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世界日报#183;明珠》上的林庚佚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日报论文,明珠论文,林庚佚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2月，九卷本《林庚诗文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林庚先生诗文最大规模的一次结集出版。作为著名诗人、学者的林庚，自1930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起，始有诗文发表，193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40年代起又陆续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与文集。共计有诗集《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林庚诗选》五种，诗文集《问路集》、《空间的驰想》两种，诗论集《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古代文学研究专著《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简史》、《〈天问〉论笺》、《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唐诗综论》、《诗人李白》、《〈西游记〉漫话》等，还编著过《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推荐唐诗》等。这些诗文著作，按其成集后的面貌，基本被收入了清华大学版《林庚诗文集》①。此外，在第九卷《集外集》中，还辑录了林庚先生自“1931年至2003年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诗文”共六十余篇，分为诗词、文、访谈录三个部分。
《林庚诗文集》虽无“全集”之名，但仍体现了编者“求全”的理念。2004年末，诗文集编辑告竣之际，林庚先生还亲自为之题写了书名，足见先生本人对此编辑工作的支持和满意。但遗憾的是，1936年10月至12月的《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上的多达39篇署名林庚的散文作品，不知何故未被辑入。由于这些文章从未被收入先生任何一种集子，所以编者未曾留意，这是很显然的原因。但是，先生自己为何也没有想起这些文字呢？或许以他九五高龄，早已将这些昔日的足迹淡忘了；又或许因先生生性淡泊，对文集并无“求全”之意。但无论如何，这39篇精美的小文章，涵盖了先生当时在文化、文艺、时事政治等多方面的思想，是先生在1930年代思想的重要体现。更何况，林庚先生一生所写，多为诗歌和学术论文，散文传世并不多见，这令《明珠》上的39篇文章在史料价值之外，更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还需要补充一个重要的背景材料是：《世界日报》的《明珠》副刊自1936年10月1日起由周作人领衔编辑。在9月30日的《明珠》上，即以“报告一个好消息”为题做出了预告，称“从明天起：《明珠》版改由周作人先生等主编”。原编辑在消息中说：“……从十月一日起的明珠，是由周作人先生的几位朋友来主持。周先生一代宗师，道德文章，海内同钦，用不着我来介绍。我们只相信，未来的明珠，一定可大放光彩，这个消息，想必也是读者所欢喜听到的。”事实上，真正执行编辑工作的就是当时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北平师范大学任教的林庚。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怀废名》中记述：“那时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小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何如，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得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②这就是说，《明珠》与周作人及其周边的学生、友人密切相关，其主旨和内容都应该是与该群体发动一次“新的启蒙运动”的立场相关。正是在这“颇有意义”的92期《明珠》中，作为执行编辑的林庚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39篇文章。由于《明珠》版面的限制，所刊文章的篇幅均很短小，但内容大多丰富充实，涉及问题也颇广泛，不仅体现着林庚对文学、文化、时局、政治等多方面的感悟，同时也反映出整个“明珠”作者群关于“新的启蒙运动”的认识与思想。
在1936年10月27日的《明珠》第27期的头条位置，刊登了林庚的一篇短文《人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起首便说：
