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演论》的传播与近代知识分子对生存斗争学说的诠释——以孙宝瑄日记为个案（论文文献综述）
肖珍珍[1]（2021）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劳动”既是一个历史具体的现象,又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具有广泛生发性的论题。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劳动叙事这一主题的深度探析,劳动背后潜隐的社会历史形态更迭、伦理价值变迁、审美向度流转都会一一呈现。本文以劳动为视角,基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运用对比研究、历史文化学研究方法,读解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论文的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并且对于论文写作中所使用的“劳动”、“叙事”两个核心概念和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和说明。新世纪以前中西方不同时期文学中的劳动叙事话语是本文展开探讨和论述的基点。论文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解读了新世纪以前本土文学视阈下不同时期的劳动叙事话语,将其概括为:小人之事与社稷之本的悖论时代、劳工神圣的启蒙时代、劳动光荣的激情时代和勤劳致富的务实时代;还梳理了西方文学视阈下不同时期的劳动叙事话语,将其概括为:古典的农业时代、神权的宗教时代、资本的工业时代。为更好地读解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劳动叙事,论文第三章从整体上概述新世纪长篇小说和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质素。新世纪长篇小说具有问题性审美、狂欢化审美、本土化审美三个突出特点。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在整体上体现出了创作主体多元化和劳动形式多样化两个明显特征。新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便是千年“乡土中国”向今日“城乡中国”的转变,论文第四章阐释了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与“城乡中国”的构建之间的同构关系。本章分“城”与“乡”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在农村,一方面,乡村世界呈现一片衰颓和凋蔽现象,这让很多作家满怀忧虑。另一方面,新世纪长篇小说也描绘了带着资本、理念和新的劳动模式的乡村“归来者”和带着政策、使命和新的发展模式的乡村“外来者”与乡村的父老乡亲一起探索和建设现代农村的宏伟图景。在城市,迫于生活压力成批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不得不面对生存空间的转换所带来的劳动方式、劳动姿态、劳动情感等一系列的转变。新世纪长篇小说对城市带给奔波于生产线上、流连于钢筋水泥间寻找出路的打工人的疼痛和困顿进行了深情描摹。劳动与伦理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塑造和影响。论文的第五章在历史的迁延过程中阐述了劳动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重塑,在对比中凸显新世纪劳动伦理的新特点。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透视的这些新特点包括:“子”们摆脱了父辈在劳动经验、劳动能力、劳动资料方面的控制和权威后,指向自由、平等、独立、强大的成长路线;对于女性来说,集体劳动将她们引出家门,改革开放则将她们推向市场,新世纪的她们不再扮演一个辅助或是服务者的角色。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金钱逻辑取代乡土人情;个人与工厂之间,归属淡漠取代工厂认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新世纪长篇小说在批判现代文明对人类栖居环境的入侵和破坏的同时,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呈现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传统劳动的复归和生态劳动的构建。劳动与美同在。论文第六章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劳动叙事进行剖析,从劳动的技道美、田园美、苦难美、精神美四个方面分别呈现。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对卓越之技和自由之道的描述都闪耀着动人心弦的美,这是文学作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生动写照;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中的“田园美”分别从知识分子立场和劳动者立场得到传神再现;作为苦难美重要载体的劳动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在私有化滋生的劳动异化和城镇化衍生的劳动异化;劳动带给很多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远离了劳动,人却失去了确认自身的场域。劳动是劳动者生命策略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他们建构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重要承载。论文的结语部分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劳动叙事的价值、意义、不足等进行的整体概括。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因为具象了当今时代的劳动样态和新质,通过劳动叙事呈现了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审美诉求、文化指征、伦理迁延等,展现了劳动与现代经济、劳动与社会正义、劳动与现代法治、劳动与公民德性之间错综复杂、纠结缠绕的关系,因而具有了时代的脉动和介入、省察现实的力量。在这个轻飘的年代里续写各种劳动难题,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尚未完全失重的一面。但是,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今天,由于劳动精神和劳动意识的缺失,劳动在文学题材中越来越“小”,体力劳动更是渐行渐“远”。而在新的时代中,人们舒适高效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快递员、城市跑腿、家政服务员、月嫂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对我们的辛勤付出,他们不该仅仅是部分人眼中的“新底层”,而应该是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主角。我们认真地期待新世纪的创作者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对于劳动、对于劳动者、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人性更加清醒、深刻、独到的体认和把握。
