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的转变：新的沉迷和误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前夕，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茅盾所作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主报告(之一)里，引人注目地专门谈到了胡风、舒芜等所提出的“文艺上的‘主观’问题”，并且将胡风、舒芜的主张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点明其要害是“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根本问题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①
茅盾在“附言”里申明这并非“结论”，②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又明确地说，他的这段话是“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总结性发言”，③这样的“总结”当然是不允许讨论的。茅盾自己在报告里，就明白无误地告诫听报告的作家：要“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例如说，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人民与军队的关系，在新中国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所呈现出来的景象显然是根本不同的。文艺工作者也就不能不对于自己的工作任务与意义以及对工作的态度等等有一个新的认识”。④这里所说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人民与军队的关系”自然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和国家、军队的关系：他们所面对的将是共产党领导、掌控，以军队为后盾的国家权力，所谓他们的工作(写作与研究)任务、意义与态度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其实就是要求服从于新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意志。一旦国家权力关系介入，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的《讲话》就不再是可以讨论的对象，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与服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及选举产生的全国文联、作协，就成了党所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其所通过的报告、决议，具有了权力的约束力；这样，茅盾的报告，因为是党所授权，经过党的审查、批准，也就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性；报告中断言胡风、舒芜的主观论是毛泽东《讲话》里所说的“立场、观点、态度问题”，就不再是一种学术批判，而具有政治结论的性质。也就是说，从1948年的批判，到1949年的“总结”，随着共产党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胡风、舒芜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胡风对此毫不知觉。他直到1954年写《三十万言书》时，还愤愤不平地提到茅盾的报告修订稿没有给自己看过，新文协(即新的文联、作协)成立不和他这个旧文协(抗战时期成立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里“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的人”商量。⑤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的决定权都在党手里，完全无须征求他这个党外人士的意见。连把他“选”为文代会主席团成员，而非常务主席团成员，“选”作全国文联委员，而非常务委员，这都是党的安排，这样安排本身即已宣告党并没有把胡风视为依靠力量，仅作一般统战对象看待。
但胡风依然把这看作是周扬等对自己的排挤，依然要据理力争。在他看来，这里可能还存在着因为发表《论主观》而引起党对自己和包括舒芜在内的朋友的误解，因此，特意写信给舒芜，告诉他“最难者莫如被人所需要，被人所知”，这里所说的“人”自然指的是党和新政权；舒芜也立刻心领神会：“处于政治上，工作上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的地位，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⑥——希望“被信任、被需要、被理解”，这几乎是历史的当事人，新政权建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理，而像舒芜、胡风这样的期待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一要求就越加迫切，对此无疑应给予理解的同情。但从以后的历史后果回过去看，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三被”就意味着舒芜、胡风们和党的关系的一个转折：从主动的合作变为被动的依附，服从。既然被党信任、需要、理解“比什么都重要”，那以后的接受改造，检讨，反戈一击，都是顺理成章的。
而当时(1950年前后)，胡风和舒芜都认为，既然党已经对自己有了误会，就应该主动把《论主观》的问题提出来。胡风这样对舒芜说：“《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何(指何其芳)等、港派咬定你是因为反对‘整风’的反主观主义而写的，我发表它也是罪大不赦”，因此建议舒芜重新发表《论主观》，“心平气和地附一篇文章，加以注释，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并表示自己也要“写一小文附在后面，解释我在编后记说那几句话的心情和用意”。舒芜也立即作出回应：说“打算写自我批评又兼解释的文章一篇”。⑦正如舒芜后来在回忆中所说，这里出现了舒芜和胡风之间微妙而重要的区别：胡风强调的“首先是解释，其次是自我批判。我的提法是‘自我批评又兼解释的文章’，主次倒了过来”。⑧主次不同的背后是立场和态度的不同。胡风自恃从三十年代从事左翼运动起就和党战斗在一起，至今也还是在捍卫党的利益，无论自己对党的忠诚，还是党对自己的信任，都是不容置疑的，因此，自己和党之间，不存在需要向党检讨、投降的问题，他所谓的“自我批判”是从左翼知识分子必然具有的反省品格出发的，绝非自我否定，他强调的是“解释”，以免“小人”的挑拨，影响党和自己的关系。这也是他对茅盾在文代会上的总结不以为然，也不看在眼里的原因。舒芜则不同，他其实只是一个有左翼倾向的读书人。在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左倾”在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潮流，国际上的罗曼·罗兰、纪德、萧伯纳、辛克莱，中国国内的鲁迅，都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对舒芜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敏感的舒芜从少年时期开始，就卷入四十年代共产党影响下的爱国学生运动，是很自然的合符时代潮流的选择。但他和左翼运动，党和革命实际上并没有深刻的联系，胡风说“那些斗争中积极性的东西，原来不是他自己的”，革命“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血肉”。⑨舒芜自己后来也承认，“胡风的分析也是深刻的”。⑩或许正因为如此，舒芜对自己和党的关系实际上并没有胡风那样的自信，尽管此时他也自认为是“党的人”，但其实是缺乏深厚的基础，底气不足的。如果胡风发表《论主观》不被理解，是忠而获咎，舒芜写《论主观》受到批判则是事出有因。再加上政治上的敏感，舒芜就不会感觉不到文代会上茅盾对主观问题所作的总结的分量，这是一个明显与明确的信号：所要面对的，不再是几个文人，几位党员，而是有权批准报告的党的组织力量和国家权力。他分明感到了压力，或许还有恐惧感。他当然明白，《论主观》的公案，远不是“解释”的问题，首先需要的是“自我批评”，也即“投降”。1949年以前，舒芜一再追问：进入“那氛围中又会怎么样呢”？(11)现在，他进入了，就明白了。
