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维稳话语的建构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04-0014-05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04.004 维稳在当代中国的提出，有着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其根本的目的并不在于压制，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维稳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把“以人为本”作为总的指导思想，以统筹兼顾为行动方针，以公平正义为追求目标。只有真正做到这些，我们的社会也才会保持长治久安；而忽视维稳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维稳就会很容易走向极端。 一、历史维稳：从毛泽东到第三代领导集体 毛泽东时代的维稳，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维稳，因为这一时期的维稳主要还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延续，只不过战争由军事战场转向了意识形态战场罢了，但残酷性并没有减弱多少，“文革”则达到了斗争的高峰。对于毛泽东来说，维护政权的稳固当然是首要的大事，打击那些觊觎新政权的敌对势力也是必要和正当的，但毛泽东却把革命之后的政权稳固与革命年代的夺权斗争等同起来，由此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并在把国民划分为两派敌对势力——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之后，对那些想象中的“敌人”采取了无情的压制。这显然是革命战争年代斗争逻辑的延续，与我们后来所说的维稳并不相同，但维稳的思想却延续了下来。 在邓小平时代，维稳只能服从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因为在邓小平心中，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强国富民，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真正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是他工作最重要的核心。 通过检索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1975年-1992年)的文章，“改革”和“发展”是最核心的关键词。其中“改革”一词在两卷中出现了700余次，“发展”出现了1000余次，两个词合起来将近2000次，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改革与发展的重视。与此相关的关键词，如“世界”和“国际”共出现了700余次，体现了邓小平改造中国的国际视野，希望中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统计虽然不是很准确，但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所关注的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要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被抛弃，就必须进行改革，加快发展，否则没有希望。 正由此，邓小平才强调中国必须要稳定，并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论断。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1]286但邓小平清楚的是，稳定压倒一切仅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常态策略。中国当时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包括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和国内环境。为此，所有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要克服和解决掉，比如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问题。而只有这样讲，才能以最快的速度稳定形势，然后也才会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正轨，进行改革与发展。所以邓小平多次明确强调“中国不允许乱”，“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1]286而且在邓小平看来，维护稳定并不成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稳定”一词只出现18次，在第三卷中出现了108次，总的来说比“改革”和“发展”两词出现的频率显然少得多。由此可见，稳定在邓小平思想中其实并不占主导地位，这源于他对稳定和维持稳定的强烈自信。在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我要告诉朋友们，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妥善处理的。即使再闹得大一些，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既定的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198-199 邓小平对维稳的自信来自于他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自信，来自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即只要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1]260“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265“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284邓小平的这种发展思想一直被延续了下来，甚至到今天。 如果说，邓小平是带着自信，把维稳仅仅看作是民族发展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那里，维稳就开始常态化，并与“改革”“发展”组合在了一起。“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三个关键词，也是共产党执政思想的核心。但这三个关键词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基本阐释就是：“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2]2111995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又对此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2]213 在这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与“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组合，成为共产党的执政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共识。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不可偏于一方，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2]213-214。这样，稳定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也不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稳定由此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话语。这种思想认识是现实的、合理有效的，是邓小平关于稳定与发展思想的明确化。 1999年，江泽民对二者的关系做了更为精细的阐述。他说：“保持稳定，归根到底靠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同时必须把握好改革的节奏，积极稳妥地进行。既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又要考虑到国家、群众和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相适应。出台一项重大决策，要思前想后，缜密论证，充分考虑到对群众的心理预期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使群众感到安心、放心，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对维护稳定和促进改革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2]216 “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这句话，正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革与稳定关系的精妙把握。实际上，社会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句话认识不到或忽视导致的，历史上国内和国际的教训并不少见。也正是延续着这一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统筹兼顾”的思想，维稳走向制度化、合理化、有效化。 二、新形势下的维稳：从硬道理到硬任务 邓小平时代强调经济发展，口号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虽然这是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才明确提出的)，维稳必须服从于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维稳与改革、发展连接在了一起，维稳开始走向常态化。最迟到2000年，“稳定是硬任务”口号开始作为党的战略方针出现并逐步在全国宣传。 比如，在2000年3月9号的《人民日报》“两会专版”中，就有一篇以“稳定是硬任务”为题的报道。但这里的稳定主要针对的是邪教“法轮功”，而且维稳作为硬任务在此时还并没有被官方正式确认，这时候的“稳定是硬任务”更多是对稳定重要性的强调，或者说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运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们党开始居安思危，强调稳定的重要性。2003年6月份，《求是》(2003年12期)发表了署名秋石的一篇文章《执政兴国的保证重大长期的任务——社会稳定论》。还在此文未发表之前，《人民日报》(2003年6月14日第4版)就预先介绍了这篇文章，足可见对这篇文章的重视。文章明确指出，稳定是事关全党全国的大局，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千方百计完成好维护稳定这项重大而长期的任务。