汪颖奇[2]（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王独慎[3]（2018）在《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的修身科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癸卯学制（1904）,民国成立以后,在壬子学制（1912）中继续保留,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时被公民科取代。在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下,修身科所处的时段（1904-1922）恰好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密切相连。由思想革新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与转化也会透过课程的变迁反映出来。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教育的“修身”传统经由怎样的方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力图通过对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变迁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修身”传统的现代转化路径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修身”蕴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以“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为观念基础,强调“身心合一”的自我观,“体知”与“内证”的认识进路,德化与风教的群己关系。与“修身”意识相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德化风教”的微观教化效应得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场域,成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传统的“修身”教育的实践形式包括家庭中的蒙养教育与女性教育、正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以及非组织性的游学与自我教育。修身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追求,贯通在传统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经史之学”是其知识载体,科举考试为“修齐治平”提供了制度渠道,“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教化则是“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近代的“修身”教育始于清末的文教转型。首先涉及的是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的变化,然后是观念的变迁。修身的学科建制是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校制度和现代教学法都得以建立。以私塾、学堂等民间教育形式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被现代的学校体系所取代。科学知识观和课程观念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整体课程”观。同时,课堂教授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传统修身所注重的性情涵养与自我体践在学堂教授的方法下难以展开,导致修身科有知识化的倾向,降低了实效性。民国以后,随着经学向着现代学术的转化,现代“伦理学”取代了四书体系的“义理之学”成为道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与现代教育制度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反映了近代道德学说的变迁。教科书审定制也推动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修身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修身教科书内容上,可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的“修身养性”转变为社会常识的“习得”。这包括身心合一的气化身体观被现代卫生医疗学、生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所拆解,卫生和医疗常识成为修身科主要的内容之一;以德性涵养为主的修养内容被大量的经济、政治常识所补充。在社会层面上,传统“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道德教化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平民人格为主的公共伦理和团体意识。这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儒家传统中作为修身工夫的“忠恕之道”逐渐演变为一般与人交往的美德;在家庭伦理上,与宗法相关的宗族伦理和礼仪方式逐渐消失,作为家庭美德的“孝悌”受到压缩;女性的平等观念和“德才”观念也有所变化,但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伦理角色;在国家伦理上,现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兴起。传统“天下”观念则衍化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倾向,其一是与“礼仪中国”相关连的“天下”体系瓦解,一变而为列强竞争的“世界”;其二则是与“天下为公”相关的“大同”思想迅速地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退守与忧患意识,后者表现为奋进与和平意识。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演变与社会文化转型密不可分。首先,近代学术文化由“经学时代”转向了“科学时代”,经学的衰微使得“修身”远离了成德传统中“性与天道”的形而上追求。经学那种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被科学所分解,身心合一的观念被抛离。其次,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宗法转向职业社会,公私领域分开,“修齐治平”也就断裂为个人领域的“人生问题”和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传统整体性的道德转变为“公德”-“私德”之分,对道德的关注从个人“德行”转向“义务”。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功能也将重心从传统“成人”“成德”转向“民众培养”与人的“社会化”。在社会转型中,近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重心。“士大夫”式的社会教化演变为现代“启蒙”,内在的“修身”体践转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实践。
刘明月,范铁权[4]（2017）在《民国日记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以《忘山庐日记》研究为例》文中提出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丰富的私人日记,这些日记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更加多样性的史料来源。正如孙宝瑄所着的《忘山庐日记》一经出版便受到学者们的认可,并将其作为研究孙氏个人甚至于清季士人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日记作为记录个人私密生活的特殊记叙文体,作者的主观思想会对日记的客观性造成极大地影响,在此基础上的历史研究其真实性也就难以保证,所以日记的史料价值在史学界一直备受争议。该文将以关于《忘山庐日记》之研究为例,探究民国日记作为史料的应用价值。
