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韬光养晦论文,有所作为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的新动向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讨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继续“韬光养晦”？作者认为，如果明确了目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和“韬光养晦”的含义，那么结论必然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不过时，而且应该继续坚持。
一、中美关系新动向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又一次讨论
美国新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布什班子在竞选宣传中，公开抛弃了前任政府与中国确立的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声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实际上，美国与中国确实很难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战略伙伴，但前任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至少表示了重视中美关系、愿意保持双边关系稳定的良好意愿。布什之所以要改变这一提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竞选的需要，他要标新立异，要在方方面面体现出与民主党政府的差异；在中国问题上，他要摆脱世人认为他会因受其曾经担任驻华大使的父亲的影响而“亲华”的印象，要树立他“有思想、有头脑、有魅力”的独立人格的形象。因此，布什在竞选中关于中美关系定位的言论，其实更多的只是一种竞选策略的反映，这是美国“竞选政治文化”的逻辑产物，本来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布什上台后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言行，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和美国共和党传统强硬路线交相作用的现实。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布什上台伊始即采取了一系列让世人瞠目的强硬措施：撕毁1972年的反导条约，不顾整个世界的反对而推行“导弹防御计划”（NMD-TMD）；公然声称不再执行关于保护大气层的《京都公约》；决定退出已经签署的《全面核禁试条约》；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对朝鲜南北和解进程横加阻碍；对伊拉克加强军事打击的力度，等等。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置现行的国际法律法规于不顾，我行我素、触犯众怒的做法被国际媒体称为“单边主义”。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布什上台短短几个月，中美关系风波迭起，布什在处理中美撞机事件初期表现出蛮不讲理的“牛仔作风”，继而批准向台湾出售大批量的先进武器，进而更声称美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来“协防台湾”；与此同时，布什又是允许李登辉访美，又是同意陈水扁“过境”。联系到美国宣布将要进行战略调整，将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到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从准备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到集中精力打赢“一场战争”；加强美日、美澳军事同盟，在太平洋岛屿上部署导弹，以便对亚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做出“及时反应”；调整对印度的政策，甚至在美国多年来视为禁区的核不扩散问题上减轻对印度的压力等等。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要以过去对付苏联的决心和手段来对付中国，这是令中国人特别值得警惕的政策趋势。
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学者对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反思和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执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是否适应新的形势？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外交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若再教条主义地固守“韬光养晦”一说，不免有点儿“刻舟求剑”了；有学者不禁叹道：在“韬光养晦”的黑暗隧道里低头行走，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光明的尽头？有文章在探索“韬光养晦”的底线在哪里？当然，也有观点认为，“韬光养晦”政策对“中国威胁论”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毒作用；中国要与周边及世界各国建立友好、互信的关系，韬光养晦“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二、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韬光养晦”的含义
如果仅从中国的历史典故、特别是从《三国演义》中刘备对曹操的韬晦之略考证，“韬光养晦”确实具有某些学者总结的那种“忍受屈辱、掩饰实力、等待时机，其目标是打败敌人、有所作为”的战略内涵，也确实有另一些学者指出的“收敛锋芒、隐藏不露，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模糊战略”的策略含义。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韬光养晦”本来是只做不说，现在已经人人皆知，还叫什么“韬光养晦”呢？出于类似理解，有些学者建议，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美国，中国根本没有挑战美国霸权、与美国争夺霸主国的战略意图，所以也不用‘韬光养晦’”，中国是“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中国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韬光养晦”来自于历史典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但仅从历史典故来诠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显然又是不够的。理解“韬光养晦”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韬”的是什么“光”，养的是什么“晦”，在于把握“韬光养晦”政策在外交实践中有什么样的可操作性。在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土崩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国际处境艰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含义非常清楚，即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只要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够稳定发展，能够实现现代化，进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中国不要在国际上去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如何优越，不要去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邓小平特别叮嘱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邓小平当时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韬光养晦”韬的是意识形态的“光”，即中国不从意识形态上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前途、希望和优越性，而是用1/5世界人口的实践来说话；“韬光养晦”养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晦”，即在别的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到21世纪中期，要基本上实现现代化。
从这里无法得出中国为了消灭对手而掩饰实力、等待时机的结论，也看不到中国强大了以后要与谁争霸世界的意图。诚然，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但反对霸权主义与争夺世界霸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坚信共产主义也并不意味着要人为地推翻别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后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认识。江泽民主席最近指出，中国主张“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里的“各种社会制度”当然包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主张这些制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而不是提出两种制度“谁取代谁”的问题。这一主张的理论依据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做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与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信念之间，并不存在某些学者所担心的“悖论”。判断是否“韬光养晦”，并不是看这4个字是否已被公诸于世。既然“韬光养晦”的要义是不进行意识形态的论战，而是埋头苦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那确实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的，“韬光养晦”与“君子坦荡荡、明人不做暗事”完全不矛盾。
在外交实践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又具有很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冷战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动荡年代，“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分析复杂局面的思想方法，而且包含了解决外交难题的行动方式。苏联等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国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占据过的主导地位，不去扛这杆“大旗”，“不扛旗”的思想使中国减少了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可能承受的压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惟一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中国不去寻求当发展中国家的“头”，不去聚集部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立，“不当头”的思想使中国既巩固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一外交的立足点，又保留了外交上的许多主动权，在国际斗争中可进可退，游刃有余；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识形态上由原来与中国同出一源变为南辕北辙，但中国尊重东欧中亚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其内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去主动交朋友，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去人为树敌，“不树敌”的思想使中国与苏东剧变后产生的新国家或上台的新政权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感到在战略上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因此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可以为所欲为了，中国在涉及自己主权独立的根本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坚决斗争，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斗争但不寻求对抗，“不对抗”的思想使中国既捍卫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又维护了大国关系的基本格局，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局面失控、影响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正是有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政策思想，中国外交才迅速摆脱了1989年以后的困境。