文章还特别强调，要维护稳定，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2004年前后，维稳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并上升到政治层面，与官员的政绩开始结合起来，成为关系到官员前途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我们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动员所有官员参与维稳，真正把维稳当作是服务于民的政治任务。 随着2008年国内形势的进一步紧张以及像奥运会这样重大活动的举行，维稳越发突显其重要性，并在各种场合以及党的各种重要文献中不断得到强调。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稳定是硬任务”这样的官方正式表述。他说：“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3]这是许多中共中央重要文献中的标准表述，如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也是如是强调[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稳定是硬任务“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5]。 由硬道理到硬任务，并把维稳当做第一责任，清楚地体现了党对维稳的重视与强调，这与第四代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中国社会的严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之后，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之后，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比较广泛地体现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比如在经济方面，财富收入的差距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确切的资料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逐年加大，尤其是2000年以来，加大趋势进一步增强，基尼系数甚至开始超越国际警戒线0.4。有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0.16，2000年开始超过0.4，2010年已达到0.48，有的甚至说很有可能已达到0.5[6]13。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收入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反映在越高收入者收入增长越快，而越低收入者收入增长越慢。比如最低收入群体，年均增长为5.40%，而最高收入群体则是11.53%，全国平均是8.25%[6]14。这势必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7-8]。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国居民的灰色收入，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事实。比如，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其中80%集中在20%高收入家庭。加上灰色收入部分，全国最高10%家庭的人均收入是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的65倍(2005年的推算是55倍)。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带来的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分配，其他垄断性收益的不适当分配等。灰色收入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居民收入的差距，而灰色收入恰恰是中国居民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9]。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虽然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发布，其原因是“高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信息难以获取”，这难以获取的部分其实主要就是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 另外，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居民在经济增长中受益不大。有学者就指出：“中国的改革已从一种‘全赢模式’转变为‘零和游戏’。如果说1992-1993年前，社会各阶层都能或多或少从改革中受益的话，此后，改革的红利逐渐集中到某些社会集团手中，而改革的成本却要由广大农民和个人来承担。随着中国从一个非常平等的国家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增长已开始与公共福利的改善脱节。”[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与许多地方政府不断追求GDP增长不协调的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改革所带来的福利并不能为广大人民普遍享有，由此所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正问题。不公正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如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以人文本”的发展策略，提出“统筹兼顾”的发展方针，正是解决不公正的体现，但显然还需要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在社会、文化方面，也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现象。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诚信问题比较严重，突发性事件频发，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冲击，人们思想出现这样那样的波动和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无不埋藏着不稳定的种子，都需要我们去反思。 三、硬任务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稳定是硬任务的提出，有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背景，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话语，而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提出的，是为了保障发展这一硬道理而提出的，这一点党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自2002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统筹发展”的思想之后，党中央在许多重要场合和重要文件中，一再强调科学发展，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11]等，这已经成为党中央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具体补充和路径保障。 但在现实执行中，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把硬任务看作是独立的任务，是首要的任务，由此而出现了为任务而任务，不顾社会发展的情况。在“任务”和“责任”面前，维稳的公共性变成了自己升迁的私人问题，维稳成了纯粹关系到个人政治前途的问题，所谓的“道理”和“要务”也就退为其次。也许在某些地方官员那里，经济发展不好，虽然会影响政绩，但不至于丢官；而且经济指标，比如地区GDP增长，往往可以造假，而且比较容易，即便上边查起来也比较麻烦。但维稳做不好，一旦出事，是很难掩盖的，结果只能是被一票否决。这样的认识一方面是私心所致，另一方面是对维稳的认识太过片面。如果没有社会真正的全面发展，稳定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央几代领导人一再强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也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为某些地方官员不能真正领会发展和维稳的含义以及二者的关系，最终往往单纯去追求维稳，甚至做出许多让人难以接受的情况(比如黑监狱等)。当硬任务变成“硬指标”“硬数字”后，最终受伤的还是人民。而这是党中央所坚决反对的。党中央始终强调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人本思想的发展注定是片面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1]在此后的许多重要文件和场合中，党中央多次强调了“以人为本”思想。其中，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共提到“人民”一词多达126次，并反复强调由人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 所有这些语句无不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公平正义”，力图改变社会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决心和信心，而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人民”一词更是出现了136次之多，“以人为本”的思想再次得到充分体现。胡锦涛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5]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党并不是孤立地提出“稳定是硬任务”的口号。实际上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总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行动方针是统筹兼顾，追求目标为公平正义。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会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也才会在实际行动中做到统筹兼顾，社会也才会在公平正义中健康持续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也才会保持长治久安。任何把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变为私人权力的做法，必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维稳也绝不是用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数据就可以说明的问题。数字政绩最终伤害的只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