周珈伊[5]（2015）在《严复“物竞观”变译论析》文中研究表明严复“物竞观”是其天演进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竞观”的呈现过程也是严复杂糅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与斯宾塞社会学思想以寻求改变中国近代危局的理论指导过程。严复巧妙地选取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作为翻译对象,在他的变译下,“物竞观”逐步成为近世革新的理论依据。在对“物竞观”构建过程中,严复以改译的方式,使“物竞观”的范围得到扩展,内涵更加丰富,凸显出“物竞观”价值所在。严复使用增译的方式,对“物竞观”进行了形象地阐释,全面地呈现及补充式地概述。严复通过转述的方式,对赫胥黎笔下多个“争”进行了完善地保留、形象地留取及客观地汲取。在变译过程中,严复对物竞进行较为全面地阐释,宣扬了“与天争胜”,并探索出以“合群”为方式的生存之道。《天演论》问世后,严复“物竞观”逐步传播开来,对中国近世“变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理性认识社会竞争方面,“物竞观”具有开启民智的重要意义;在革新主张的论证中,“物竞观”是其中的依据;在对道德的关注中,“合群”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上述过程中,出现了对竞争内涵的不同解读。
曾科[6]（2014）在《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主义的学理最早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国家目的论，而其更为广阔的历史根据则内在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方的国家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国家主义适应了近代中国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需要，因而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本文以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揭示出国家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中、西国家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本文所使用的“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指1918—1930年；“文化、政治思潮”主要是指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三民主义。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梳理国家主义的西学渊源及其传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国家主义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是与自由主义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其学理主要包括国家目的论和国家主权论。国家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因为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正是国家主义的基本诉求之一。从词源上看，汉语文献中“国家主义”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深化的时期。然而，当国家主义传入中国时，它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突变。清末时期传入中国的国家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较大的政治思潮。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最初发轫于1918年5月留日学生归国运动；1923—1925年间中国少年自强会、大江会以及醒狮社等国家主义团体的出现，标志着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1925年5月五卅运动的爆发，促进了国家主义思潮由兴起走向高涨；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爆发，既使一度高涨的国家主义思潮顿时低落，也使国家主义呈现出某些新的面貌。第二章考察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社会载体——国家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对《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进行个案分析，揭示其身份特征、聚集途径以及分化、解体的情况。《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章从现代性的视野来考察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系。从中西文化观上看，国家主义者强调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实现中、西文化的融汇，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一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思想界“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流行，是促使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以及新文化派所提倡的“西化”论，是刺激国家主义者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直接原因。在国家主义者看来，“传统”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西化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不可理解的。国家主义者虽然接受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接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融合。国家主义者指出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内在缺陷，并据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意义做出了合理的阐释，西化论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被动承受是不能赞同的。总的来说，国家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性持一种且迎且拒的复杂态度。这种复杂态度是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所普遍具有的。第四章探讨国家主义者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并揭示此中透露出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某种关系。