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收入可持续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论文,可持续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多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着重指出：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实现内需和国民收入持续增长。还强调：“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大战略措施。
一、“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成因
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新高。按照发展经济学的传统看法，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① 时，将面临一个敏感的社会矛盾多发时期，凸显诸多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在这一阶段，如果政策不当，施政不慎，就可能落入经济下滑和社会停滞，并难有持续作为的陷阱。学术界通常称其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众多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就曾经是实证的扮演者和经历者。这些国家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多数至今仍徘徊在人均GDP3000－6000美元的收入水平上，踏步不前。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持续增长？
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脱节。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化速度，而城市化则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的支撑，因而随着农村居民大量盲目涌入城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凸显，难以遏止。一是拉美等国农村土地私有，高度集中于庄园和地主之手，致使缺地和无地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谋生；二是城市手工业、服务业需要大量人手，也吸引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因而早在1970年代，拉美的城市人口就占总人口的六成以上，进入新世纪比率更高过78％，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最高和上升最快的地区。
第二，城乡、行业和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很悬殊，贫富差距拉大，存在着“增长性贫困”化。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本世纪初，拉美地区城市人口的平均实际收入已退回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致使贫困人口陡增了2000多万，总数达到2.27亿，占拉美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约1亿，将近总人口的20％。分析还指出，30％的拉美地区穷困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7.5％，而占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基尼系数高达0.6，超出0.4的国际警戒底线的一半，远超欧洲0.25－0.3和亚洲0.31－0.44的平均系数，创造了世界最不均等收入之“最”。
第三，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导向的改革，使社会保障责任过分依赖于市场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这一改革加剧了穷人和社会底层弱势群族的生活艰难。例如，在这种体制下，养老金、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更多取决于参保人的收入水平和个人市场投资的回报额，贫困的失业者、待业者和低收入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大门之外。即使政府发放一些救济金，也因量小式微而无法解决生活保障问题。
第四，不少国家出台对社会大企业和富有阶层有利的财税政策，以缓解资金外逃，支撑经济景气。同时，为缓解财政赤字，增加生产性、福利性的投入，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增加流动性，导致社会通胀严重。社会投资力不强，公益工程建设迟缓。为了摆脱财政困境，不少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大肆举债并依赖于外资外债。资料显示，不少拉美国家平均偿债率多年都在20％以上。
第五，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增长动力不足，内需萎缩，从而使粗放的增长方式和失衡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有效调整，经济失衡。由于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更迭加快，导致不同届政府的政策缺乏连续性、成效性。更有甚者，是社会风气与治安恶化，生态环境恶化，政府公权力恶化，贪腐现象倍增。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更加严重，将使中等收入国家更难以摆脱。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也在探索不陷入“拉美陷阱覆辙”的应困之策，有的已做出一定的成效（如巴西）。
综上所述，某些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是一个根本的要害所在。
二、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统计表明，2008年中国的人均CDP首次超过3000美元，2009年一举突破3600美元，2010年更处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迈进的临界线4000美元。然而，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调整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中国会否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显然，讨论中国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等同于估计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从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看，虽然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可得性与持续性，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
应当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党同人民群众更加坚强团结的背景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具备了可持续增长的雄厚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首先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为中国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营造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环境；其次是中国人才总量巨大，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第三是中国资本充足，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将出现新的“人口红利”，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变现红利”仍有较大释放空间，这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最后是中国可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加快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建设，有力地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从而实现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有利条件，关键在于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趋利避害，实现这一跨越。党中央“十二五”规划，顺应形势的发展，以改善民生和科学发展为主题，制定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蓝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合乎逻辑的选择是：遵循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首先要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牺牲生态环境和过度消费资源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不符合科学发展的预期。这就要求将过去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要素投入（甚至可以称为要素堆积）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主要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发展轨道上来。为此，一要建立相应的环境与国土资源治理评价体系，并完善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广泛动员大众和媒体参与管理与监督；二要吸取拉美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大力强化实体经济。要从销售产品到销售相关制造技术，再到销售相关的“标准”，把握左右该产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三要大力优化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链中关键部位和核心价值的竞争力，充分发挥经济实体的规模效益和集群效益，并扩展自主研发和依靠市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的制约，通过中国创造而不是简单的中国制造，通过建设人才强国而不仅仅是人才大国，通过创新制胜而不是靠代工和模仿来增强国家竞争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要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的重点：一是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调整好收入分配中的合理关系（“限富”、“惠中”、“提低”②），有效释放内需潜能，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二是要加快体制改革，破除垄断和体制性约束，建设法治国家，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改变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偏低的结构扭曲状况（中国2009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42.6％，而收入水平相当的世界其它国家的平均比重2007年就达到了61％）；三是要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四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化进程，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要加强社会建设，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动力。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都正处在中期发展阶段，还需要经历20－30年的发展完成期，这就必然推动需求扩张，拉动投资消费继续增长，促进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文化创意产业的加快发展。为此要实施消费为主导的投资与消费双拉动型经济增长。这里的重点：一是要进一步调整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保障制度，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增强社会公平感，促进居民消费的扩张；二是要加快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建设步伐，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稳定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三是要实施结构性减税等有效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实现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并带动有消费市场发展前景的民间投资增长。
第四要继续放宽管制，发挥金融市场在促进投融资和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这就要求：一要进一步改革现行的以管制为主要特征的证券发行制度，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创业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扩大；二要进一步放开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促进金融服务业在竞争中提高能力、加快发展；三要加强法治化监管，强化对投资者的保护，使金融市场起到引导资源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
第五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一要继续贯彻以质取胜、科技兴贸战略，促进自主研发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改善贸易条件；二要积极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突破资源约束和发展瓶颈，扩展对外投资，收购或兼并国外有价值的资产（如收购沃尔沃的产权和研发力），以提高自己的品牌的含金量和销售效益；三要坚持合作共赢战略，减少贸易摩擦，缩小外贸顺差的负面效应。
总之，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好党的各项发展举措，应对得当，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就一定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并最终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别收入分组标准，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偏下国家、中等收入偏上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的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GDP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即经济落后国家），在976美元至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偏下国家，统称为发展中国家，在3856美元至11905美元之间者为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高于11906美元者为高收入国家（也可称为发达国家）。
② “限富”：要适度控制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部门的高管和负责人的薪酬，使其收入与职工工资保持在合理的倍数之内，对部分群体收入过高的部分，也应遏制；“惠中”：要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收入者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并提高其公共福利；“提低”：对收入不足4万元／年的城乡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低薪劳动者、病伤失业者，提升其工资或给予救助，增加社保覆盖范围和公共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