而且此时舒芜的身份已经发生变化：1949年，他被刚刚解放南宁的人民解放军军管会选作南宁师范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参加接管当地教育机关工作，被任命为广西省南宁高中(后改为南宁中学)校长，在市委宣传部举办的“中小学教师寒假讲习班”上，市委宣传部长任主任，舒芜任常务副主任；同年，舒芜出席南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聘为南宁市人民委员，兼任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教师联合会宣教部部长、广西省文联筹委会常委和研究部长、南宁市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广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项社会职务。(12)——顺便说一个材料：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里，收入了毛泽东1949年10月致当时的华中局的一个指示，提出“占领广西全省后”，要注意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工作”。(13)尽管毛泽东这里说的“民主分子”主要是指国民党军政人员，但广西党委大概也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来重用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分子”的，其中就有舒芜。舒芜却不知道这些内情，而自以为获得了南宁党组织像对待党内同志那样的绝对信任，这当然是个误会，却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里要强调的是，舒芜由此进入了国家体制，这其实也是延安经验：必须把知识分子纳入单位组织，以接受单位基层党的具体领导与控制。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处境、思维、心态是大不一样的。体制内人，也即单位人，对所在单位是有一种依附关系的。听从于组织，就有了一切：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名誉和地位；一旦不听从，就会被组织抛弃，迅速失去一切，并会连累家人。而且还有所谓“体制的思维”，即一切为组织的利益作想，用组织的眼光看待一切，舒芜后来就是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后来另一位“胡风分子”绿原在反省自己当年不能不屈服的原因时，特地讲了两条，一是自己是党员，也就是组织中人，“必须向党交代一切”；二是因连累妻儿而“愧疚和牵念”。(14)当年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纳入了体制，只有胡风是个例外。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曾谈到在1949年4月一次会议上突然提出要安排胡风担任《文艺报》的领导工作，胡风却因为认为和周扬等的矛盾，“在具体领导关系上没有保证”而拒绝了，(15)以后他又多次拒绝了对他的安排。从党的眼光看，这无疑是拒绝纳入体制，本身就是不驯服的表现，这都是埋下了祸根的，胡风依然对此毫无感觉。从我们这里讨论问题的角度看，由于在体制内，和不在体制内的地位的不同，胡风至少可以暂时只解释而不检讨，舒芜则非自我批判，以致投降不可。
以上两个方面，或许构成了后来所谓“舒芜转变”的外部条件；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其内在思想的原因。
其实，早在《论主观》及同期文章里，就已经预伏了以后转变的根子。
《论主观》是建立在舒芜认定新哲学已经进入“约瑟夫(斯大林)阶段”这一判断基础上的。而所谓“约瑟夫阶段”，其最大特点，按舒芜的解释，就是“革命已有巨大成功，进步阶级的主观力量已发生了巨大的效果”，这里所说的“进步阶级的主观力量”，其现实体现就是领导革命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舒芜强调，对这样的“反映着并主导着现实历史的发展”的主观力量也即党的“主观作用的强调”，正是他要为之鼓吹的“约瑟夫阶段”的“新哲学”的特点，其最关键的要义就是“认识的党派性”。有意思的是，舒芜具体地指明，这样的新哲学的主观力量的性质，“是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变革的而非保守的，是创造的而非因循的，是役物而非役于物的”。(16)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后来毛泽东把主观能动性推向极致的主观意志决定论的哲学。舒芜当然不会预计到这样的发展，但他的主观论所具有的鲜明的党派性，又是确实可以通向毛泽东思想的，至少是能够成为他以后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尽管他在写作《论主观》时，还限于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讨论。但舒芜当时就强调，他的研究“不是书斋里的清谈”，(17)因此，最终的现实化，乃是必然的。
于是，就有了1945年舒芜新的觉悟。据舒芜回忆，这一年五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联合政府”这个口号立刻响遍全国，国民党统治区随即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包括相当广泛的文教界知名人士签名发表公开宣言。这是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统治区长期的低潮形势之后，第一次民主运动的高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舒芜立即抓住这一点，在写给胡风的信中，表示自己“看见(了)道路”，“因为已有真的‘主观’在运行，奔突。似乎是一个大意志贯串了中国。那迅速，广泛，是可惊的。对照于这个，我的一些喊叫，就不免灰白，可怜相”。(18)胡风当然读懂了舒芜的意思，他后来解释说：“真的主观在运行”是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前进”；“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是说“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贯穿到斗争的各方面”。(19)
舒芜自己在回忆中也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提出一个政治口号，立刻在全国范围把这么多人动员起来，把这么多的人的主观努力集中起来，成为变革世界的实践，这才是主观作用的大发扬；相形之下，《论主观》所主张所呼唤的似乎是比较小一些空一些弱一些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意义？”(20)——舒芜，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胡风所呼唤的主观意志，终于落实到现实中国政治里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观意志，这是舒芜、胡风主观论的理论逻辑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的一个转换，而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自然转换。其结果必然是在政治上对党的意志的服膺，以及对知识分子自我怀疑和否定：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面前，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冥想就不免是“灰白”，“可怜”和无力的。这都传递出舒芜思想上将“皈依于党”的信息，也可以说，舒芜的思想改造与转变，就由此而开始了。