民族自决原则是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兴盛，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国家主义者对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现实设计了民族自决的方案。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民族自决的唯一出路是各族人民武装起来求得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决，而不是允许蒙、藏独立建国。其理论困境则是在军国民主义与世界主义、“国家”与“国民”之间存在深度紧张。透过国家主义者的民族自决论述，可以发现其鼓吹的“国家主义”接近于“公民民族主义”。第五章从20世纪2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出发，来解读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比较复杂，两者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又有相互沟通的一面。“一战”后世界主义虽盛极一时，但国际社会仍然是“强权战胜公理”，自由知识分子与国家主义者都主张调和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上颇多契合之处。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普遍关注，自由知识分子提倡西化论，主张按照西方现代文明的模式来建设新文化，国家主义者则趋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对于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双方难以沟通。1920年代国内相继出现北洋军阀专制政权和国民党专制政权，自由知识分子奉行一贯的改良路线，国家主义者则坚守革命立场，双方虽有互动、对话，然始终难以携手合作。只有多层次地梳理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才能够理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沟通并存的复杂关系。第六章考察中共建党至北伐战争爆发前（1921—1926）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中共建党初期就制定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政策，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争取。由于受到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洗礼，国家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中共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接受了中共的“联战”。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共所宣传的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为鼓吹超阶级的国家观的国家主义者所不能认同，后者断然拒绝了中共的“联战”。与此同时，中共也愈发强调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国家主义者的“联战”价值有所下降，但仍在争取之列。直至北伐战争爆发，中共才彻底放弃对于国家主义者的“联战”，将其径直列为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双方关系彻底决裂。第七章研究孙中山逝世后（1925—1930年）国家主义者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及其演变。以1927年4月“四一二政变”为界，1925—1930年间国家主义者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可细分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联国反共”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着重澄清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从理论上实现了国家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对接与融合，对三民主义基本上持继承与肯定的态度。在后一阶段，由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国家主义者参与到三民主义“本体”问题的讨论中来，对三民主义基本上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造成这种认识变化的原因与国内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国家主义者围绕三民主义展开的种种论说，是以其政治利益、政治主张的实现为核心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应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家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主张有所不同，其对三民主义的认识随之而变。文章最后为“结论”部分。透过思潮互动的角度，将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理念概括成“国家至上”，同时揭示了中、西国家主义的几点区别：首先，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西学来源并不限于西方的国家主义，它还把国家主义之外的西学成分纳入其中。其次，中国近代国家主义采取了“托古”的论述策略。第三，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具有“国家—个人”、“国家—世界”、“国家——民族”三个参照系，西方国家主义则只具有前两个参照系。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终极价值诉求是和平主义与世界大同，西方国家主义则逐渐发展成为鼓吹对外扩张与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国家主义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化特质，这一特质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立。这与鼓吹对外侵略的西方国家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造成这一本质区别的历史、文化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传统的大同思想、“仁爱和平”的人文理念，制约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不至滑向黩武的军国主义。其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现实环境，决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主义所面临的时代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