我相信人办事，而不相信事会办人，一个团体不会因为他的会章定得好而不解散，一个皇帝也不会因为有了御史而不做坏事，一个政府因此也不会因为有了监察机官[关]而不贪赃枉法，因为监察机关如用人不当，那更是一切作恶的来源。律师是保障民权的，而律师是最会敲竹杠的，虽然律师也有不敲竹杠的，所以说问题是在人了。
这段话说得平易直白，而道理却是沉甸甸的。“相信人办事，而不相信事会办人”，这就是说，教条、理论、学说、制度等等，未必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人”本身。而究竟怎样解决实实在在的“人”的问题呢？林庚强调的是对人的“健全”理性的培养。这个意思，在他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得到了明确的重申：“大约健全的人总是感情理性都发达的。因为理智的发达，所以自然限制了许多易冲突的感情；而不冲突的感情乃无形中得到更多的发展；所以有道德诚然是一个健全民族的表现。衰弱的人则两者均不发达；所以既无法以解决纠纷，所谓人性亦多半是因循的被动的欲念(如时髦贪财之类)；所以纠纷愈多，而愈不可收拾。这似乎已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命运，这命运只看我们尚有无远大的理性耳。”
从具体实在的“人”的问题，联系到“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个思路明显与“五四”时期的启蒙理想相一致。结合周作人关于《明珠》是以发起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为目的的说法，可以推想出来的是，周作人及其朋友们在1930年代初“启蒙”思潮淡化、民族危亡加剧、左翼思想兴起的历史环境之下，重提“启蒙”，并冠之以“新”意，意在发起一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启蒙运动，亦即在国难当头之际和革命风起云涌的浪潮之中，重新强调“五四”时期的人的启蒙的思想，继续未完成的“五四”事业。其中暗含的，当然也有对于左翼思想运动的不满，是对几年前“革命文学”否定“五四”的一种遥远的曲折的回应。这次“新的启蒙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在思想内容上并无多少新意，但却体现了这个知识群体较为特殊的思想立场。周作人他们的这个意图，作为执行主编的林庚，不仅是深有体会，同时显然也非常认同。可以说，“人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林庚《明珠》时期的39篇文章，成为了这一组文章的焦点和中心思想。
十天以后，在11月8日第39期上的《连环之结》一文中，林庚又再次明确提出了“人的问题”。他说：
许多事情是连环的，所以事情的解决殊不如所想的那么简单。弱国无外交，那么外交必要武力做后盾，而武力又必要国家的经济作后盾；国家的经济，对外须保护贸易，对内须关税自主，这两件事都得靠外交；而这两件事的背后似又都得有相当武力。一个国家弄不好，自然是全国人民不行，如何把全国人民训练得行这是教育问题，而教育要弄得好则又得国家弄得好，因为他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
这样说来有人以为我太悲观了，其实我并不悲观，不过我也不乐观就是了。乐观与悲观乃一事的两面，凡把事情看得太简单的，便容易乐观，也容易悲观；凡把事情专看在办法上的，以为如此如此就好了，或如此如此还是不行的，也容易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而我则是在连环中把人看为一个结，在问题中把人看为一个中心。最近的医学界都主张医学方法只能帮助一个人恢复健康；若一个人本身太弱，则极易治的病也可致死；若一个人本身甚强，则不治的病有时亦可闯过。那么还是看人怎么样。人怎么样确是一件不容易改的事。此事不可放言高论，须从小处实际着手，能做到一分是一分，做到半分是半分；或者尚有可以解开连环之一日。若贪多务远，则是吃大力丸的办法，仍因不耐辛苦，便永远是此等人，已便永无办法了。
这仍然是从思想启蒙谈到政治经济问题的逻辑，虽然话说得比较笼统，但中心意思很明白，就是“在连环中把人看为一个结，在问题中把人看为一个中心”。要解决中国的外交、政治、经济、教育等等重大问题，都必须从“人”入手，“须从小处实际着手，能做到一分是一分，做到半分是半分；或者尚有可以解开连环之一日。”而所谓从“人的问题”入手，说具体一点，还是要落实到思想启蒙上来，从精神上解决问题。这个话题，看上去不新鲜，但结合起1930年代的思想背景，又着实显现出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意义来。
以上两篇文章的思想，贯穿了林庚《明珠》时期的散文。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个时期的39篇文章，大部分可以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大概是因为《明珠》的篇幅所限，这些文章多是在文化批评和时事评论的层面上，涉及这个问题的某一个具体方面；同时由于日报的连续性，使得他往往又会不断地写出新的文章来加以强调、解释和补充。因此，如果将《明珠》时期这短短的三个月看作时间上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片段，打乱这39篇文章的时间顺序(事实上这个时间上的差别也是非常细微的，同时可以想象，在日报编辑的周期和工作量中，林庚必然也处于一种相对完整和一致的精神状态和写作状态)，就可以看出，林庚发表在《明珠》上的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人的问题”做出的思考。
