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基于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范式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2)02-0120-06
一、问题和范式
农村公共品供给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经济收益。由于供给存在外溢特性，同时受到农民“搭便车”心理及交易成本的制约，农村公共品无法由私人个体进行有效供给，市场也只能在某些产权明晰且有效排除“搭便车”状况的条件下进行辅助性供给，公共品的供给必须由各级政府与乡村集体共同参与承担。由此，农村公共品作为村庄集体参与并共享的公用产品，被概括为“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则指“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一系列行为构成及规则，作为一个制度集合，其由需求表达制度、决策制度、筹资制度及生产管理制度等构成。”[2]随着中央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日益迫切的需要成为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亦成为农村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虽然学术领域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探析，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发生历程、困境现状、制度缘由及建议等方面，侧重于一种对策式的政策导向研究，研究范式相对比较单调，往往陷入泛泛而谈的重复性建构。相比较而言，对于农村公共品制度变迁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共品制度本身的发展历程进行线性阐释，无法对公共品供给的历史脉络和体制问题作出深入理解，也无助于提出契合于农村实际需求的路径创新。由此，通过开掘新的理论范式研究，对农村公共品制度变迁机制及运作机理进行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当代众多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中，新经济社会学成为一个前沿而新锐的理论研究领域，它的滥觞以格兰诺维特于1985年发表的《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为标志。新经济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以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建设性批判为背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制度理解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形式，强调国家和社会组织对正式制度的设计及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虽然其亦注意到一些非正式规则尤其是社会规范如文化传统、宗教风俗等对形塑组织和个人经济行为及方式的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由于受到“不充分社会化”经济学人性预设的限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找到一个对社会规范作用和意义的成功解释。基于这一理论上的缺陷，格兰诺维特通过批判“不充分社会化”及“过度社会化”人性预设，提出了“弱嵌入性”的理论分析基点，认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形塑经济行动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始终或多或少地受到人际关系模式的影响。”[3]经济行动和制度“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结构，“行动者会不断和周围的社会网络交换信息，搜集情报，受到影响，甚至改变偏好。行动者既是自主的，但同时也是嵌入到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当中的。”[4]受到格兰诺维特“嵌入”概念及经济嵌入社会关系及结构这一经济现象的启示，沙琅·祖金、保罗·祖马乔等学者又提出了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政治嵌入性等嵌入方式，将“嵌入”从关系网络带入制度性因素的分析，从而为经济社会学制度分析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格兰诺维特指出：“我相信嵌入性论断具有非常一般的适用性，并证明了不仅在对经济生活的研究中有社会学家的一席之地，而且社会学家的视角也是这里所急需的。为了避免对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心的现象进行分析，社会学家不必要地割断了与社会生活中大型和重要层面的关系，割断了与特别是发源于马克斯·韦伯的欧洲传统的关系，在这个传统中，经济活动虽然重要，但也不过被视为社会行动的一个特定范畴而已。”[5]1992年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博格在《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归纳性的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方式；(2)经济行动的运行必须依靠社会网络；(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6]由此可见，“嵌入性”日益由最初提出的“结构嵌入性”向“制度嵌入性”发展演进。“嵌入性”概念虽然出身于新经济社会学，但其研究理念和对经济学本位思维方式的挑战已经超过学科范畴影响到新制度主义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分支流派。在制度嵌入性的理论运用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往往偏好于将各种类型的嵌入性类型整合以分析制度如何嵌入宏大制度结构并影响经济社会的运作，相比较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嵌入性的研究相对简洁，其着眼于强调制度的关联性特征，在确定了研究对象后，寻找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制度影响因素，探求这些制度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对研究对象造成影响。
由于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动态发展的时间性及分析的历史维度，其制度嵌入性在分析制度变迁的结构及历史变迁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笔者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确定农村经济政治制度及发展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为宏观分析要素，探求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如何“嵌入”这一组宏观分析要素所组成的制度环境，并在制度环境的推动下突破路径依赖走向制度创新，是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结构的演变及变迁的历程纳入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在宏观的历史视角中对其进行全景释读及学理分析，以期为制度的路径创新提供理论论证。
二、国家统合下的集体供给：集体经济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嵌入环境及运作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首先通过一系列“破”、“立”相辅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举措将国家政权的任务迅速下沉到农村，建立起国家—集体—农民的新型社会结构形态。随后，中央在农村发起了将小农经济改造成集体经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随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组织形式的不断递进，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村公共品集体供给的雏形逐步确立。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公社作为乡村基层政权行政单位及基本核算单位经济单位的双重身份得以确立，农村公共品供给国家统合下集体供给的制度形式正式确立。在政权过渡及经济建设的初期阶段，这一集体供给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发挥资源整合优势，提供了乡村社会极度匮乏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正规，满足农民基本的公共品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取得了一定意义的成功，而这一成功的根源则来自于这一制度嵌入在高度集权、意识形态同质化及全能主义的宏观制度环境，并在这一制度环境中实现了有效运作。