孙海军[7]（2013）在《鲁迅早期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与晚清学术思潮》文中研究说明鲁迅日本时期的几篇文言论文均表现出对于“主观之内面精神”的置重，并在绍介西方新神思宗思想家时提出所谓的“主观与意力主义”。长期以来，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研究，论者更多瞩目于鲁迅所试图介绍、引进的西方资源，但在笔者看来，西方资源固然是青年鲁迅思想建构的一种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更不是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基于此，论文试图在尽可能敞开晚清语境（主要从学术与思潮两方面）的基础上，来探寻鲁迅早期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是如何生成的，对于构筑鲁迅思想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引论部分从“主观主义”这一概念入手，首先厘清这一概念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确切所指，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所谓的“主观唯心论”实际上是宋明以来近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一种重要支流，晚清语境以及青年鲁迅所表现出的“主观主义”倾向正是对这一脉思想的传承。然后分别从学术和思潮两方面来勾勒晚清语境所凸显出的对于个体主观精神的发现、高扬甚至信仰这一时代共相。正文首先采用关键词梳理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指出青年鲁迅思想中的确存在着“主观主义”倾向这一事实。文章的主体部分分别以“精神”、“心力”—“意力”、“自性”为中心范畴，来具体分析鲁迅早期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与晚清学术思潮之间的若干关联。“精神”是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这部分主要谈两个问题，即青年鲁迅与庄子的“精神”相遇以及晚清语境中精神动力论的进化论思潮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意力主义”虽然源于西方，但是晚清以降陆王心学的复兴，特别是始自龚自珍的对于“心力”的推崇，却构成青年鲁迅接受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西方唯意志论思潮的潜在语境；源于佛教的“自性”观念在晚清佛学复兴的时代语境下通过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原则极大影响到青年鲁迅，并成为其“主观主义”倾向最终生成的一种思想资源。结语部分则简要阐述了鲁迅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对于中国现代性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齐旭[8]（2011）在《近代教科书中的进化论叙述》文中指出面对着外来侵略所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严复借助译着《天演论》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念为国人指明了道路,并成为最早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使此学说得到普遍关注的学者。就这一理论的宣传而言,知识分子做了较大的贡献,但其更为广泛的普及主要还是依靠教科书的编纂。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时,近代中国的教科书也相应增加了有关进化论的内容,并通过进化论对世界观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爱国思想的培养。事实上,这段时期的进化论并不仅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更渗透到历史、社会等人文学科之中,成为人文社科教科书的一部分,社会进化、人类进化成为被普遍谈及的话题,而“进化”一词也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进化论的进入过程是复杂的。起初,传教士创办新式学堂,通过教科书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他们自主编纂新式教科书,将进化论引入到国人视野。后来国人开始参与翻译国外,尤其是日本教科书,相对刻板地简要地介绍进化论。到了国人有能力独立开展教科书编纂工作的时期,教科书中的进化论叙述更为多样化和深刻化。不仅课本中的进化观念由自然科学逐步渗透到人文科学之中,而且进化论与其他一道构成进化知识体系的学说一起通过编纂者的阐述不断完善这一进化论知识体系。一战的爆发引发了国人对强调“优生劣败”的进化论更为理性的思考。究竟应该是斯宾塞的进化论还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人类社会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有对优生学说以及人种学说的种种反思和争论。尽管争议、矛盾一直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民族主义的缘故而无法得出圆满的答案,但是进化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产生了互助论,引导人们更为理性地接纳和思考进化论。这种思考通过编纂者的笔墨也在教科书中得以体现。不断反思又充满矛盾的对进化论的构建,一方面通过教科书的渠道将进化论传播到更广的人群之中,使其不再是知识分子讨论的专属。而在此气氛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伴随着对进化论不曾间断的争论,加入到近代中国火热的思想浪潮之中,而进化观念的普及与传播也为国人逐步接受改良、革命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了过渡。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科书,从它们对进化论或简或繁的叙述,以及对进化论及其相关学说的种种反思与讨论,重新梳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教科书及其编纂者对进化论知识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探究教科书在进化论上升为到进化观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对近代国人的影响,从而对进化论对当时乃至现代的影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刘锦[9]（2010）在《由先进回归保守——晚清官宦子弟孙宝瑄的经历（1894—1902）》文中指出孙宝碹（1874—1924）,字仲玙,浙江钱塘人,父亲孙诒经（1826—1890,字子授）是光绪朝户部左侍郎,一度担任光绪帝师傅;兄孙宝琦（字慕韩）曾任清驻法、德公使及顺天府尹、山东巡抚等官;岳父李瀚章为清两广总督,舅父朱学勤同治朝长期任军机章京领班,身居要津,权势显赫。孙宝碹以荫生入仕,相继在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供职,他虽功名不显,但留下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日
刘锦[10]（2010）在《由先进回归保守——晚清官宦子弟孙宝瑄的经历（1894—190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孙宝瑄（1874—1924）,字仲玙,浙江钱塘人,父亲孙诒经（1826一1890,字子授）是光绪朝户部左侍郎,一度担任光绪帝师傅;兄孙宝琦（字慕韩）曾任清驻法、德公使及顺天府尹、山东巡抚等官;岳父李瀚章为清两广总督,舅父朱学勤同治朝长期任军机章京领班,身居要津,权势显赫。孙宝瑄以荫生入仕,相继在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供职,他虽功名不显,但留下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忘山庐日记》,1983年出版后广受学界重视。然而,对于孙本人的研究迄今仍较少。