有意思的是，胡风对舒芜的这一觉悟的反应。他在给舒芜的回信中说：“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只能说是你已把认识(？)化成了实感。以前，何尝不是肯定了它的？”(21)胡风可能觉得舒芜有些大惊小怪，因为他自己早已有了“实感”，早就认同、肯定了党的主观战斗意志和力量，并且是把自己的主观力量融入其间的。他反过来看出了舒芜的软弱和无根，甚至担心他最后皈依的不是真正的党的思想，而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因此，胡风完全同意路翎对舒芜的新觉悟的评价，认为这是“急着想找教条救命似的”，又加了一句：“我觉得，还有一些出我意外的幻想似的”。(22)胡风似乎是凭着直觉，感到舒芜的皈依，可能意味着将逐渐远离自己而去。在这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隔阂。在这年9月22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谈到舒芜的一次来访，就作了这样的描述：“当天谈了几小时空话，前天晚上在疲乏中再谈了一点，如此而已。可以说是毫无所得地回去了”(23)，语气已经是相当地冷淡和不耐烦了。舒芜似乎也有感觉，在10月6日给胡风的信中，谈到路翎和许多朋友都认为自己“有旧知识人的博识的修养与俊秀的风貌”，是个“读书人”，因而担心：“这是否将成为发展中的大的妨碍，深的裂口呢？”(24)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舒芜，在两年以后，1947年给胡风的一封信里，就干脆直问：“我的亲切的朋友和引路人，请许我问一句：是不是你已经觉得我正逐渐远去，因而无话可说，无信可写了呢？”(25)
胡风和舒芜之间的隔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和进步文艺界(左翼文艺界)的关系和对所谓“进步文艺界内的教条主义”的看法问题。胡风和进步的，左翼的文艺界是有着很深刻的关系的，在胡风的心目中，他从三十年代起，就和进步的，左翼文艺界内的教条主义发生冲突，搏斗了几十年，而且他一直视这些内部的“敌人”为主要危险，是绝不妥协、让步的。但舒芜的兴趣在哲学而非文学，他和进步的，左翼文艺界实际上并无多少联系，对胡风强烈反对的左翼内部的教条主义，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实感不多，特别不觉得它在进步文艺界是那么广泛存在”，真正激发起他的批判激情的仅是左翼文坛领袖郭沫若的“尊儒反墨”说。(26)他的《论主观》所批判的，也主要是哲学上的左倾教条主义，基本上没有涉及文艺上的论争。而他自己又急于跻身于文坛，因此，对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在文坛上四面树敌，是有保留的。在1948年写给胡风的信中，谈到《泥土》上的批判，就说：“气是旺盛的，可是不知怎样，总有令人觉得是坛上相争之处”，并点名批评胡风十分看好的阿垅的文章，“常有过分的愤愤，也不大好”，他还劝胡风做一点检讨“自己朋友们的东西”的工作。(27)舒芜的这些态度，在胡风看来，无疑是一种动摇。舒芜担心会因此而陷入“孤独地作战”，而胡风恰恰认为要坚持自己的“主观立场”，就必须“孤独地作战”，如果为了摆脱孤独，而努力地“联络人，争取人”，那就有可能放弃、背离自己的主观立场：在胡风看来，舒芜正存在着这样的危险。(28)事实上，舒芜最终皈依文坛主流，也确实预伏其中。
舒芜的皈依趋向，也反映在他和《论主观》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里。在写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舒芜大谈罗曼·罗兰的“转变”，强调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作为主体的‘自我’或‘个人’，应该也是批判的对象”，“当作一定的新生社会因素的先遣部队，要时时寻找它的总司令部，以免失去联络过久以后，反而与自己的总司令部或大队为仇：这就是罗曼罗兰留下的道路”。(29)——舒芜是否担心和革命主流“失去联络过久”，并因此会带来和“大队为仇”的危险，因而急于去寻找革命的“总司令部”呢？这样的寻找又意味着什么呢？
紧接着写的《个人·历史与人民》一文里，又强调了“个人必须和历史相结合”，也就是“必须与他所处的社会中的属于历史进程乃至利于历史进程的部分结合”。在舒芜看来，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这样的“属于和利于历史进程”的力量，无疑是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这就意味着“个人”和体现了“历史”必然的“党”的结合。他又引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里的论述，强调“社会主义的思想系统，并不是从自发运动中产生，而是从科学(按：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的”，这样，从“个人主义”向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系统中的一部分”的“集体主义”转变，就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必须是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接受外在(按：即党的)规范，服从外在的规范”的过程：“思想改造”的命题也已经呼之欲出。(30)
舒芜还写过一篇《论“实事求是”》，这是他写的《生活唯物论》中的一章。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他大量引用了毛泽东延安整风文献，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和基础，连文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有两个重点。一是引述和发挥毛泽东关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观点，强调真正的知识在于“有用”，是“用来从事于实际的生活斗争，用来实际地经营与组织生活的工具”，“必须是具备这样的知识，或是这样地来运用知识，那才可以算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承认了这一点，知识分子就失去立足点，除了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别无选择。这是毛泽东迫使知识分子归顺、就范的理论基础，舒芜敏锐地抓住了。其二是强调“在中国，人民是英雄”，而“真正的人民的领袖”正是“以最朴素的方式，掌握了人民的最朴素的生活的真实”，成为人民利益、情感、意志的真实代表，而“人民的意志就要发动起无情的自我疗治的运动，要从生活的机体中把一切可容毒菌滋生的东西清除”。(31)——以人民的名义，对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进行无情的扫荡式的改造，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要点，舒芜也抓住了。接受、信奉了这两点，就从根本上打通了以后的转变之路。
问题是，为什么在建国之前，舒芜就如此虔诚地要求走向所谓“历史之路”，“人民之路”，渴望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于是，我们注意到，舒芜在给胡风的信中倾诉的内心的苦闷：一方面，深感中国“走到歧路口上”，面临着一个历史的大转折，大变化，另一面自己却陷入“清谈误国”，“老是说说写写，写写说说，怎么一回事呢？说得是否太多，写得是否太多了呢？”“我的劳作，较之别的朋友们的，恐怕更少意义，我并不能说得更多更好，只会说得更抽象，这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先前都致力于孤独的个人生活，这用力是强的。但真正解决的，恐怕还是集体主义的方式吧！但这集体，又不知何在”。(32)“生活的路愈来愈狭窄了”，“这也可忧”，“不安而且窒息”，“因此，想逃脱了”，问题是“逃到哪里？”(33)“那些虚伪的理想主义，不从事于实生活的控制，而空谈大的理想，实在是一种新巫术。看近来的情形，这个倾向之外，又抬头了忧郁低徊，死样活气的倾向，对于虚伪的理想主义的反拨，又容易陷进这个泥坑”，眼见“生命已渐枯萎”，应该如何办呢？(34)——这里的困惑是双重的：既深感孤独的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软弱无力，因而怀疑自己所选择的个人主义的道路，又茫然不知出路。在这样的处境、心境、情绪下，是极容易皈依于宏大叙述(历史，人民等等)所构架的集体主义的强势力量的。而这样的困惑并不仅属于舒芜，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皈依于党，皈依于新政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潮流。