(一)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奠定了农村公共品集体供给的政治、经济基础
在建国后及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全面控制，党政合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全面垄断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全控型治理。[7]为有效服务于重工业发展的战略，国家通过农业“剪刀差”从乡村社会大量汲取资源服务于工业化发展，并设置起城乡双轨的户籍、就业及社会保障体制，将农民有效的控制在乡村之中。经济活动以集体化“出工”的方式进行，农民的生产资源及自身劳动力资源都被国家和集体控制，农村公共品的计划、组织、生产等运作形式都由人民公社“代理”执行，决策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而能随时使用行政手段大规模调配劳动力资源作为分摊人力成本服务于公共品集体供给模式。而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坚持农业服务于重工业的发展方针，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给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财源严重短缺，没有更多资源对农村公共品进行制度内供给而只能依靠集体组织合作，只能在国家统合下人民公社及村社集体通过行政强制性措施在劳动工分分配前以预先扣除的方式来提取公益金、公积金，以增加工分量和降低工分值的成本分摊方式来完成所需的筹资任务，实现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由此我们可以说，国家借助乡村社会计划性、强制性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调配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完成乡村所需公共品的供给，这一制度环境及运作形式直接造就了集体经济时期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二)农村基层组织及乡村“干部统制”为公共品集体供给提供了结构组织基础
高度集权的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必须依托相应的社会组织基础。在集体经济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在国家统合下，人民公社进行决策、计划、组织，而人民公社体制又下设村社范围内的准行政组织—生产队集体，包括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其成为公共品集体供给的社会结构基础，发挥了村社范围内公共品供给的载体作用。而建国后确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中的组织人事机制可以用“干部统制”概念来概括，在生产大队和小队中，干部统制表现为生产队队务委员会的形式，生产队长和队务委员会委员是上下公认的生产队领导，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还包括了操作组长、记工员及部分专业人员等。[8]这些生产队干部作为政治精英担负起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在其组织领导下，生产队作为村社范围内的基层政权形式受制于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导，成为国家计划指令、行动规范、价值观念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和传播者，行使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的权力，也承担起发动、组织乡村社会广大农民进行公共品集体供给的任务，通过强制性方式调配劳动力资源，进行公共品供给资金的制度外筹集，为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必须公共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五保户供养、农村合作医疗、社会救济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以大型农村水利设施、大型交通运输道路、大江大河治理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文化教育活动、农业技术推广、村级小型公益事业为重点的公共服务等，这些公共品项目的供给契合了这一历史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基本需要。
(三)高度同质化的观念塑造和农民的国家意识形态认同成为公共品集体供给的影响因素
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替代规范性的规则和服从程序的作用，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集体经济时代，农村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及所造就的村社集体负有教育社员的职责，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个人应作出牺牲服从整体利益，这一高度同质化的观念的塑造和传播有利于提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凝聚力和组织力，增进了农民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意识，从而为农村公共品集体供给提供了价值观念的支撑；农民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也影响到农村公共品集体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相对平均的生活水平，不仅抑制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而且迎合了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心理。相对平均的生活水平，使农民在对比中大大减轻了被剥夺感。”[9]多种因素致使建国后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报有高度认同感，对于国家推动、集体执行的用于建设新型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制度抱有积极的参与热情，致使公共品国家统合集体供给制度的推行具有农民心理因素的高度支持。
三、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环境的变化及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所嵌入的宏观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应该说这一历史时段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嵌入于以乡村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转变、乡村两级组织角色蜕变及村民共同体认同感衰退为特征的农村社会转型期这一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在这一历史时段，公共品供给制度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乡村两级组织角色定位的转化，税费征收层层加码，农民不堪重负，酿成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亦面临重大改革。
