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实事求是观传统要素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要素论文,传统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中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80余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反复向我们阐明一个真理：只有解放思想，不断破除思想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1]。
本文的“毛泽东实事求是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有这样三个互为前提的内涵：（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和精神气质；（2）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的基本思想路线；（3）作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调查研究[1]。笔者以前两个内涵为逻辑前提，以第三个内涵为历史立足点，通过追溯和发掘毛泽东实事求是观形成阶段对于传统文化相关资源的挖掘、批判与反思，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试图从思想史的层面证明：毛泽东实事求是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观念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与理论创新。这一结合与创新，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和模式。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其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用本民族思想文化概念和范畴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就必然涉及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转化。对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理论命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优秀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且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主张“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2]。“实事求是”就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国际主义的内容”）与经过批判和改造的民族传统思想资源（“民族形式”）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两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找出中国革命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性和内部联系为“行动的指导”，这样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不仅要了解外国，而且更要了解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这被进一步概括为“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4]，研究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古今中外法”；其次是“有的放矢”的理论创新过程，强调要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种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以为，贯穿于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两个，一个是《实践论》中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个是《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5]中国哲学中主张观念应当体现于实际生活之中这一固有的思想资源，是承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使得传统实事求是范畴自身得以实现现代性新生的内部依据，而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型也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进程之中，经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批判与反思的洗礼，内生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要素之后，方能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命题。
（二）
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不乏重视并强调认识过程中客观性因素的资源，《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郑玄认为这是孔子“以道为度”、“唯道是从”的四种行事准则或果毅态度，即“不任意”，“无专必”，“无固行”和“不有其身”。庄存与解释为“智毋意”，“义毋必”，“礼毋固”，“仁毋我”，突出了孔子为了使自己的观念行为与儒家道德规范相符合而刻意规避主观任意性的认识原则或思想方法。孔子通过“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一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在其言行中凸现出“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的道德价值。朱熹注“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就是说“允执其中”是一种在事物的两个极端的可能性（“过”与“不及”）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思想方法；到了《中庸》成书的战国初年， “中庸”发展成为一种“时中”——“君子而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的道德智慧，一种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言行使自己能够“随时以处中”的思想方法或生存原则。朱熹强调“时中”的“本意只是说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这样一种“随时之中”。在《孟子·离娄上》里，这一“随时之中”进一步演变成为“权而得中”：“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男女授受不亲”这一类的“礼”在其与现实相结合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的意义只能体现在随时而变的情景之中，只有经过与现实相结合的衡量与变化之后，其价值和功能方能通过人的言行彰显出来，所以朱熹强调“权而得中，是乃礼也”。因此，礼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只能以具体的方式存在于现实情景之中，观念的价值及其意义永远是通过现实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孟子·尽心上》说：“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人名——引者）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这里的“执中”就是主张在事物的两种可能的极端价值空间中做出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并非只是取两个极端的平均数，而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况的灵活运用，即所谓“权”，理论如果没有经过权衡而具体化（执中），就永远是停留于观念中的“执一”。朱熹说：“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这里的“执一”是指不顾现实而一味地主观行事，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伤及上古圣人所创立的思想观念之“道”，“执一”的可“恶”之处，正在于此。出于对中庸思想方法的深刻理解，孟子进一步提出了阅读和理解典籍中记载的古代人物和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和词句的表面意思上，而要善于感同身受地体会、推测作者的本意，强调主观理解应以具体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通过与古人交朋友（“尚友”）以理解古人的具体处境（“尚论古之人”），方能“以意逆志”进而“知人论世”，了解古人在当时特定的“两端”之间不得不如此说如此做之苦心孤诣，进而推测出古人著书立说的初衷和本意亦即其“权”之所谓。