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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04）12—0022—06
城乡收入差距伴随着“三农”问题近年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已经取得的成果颇丰，但大多集中在形成城乡差距原因的分析上。如生产力差距说（蔡继明1998）、政策倾斜论（刘树成、谢伏瞻1994）、结构变动论（赵人伟1992）、体制因素论（周其仁1994）、政治因素说（蔡仿，杨涛2000）。而做城乡差距衡量的较少，主要有魏后凯（1996）、胡鞍钢（1997）等。过去大多数学者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程度时，一般采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对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它大大低估了实际差别。而近来许多学者主张采纳《联合国收入指南》中使用的标准，即用两者的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这两种计算结果虽然已经相差很大，但笔者认为这对中国的现实仍不相符。真实的差距应该分为两部分：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因为从单个家庭的财政角度看，收入=消费+储蓄。所以分析城乡差距应该从流量差距（消费）和存量差距（储蓄）两个方面来定义。本文有意义的研究就在于通过城乡之间消费和储蓄的有关数据，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做出动态估计，得出一个更真实的差距；并且这里笔者通过对结果预测，即在目前的政策背景下，城乡差距只能会越来越大。另外，笔者所用的这些数据在我国的相关年鉴中基本上都能得到，避免了以往学者研究此问题时用到很多模糊的估计。
1.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估计
（1）估计的经济学原理
一般来说，城乡之间的差距表现在消费和储蓄上。至于城市人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基础设施，乡下人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等这些精神上的差别，我们无法衡量。因此，我们只能用“收入=消费+储蓄”这个恒等式来估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我们估计的差距又是平均差距。至于城市中最富有的家庭和农村中最贫穷的家庭差距，研究上就没有普遍意义，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同时，对于单个家庭来说，购买房子、汽车等我们可以看作消费，购买有价证券、贵金属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储蓄。
（2）数据的选取和计算
我们选取1978年至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数据统计。1996年以后，储蓄的数据没有把城乡分开，由于大量农民工进城，城乡越来越难区分，因此想把城乡的储蓄分开会变得越来越难；但我们可以从1990年以后城乡储蓄数据的比例做一个大概的估计。因为进入90年以后，农村储蓄的比例基本上每年以1个百分点在下降。所以，1996～2001年的储蓄数据是通过估计得到的。这样我们就得到1978—2001年各年城、乡的总收入（消费和储蓄）。然后用年收入除以当年的城乡人口，分别得到当年城、乡的人均收入，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就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数学表达式为：
I[，ci]为第i年城市人的总收入，C[，ci]为第i年城市人的总消费，S[，ci]为第i年城市人的总储蓄；I[，vi]为第i年农村人口的总收入，C[，ci]为第i年农村人口的总消费；S[，vi]为第i年农村人口的总储蓄；L[，i]为第i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P[，ci]为第i年城市人口总量，P[，vi]为第i年农村的人口总量。
（3）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以上公式的计算，我们得到1978～2001年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及收入差距与对应年份的时间序列。见下表1。
表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单位：元
年份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城乡差距年份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城乡差距
1978 476.29
145.33 3.28 1990 3039.65 828.85 3.67
1979 512.59
169.17 3.03 1991 3754.75 934.20 4.02
1980 612.49
194.01 3.16 1992 4491.94 1113.124.04
1981 658.11
225.33 2.92 1993 5843.33 1343.104.35
1982 693.06
256.18 2.71 1994 7931.14 1768.894.48
1983 759.63
295.23 2.57 1995 10566.99 2260.774.67
1984 859.87
345.00 2.49 1996 12936.70 2785.724.65
1985 1086.21 431.47 2.52 1997 14943.41 2986.135.00
1986 1303.19 490.27 2.66 1998 16758.41 3081.375.44
1987 1788.47 568.10 3.15 1999 18386.94 3155.065.83
1988 2330.39 681.47 2.98 2000 17105.86 3557.654.81
1989 2485.27 761.07 3.27 2001 18169.58 3696.234.92
注：上述数据均为当年价格，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出版，1999。《中国经济年鉴》1980、1981、1990、1997、1999、2000、2002。
然后，用得到的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首先画出了1978～2001年城乡收入差距的散点图（见图1），进一步显示添加了回归直线的散点交互图，并描绘出95％的置信度区间（见图1、2）。
图1 城乡收入差距的散点图
图2 添加了回归直线的散点交互图
注：上图1横轴为年份，纵轴为城乡收入差距，图2纵横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数。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出版，1999。《中国经济年鉴》1980、1981、1990、1997、1999、2000、2002。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自1978年以来，城乡差距出现了由高到低，然后直线上升的过程。根据笔者计算的结果，198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是2.49。这个情况和国内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一样，只不过他们得到的数据都偏小。这也和我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分不开，因为我国的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生产力几乎达到极至，改革的阵地也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此时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小的时候。1997～1999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超过5，最高达5.84，这和邱晓华（2002）（注：2002年10月21日14：53.中新社北京十月二十一日电.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日前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6∶1）估计的基本相符。2000年和2001有所回落。这主要是2000年开始，农村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大家可以从下面我国人口总量和农村人口变化图看出。如果按照得到的回归直线方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城乡差距将达到6.3，2050年将达到12。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测算，没有考虑人口流动和政策调整的因素。但目前的真实差距已经让人无法接受，因为城乡收入的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另外，笔者用农村人口人均GDP和城市人口人均GDP测算的城乡差距基本上和以上的数据相吻合。至于1978年以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它带有历史和计划体制的烙印，况且，人们能够接受昨天的现实，这里笔者不做研究。
2.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解释
（1）人口滞流的城乡不平衡格局