在“人的问题”上，林庚最看重的是理性的培养的问题。他在《记性》一文中说：
人有两种，一种属于理解的，一种属于记性的。中国从前的教育是记性的，所以私塾里读书要背，而讲是不必的；疑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论语说：“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所以女子二千年来没有好过的日子。可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也是论语中的话，却没有见谁把它记住。因为“知人”是须要理解的，与记性教育恰恰成为相反的东西；自然记住也是一句废话而已。③
用以对抗传统的“记性教育”的，是“理解”和“疑”，亦即独立的思考、怀疑与批判的现代精神。在林庚看来，“记性的力量有如此的伟大。故对于维持现状记性乃又是古今惟一法门：皇帝只记得他是该做皇帝的，于是作威作福，百姓只记得是应当征粮纳税的；于是成为顺民。皇帝永远是皇帝，顺民永远是顺民。岂非天下永远太平乎？这大约便是一套伦理社会之所形成。男子永远记得‘夫为妻纲’，女子永远记得‘三从四德’，天下还有什么不好办的事吗？无如人不一定都只是有记性于是趾高气扬的天朝也只好拆台，所谓顺民者便只好做天下人之顺民矣。凡只有记性则不但不会进步反而会退步；因为年深日久谁能一点不忘？愈忘愈多，剩下来的便很难说。”这个观点，和“五四”时期的“重新估量一切”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与鲁迅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尖锐质问也是相同的。可以说，要启蒙，就是要打破这个“记性”的传统的因循，呼唤一种独立的理性精神。
在《守财奴》一文中，林庚借讽刺“守财奴”的独特角度，再次将批评指向“记性”。他说：“本来记性是属于被动的，它不是自己发命令而是遵守着一个命令，故守财曰奴，因为奴也是被动的。人之要钱总无非是食色两欲所迫，这推动的力量使得人不得不弄钱，不得不贪财爱财，不得不视财如命。尽是‘不得不’，这推演遂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危险，江河日下，所记住的当然是愈来愈近下流了。能主动的是人的理解，是自己的行的主人，他可以支配一切；所以弄钱有意义时自不妨弄钱，到无意义时便能自己打住；这种自己领有着行动上的自由，方是一个健康的表现。”④话说的是“守财奴”的病态，但推究其实仍是在谈人的自主理性的问题。
与之相似的，还有《迷信》一篇：
许多人迷信，我起初不甚明白这道理，以为他们是真在相信。真在相信并不见得一定就对，如许多人相信腐草为萤，磷是鬼火之类。迷信的事如报应循环，如雷公会打死逆子；虽然仿佛也在相信，但其中总带有一个重要的成分，那便是懒与容易。我看见一位老太婆初一十五吃斋念佛，而初二便吃大螃蟹。我想人虽然善忘，何能如此变得快；事隔一日便由连油都不沾变为生吞活剥起来。然而她初一十五必吃素，仿佛真在相信吃素有好处；有几个庙必去烧香送课子，还要念经拜佛；后来我才明白这一套把戏原来都是那么一回事。报应循环自然省了人许多事；逆子有雷来打，还不是“老天有眼”完全拜托了吗。吃斋念佛也因为容易，一来不用脑经(所以转脸便会忘掉)，二可以交代了自己；天下懒人都赞成这个办法，固不止愚夫愚妇而已。曾见许多人顽固的信仰一个学说，死也不肯放手；何以故？放手之后便又得另找别的，多么费事。此人既如此省心，自然对于他所信仰的学说必不肯日夜思索，所以他也永没有怀疑；所以所信仰的最好是信条，且最好只三两条，自然如能只是一条便更好也；因为那便最容易了。我一向对于迷信的定义颇觉不好下；因为你说他信他不曾想过，你说他不信他不曾怀疑过；现在我想迷信是一种极容易的安心办法。人而无学说，觉着不好！人而不能有救世之道，也觉着不好！此可以使心中不安；于是信仰一个唯一信条，(不论是“先王之道”抑或“天国近了”，)或会念一声“阿弥陀佛”，各随心愿。反正既可普救世人，又觉那么容易，岂非天地间最便宜之事耶？⑤
所谓“迷信”，就是“永没有怀疑”，因此这是“天地间最便宜之事”，是懒人都赞成的办法。在这里，他话里藏锋地批评了那些“对于他所信仰的学说”“不肯日夜思索”，永无怀疑，且“死也不肯放手”的人。这些人究竟指谁并不明确，但在我看来，恐怕多少也要包括那些盲目的激进主义者，否则，他也不会在《烈士》一文中说：“全国之人头脑不甚健全，胸中半塞半通，纵然拿出去像个烈士，亦还需教养多年”。⑥
如果说，对于“记性”——亦即因袭——的批判是与“五四”相一致的，那么，对于“反应”和“刺激”等的批评，就带有1930年代思想背景的特征了。
就在《守财奴》发表后的第二天，10月15日，又紧接着发表了《反应》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林庚谈到：
许多人觉着我在坚决反对记性，其实那仍是相对的话。因为无论怎么说记性究竟是动物才有的，而反应则植物便已有之，如含羞草，便是很普通的例子。
古人读书有悬梁刺股的法子，我对此最为反对；因为人最好能够理解书中的意思；其次则能记住书中的话，虽然注入的方式，无非人云亦云，究竟还不至弄到不知所云。若夫悬梁刺股，则已经连记都记不住了，确硬生生要刺他一下，使他念下两行去，此两行在他脑子中起何作用，我真不敢设想，然则无非因一点的外力使他作一阵白纸黑字的反应虫，使盖反应一类耳。