舒芜、胡风们终于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而舒芜尤其“幸运”：如本文开头就说到的那样，他从一开始就得到南宁新政权的信任，担任要职。他的思想也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舒芜在晚年的回忆中，这样谈到自己的新认识，新思想——
“解放的大胜利一下子到来，我觉得这是我也有的一份的胜利。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政府了。我多年追求的大理想实现了。我所相信的真理是由党的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就是真理的体现和运用了。这几个大的信念，一下子就在我心中牢固地树立起来……”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这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胜利，不是两雄角逐一胜一败的胜利，不是历史上从不鲜见的一个政权代替一个政权的胜利，甚至也不是某种较笼统的思想、愿望、思潮的胜利，而是一整套明确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胜利。什么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具体更亲切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解放初期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的共识”，“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的正义的光辉”。(35)
虽然这是事后的回忆，但大体符合当时舒芜的思想实际，而且确实是他所说的“解放初期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的共识”。
舒芜说，这是历史新时期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大的信念”，据他的介绍，主要有二：一是“党的领导就是真理的体现与运用”，二是“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真理的现实化身。承认党、毛泽东和真理一体化，正是舒芜和所有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发生的。因此，有必要作认真的研究和追问：这样的大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其依据是什么？确认这样的大信念，又意味着什么？
问题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舒芜们，产生这样的大信念，是十分自然的，其依据也简单而明确：因为“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胜利”就证明了“正确”，而正确的就是“真理”。但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是要对这样的简单而明确的逻辑，提出质疑和追问。于是发现，这背后不仅隐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而且隐含着以是否胜利、成功，产生实效作为标准的真理观。晚年的舒芜，曾谈到了他一直信奉墨家的“三表法”，即所谓“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者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舒芜解释说：“这就是说检验真理有‘本’‘原’‘用’三个标准。归根到底是要‘用’，要看理论学说变为具体的刑政措施之后，其适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的情况如何。”舒芜说：“解放前我讲墨学，就高度赞扬这个‘用之者’的标准，解放后，更常常回味墨子这句话”。(36)其实，这样的“用之者”的真理观，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舒芜早已信服的毛泽东的“知识是实际地经营与组织生活的工具”的知识观是内在一致的。可以说，舒芜正是依据这样的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用之者”的真理观与知识观，来认定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与领导革命胜利的党的真理性的。
此外，还有舒芜早已信奉的“生活观”、“实践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舒芜写有《生活唯物论》一书，据说是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写的，(37)其核心就是认定“日常生活决定哲学理论”(38)，“用主观想象、热情、书本来蒙蔽了实际生活，代替了实际生活，这就是生活的唯心论；只有推开这一切，直接与生活的‘实事’相对，那么唯物论才可以在生活里生根”，“社会和历史，正是以人民的生活为一切的最终的物质基础”。(39)舒芜回忆说，他后来接触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又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就是把“生活唯物论”发展为“革命政治实践论”，由以“人民生活”作为标准，发展成“党所领导的实践”标准，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舒芜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党就是人民生活利益的最高最大的代表。而党领导的实践，又主要是政治实践，因为“政治实践乃是最高最大的实践”。(40)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逻辑转换，革命的政治实践就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舒芜之所以从“新中国建立的胜利”推导出“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依据的就是这样的真理标准。——这其实就是在中国影响极大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但作为一种理论，却是不科学的。它的问题有二，一是容易导致“成功、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二是容易变成“一次实践论”，即以一次实践的成功来证明永远的正确性与真理性，当年舒芜们根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把中国共产党真理化，就内含了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还有人依据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证明党的领导的永远正确，也还是延续这样的逻辑。
而且，这里还隐含着舒芜后来反思中所说的以政治实践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萌芽”，从而形成“以政治标准为一切的最高标准的思维方式”，进而认定，“政治正确”重于一切，从而形成“假如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就要如何如何，而不要如何如何”的思维习惯，并且“急于要用政治标准来重铸自己”，使自我政治化。如舒芜自己所说，他以后“思想上的大反复”，即他的接受改造，转变，检讨，反戈一击，等等，都与此有关。(41)这确实是一个思想失足的关键。