二、《天演论》的传播与近代知识分子对生存斗争学说的诠释——以孙宝瑄日记为个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演论》的传播与近代知识分子对生存斗争学说的诠释——以孙宝瑄日记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目的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2.3 问题的提出 |
| 1.3 核心概念及研究视域界定 |
| 1.3.1 劳动 |
| 1.3.2 叙事 |
| 1.3.3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1.4 选题的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劳动叙事话语的生成与演进 |
| 2.1 本土文学视阈下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1.1 传统中国——20 世纪之前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1.2 启蒙中国——20 世纪10-30 年代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1.3 革命中国——20 世纪40-70 年代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1.4 转型中国——20 世纪80 年代-新世纪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2 西方文学视阈下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2.1 古典西方——农业时代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2.2 神权西方——宗教时代的劳动叙事话语 |
| 2.2.3 工业西方——资本时代的劳动叙事话语 |
| 第3章 新世纪长篇小说和劳动叙事 |
| 3.1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新质素 |
| 3.1.1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发生语境 |
| 3.1.2 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审美检视 |
| 3.2 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的新质素 |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 |
| 3.2.2 劳动形式多样化 |
| 第4章 新世纪劳动叙事的当代观照 |
| 4.1 乡的凋敝与重建 |
| 4.1.1 坚守者的无奈 |
| 4.1.2 归来者的气魄 |
| 4.1.3 外来者的使命 |
| 4.2 城的建设与发展 |
| 4.2.1 流水线上的疼痛 |
| 4.2.2 钢筋水泥间的困顿 |
| 第5章 新世纪劳动叙事中的伦理迁延 |
| 5.1 劳动与家庭伦理的重塑 |
| 5.1.1 父亲权威的解构 |
| 5.1.2 婆媳地位的倒转 |
| 5.1.3 夫妻关系的重构 |
| 5.2 劳动与社会伦理的变迁 |
| 5.2.1 金钱逻辑取代乡土人情 |
| 5.2.2 归属淡漠取代工厂认同 |
| 5.3 劳动与生态伦理的互动 |
| 5.3.1 现代劳动的批判 |
| 5.3.2 传统劳动的回望 |
| 5.3.3 生态劳动的构建 |
| 第6章 新世纪劳动叙事的美学风貌 |
| 6.1 技-道美:对工匠精神的追求 |
| 6.1.1 对卓越之技的精益求精 |
| 6.1.2 对自由之道的孜孜以求 |
| 6.2 田园美:对诗意故乡的眷恋 |
| 6.2.1 知识分子立场的田园想象 |
| 6.2.2 劳动者立场的现场经验 |
| 6.3 苦难美:对异化劳动的反抗 |
| 6.3.1 私有化滋生的劳动异化 |
| 6.3.2 城镇化衍生的劳动异化 |
| 6.4 精神美:对劳动重负的超越 |
| 6.4.1 自我建构的存在感 |
| 6.4.2 自我实现的价值感 |
| 结语:劳动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对象分析与资料介绍 |
| 第一章 戊戌前后徐兆玮的经世期许与思想变动 |
| 第一节 “从何市到常熟”:地方社会中的家族与权势网络 |
| 一 何市镇状况 |
| 二 徐氏家族及姻亲网络 |
| 第二节 “乡谊”与实践:徐兆玮的社会交往与经世期许 |
| 一 社交网络与交游活动 |
| 二 守望乡邦与道德教化 |
| 第三节 “青萍之末”:从阅读世界看维新思潮与士人思想变动 |
| 一 维新思潮的出现 |
| 二 旧学与新知:徐兆玮的阅读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新政时期徐兆玮的“立功”实践与转型 |
| 第一节 徐兆玮的“立功”期望与翰林公务生活 |
| 一 共预新政的地方士人 |
| 二 入京动机与翰林公务生活 |
| 第二节 徐兆玮居京的社会活动与谋官生态 |
| 一 在京社会交往 |
| 二 日常活动空间 |
| 三 京师政治生态与个人状态 |
| 第三节 应变: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 |
| 一 游学动机与对异邦的想象 |
| 二 观光游历的感官体验 |
| 三 对都市文明的理性思考 |
| 四 阅读选择与关注焦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权变与调适:辛亥鼎革前后的政治抉择 |
| 第一节 从翰林编修到国会议员:辛亥前后徐兆玮的身份转型 |
| 一 由国到乡:归国谋职失利后转向地方自治 |
| 二 1911年再次入京失望到离京返乡 |
| 三 民政副长到国会议员:鼎革之际的身份转化 |
| 第二节 1913至1923年的参政议政实践与民国印象 |
| 一 1913年的国会议政实践与心态变化 |
| 二 国会恢复与徐兆玮的无心留恋 |
| 第三节 国会议员与地方资源争夺——以争夺农村师范分校为中心 |
| 一 事件缘起与常熟士绅因应 |
| 二 事件转机与士绅分歧 |
| 三 士绅裂化与纷争结束 |
| 小结 |
| 第四章 “五四”之后由“立功”到“立言”的新取向 |
| 第一节 五四“潮流”之外的士人:徐兆玮对国事日渐疏离 |
| 一 渐趋排斥:徐兆玮对五四新文化的态度 |
| 二 小镇隐居:1920年代江南士绅隐逸的一种方式 |
| 三 由政转文:隐逸期间的文化活动 |
| 第二节 士绅文化权力的延续:以《重修常昭合志》为中心 |
| 一 从参与到总纂——徐兆玮接任《重修常昭合志》的编修工作 |
| 二 《重修常昭合志》的体例与书写 |
| 三 地方志中士人文化权力的实践 |
| 第三节 结社与文化认同——以虞社诗文唱和为中心 |
| 一 虞社创办与发展 |
| 二 文化认同:徐兆玮与虞社同人的诗文唱和 |
| 三 科举功名士人的其他文化活动 |
| 小结 |
| 余论 士人因应的区域比较——以徐兆玮、刘大鹏为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1 徐氏家族世系图 |
| 2-1 徐兆玮在京日常活动统计表 |
| 2-2 徐兆玮在北京出行去处统计表 |
| 4-1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与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对照表 |
| 4-2 1931年虞社社员名单 |
| 4-3 1928至1937年《虞社》各期刊载情况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的理论框架 |