人口数量和城乡分布是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脱离人口问题仅从经济角度去研究经济问题，绝对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均以人口增长率为自然增长率作为既定的前提，在中国就必须考虑人口超常增长这个参数对各个经济变量的显著影响；另外，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因此，不管是刘易斯人口迁移模型或是托达罗的人口预期迁移模型，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下，均显得苍白无力。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人口分布完全受政府干预；在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的力量远小于制度约束和城市的压力。中国的农民确实像舒尔茨研究的结果一样，贫穷但对价格反应灵敏，在对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之后，向城市迁移的愿望只能望而却步（近来由于农业税减免而在南方出现的农民工的短缺就是一例）。就像西方国家把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项评判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来套用中国一样，显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状况，中国劳动力工资标准较低恰好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正是市场化的表现，所以我们就此展开讨论。以下是1952～2001年我国人口总量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图。见下图3。
图3 我国人口总量和农村人口数量变化图
注：左图纵轴为人口数量，单位亿，横轴为年份。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出版，1999。《中国经济年鉴》1980、1981、1986、1990、1996、1999、2000、2002。核对整理而来，所有数据均以当年不变价格计。
图3说明我国建国50多年来人口增长过快，基本上是沿着45度线上升。而农村人口总量也是在递增的，到2000年才有快速相对下降的迹象，但至今仍有将近65％的人口聚居在农村，表明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很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比过去加快，但城市化水平仍偏低，农业就业结构转换仍然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农村聚居大量的人口，必然导致极低的生产效率，这也和我国工业化的程度极不相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当属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到现在农民进城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升学。另外，错误的人口政策使我国人口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泛滥。人口由1952年的5.7亿到1980年的9.9亿，年均增长26％。
（2）产业结构演进与人口结构的不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动态变化反映的是人均占有资源的份额。同时，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也不能脱离我国曾经运行过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原始背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和转轨时期的政府引导加市场取向的产业演进。这里我们用线图的形式来展现我国50多年来产业结构的演进。见下图4：
图4 中国GDP的增长和各个产业的演进
注：图4横轴为年份，纵轴为产值单位亿元，产量以当年不变价格计。资料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出版社出版，1999；《中国经济年鉴》，2001、2002。其中2001年的数据和2002年的有出入，这里以2002年数据为准。
从图4可以看出：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高增长。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高增长却是由二、三产业拉动，而第一产业停滞甚至萎缩，这确实是主要由农业的禀赋决定的，但还夹杂着人口因素。1997年以后，我国农业的产值萎缩到GDP的20％以下。结合图3，同期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0％左右，结果就导致城乡差距变得特别突出。1978年，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来看，我国工业所占比重已达44.8％，具有人均GNP3000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73.3％，是人均GNP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这里面关键因素是人口结构的调整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1999年，我国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就业比重依然高达50.1％。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当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1.4％。可见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199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860美元，而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仅0.37，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之比仅为0.23。
同时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美国的农村人口和农业的产值基本上是同比例下降的。“2000年，美国农民从业比例为2％左右，而农业占GDP的比重也占2％左右”（注：财政部科研所.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减少农民人数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财政研究.2002（12）），实现了等量劳动力创造出等量GDP的均衡局面。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各个产业的人口与GDP占不到他们的相应的份额，必然要形成收入差距。缩小这种差距的力量，主要是靠市场推动的人口流动；而我国目前人口流动的管道基本上是堵塞的。政府一方面想要缩小这种差距，而另一方面却在做着扩大差距的事情。这样事实上就形成“缩小城乡差距”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按照美国的从业人口和GDP的比重，2001年我国12.76亿人口，20％的农村人口应是4.52亿，考虑到农民进城的冲击，至少得3亿农民需要转移，否则还会形成更大的城乡差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多的是人口问题。
（3）固有的政治体制没有和经济体制协调发展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改革开放前后，纵比是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可城乡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了。当前为何城乡矛盾变得这么突出，关键是我们已进入和固有政治体制相矛盾的经济体制。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农民一出生便被贴上了“乡下人”的标签，在农民的潜意识里已经认可自己的身份，好像城乡就应该有较大的差距，不然人家怎么是“城里人”呢？农民的觉醒意识早被强大的政治宣传淹没了。再者，城乡被严重分割，乡下人根本不了解城市人的生活，两个相对独立的王国不管有多大的差别，但会相安无事，就像我们现在和美国、日本相比，尽管有不小的差距，也奈何不了什么。1978年以后，我国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城乡开始互动，不仅有大量的农村孩子通过升学迁至城市，而且，有大量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出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至今已经形成了多达7000万～8000万人的流动大军。城乡的紧密接触，揭开了我国城市的神秘面纱，使乡下人逐渐了解城市，农民似乎逐渐觉醒了，发现自己以前被愚弄、被欺骗了。城乡的差距就变得敏感起来。然而，政治体制似乎又屈服于来自城市的政治压力而没有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只是当矛盾特别突出时仅推出补偿性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几乎已经用到了尽头。
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国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即使对农民农业税全免，也改变不了城乡人均GDP占有量的巨大落差，所以就不可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的惟一途径是改变现存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未来政府将会面临来自城市和农村双向的压力，农民的觉醒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卡尔多改进”（注：“卡尔多改进”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致受益者可对可能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害（kaldor，1939，是一种次优选择）也许是政府的最佳选择，这不仅可以解决政府面临的紧迫政治需要，而且也使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