记性的可厌处在他不是主动，然而究竟还是接受了之后变为自己心中的东西。至于刺激则似借重于物理的作用，而又只是一时的反应；这种现象恐已在生物与无生物之间，而是纯粹属于被动的了。
近年有所谓国货年，妇女年，儿童年等。我对此感想很不好。我想一个人应当能懂得什么是国货，什么是妇女，什么是儿童，其次也应当记住了要买国货，要尊敬女子的人格，要爱护教育儿童。若必待满街皆贴上了刺眼的大字，然后才买一天国货，尊敬两天妇女，教育三天儿童，而刺眼的大字不久已成习惯，什么年不久也就完了这年。于是外国货依然畅销，妇女依然玩弄，儿童依然失学，此种年月，有何价值？至于一天的什么纪念，早上慷慨激昂的开会，下午满街上贴了宣言；而反应已终。仿佛大有等到明年再说之意。与此我乃又不能不自食其言，而礼赞静默的记性了。
这篇文章不仅相当巧妙地接续并深化了关于“记性教育”的话题，而且进一步表现了林庚思想的重心不仅在反对“记性”，更在于反对“刺激”。正如他所说，刺激是比记性更坏的一种东西，它甚至不仅是把人当作“动物”来驱使，更是把人当作“植物”来蔑视和践踏。从文中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林庚反感的是那种空洞的政治“宣传”。其独特思考在于，他看到的不是宣传中热闹刺激的短期效应，而是宣传背后的更深远的消极影响。当短时间的刺激过后，如果没有理智上的接受，宣传的效果是非常空洞的，价值更是非常有限。林庚的意思无疑是说：真正有效的，不是外来的刺激和宣传，而是引发精神内部改变的启蒙。
紧接着，他又在《唤醒》和《刺激》两篇文章里重申了这样的观点：
刺激如果超过了他应付的能力，刺激便只是一种伤害。所以唤醒时应当负相当责任的。一个人作事固然应当有好心，但只有好心则如老妈子之给小孩东西吃不见得就是好事。负责任的意思是说或者你相信他自己可有办法，或者你相信你自己可有办法；如两无办法，唤醒之后相对乱嚷一阵，有何用处。不过先解决问题如何才算唤醒也还要斟酌。唤醒的结果最少须使他明白明白当前的情形，虽然不见得就有办法，究竟不失为唤醒。如果唤醒之后他并不明白，你也说不明白，那醒了与梦中无异，算不得唤醒。我们常常说唤醒民众，民众都说愿意当敢死队，那时我们有无办法也须事先决定。做大事固然不能怕牺牲，但如果使这般勇敢的人们都牺牲在无办法的尝试里，是谁之过欤？至于民众究竟是不是真唤醒了，亦须看他是不是真能明白目前复杂的一切情形。不然不是依然故我，便是皇皇张张，再不然则正碰着他无知的弱点上，胡里胡涂的便都欣然愿往，那乃近于“拍花”“骗子”非唤醒也。⑦
刺激与唤醒的意思不同，唤醒是以为那人唤醒之后他能“自力更生”，假如此人真能如此，则国耻的本身当比空空的四个字唤醒得更有力量；而能自力更生的人，必不会半途又忽然把国耻忘了。若是这人非刺激不起反应，非等你喊他想不起来，则已失去自力更生的能力，这种人唤醒了亦无用也。除非你刺激完了他马上就叫他去冲锋，成者可为一时之用；但仿佛写此四个大字的人，你若问他，他也连办法还未曾想，自然离去冲锋的时期更嫌辽远了。不过一年一日照例来这么一下而已。何以要来这么一下，也许就是因为那日子到了时月份牌上的刺激投了过来，则同是反应耳；举国皆是一时之反应，而无办法，无久计。夫反应者虽植物如含羞草亦能之，举国皆如含羞草，于国耻何所补焉。⑧
在林庚看来，“刺激”不是启蒙，而只能引起民众的非生物性的反应而已，看似热热闹闹，实际毫无意义。一些自以为以刺激和宣传的方式“唤醒”民众的人，却不能让人醒了以后“自力更生”，所以“唤醒了亦无用也”。那种一时之反应与一时之用，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是“无办法，无久计”的，于国耻更无所补。
由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林庚及其所代表的“京派”文人的思想和心态。他们上承“五四”启蒙思想运动血脉，在1930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于多元思想的交锋中，再次高张个人主义的启蒙思想。这一次，带有对于其它思潮的呼应与抗衡的意味。说得简单一点，他们是“五四”启蒙主义知识群体中的一个部分，当“五四”落潮后思想界发生剧烈分化之际，他们一方面承袭了“五四”新文化的进步因素，另一方面，又对于激进的革命思潮有所保留，不赞成简单粗暴的方式，也不信任短效一时的价值。因此，相对而言，他们渐渐成为了一个既具反传统又带有保守性质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五四”时期的保守力量相比，他们是激进的；与30年代出现的新的革命思潮相比，他们又具有保守的特色。对此，他们应该是有较为清楚的自我认识的，甚至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立场不无骄傲之心。正如林庚在《骄傲》一文中很自信地讲到的：“对自己有自信的人则不在乎，他追求的只是真理，他自信的只是理性，故哪怕自己已半生如此，一旦觉得不对，便能弃之如遗，因为他自信自己仍可在新的方面完成自己，故对于自己的力量的自信方是真骄傲也。自信其实就是不迷信，不迷信不但要不迷于他人，且亦要不迷信于自己，使自己成为客观的等身，所谓然善也，能得绝对的自由，方是真正的骄傲。”⑨