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舒芜怎样由他的“主观论”，呼唤出党的主观意志，并自觉归顺、依附于党；现在，我们又发现，舒芜又通过自己从墨家那里获得的“用之者”的真理观和深受斯大林影响的“生活唯物论”，将党和毛泽东真理化。这里都存在着一个由自己的思想、理论逻辑向党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实践逻辑转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舒芜在建国初期的转变，是有自己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舒芜的转变，他对党和毛泽东的接受、皈依，充满了逻辑推理的过程。这倒是反映了舒芜的个性特点的，胡风对他就有过这样的观察与分析：他的思想方法“容易钻进‘逻辑’的分析里去”，他习惯于“从现象采取观念从事分析，因而基本上脱离现实过程”，这是他的“旧书生”的习气，“非更跑到‘观念’里面去不可”。(42)这是深知舒芜之言，他很容易对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而又自以为十分了解的“生活实际”进行逻辑、理论的分析，恰恰是落入了逻辑的陷阱。
这样的生活在抽象逻辑里的旧书生却偏偏热衷政治，一旦卷入政治逻辑里，就把自己也绕糊涂了：这是舒芜的悲剧，思维的悲剧，更是命运的悲剧。
而且一旦舒芜确认了党、毛泽东和真理的同一性，也就会有一系列的推论，而把他自己进一步推向思想和行为的迷误。晚年的舒芜对此有清晰的描述与概括。首先，“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政治，是受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指导、实行政策、贯彻政策的政治”，因此，党的政策“也就是最高的真理，最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用(党的)政策来观察生活，来衡量一切是非真伪善恶美丑，是当然的道理，必然的结论”。(43)——周扬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就明确提出，在“新社会制度”下，现实生活都是在党的政策的指引下，“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就要求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者本身都要和党的“实际政策相结合”。(44)现在，舒芜更进一步把党的政策也真理化，这就把服从党即服从真理，具体化为服从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衡量是非，指引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必然在思想与行动上造成更大的混乱，因为党的政策是具有策略性的，而且是多变的，一切跟着党的政策转，人就成了真正的驯服工具了。
接着还有这样的推论：“再进一步看，谁的手中最有真理呢？当然就是人民国家将真理‘发以为刑政’的具体负责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人和干部。不问他们个人水平如何，他们的岗位，决定了他们都是真理的掌握者和体现者”。(45)——把“党政各级领导人和干部”都看作“真理的化身”，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也很具关键性。在胡风那里，是一直将具体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和党区别开来的，他和他的朋友就从来不把文艺界的领导周扬等人看作是“党的代表”，这也是胡风们能够长期拒不投降的理由和精神支撑。但在舒芜这里却被突破了，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干部不仅是党的代表，而且是“真理的掌握者和体现者”(46)，作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的周扬等，就更是如此。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谈到舒芜本来就有皈依文坛主流的倾向，现在就更有理论依据了。按照舒芜这里的逻辑：只要在领导岗位上，就天然地掌握、体现了真理，这和个人的水平与观点，都是无关的；那么，周扬与胡风之间，他们理论与观念的正确性、真理性，就完全取决于各自在体制内的地位，周扬们既然是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他们就天然地代表了党，他所表达的都是党的思想，党的意志，也必然代表了真理，舒芜要皈依真理，皈依党，就必然要皈依周扬们。或者说，这里也有一个转换，即周扬和胡风的关系，转换成了党和胡风的关系，舒芜如何选择，几乎是不言而喻了。
这样的逻辑推论是十分彻底的：不仅整体的党，而且党的具体政策，党的各级具体领导人和干部，都和真理一体化了；所要归顺的，不仅是整体的党，而且是党的每一个具体政策，党的各级领导与干部：这样的全面而彻底的“党迷信”，是一个根本性的沉迷，舒芜陷于其中，就不能自拔了。
而且还有更严重的推论。这也是晚年的舒芜在反思中谈到的建国初期他自己和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信念：“真理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47)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唯一的真理。这样的“真理的唯一化”，就必然导致排斥异己者的思想的独断和对真理的垄断。“思想改造”的命题就是这样提出的：一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念，一切不符合党的意志、利益与要求的思想与行为，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必须通过思想改造，彻底抛弃。这背后还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非白即黑，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同时隐含的是思想上的阶级斗争逻辑：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
问题是，为什么舒芜，还有许多和他类似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这样的思维、逻辑，从追求真理走到最终接受党和毛泽东对真理的垄断？这就不能不说到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些根本性的弱点。左翼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信仰的坚定，斗争的勇气，行动实践的意志与能力，义无反顾地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都是令人崇敬的。但他们却很容易将自己的信念、信仰绝对化，把千辛万苦作出的选择视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而把所有不同于自己的选择，理所当然地看作是错误，以至反动，从而从根本上拒绝多元化的观念。他们更容易把斗争绝对化，理想化，甚至审美化；残酷的斗争环境也使他们容易产生二元对立的思维，相对缺少宽容的心态，甚至视之为必须抛弃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的实践性品格，又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对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思想、意志与行动高度一致的组织的信赖，依从，因为这是革命实践所必须，在思想上也就有将组织真理化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当然不是必然)陷入党迷信，陷入独断论的内在原因。这样，他们就不免要陷入走向自己理想、追求的反面的历史悲剧。作为后人，面对这样的悲剧结局，要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左翼知识分子追求的崇高，不去正视他们确实存在的失误，甚至是迷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将他们原初的，也是内在的精神品格轻易否定与抛弃。