| 五、研究方法与资料 |
| 六、分析路径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作为中国教育传统的“修身” |
| 一、传统修身的观念基础与社会基础 |
| (一) 身心合一：修身的自我观念 |
| (二) 体知与内证：修身的认识进路 |
| (三) 德化与风教：修身的群己观念 |
| (四) 家国天下：修身思想的社会基础 |
| 二、传统修身的实践形式 |
| (一) 人伦家教：家训、蒙养和女教 |
| (二) 私塾与书院教育 |
| (三) 游学与自我教育 |
| 三、修身与传统教育体系 |
| (一) 修身与经学教育(知识载体) |
| (二) 修身与科举考试(制度保障) |
| (三) 修身与民众教化(社会实践)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修身科的设置与变动 |
| 一、“修身”科设置背景：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
| (一) 现代教育科学的引入 |
| (二) 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 |
| (三) 从“修身”到“修身科”：学校体制下的修学方式转变 |
| (四) 修身教育模式的转向：从师法日本到师法美国 |
| 二、学制演变中的修身科 |
| (一) 读经、修身与公民 |
| (二) 修身科与伦理科 |
| 三、教科书出版与德育理念转型 |
| (一) 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出版的总体概况 |
| (二) 教材审定制与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 |
| (三) 修身教科书的编撰方式与德育理念变迁 |
| 小结 |
| 第三章 修身观念的现代转化(上) ：修身养性与建造常识 |
| 一、身-心与自我 |
| (一) 养生、卫生与体育 |
| (二) 心学与心理学 |
| 二、涵养与认知 |
| (一) 德目内容中的心性工夫与生活常识 |
| (二) 教科书插图中的修身意蕴 |
| 小结 |
| 第四章 修身观念的现代转化(下) ：修齐治平与平民人格 |
| 一、群己与公私 |
| (一) 儒家群己观念 |
| (二) 近代“群”与团体观念 |
| (二) 公共伦理 |
| 二、家国与天下 |
| (一) 家庭伦理 |
| (二) 国家伦理 |
| (三) 天下与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修身教育的兴衰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 |
| 一、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从经学时代到科学时代 |
| (一) 知识体系的转变：分科化与经学的衰微 |
| (二) 学术精神的革新：科学主义与理性精神的树立 |
| 二、社会结构的重组：从家国同构到公私之分 |
| (一) 宗法结构的解体 |
| (二) 公共团体与职业社会 |
| 三、道德意识的转向：德行伦理与公共伦理 |
| (一) “道德”内涵的转义：德行与义务 |
| (二) 公共伦理与契约精神 |
| 四、教育功能的变化：从德化到社会化 |
| (一) 教育、学校与社会 |
| (二) 知识群体的转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4）民国日记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以《忘山庐日记》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界对《忘山庐日记》的利用与研究 |
| 二、日记应用的史料价值 |
（5）严复“物竞观”变译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学术价值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关于“变译”的一般解读 |
| 注释 |
| 第一章“物竞观”及变译之缘起 |
| 一、“物竞观”：严复的选择 |
| （一）严复视野中的晚清社会 |
| （二）严复“物竞观”的西学源头 |
| 二、《天演论》：“物竞观”的载体 |
| （一）严复选择《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原因 |
| （二）严复变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原因 |
| （三）严复变译的主要表现 |
| 注释 |
| 第二章 严复“物竞观”的变译 |
| 一、改译的“物竞观” |
| （一）改变范围及其界定——扩展“物竞观”的范围 |
| （二）改论述——丰富“物竞观”的内涵 |
| （三）案语中的“改”——凸显“物竞观”的价值 |
| 二、增译的“物竞观” |
| （一）增例证——形象地阐释“物竞观” |
| （二）增论述——全面地呈现“物竞观” |
| （三）案语中的“增”——补充式地概述“物竞观” |
| 三、转述的“物竞观” |
| （一）以繁释简的转述——对赫胥黎笔下多个“争”完善地保留 |
| （二）以描述代论述的转述——对赫胥黎笔下多个“争”形象地留取 |
| （三）基本等量的转述——对赫胥黎笔下多个“争”客观地汲取 |
| 四、严复变译的“物竞观” |
| （一）物竞之理 |
| （二）“与天争胜”之理 |
| （三）“合群”之理 |
| 注释 |
| 第三章 对严复变译“物竞观”的若干思考 |
| 一、“物竞观”与民智的开启 |
| 二、“物竞观”与革新主张的论证 |
| 三、“物竞观”与对道德的关注 |
| 四、对“物竞观”竞争内涵的不同解读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国家主义的渊源与流变 |
| 第一节 西方国家主义溯源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
| 一、 民族救亡语境 |
| 二、 革命与立宪语境 |
| 第三节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发展阶段 |
| 一、 五四运动前后（1918—1925）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 |
| 二、 五卅运动时期（1925—1926）国家主义思潮的高涨 |
| 三、 北伐战争及战后（1926—1930）国家主义思潮的低落与新出路 |
| 第二章 国家主义者的构成、聚集与分化——以 20 世纪 20 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醒狮周报》的版面及其撰稿人的构成 |
| 第二节 《醒狮周报》撰稿人的聚集途径 |
| 一、 国、共之外的政治立场 |
| 二、 民族本位的文化观 |
| 三、 国家主义的学理兴趣 |
| 第三节 《醒狮周报》撰稿人队伍的分化 |
| 一、 内部：革命与改良之争 |
| 二、 外部：北伐战争的冲击 |
| 第四节 近代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变化 |
| 第三章 国家主义与 20 世纪 20 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融合 |
| 第一节 趋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原因 |
| 第二节 文化保守思想的系统阐述 |
| 一、 “国性”观与整体性的文化观念 |
| 二、 文化与国家 |
| 三、 伦理革命与新道德的建设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迎拒 |
| 第四章 国家主义的民族自决方案：国家主义者对“一战”后民族自决思潮的回应 |
| 第一节 非殖民化：民族自决的模式 |
| 第二节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民族自决的目标 |
| 第三节 军事战争：民族自决的道路 |
| 第四节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