弄清了这个思想脉络，就很容易理解林庚在《明珠》上写作这些散文小品的意图，以及这些文章之间的联系了。比如，在《注意现实》中他说：“对于现实问题不可看得太简单容易；以为大喊一声，拍拍肩膀便可以把人唤醒了。须知唤醒之前要有准备，唤醒之后要有办法；不然一个劲注意，一个劲唤醒，全国之人，十日不睡，十日之后，必大睡矣。”⑩在《宣传》里他说：“假如人类根本都有主张恐怕亦就用不着宣传。……宣传说穿了其实是哄孩子的把戏；哄孩子不一定便是‘拍花’一类坏事情，哄他睡觉，哄他听话，哄他读书，亦都是哄；但必定是个孩子然后才用哄，似乎又无疑问耳。孩子与大人不同处，在孩子事理看不清，因此没有主张与判断；虽然他实在是爱吃糖，但你可以告诉他糖是苦的；至于他是否肯信，那便看你的巧妙如何耳。北伐成功以来，宣传已成了普遍的工作，然而我也看见许多人却仍举着已经破了的纸老虎在那里硬说是老虎；此种宣传似只是敷衍了事，本算不得宣传。说到宣传，我们应不忘掉‘民可使内(由)之’这句话。民者大众也，那便是说大众是被动的；假如大众是主动的，则你宣传他也如此，你不宣传他也如此，反正他有他的主意，宣传自然成为多余的事了。大众有没有意识颇难一言断定；却是假如你以为可以向他们宣传的话，那么一定是以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假如有意识，则你与他不相合，是遭他拒绝；你与他相合，是不必说也。明知他愿意如何而还要在他耳边宣传如何；是拍马屁也，那里是什么宣传。”(11)
此外，在《宣言》、《宣传》、《“光明在前面”》、《刺激的功用》、《强健》、《坚强与麻木》、《眼镜》、《问路》等诸多篇章中，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涉及了这个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例举。可以说，林庚在《明珠》上的39篇文章，看似涉笔随意、天马行空，但实际上竟是草蛇灰线、缜密清晰。当然，其中难免有些距离较远的随感，也难免水平参差的急就章，这里并不想强行将所有39篇文章都编织于此。但很明显的是，其中的大部分篇目都是围绕着“人的问题”展开的。可以说，“人的问题”不仅是林庚这一组文章的思想线索，也是《明珠》副刊中的文化类随笔的整体线索之一。
当然，作为诗人的林庚，在关注政治、文化的同时，也时时谈到文艺。这在《明珠》系列文章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一致的地方是，他在这里所谈及的文学的问题，也几乎都与“人的问题”相关。比如他在《问路》中说的：“我以为文章在各方面都无用处，但可以使人了解自己。就是说真得死去，也要死得明白。自然能不死是更好了，在下者之所以那样容易染上白面红丸等等毒瘾，都和文艺教育不普及有关。新生活也罢，读经也罢，怎样能够多培养我们一点人的感情和生的纯化的，我们觉得根本问题还要在文艺上着想。”(12)
既然在“要在文艺上着想”，自然就引出了作者文艺观念的表达。与当时比较时髦的“革命文学”、“救国艺术”、“大众文学”等立场不同的是，林庚代表着“京派”文人的“纯文学”立场。在《艺术救国论》中他很独特地谈到，“纯艺术”才能救国。因为：
我以为救国艺术必不能救国；因为它本身就是靠救国方才存在，然而救国若不靠它则算不得救国艺术；救国若也要靠它，而它又靠救国，彼此靠来靠去，则非再靠第三者出来(所以中国历来非联苏联日即联英美)将靠到何时为止耶？鄙意二者之间必有一个是自己占得住的；然后另一个方可靠它；比方艺术本身是占得住的(此即纯艺术之价值也)，则救国或者可以靠它(鄙意亦不以为全可以靠它，)或者救国别有根基，如苏联之有列宁及十万红军，义大利之有莫索里尼及黑衫军，则革命文学，民族文学便也都可靠了它们存在。纯艺术也能救国，不信吗？反正艺术若能救国，则艺术必先要不靠救国，若一意靠它，则不但救不了它，反把它靠躺了也。今日之言救国者写标语做文章，今日之为艺术者曰救国曰国防，请问以什么救以什么防？不佞也信艺术与国家兴亡有关，盖因艺术乃一民族健康的表现。一个健康的民族必会唱歌(有人以为他们一定在唱军歌或革命歌，其实不然，)会游戏(他们会到雪山中去旅行，会到南极去探险，与只会躲在屋里竹战者不同，)会有美好的建筑，会有艺术的创作。若这些都没有，而只有救国艺术，则文字之国真可以雄霸于东亚矣，岂不乐哉。(13)
相同的思想在《消遣文学》中也出现过：
我最怕又有人提出任何说教的办法来，并且我因此甚至不敢提出任何消遣有益方面的话。(虽然消遣确是一种文化，而大自然也常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这年头话太容易被听错，而差之毫厘则谬之千里了。我现在只说如果有一种高尚的消遣，则起码可使许多人不至无聊到麻将烟馆里去。文学这件事究竟有多么高我且不谈，而消遣文学，我想起码应当如公园般有新鲜的空气，有活泼的情致，而是无任何的刺激与诱惑的。在这里是自由无限制而不下流；活泼有生趣而不粗野；使人愿意去而无所贪图，这话说起来似甚容易，其实我们今日说不出有那部作品够得上此诸条件，所有的不是刺激得青年人都成了神经质，便是因特殊的兴奋之下而变得颓废；这些也都需要到空气好的地方去静养一些日子，才能恢复健全的。我自己亦觉得写不出这样作品来，但深感到这是很好的一件东西。(14)
从这些论点当中，当然都看得出对文坛主流思想的论辩。这一姿态，在《小品文》一文中被更加明确地指了出来：
没有正统文章时，思想是自由的文章是自由的，所以反无所谓小品。有了正统之后，有人不甘出卖思想文章上的自由，而影只形单又不足以消灭此已腐的空气，于是发而为文，此小品文也。小品文在作者也许不觉得，在读者却必觉得小，因为正统之外自然不容你大也。至于作者因感于时事之不可违，多说无益，写写文章亦无非是万一遇到个素心人呢，如此心境，文章自不免清疲萧瑟，清疲自然不能与肥头大耳比，此所以仍不得不小；此所以我虽不见得为它加上小品二字，却也不见得非为它取下来不可也。
