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笔谈——职称回归学衔 提高学术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衔论文,聘任制论文,北京大学论文,笔谈论文,职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据传校内争论激烈，校外也议论纷纷，媒体更多关切。我在2003年5月至6月间，就接受了《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新浪网以及中央电视台多位记者的电话采访。其实，确切说，北大的改革，只是教师评聘制度的改革而非整个人事制度的改革，例如，行政人员的任用制度就还未摆上议事日程。
在教师评聘制度改革中，议论最多的不是聘而是评，因为北大聘任教师的改革方案，与国外一般通行的聘任程序大抵相同，并由组织人事部门的行政权力部分地转移给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或聘任委员会等学术权力机构。无可非议。至于规定原则上不直接从本单位招聘应届博士生，以免“近亲繁殖”，这也是国外通例。大家虽有不同看法，只要不搞一刀切，某些特殊学科与特殊人才允许例外，也是可行的。
争论最多的是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采取有限任期和有限申请晋升次数，达到一定年限、一定申请次数而仍未获通过的要“走人”。晋升教授之后，不再存在晋升问题，自然就进入终身制，除连续多次考核不合格者外，享有长期职位。平心而论，这一改革，除对中青年教师有相当压力之外，在可行性上，相当平稳。上海、广东等地的改革，力度更大。这些地方的许多大学，实行的是只聘不评，聘任期间有职称，聘期结束职称也就不存在。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却忽略了一个传统观念的问题。
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等，本来意义并不是职称而是学衔。学衔是一位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志，正如学位是一个人所受教授（学历）水平的标志一样，是终身所拥有的称号。不能说在任职期间拥有某一学衔，聘期结束或不再任职（退休），学术水平的标志也就被剥夺了。
在“官本位”社会中，轻学术而重“官位”，为使学术向官位靠拢，世界通行的学衔制度就改为职称制度，职称成为某一级别职位的称谓。不在职，职称当然就不存在。正如当厅长、处长、科长的，不在职，这些“长”的职称也就不存在。或者为表示某人曾经当过哪一级的“官”，可在“官位”之前加一个“前”字。而学衔所标志的是学术水平，不当大学教师，学术水平不可能就消失。“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但教授仍是教授，副教授仍是副教授。你不承认，社会承认。
为了正名，“职称”应回归“学衔”，还其作为学术水平标志的本义。聘任教授，将“学衔”与“官位”剥离。不是“聘任某某人为教授或副教授”，应是“聘请某某教授或副教授担任什么工作或职务”。任职有期而学衔终身，离职之后，也就不必在教授、副教授之前加一个“前”字。
当然，任职与学术水平不是完全无关，正如任职与学历水平有一定关系。一般说，主讲教师应具有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学衔，学术带头人应具有教授、副教授学术水平。这是根据需要所规定的聘任资格而不是职称，不应混为一谈。
“职称”回归“学衔”之后，学衔仍是要评的。评的程序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从“职称”的授予改变为学术水平的评定，有利于将组织人事部门的行政权力转移到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发挥学术民主的作用。这才是评聘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
我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访谈中谈到：“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民主。没有学术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学术民主是办好学术性事业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促进学术民主，加强学术权力，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平衡。”在这个基点上，我对北大改革方案（第二稿）所说的大方向正确，指的是第3条“坚持学术标准第一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第42条“实行行政审核和学术审核并行体制”，以及体现这两条原则性规定的其他条例。
但方案中的原则性规定是一回事，能否实现还有待于方案的实施。在方案的实施中，期望能做到下列几点：
（一）真正摆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使两种权力发挥各自作用。既要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在学术水平评审中的作用，又要运用行政权力妥善处理分流、下岗、解聘等等行政事务。
（二）要制定能真正体现不同学衔学术水平的评审标准，而不是袭用那种以论文多少篇、专著多少字的数量指标来代替学术水平的质量指标。
（三）要防止鼓励竞争的措施使人急功近利，导致北大的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演变成浮躁之风。
总之，我们希望北大教师评聘制度的改革，能够保障与提高学术权力，保持并发扬北大学术自由的优良传统，从而促使“职称”回归“学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