| 第五章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
| 第一节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
| 第二节 民族本位与全盘西化 |
| 第三节 革命与改良 |
| 第六章 北伐前数年（1921—1926）国家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离 |
| 第一节 “少中”求同存异 |
| 第二节 旅法期间“谈谈打打” |
| 第三节 五卅时期的决裂 |
| 第七章 国家主义者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及其演变，1925—1930166 |
| 第一节 “真”“假”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 |
| 一、 “真”、“假”三民主义 |
| 二、 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 |
| 第二节 三民主义的“本体”问题 |
| 第三节 认识变化的原因 |
| 结语 |
| 一、 20 世纪 20 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价值理念 |
| 二、 中、西国家主义的区别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7）鲁迅早期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与晚清学术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主观主义”与近世中国的“主观唯心论” |
| 第一节 鲁迅早期思想研究概观 |
| 第二节 “主观主义”、“意力主义”与“主体性”问题 |
| 第三节 近世中国的“主观唯心论” |
| 第一章 趋于主观：晚清学术思想的一个整体观察 |
| 第一节 “轴心时代”的思想传统 |
|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兴起及其治学特点 |
| 第三节 “汉宋调和”与心学复兴 |
| 第二章 “意识本位的历史发展论”：晚清文化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不同文化取向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民族精神”与“民族魂” |
| 第三节 “心力”、“意志”与“道德” |
| 第三章 鲁迅早期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 |
| 第一节 青年鲁迅与浙东学派的精神关联 |
| 一、 浙东学术的提出及其治学特质 |
| 二、 从青年鲁迅阅读活动看其与浙东学派的精神关联 |
| 三、 “魂归故书”：青年鲁迅与乡邦文献及乡贤故书 |
| 第二节 鲁迅留日前期（1902——1906）思想倾向再探 |
| 第三节 “心学”时代鲁迅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 |
| 一、 从“人类之能”到科学“精神”的追寻 |
| 二、 “摩罗诗力”：提倡浪漫主义文学 |
| 三、 “恃意力以辟生路”：新神思宗及其对青年鲁迅的影响 |
| 第四章 “精神”：青年鲁迅与晚清思想的若干关联 |
| 第一节 “精神”的发现与高扬：鲁迅早期五篇文言论文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青年鲁迅与庄子的“精神”相遇：以《齐物论释》为中心 |
| 第三节 晚清思想家对“精神”的阐扬及其对青年鲁迅的影响：以进化论思潮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章 从“心力”到“意力”：鲁迅“意力主义”生成之晚清语境 |
| 第一节 “意力主义”之与早期鲁迅 |
| 一、 鲁迅早期“意力主义”的提出 |
| 二、 “意力主义”三层次说 |
| 三、 小结 |
| 第二节 从“心力”到“意力” |
| 一、 “心力”说在晚清的发展 |
| 二、 晚清语境对于“意力”的最初运用 |
| 第三节 “新神思宗”的介入与鲁迅“意力主义”的最终生成 |
| 第六章 “自性”：鲁迅早期思想“主观主义”倾向的佛学背景.. |
| 第一节 青年鲁迅与佛教 |
| 第二节 近代佛学复兴及其特质 |
| 第三节 章太炎《民报》时期佛学思想与鲁迅早期“主观主义”倾向之生成 |
| 一、 《民报》时期章太炎的佛学思想 |
| 二、 “空”观念：作为否定思想家的章太炎与作为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者的鲁迅 |
| 三、 “自性”观念与鲁迅早期“主观主义”倾向之生成 |
| 结语 鲁迅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近代教科书中的进化论叙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近代民族危机与进化论进入教科书 |
| 第一节 进化论传入与知识选择 |
| 一、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初步传播 |
| 二、严复及其《天演论》 |
| 第二节 进化观与近代国民教育 |
| 一、清末"进化"与"保守"之争 |
| 二、"进化"成为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近代教科书编译与进化论 |
| 一、从编译到独立编纂:进化论的初步引入 |
| 二、进化论:贯穿于编纂理念始终 |
| 第二章 自然科学教科书与被选择的进化知识 |
| 第一节 进化论之展示 |
| 一、定义"进化" |
| 二、架构进化论 |
| 第二节 进化论的衍生学说与社会 |
| 一、人种学说与民族平等自强 |
| 二、教科书中的优生理论 |
| 第三节 编纂者的反思与进化论叙述 |
| 一、赫胥黎还是斯宾塞? |
| 二、进化抑或退化? |
| 第三章 人文社科教科书与进化论的传播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学科与进化 |
| 一、历史、语言教科书中的进化论 |
| 二、其他教科书中的进化叙述 |
| 第二节 批判进化论?自相矛盾的叙述 |
| 一、积极批判:互助论弥补进化论之不足 |
| 二、消极应对:人种学说与国人心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天演论》的传播与近代知识分子对生存斗争学说的诠释——以孙宝瑄日记为个案（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长篇小说劳动叙事研究[D]. 肖珍珍. 辽宁大学, 2021
-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以清末民初的修身教育为例[D]. 王独慎.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
- [4]民国日记作为史料的研究价值——以《忘山庐日记》研究为例[J]. 刘明月,范铁权. 社会科学论坛, 2017(03)
- [5]严复“物竞观”变译论析[D]. 周珈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06)
- [6]国家主义与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政治思潮[D]. 曾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12)
- [7]鲁迅早期思想的“主观主义”倾向与晚清学术思潮[D]. 孙海军. 苏州大学, 2013(09)
- [8]近代教科书中的进化论叙述[D]. 齐旭. 南京大学, 2011(11)
- [9]由先进回归保守——晚清官宦子弟孙宝瑄的经历（1894—1902）[J]. 刘锦. 近代中国, 2010(00)
- [10]由先进回归保守——晚清官宦子弟孙宝瑄的经历（1894—1902）[A]. 刘锦. 近代中国(第二十辑),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