八家以前，文章并无正统，八家以后合文章之正统与思想之正统而变为“道统”，此所以明清以来乃有许多好的小品文，亦时势使然耳。近数年来小品文又在盛行，可见文坛与思想界又都有了正统，而且一定是又都“腐”了，故新文学运动终于变成“遵命文学”，而读经声浪又见复活，此均大品文也。能懂得大品文乃能懂得小品文。至于有并大品文全不放在心上者，专心自由写作，此则趁时代之作家也，便无清疲萧瑟气。时代若可挽回当亦在此，不过难得尤在真正之骄傲耳。(15)
应该说，这些文艺观点与他的启蒙思想一样，并无太大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但重要的是，这些话不是在“五四”时期说出来的，而是在整个文化、思想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的1930年代说出来的。只有放在这个历史时期，才可看出其特殊的意义。正如前文已经谈到过的，这个有着相近认识的文人群体，在一个革命的时代，“不合时宜”地重提启蒙的旧话，这里面包含了对于启蒙之未完成的判断，同时更表达了一种认为革命不如启蒙，甚至妨碍了启蒙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得他们在1930年代显得保守和落后，但放置在更大的视野中，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对于“五四”传统的坚守和继续，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的。正是这种在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复杂形态，使得他们的思想在后世并未得到认真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现在，发掘出林庚编辑的《明珠》和他发表在上面的佚文，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契机，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和补充以往对于“京派”思想的评价。
附录：林庚佚文目录
《吃完饭以后》——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一期(1936年10月1日)
《弱者的感情》——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二期(1936年10月2日)
《烈士》——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三期(1936年10月3日)
《猫》——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四期(1936年10月4日)
《消遣文学》——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五期(1936年10月5日)
《路人》——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六期(1936年10月6日)
《眼镜》——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八期(1936年10月8日)
《坚强与麻木》——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九期(1936年10月9日)
《问路》——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期(1936年10月10日)
《小说的尝试》——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二期(1936年10月12日)
《记性》——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三期(1936年10月13日)
《守财奴》——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四期(1936年10月14日)
《反应》——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五期(1936年10月15日)
《唤醒》——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七期(1936年10月17日)
《宣言》——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八期(1936年10月18日)
《迷信》——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九期(1936年10月19日)
《注意现实》——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二十二期(1936年10月22日)
《节育与托儿所》——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二十五期(1936年10月25日)