(一)乡村社会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导致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农村为突破口开始推进，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村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村民自治制度替代了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的乡村关系格局得以确立。家庭承包制和“乡政村治”的施行使农民由“国家的人”重新变回“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农民作为经济主体取代集体具有了独立的生产决策权、劳动自主权、利益分配权，这一转变促使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扣除工分用于公共品筹资的方式被“三提五统”税费征收的方式取代，对劳动力资源的调配也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定期定时由农民每年提供数量不等的积累工和义务工。但由于这一历史时段国家并未改变农业服务工业的发展战略，制度内财政转移支付远不能满足农村公共品的资金需求，制度外的筹资路径依然成为时下的必然选择；在集体经济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具有自我参与、自我生产、自我管理的特征，但在税费时代由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在实践运行中主要强调了“分”的方面而忽略了“统”的方面，农民失去了参与、生产及管理的热情和积极性。在这一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生产管理呈现为以政府为主导，参与方式多元化的态势，但农民的参与度却大为减弱，农村公共品供给和作为村社本体业主的农民开始日益呈现“悬浮”状态。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三方主体之间的博弈互动推动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不断走向变革
行为与制度的互动推动着制度的变迁。与集体经济时代国家全能主义的高度集权统合模式不同，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所关涉的三方：中央政府、地方基层政权和农民日益成为具有独立利益诉求主体，围绕农村公共品供给呈现为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首先是农民具有了独立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支配权，开始产生对公共品的多样化需求。但由于农民长期处于弱势，自身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加之乡村基层政权的诉求目标与农民的需求不一致，从而造成表达渠道的堵塞。由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农村基层政府，都不可能为了其长远利益而自动提供产权的有效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能与之达成一种均势。”[10]农民及社区精英通过多种“弱者的武器”与政府进行竞争，在不断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制度外筹资为主导向制度内筹资为主导、无表达决策权向逐步享有表达决策权的制度更替。其次是地方基层政权角色日益发生蜕变。由于压力型体制的重负，为完成行政任务，乡镇基层政权干预农业经营生产的偏好没有彻底改变，其往往通过计划指令性的行政手段将公共品总量、结构、生产管理形式等以指标形式下达，农民不能有效地分享公共品供给中的决策参与权；同时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基层政府虽然作为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但其本身亦有自身的效用诉求，在利益驱使下与村委会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公共品供给制度外筹资层层加码的方式剥夺农民生产剩余，日益由“代理政权经营者”蜕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1]再次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利益，针对农民负担过重，国家政权建设出现新一轮“内卷化”的现状，为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保持国家的公正及乡村社会的稳定，不断规范约束地方政府的越轨行为，并在适当时机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改革。
(三)村社集体组织力弱化及村民共同体认同感的衰变成为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随着乡村基层组织体制的变迁，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小队被村委会、村民小组所取代，相比较集体经济时代，村社组织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但由于分田到户，农民不再需要过度依赖集体来获取生产生活的收益，村社集体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急剧下降，从而造成无法更有效率地组织农民参与公共品尤其是村社范围内集体维护的公共品的供给。同时由于农村税费汲取任务的重压，作为村社集体组织的村委会日益成为乡镇政权下设的准行政组织，并未完全实现民主决策和管理的自治功能，由其组织推进农村公共品尤其是村社范围内公共品供给的动力不足；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现代化大潮进入乡村社会，农民对村社共同体的认同出现理性化趋势，“工具性差序格局”逐步替代了“血缘性差序格局”，主要表现在：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从格局的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12]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亦可表述成农民个体原子化特征的凸显，即农民对原本相互依赖的村社共同体的认同感逐步走向衰变，导致个体之间的合作能力严重衰退，在涉及生产生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热衷于“搭便车”，导致集体行动出现一定程度的困境，影响到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和绩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作为权利和利益的转移及再分配，是一个制度组合，这个组合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并不一定都随着历史时段更替发生彻底的断裂，这往往取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各政治变量嵌入制度选择的权重之比及重要性的程度。”[13]纵观集体经济时代和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其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主要表现为城乡双轨的公共品供给模式定型化、自上而下的决策、管理体制及制度外筹资路径长期存在并延续等方面。制度变迁一旦迈入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发展下去，最后锁定效率低下状态。[14]由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关系到农业发展及农村稳定全局，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甚至危机到政权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宏观历史环境正在发生转变，制度必然要实现重大变迁。
四、嵌入后税费时代制度环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路径创新：国家介入与集体合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为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最终取消了农业税费。与之相配套，以精简结构、转变职能、撤乡并镇、合并村组为主要特征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也提上日程。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筹劳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国家以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替代了税费改革之前“三提五统”的农村税费，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公积金、公益金取消，同时作为劳动力资源的义务工、积累工也随之取消。对于农村社区范围内公共品的供给，国家出台了“一事一议”制度予以保障。所谓“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主要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社范围内进行集体生产、生活公益性事业兴办，如果涉及到筹资筹劳必须经由村民会议民主表决来进行。