特别是在人们失去信仰，许多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的当下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这些精神品格就显得格外可贵，但我们又不能因此而忘掉他们曾经有过的迷误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再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又发现，包括舒芜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走向精神迷误时，却怀着道德的神圣感。这是因为他们当年陷入我们今天看来是党迷信和独断论的迷误时，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并非完全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逻辑的推论。这就要说到，舒芜在他晚年的回忆中，一再说及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接触到的那些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那或许是终生难忘的美好的记忆。这是舒芜在1950年写给胡风的信中谈到的：“一个总的感觉是，毛泽东思想真已浸透了整个革命的队伍，随时随处看得到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比较起我曾熟悉的抗战初期的情形，现在的进步是太大了。举一个例来说，抗战初期常常见到一些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干部，但现在在这里，省、市各级领袖的干部也接触到不少，却还没有发现一个那样的‘英雄’，都是一些老老实实、平凡诚恳，谦虚坦白，确乎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平凡的英雄主义者，这一个印象是无时无地而不鲜明的”。(48)——“抗战初期”所看到的应主要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而现在所看到的则是解放区的干部，舒芜从中显然感觉到了毛泽东思想改造的威力，因此，他在给胡风的另一封信里，又作了这样的概括：“从老干部们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功”。(49)舒芜由此看到的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他以后写的第一篇检讨文章，就不无动情地说：“我看到，凡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和领袖人物，久经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各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作风：那就是朴实，谦虚，谨慎，把稳，虑而后动，谋而后行，不突出个人，不张扬自己，崇高的热情纳入清明的理智，伟大的理想凝为钢铁的决心，总之就是所谓‘平凡的伟大’”。(50)——这样的被革命、整风和毛泽东造就的“新人”所吸引，并不只是舒芜这类左翼知识分子；我在《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一文里，也写到沈从文也是通过接触这样的“新人”而认同于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新社会的。而且必须承认，建国初期的共产党人，从党的干部，到普通士兵，都还保留着未被污染的革命者的相对纯洁的思想、道德状态，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舒芜及许多知识分子将毛泽东、党，以至党的干部理想化，甚至真理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道德的吸引。前引舒芜的话，说毛泽东思想具有“道德的正义的光辉”，对毛泽东及党的迷信、崇拜，就具有浓厚的道德迷信、崇拜的成分和特点，这是我们在考察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和党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必须注意的。
对工、农、兵及其干部的赞叹、崇敬的同时，又引发了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舒芜前述文章紧接着就这样对照“自己和其他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虚矫、浮躁、疯狂、偏激，时而剑拔弩张，时而萎靡不振，时而包办一切，时而超然事外，需要高度策略性的时候往往来一场歇斯底里的破坏，需要坚决斗争性的时候偏又来一套歇斯底里的温情，结果造成工作上的巨大损失”。这大概都有事实依据，也不无真诚，但却引出了对毛泽东《讲话》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来一番改造”的命题的自觉接受，“拿这个文件来衡量自己的过去，结果只有一无是处而已”。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全盘否定，从而向工农兵的代表党全面投降，如前所述，这本来是延安时期的丁玲、何其芳等走过的路，现在，舒芜在建国初期，又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这也就必然导致对舒芜对当年自己坚持的“主观论”的反省：“所谓‘个性解放’，或如我把它改装以后的所谓‘主观作用的发扬’，在实际工作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些恶劣的作风。任何个人，要在革命事业中起一定作用，决不是靠什么‘充分发扬自己的主观作用’，而是要靠充分发挥群众的、集体的、组织的伟大力量，是要把自己无保留地融入这个伟大的力量里面去”(51)——我们曾经说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舒芜即有了从“个人主义”发展到“集体主义”的要求，但那时，这样的要求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而现在，却有了事实的榜样：他从自己所接触的老干部这里，具体感受到了“群众的，集体的，组织的伟大力量”也即集体主义的力量，不仅是思想的、真理的力量，更是道德的力量。这就表明，舒芜在建国初期，向党的归顺，在他的主观感觉中，不仅是向真理的皈依，也是道德的皈依。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道德的崇高性，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他们总是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道德问题，以道德的眼光来认识、判断问题。这也会形成某些遮蔽，以至迷误。其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当人们逐渐步入思想的迷途时，却怀有道德的崇高感，从今天总结历史的眼光看，这就带有相当浓重的悲剧性。
建国初舒芜参加工作，和党有了具体的密切接触以后，吸引他的，除了老干部的道德崇高以外，还有党的工作方式。这也是舒芜晚年一再提及的“改造思想的群众路线”，即“漫谈中暴露思想实际，群众讨论，纠正错误，领导做出结论这一套方法”。当时舒芜即写信给胡风，热情推荐，说“这一套方法，就是我先前所未知道，现在看来，确能解决思想问题的”。(52)这其实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所创造的思想改造的毛式模式。(53)晚年的舒芜对此曾有过反思。其要害有三。其一，所谓“漫谈中暴露思想实际”，就是诱使人把“日常一思一念、一言一动，一律拔高为某个立场、某个阶级、某个主义，从而判定其是非善恶、进步落后、革命反革命，所用的标准常常是换上了新说法的儒家理学家的伦理道德，乃至小市民的修身处世标准”，“使人成为谨小慎微的自我压抑的伪君子”；其二，所谓“群众讨论”，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用“群众的压力”来解决思想问题；其三，所谓“领导作出总结”，就是“以权力为后盾”。(54)这样的事后反思确实抓住了要害；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当年舒芜正是按照这样的毛式模式去改造自己的，第一步“联系思想实际”，就联系到《论主观》这个公案，引出了轩然大波。