现在的问题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提出已经十余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和中国的外交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继续坚持这一方针是否还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呢？
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没有过时
当年中国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当时中国外交处境艰难，严重失衡的国际力量对比对中国极为不利，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几乎是孤掌难鸣。但时代的特点是和平与发展，国际上没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的态势，中国也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紧迫情况，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埋头苦干、抓住机遇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现在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世界力量对比失衡的情况没有得到纠正，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态势没有改变，中美关系中尽管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但中国并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境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课题，中国发展的机遇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当初中国决定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背景要素仍然存在。
时代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对时代主题的分析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过去我们认为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认为时代的基本问题无非是战争引起革命或革命制止战争，因此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准备迎接新的大战，搞“山、散、洞”的经济布局，搞“一边倒”或“一条线”的外交战略，通过与一方结盟或建立军事战略关系来对付有可能发动世界大战的另一方。1978年以后，邓小平对时代特征进行了新的分析，做出了现在时代最根本的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新判断，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战略重点的转移，才有可能执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学术界又提出了时代的特征问题，质疑现在究竟是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因为如果我们改变对时代问题的基本认识，如果我们认定几年、十几年后就要打大仗的话，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必须调整，我们现在的建设计划就必须全盘重新考虑。否则，各大城市兴建的那么多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岂不都成了精确制导制器的目标。实际上，判断大战是否即将爆发，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看有没有军事集团的对峙，是看大国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不可调和。结论是明确的，现在没有军事集团的武装对峙，大国之间的矛盾也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国际形势的发展是复杂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利益的冲突是永恒的，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的冲突，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波浪式发展的，要避免那种在波峰时期感觉歌舞升平，在波谷时期又感觉天昏地暗的思想方法。
与时代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格局问题。我们研究国际政治格局的目的是确定在什么样的格局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在两极格局时期，我们曾尝试与相对较弱的一极结盟来对付另一极，在两极势均力敌时，我们又置身于两极之外，以独立自主的姿态来制衡于二者之间。现在的格局究竟是单极还是多极？如果是多极格局，则各极之间应该起到有效的相互制约作用，谁也不敢肆意妄为，如果有某一极敢搞“单边主义”，则其他几极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它，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而如果是单极格局的话，美国则可以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美国现在感到能制约它的因素越来越少，所以它的“单边主义”倾向一时竟无所顾忌，但随着其“单边主义”力度的加强，他在世界各地碰壁的程度也加剧，逼迫其进行调整，因此现在的世界也不是美国可以颐指气使的单极世界。世界上各种力量都在发展，欧盟将加紧推进内联外扩，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加强其独立一极的作用；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政局由乱到治、经济从谷底回升的转折期，在未来5～10年之内逐步走上复兴的道路，在重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道路上迈出重要步伐；日本将逐渐完成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力图跻身世界政治大国的行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将面临新的困难，但总体上联合自强的意识将进一步加强，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发达国家。这样的发展趋势表明，国际战略力量的均势在短期内虽不会出现，但美国在全球力量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美国要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没有必要改变自1982年以来就已经开始执行的、在90年代又加以强化的不结盟、不对抗的处理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关于中美关系，美国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其对华政策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在美国眼里，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而且是正在高速发展的共产党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美国所不喜欢的。美国认为发展起来后的中国有可能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而且会危及美国所赖以立国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对于这样的国家，美国必须要加以限制，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要削弱中国赖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使中国能够在不失控的情况下走向分裂。中国人对美国的这种心态进行了精辟的概括，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在台湾问题上，不论是共和党人主政还是民主党人主政，美国历届政府迄今为止向中国所做的所有承诺，“三个联合公报”也好，“三不”也好，都有一个暗含的前提，那就是，台湾问题不能以非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如果说现任的布什政府与前任的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布什政府受共和党强硬传统影响，更相信实力，企图以高压的手段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而克林顿政府在最初的高压政策不奏效后（例如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又如“银河号”事件等），转而更多地采用了通过接触将中国纳入美国希望的轨道的做法，即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这也是所谓"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最本质的含义。但是，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其“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因而不愿意看到中国因统一而更加强大，变化的只是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中美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毕竟还有若干共同的利益：中美都不希望双方的分歧失控引起冲突，伤两国元气，双方都希望维持朝鲜半岛、南亚、南中国海等地区的稳定，双方都能从与对方的贸易中获得实惠，双方都在核不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打击国际犯罪等领域有合作的需求，等等。因此，中美关系的逻辑是：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两国关系是脆弱的，但由于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共同利益，所以，两国关系又是有韧性的。因此，两国关系虽然很难有长时间持续的良性发展，但每当两国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时，两国又总能找到妥协的方法，使双边关系克服破裂的危机。鉴于这样的情况，当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太乐观，而当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对于中美关系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看法，要避免一时一事来左右外交政策的情况。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中蕴含着对西方国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斗争但不寻求对抗的思想是应该坚持的。还应该说明一点，“韬光养晦”丝毫也不意味着不加强国防建设，正如前面所说，“韬光养晦”的“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国防现代化。因此，“韬光养晦”是有利于国防实力增强的。
鉴于以上的认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即中国应该怎样处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怎样处理大国关系问题，怎样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答案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韬光养晦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