作为一种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理解和领悟文献深层意蕴的阐释学方法，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对孔子中庸方法的理论创新，是对孔子反对“意必固我”的主观任意性这一思想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而这，正是班固在《汉书》的《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中对河间献王刘德做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评价的依据：“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传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班固这段记叙中透露出这样的历史信息：在深谙孔孟中庸之道的班固看来，刘德所搜集的先秦儒家道家典籍，由于采用了将真本善本书留下，并将仔细誊写好的抄本连同重礼回馈献书者的策略，刘德的藏书不仅多为先秦善本真本，而且其数量与国家藏书相等。正是有这样的藏书基础，这些书籍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和历史事件或者可以从先秦古籍，或者从孔子的再传弟子的相关言论著述中相互发明、得到证实，故可以领悟古人何以要如此说如此做的良苦用心，从而得到了班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称誉，所以唐代颜师古认为，这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体现。这里的“事实”就是指经过“修学好古”的广泛阅读而能够在史书中得到印证的历史上的真实事件，而“真是”则是对这些真实事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于生活其中的历史人物何以如此抉择的“知人论世”式理解和感悟。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正是基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对于中庸范畴进行了批判性改造，将其转化为一种通过调查研究对事物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全面考察方法，最终使得实事求是成为一个统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
（三）
1939年，也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撰写约两年之后，毛泽东连续三次对传统的“中庸”范畴进行了批判、提炼和改造。第一次是在1939年2月1日《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第二次是1939年2月20日、22日《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第三次是1939年5月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时，对于其中相关“中庸”思想论述的批注。这三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奠定了实事求是范畴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方法与视角，从而构成了1941年延安整风中正式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重要环节。综合起来看，毛泽东相关“中庸”思想的论述有这样几个方面：
1.认为中庸是一种重要的“两条战线斗争”的认识方法。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的根据具体情况于相应的两种极端观念之中找到均衡点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形象地称中庸为“两条战线斗争”的认识方法，并在相关的论述中一再提及。他肯定孔子的“过犹不及”（《论语·子罕》）的中庸论点在方法论上有其合理性，因为哲学就是为了“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其根据在于任何特定事物的属性都处于具体的过与不及的两个极端之间，“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偏”即事物的具体性亦即事物的特质。只有承认在一定范围内凡事均有所“偏”的前提下，事物的属性才能够被认识，反之就是包含“死硬派”和“折衷派”在内的“中庸主义”，前者置事物自身的变化发展于不顾而强调其某种特质的绝对性（“过”），后者则被事物发展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否定其自身存在的特征（“不及”），正确的认识方法就是“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即将事物置于其所发生的具体场景之中以认识和把握事物自身相对的历史特征。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对于传统“执中而有权”中庸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之所以说这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由于毛泽东的论述基于这样两个理论预设，一是《矛盾论》中所主张的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后者在事物发展的客观性和辩证矛盾性基础上，强调这一发展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对立统一过程，从而为“中庸”所强调的“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哲学依据；二是《实践论》中所主张的人的认识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和人的各种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从而将传统的建立在道德实在论基础上的客观性原则，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论的客观性原则。
2.调查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和方法论基础——“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为了找到某事物相对安定的基本属性，就必须“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这里的“一定的质”是指具体过程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形形色色的事物，人们所以能够将一事物与“其他异质”事物相互区别，就是遵循了从“量”来确定“质”即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或者“过”（左倾）或者“不及”（右倾）——之间仔细权衡以确定事物属性的方法，其中关键是对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各种状况的非“执一”的具体分析与整体综合。毛泽东认为朱熹将“过与不及”解释为“众论不同之极致”即在两种极端对立的可能性之间各种对立观点的排列，虽然“大体是对的”，但仍有欠准确，强调作为对立的“两端”，“过与不及”是指现实事物发展过程中或“左”或右的两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偏颇：“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在这里对于中庸的认识方法作了辩证的分析，认为它虽然是一种否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但其中却蕴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这一合理性资源，这是毛泽东对于传统中庸思想的“执两用中”、“有权无权”的合理资源所给予的改造、创新与发展，结晶为一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最为基本的思想原则或方法。
1941年9月在回顾寻乌调查时，毛泽东指出，要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做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就须运用上述的两条战线斗争法：“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6]“以收租为主”获而不劳的地主和“完全出卖劳动力”劳而不获的雇农，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对立的两个极端，而富农、中农和贫农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不同位置上，由此形成了中国农村阶级构成和中国农村社会生存状态的整体框架及其张力结构。经过这样基于整体结构的细致的调查和分析，“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7]。寻乌调查对于土地革命路线的确立及其政策的制订起了重要作用。最初制订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过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说明当时对于中国农村阶级构成和生存状态的了解不充分，只顾及了贫富两极中贫苦农民的一极，即传统意义上的“执一”之见。事实证明，农村的阶级格局和生存状态是在贫富两极对立的张力中历史地构成的，只有弄清楚了地主和富农问题，才能更清楚地了解雇农、贫农和中农问题，只有在细致周密的调查分析基础上，通过整体综合考虑，找到中国农村社会生存格局中“过与不及”两极之间的那个“中庸”的平衡点后，方能“执两用中”地制定出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个符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传统的中庸整体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基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整体观实现了有机的相互融合，在实践基础上整合为一种新的民族性的基本思想方法。