以上所讨论的“党迷信”、“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的思维，“独断论”、“道德化”，以及“思想改造的毛式模式”，构成了五大陷阱，舒芜正是由此而走上全面归顺、投降，以至反戈一击之路的。但我要强调的是，这在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中，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以说是一种普遍性的精神迷误，这其中的思想教训，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就舒芜个人而言，也还有他自己的特殊性。他本人也有清楚的描述与分析：“解放后，我被当作一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来使用，当作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中的‘改造者’来使用，同时又被赋以‘社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而不是被摆在‘待改造的文艺界’的地位”。(55)
舒芜说：“进入了改造者的行列，这就和我所有的朋友解放后的处境都不同，决定了我解放后的道路”。(56)——这确实是决定了舒芜以后的道路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舒芜的问题所在。
首先，客观地看当年广西中共领导对舒芜的安排，虽然给了他许多的头衔，但都是副职，在中国的体制下，其职权都是有限的，即使让他当了南宁中学的校长，但也还是有党的书记管着的。再看让他做的事情，据舒芜自己说，他整天“忙于各种讲话、播音、作报告、起草宣传提纲”，无非是“作出种种响应、拥护、申讨、号召等政治性的表态，什么开幕式、闭幕式、合影留念这类事情，整天迎来送往”。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共当局是把舒芜当看作“统战对象”来使用的，他的功能、作用就是鲁迅当年所尖锐指出的：“同意”(作“拥护”的政治表态)与“解释”(作报告，写文章来说明党的政策的真理性)，“宣传”和“做戏”。连舒芜自己都有“逐渐变成一个小政客”的“无聊”感。(57)当时还是他的朋友的绿原则看得更清楚，他提醒舒芜：“不要流为‘民主人士’”。(58)这是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的：舒芜的实际地位就是一个“民主人士”，也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分子”，是党“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应该说，舒芜内心不是没有矛盾：他骨子里还是一个读书人，他知道自己的最好岗位，是教书，写作，因此他时有离去之意。但他不但满意于，甚至得意于这样的受重用，而且产生一个幻觉：他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处于“改造者”的地位。这样，舒芜的客观地位和他的主观认定和想象，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更是一种精神的迷乱。
这背后或许也还隐含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晚年的舒芜和程千帆之间曾就“理力论”有过一个重要讨论。舒芜认为，建国伊始，“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或亦正以此故，其以理运力之机，遂难觉察”，“自顾以此纯粹之心，迎接解放，坚信一切皆是‘理’的胜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误从真，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59)这里的关键是“舍理从力”：当舒芜自以为成了党的“政治思想干部”时，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舍理从力”。舒芜直到晚年才醒悟到：“理想”(“理”)一旦和“权力”(“力”)结合，就是走向灾难的迷误的开始，“与权力结合起来的理想主义才可怕”。(60)
而以“权力者”自居，也就必然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舒芜可以说是更为致命的。他由此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幻觉：不仅党和党的干部是真理的化身，而且他自己(当然是向党投降，转变以后的自己)也是真理的掌握者和宣示者。这样的“自己和党、真理一体化”的主观感觉，在实际生活的层面，就意味着自我和党的利益的一致性，一方面，在党的信任中获得个人的满足感；另一面，跟着党，政治上就不会犯错误——这其实正是党对知识分子恩威并重的政策在舒芜心理上的反应：他从未摆脱过从接触党内斗争那一天起就产生的恐惧感，舒芜最担心的就是政治上犯错误，党对他的任何信任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原因也在于使他能够产生政治上的安全感。这样，对党的依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依附，即所谓和党休戚与共，维护党，就是维护真理，也就是维护自己(精神的安全，荣誉，地位，物质的利益等等)，这都是密切关联的。这就连带产生两个方面的观念和效果，一是“一切交给党”，在党的面前应无任何保留，另一就是“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用党的眼光看待与对待一切”，用舒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领导者的角度看，就是从真理的角度看”。(61)
于是，就有了舒芜所说的“新的思维方式”：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从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角度来看”。(62)——应该说，正是这“三看”新思维，决定了此后舒芜在检查自己，处理和胡风及其朋友的关系时的基本立场、态度与方法，后来产生的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的严重后果已经孕育其中了。
舒芜如此以改造者自居，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地位，喜欢从政治、组织领导的角度看问题，不仅是他思维方式的迷误，也暴露了他思想性格上的某些弱点，即政治上的虚荣心和表现欲。绿原曾经转述了一位“和舒芜共事多年的老专家”对舒芜的一个观察：“他的弱点就是政治上的表现欲，每逢什么运动初起，他都表现出惊人的敏感，不论是批判别人，还是检讨自己都跑到了别人前头，似乎总是胜人一筹；然而，结果却往往超出了实际需要的限度，难免还伤害了别人。但说他成心要害人，倒也未必是他的本意”。(63)客观地说，作为个人，在思想性格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国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旦被利用，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必须正视的。
①④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1949年7月19日)，文收《茅盾文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63-65、66-67页。
②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一文的《附言》，《茅盾文集》第24卷，第68页。