但与国家的预期相悖，在税费改革初期，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与所依存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陷入困境。首先是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资金远少于税费改革的政策减收，在无法获得制度外筹资的情况下公共品供给出现严重资金短缺；其次是国家“一事一议”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后税费时代的乡镇基层政府开始由向下“要钱”“要粮”变为向上“跑钱”和借债，乡村关系开始由“汲取型”转变为“悬浮型”，其没有动力冒着触及农民负担高压线的风险去组织农民进行公共品供给“一事一议”，村级组织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型自治组织，而是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抓，呈现出“软指标硬指标化”[15]的逻辑特征，日益成为准行政官僚组织，加之合并村组、人员削减，其自身的权威和治理能力严重衰退，没有动力和能力去真正推进“一事一议”的落实。而由于社会转型期农民的原子化趋势日益严重，“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16]成为农民特殊的公正观，合作能力和合作预期下降，“一事一议”作为典型的集体行动陷入“奥尔森困境”而无法自行破解。由此，由于多方主体所构成制度环境的变化，“一事一议”并未实现其有效供给村社公共品的预期反而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三难困境。[1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6.8万个农村住户进行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人均仅1.6元，与2003年的人均1.8元相比反而下降了12.9%，真正开展了“一事一议”的行政村不过10%多一点。“一事一议”制度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甚至可以说形同虚设。[18]由于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不足，加之“一事一议”陷入现实运行的悖论，农村公共品供给在税费改革初期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同时还存在着地区和公共品类别严重不均衡、部分供给不切合农村实际需求、公共品维护管理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陷入了低效的制度困境，表明集体经济和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所嵌入的宏观制度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加强制度内财政支付力度实现国家的全面介入，不根据实际需要完善“一事一议”制度设计就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对重新塑造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性突破奠定了原则性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提出所营造的制度环境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理念的重塑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汲取农业“剪刀差”以服务工业和城市发展，城市公共品大部分由政府包办，而乡村则只能依靠集体经济和农民自行筹资筹劳解决，形成公共品供给中的城乡二元对立。税费改革后，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结构愈加固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发展使政府逐步具备了改变城乡公共品供给双轨结构的实力，为使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政府开始全面肩负起村社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职责。2006年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制度内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并呈现逐年增加态势，2010年国家用于“三农”的支出已达8183.4亿元，其中用于公共服务及公共品的供给达到3108.5亿元。另一方面，虽然“一事一议”在实践运行中出现“三难”困境，但其能在村社集体范围内有效的表达出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能通过民主决议的形式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决策、管理机制。由此国家在全面加强公共品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也充分重视集体合作的制度设计，不断完善“一事一议”制度框架，2008年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若干省份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2010年再次发布《做好2010年扩大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将财政奖补试点扩大到全国27个省份。2011年起，“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在全国所有省(市、区)全面展开。“一事一议”实现了由村庄范围内村民自行筹资筹劳到政府对村社范围内公益性公共品的兴办进行大幅奖励补贴的制度变迁，政府对村级公益性项目开展“一事一议”进行40%—60%(各地标准有浮动)的财政资金奖补。这一制度设计破解了集体行动财政资源的困境，调动了农民需求表达、民主决策及生产管理的积极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开始逐步走出困境。据财政部的数据统计，自2008年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以来，全国各级财政共投入奖补资金47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115.17亿元，财政奖补资金共带动村级公益事业总投入1800多亿元。全国共建成村级公益事业项目63万个，修建村内道路97.21万公里，修建村内水渠26.11万公里，新建村内垃圾收集点6.47万个，公共厕所1.6万座，绿化植树7451万株，修缮村内公共活动场所900多万平方米。奖补试点全国范围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条件，调动了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19]
五、结束语
本文运用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陈述了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制度环境和公共品供给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形成、演化、存续、断裂都受制于历史宏大制度情景，受到经济政治制度和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关键变量因素的影响，在多方主体互动博弈中不断发生变迁，只有不断调整构成制度环境的变量，构造新的制度情景及发展理念，才能不断取得制度的创新，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制度嵌入性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互动博弈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清晰地展示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更好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规律和方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的制度样态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如何更好的运用制度嵌入性理论分析范式来研究各领域的制度变迁问题，以便更好的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但需注意的是，在理论范式的运用过程中，应注重强化解释力的深度分析，避免浅尝辄止陷入单纯的历史“叙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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