《人的问题》——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二十七期(1936年10月27日)
《解闷》——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三十一期(1936年10月31日)
《新与旧》——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三十二期(1936年11月1日)
《普法之战》——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三十六期(1936年11月5日)
《连环之结》——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三十九期(1936年11月8日)
《宣传》——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四十一期(1936年11月10日)
《刺激》——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四十五期(1936年11月14日)
《“光明在前面”》——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四十八期(1936年11月17日)
《小品文》——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五十期(1936年11月19日)
《刺激的功用》——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五十四期(1936年11月23日)
《强健》——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六十一期(1936年11月30日)
《骄傲》——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六十四期(1936年12月3日)
《艺术救国论》——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六十五期(1936年12月4日)
《北平楼儿》——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六十七期(1936年12月7日)
《自扫门前雪》——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七十三期(1936年12月13日)
《初雪》——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七十五期(1936年12月15日)
《不必要》——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八十四期(1936年12月23日)
《唱歌》——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八十六期(1936年12月25日)
《熊》——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八十七期(1936年12月26日)
《魔障》——载《世界日报·明珠》第八十九期(1936年12月28日)
《棋》——载《世界日报·明珠》第九十一期(1936年12月30日)
注释：
①《林庚诗文集》共收入诗文集十六种。《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与《林庚诗选》因主要内容已见他书，未再被单独收入。
②周作人：《怀废名》，《周作人自编文集·药堂杂文》第123-12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③林庚：《记性》，《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三期，1936年10月13日。
④林庚：《守财奴》，《世界日报·明珠》第十四期，1936年10月14日。
⑤林庚：《迷信》，《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九期，1936年10月19日。
⑥林庚：《烈士》，《世界日报·明珠》第三期，1936年10月3日。
⑦林庚：《唤醒》，《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七期，1936年10月17日。
⑧林庚：《刺激》，《世界日报·明珠》第四十五期，1936年11月14日。
⑨林庚：《骄傲》，《世界日报·明珠》第六十四期，1936年12月3日。
⑩林庚：《注意现实》，《世界日报·明珠》第二十二期，1936年10月22日。
(11)林庚：《宣传》，《世界日报·明珠》第四十一期，1936年11月10日。
(12)林庚：《问路》，《世界日报·明珠》第十期，1936年10月10日。
(13)林庚：《艺术救国论》，《世界日报·明珠》第六十五期，1936年12月4日。
(14)林庚：《消遣文学》，《世界日报·明珠》第五期，1936年10月5日。
(15)林庚：《小品文》，《世界日报·明珠》第五十期，1936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