③茅盾：《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茅盾文集》第35卷，第532页。茅盾作“总结”，当然是奉命的，但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态度。胡风及他影响下的青年曾把茅盾作为“客观主义”的代表而痛加批判，从此结怨。而茅盾并没有对此采取“容忍”和“沉默”的态度，如他自己在同篇回忆录里所说，在1948年香港党组织批判胡风、舒芜时，就写过一篇《〈约瑟夫的外套〉读后感》(文收《茅盾全集》第23卷)，予以响应。现在有了党的命令，自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一次全面回击，于公于私都是顺理成章的。后来诗人彭燕郊写过一篇《胡风和茅盾》，谈到了茅盾的这个报告，说“精明”的茅盾，“做报告他是最理想的人选”，自是意味深长。文见《“三联”忆旧》，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286页。茅盾是深谙政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左翼知识分子，和主动参与政治，又不懂政治，特别是不懂中国共产党政治的胡风及其朋友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大不相同的，自然有不同的命运。
⑤(15)《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1、48，49-59页。
⑥⑧(20)(26)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舒芜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340、341、312-313、342-343页。
⑦胡风致舒芜书(1950年3月29日)，《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40-541页。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舒芜集》第8卷，第340页。舒芜致胡风书(1950年7月21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出版，第220页。
⑨胡风致鲁煤书(1952年1月7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176页。
⑩(47)(56)(58)《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227、212、211、223页。
(11)舒芜致胡风书，1944年3月19日，1948年4月27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6页，第205页。
(12)参看吴永平：《舒芜胡风交往简表》，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13)毛泽东：《中央关于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广西工作的电报》(1949年10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80页。
(14)(63)绿原：《胡风和我》，收《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596、609页。
(16)(17)舒芜：《论主观》，《舒芜集》第1卷，第32、30、46、32，40页。
(18)舒芜致胡风书(1945年5月27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07页。
(19)胡风：《交代材料》(1974年12月)，转引自《胡风全集》编辑为《胡风致舒芜(1945年5月30日)》所作的注释，见《胡风全集》第9卷，第508页。
(21)胡风致舒芜书(1945年5月31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507页。
(22)胡风致舒芜书(1945年6月26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511页。
(23)胡风致路翎书(1945年9月22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243页。
(24)舒芜致胡风书(1945年10月6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31页。
(25)舒芜致胡风书(1947年2月22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82页。
(27)舒芜致胡风书(1948年4月27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204页。
(28)胡风致舒芜书(1945年6月26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512页，第513页注释。
(29)舒芜：《罗曼·罗兰的“转变”》(1945年2月24日)，《舒芜集》第1卷，第130-131页。
(30)舒芜：《个人·历史与人民》(1945年8月8日三稿)，《舒芜集》第1卷，第135、152、151页。
(31)(39)舒芜：《论“实事求是”》(1946年6月16日)，《舒芜集》第1卷，第194、202、204、202、197，198、204页。
(32)舒芜致胡风书(1945年6月11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12页。
(33)舒芜致胡风书(1945年6月18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14-115页。
(34)舒芜致胡风书(1947年1月31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180页。
(35)(36)(37)(38)(40)(41)(43)(45)(54)(55)(57)(61)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舒芜集》第8卷，第326、339，329-330,323,331,355,313、329、349,355、329、355,330,330-331,329,220、215、216,330页。
(42)胡风致鲁煤书(1952年1月7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176页。
(44)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周扬文集》第1卷，第475-476页。
(46)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里还谈到他在这方面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自己在领导“五反运动”时，“所言所行，都是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但有时党的领导出于政策的需要，却要求自己把党的政策、指示，“以个人意见个人行为出之”，“我由此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文化艺术方面一些老干部的以个人形式出现的言行，也是这么一回事；我过去当真看作仅仅是他个人的言行，轻易加以反对，没有郑重考虑其代表的政策的真理意义，所见太浅了”。《舒芜集》第8卷，第370页。
(48)舒芜致胡风书(1950年4月6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218页。
(49)舒芜致胡风书(1950年3月13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216页。
(50)(51)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舒芜集》第1卷，第241、240-241页。
(52)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舒芜集》第8卷，第330页；舒芜致胡风书(1950年3月13日)，《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第216页。
(53)参看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08页。
(59)舒芜致程千帆书(1997年8月3日)，转引自方竹：《知识分子在政治大潮中的宿命——记我的父亲舒芜》，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60)方竹：《日月如梭》，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62)《舒芜口述自传》，第232页；《〈回归五四〉后序》，《舒芜集》第8卷，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