价值下降并不能明确的与白银流入量的变化相关。”（注：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笔者同意理查德的意见。从解除海禁的康熙二十二年到康熙后半期，大概有十年的时间，白银流入量是否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起到丰富货币，影响物价上升的作用，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起到丰富货币作用的，主要不是国际白银流入，而是国内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这就是康熙时期开始的为使官兵摆脱生活困苦，而发放生息银两的政策。雍正七年，上谕称：“为京城八旗兵丁人等生计，朕悉心揆度，若逢家中红白之事，经费不敷，着实困迫堪悯。持着用内库之银，交付王大臣转用滋息，以备兵丁不时之需。兹念外省驻防之满洲、汉军兵丁亦应一体恩赐。”“其他各省督、抚、提督标下兵丁，亦循此例。”（注：《雍正朝镶红旗档》宿字三十九号，转引自韦庆远《雍正时期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和政策演变——对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研究之二》，载《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从京城八旗到各地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等官兵，都有生息银两之利息，作为生活补贴。当然，清代前期的政府不会想到，用这种政策可以摆脱经济停滞现象，但在客观上生息银两确实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扩大了需求，促进了消费，使康熙后期的经济开始复苏。到乾隆时，发放的生息银两本金，已经基本归还。（注：韦庆远《清代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生息银两”制度兴衰过程研究之三》，见《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9年。）可见，货币滋息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拉动内需的确很有成效。
关于在货币流通中，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理查德认为，“明代主导货币事务的是市场而非政府。主控货币的是市场，而非国家。”（注：转引刘翠溶书评，载《新史学》一九九八年九卷三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William T.Rowe)对此持有异议。他说：“我关于十八世纪货币政策的研究，使我对他的结论持谨慎态度。虽然象理查德表明的那样，当时的国家对它管理通货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但不管怎样，清中期官员们使用了广泛的间接方式——调整铜币的大小和含量，通过大量的技术手段，在不同的货币地区，控制银钱的相对供应量，高度选择性的反利用——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保证货币稳定，刺激了与人口同量扩张的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注：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28,No.2 (Autumn,1997)。以上英文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徐建青同志提供译文，在此表示感谢！）理查德的研究止步于康熙时期，罗威廉的研究重点在雍乾时期，虽然他们对于整个清代前期政府的货币政策、管理、执行情况，都没有全面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政府的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一定作用，特别是在某些时期里，甚至起到主要作用，如前述发放生息银两，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是市场在短时间里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是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当市场上铜钱数量减少时，政府可以增加铜钱的数量，反之，政府也可以减少铜钱的数量。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受到铜材的影响，当市场上铜材短缺时，政府可以增加铜材生产，或向外国购买。由于铜钱货币流通量是随着市场上铜材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所以，货币流通量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官方按照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化来调节货币数量，政府的货币政策总是跟在市场调节的后面起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注：黑田明伸《乾隆の钱贵》，《東洋史研究》45卷4期1987年。转引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7年第25期。）如果把“私”看成市场调节，把“公”看成政府调控，那么，从长时期看，正是“私”钱流通冲破城市之间、省际之间的地域限制，起到左右整个货币流通的主导作用。
从整个清代前期来看，政府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钱票的盛行，就证明政府并没有能力决定钱票的流通，完全听凭市场调节。特别是道光时期，“新旧朝钱币一起流通及洋钱可用以缴税，表示当朝所铸的钱币不是那么成为王权的象征。”（注：林满红《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期1994年。）早在康熙初年，国内白银外流，在一些地区洋钱与制钱同样使用。这时，政府提出了禁止中外贸易使用白银的反市场规律的政策，难于施行，就更表明货币流通越来越被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价值规律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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