3.对“中庸”的思想内涵作了正本清源的梳理。站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和认识论立场上，毛泽东首先犀利地指出，中庸思想的实质一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形而上学，二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实质，指出“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孔子——引者）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8]孔子的中庸论是站在反对事物向前发展的立场上的方法论，因而与辩证法主张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恰成对立，其中维持旧制度反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方法论依据，则在于孔子名实关系上所主张的“观念论哲学”。毛泽东认为这种哲学有其二重性，即在反对事物变化的前提下又“强调主观能动性”，这是孔子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的原因所在。“主观能动性”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创造性地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据以改造旧唯物主义、创立新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着眼点。毛泽东在指出孔子中庸论的时代局限性及其哲学局限性基础上，将其中这一合理思想资源及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创造性的提升和转化，指出为事物“正名”即改造客观世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以“名为主”的正名，另一种是以“实为主”的正名，前者试图让客观事物去符合主观观念，后者则力争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9]，认识事物的基本尺度究竟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理念，这是基于孔子中庸思想的传统实事求是观与基于现实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观的理论分水岭，前者所蕴含的合理性资源在后者中得到了提炼和升华。毛泽东认为孔子在处理名实关系时遵循的是一种“道德论”哲学：
例如“智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智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所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所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10]
这是毛泽东将传统实事求是范畴改造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范畴过程中的一段关键性论述。其要点为，在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基础上，对传统思维方式中注重道德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资源，予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批判和恰当的评价，使其能为我所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和“恰当的位置”，就是运用《实践论》中所强调的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②，对于传统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整体性分析、批判和梳理。鉴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实事求是这一传统范畴，尤其是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随时以处中”的具体联系的思想方法，才可能经过毛泽东的切实而深刻的批判，扬弃自身所固有的观念论的片面性，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哲学的现代性精华：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1]
这就是说，搞清楚现实存在的各种事实的内部联系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条件。为达此目的，就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调查研究以详细地占有材料，方有可能求得正确的结论，找到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的基本问题，就是理论是否符合实际以及如何才能相符合的问题，而这，也正是传统观念中相关的思想方法，能够与现代中国社会需求接通并发生现代性转化的理论接榫点所在。由于实事求是在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辩证唯物论都吸纳于自身之内，“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在其中得到了完满的结合，这一结合也就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灵魂，切合了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并且由于实事求是的正式提出是1941年的延安整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的形成同时也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将毛泽东在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所运用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既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也视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路径，其中蕴含了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文化发现了自身现代化的渠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身中国化的途径。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基本内涵。
（四）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重提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并强调“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号召全党同志“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12]。导致建国以来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重大失误的重要原因，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所以能够拨乱反正，取得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恢复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和思想解放，使我党的思想观念重新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新的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要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这是很基本的一条。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继续前进，不断有新的作为，仍然要坚持这一条”[13]。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自身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探索并揭示我党的实事求是观如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着自身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弄清其中的基本机制和规律，既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前提，也是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重要理论前提。
注释：
① 石仲泉认为，由于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延安时代成为我党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所谓“延安作风”的根本内容就是指实事求是，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5页）
② 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主要思想资源，主要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从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思想中所提炼和发展出来的基于社会实践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同一”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参见苏志宏《李达思想研究》，第314－332页，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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