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要素积累和经济增长——以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快速增长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是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最为关心的内容之一。
从上个世纪中后期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组成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相继“起飞”，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增长速度：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1966年～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3%、8.5%、10.32%和9.1%，而美国（1960年～1990年）的增长速度只有3.1%（注： 数据转引自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第379-381页。）。这一维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彻底改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除了劳动就业率、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指标有了显著提高外，各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均已达到世界银行所制订的“中高收入国家”标准，其中韩国还被接纳为经合组织成员。
在人们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就表示惊叹的同时，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Young(1995)使用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发现，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很少可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甚至为负值）（注：中国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966-1990)分别为2.2%、-0.4%、1.2%和1.8%。数据来源引自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第379-381页。）。Kim and Lau(1994)和Collins and Bosworth(1996)等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这些实证研究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是所谓“禀赋驱动型”的(Endowment-driven)，即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快速积累，而非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或技术的不断进步（注：Hsieh(2002)认为Young等人使用的传统测算方法并不适合东亚国家。他利用“对偶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计算发现，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比Young的测算结果要高出1到2个百分点，从而认为东亚奇迹是“生产率驱动型”(Productivity-driven)的。显然，Hsieh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显著。）。Krugman(1994)据此把东亚这种依靠要素快速积累的发展路径和前苏联高度资源动员的“斯大林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这种依靠“汗水”(Perspiration)而非“灵感”(Inspiration)的高投入的积累模式肯定不能持久，东亚的所谓奇迹只是一具“纸老虎”(Paper Tiger)，停滞或崩溃只是早晚的事，丝毫不值得其他国家羡慕和效仿。Krugman的这种说法一时间甚嚣尘上，在经济学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影响甚广，而后来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他的这种“预言”。
我们注意到，发生“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了出口导向的贸易开放政策，并且出口的产品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值较高的制造业产品为主。这种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大规模扩张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本文通过对各种描述贸易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的比较分析，试图更加全面合理地揭示“东亚奇迹”的发生机理并探讨这种依靠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从而在理论上反驳Krugman(1994)的判断。本文第二部分综述贸易和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即贸易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三部分归纳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机理、作用条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借鉴东亚的成功经验；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贸易和增长的理论关系
新古典增长模型(Solow & Ramsey & Diamond模型）对生产函数的一个关键假设是资本边际产量递减。在封闭经济中，随着人均资本的不断积累，人均产出和人均储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最终储蓄只够维持折旧和为新增人口配备资本的投资需求。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资本最终将停止增加，人均资本和收入固定在一个稳态水平。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贸易存在的影子。比如它把战后最重要的典型事实“条件收敛”（注：即控制了政府政策、教育水平和储蓄率等影响均衡人均收入水平的因素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先进国家。）归结为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然后借助封闭经济的假设把这种的差异转化为各国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一）新增长理论中的贸易和增长
把增长和贸易结合起来的是新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有“研究和开发”部门的增长模型——以产品数目的增加模型为例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中间产品贸易模型。他们考虑这样的生产过程：首先由劳动生产出差异性的中间产品，然后中间产品通过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即CES生产函数）生产出最终产品以供最终消费和投资之用。这里，最终产品的产量不但与中间投入的总量有关，还会随着中间投入种类的增加而扩张。此外，他们模型的关键假设是进行新中间投入研究和开发(R&D)的固定成本随着产品数目的增加而下降（产品越多，新产品就越容易被开发出来）。这样，贸易开放会使得中间产品数目扩张而大大降低新中间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固定费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个显著的规模效应。
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也认为，在一个由两个相似发达国家组成的世界中，经济一体化（商品贸易以及与之相伴的观念流动）能通过研发部门递增的规模报酬而持久地增进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但如果把这种模型结构放宽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结论就不同了。Feenstra(1994)认为，贸易能够导致跨国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向发达国家）的收敛，但是贸易本身并非充分条件，它取决于贸易发生的同时有无知识的流动。若只有贸易而无知识的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则贸易就只能导致增长速度的发散：“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Young(1991)也持同样的观点：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这是因为开放以后初始的静态比较优势会使得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而这些产品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学习的余地了。
2.“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
Lucas(1993)构建了一个存在许多连续小国（世界价格接受者）的贸易开放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各国有两个生产部门（两个消费品生产部门）并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由于各国在自由贸易下生产的产品不同，而每个国家又只积累与所生产产品相关的特定人力资本，所以增长速度也没有理由相同。这样，若偏好为常替代弹性并且系数大于1，则高端技术产品生产国的增长速度就会比低端技术产品生产国的增长速度快，但前者的增长速度过快又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则生产这种产品的部门可能会转而生产其它产品。
Lucas在文章中认为，“东亚奇迹”的秘密是依靠“干中学”实现的人力资本迅速积累。但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干中学”也是有条件的，即工人和管理者必须不断地从事崭新的工作，持续地“沿着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向上爬行”。
（二）经济增长和南北贸易
新增长理论虽然认真地考虑了贸易和增长关系，也顺便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侧重点是增长而非贸易，更多地是考虑贸易的“副产品”而非贸易本身，或者说只是把贸易当作经济增长平台（比如“干中学”）或渠道（比如“知识扩散”）。二、从方法上撇开资本积累（从而绕开收益递减的假设），这就排除了资本积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没有把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要素禀赋模型（即H-O模型）考虑进来。三、大多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很少考虑到众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禀赋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本身所具有的二元经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等特征。
1.南北贸易模型
描述南北贸易的代表性人物是Findlay(1980)和Krugman(1981)。Findlay(1980)把北方和南方分别看作一个单部门的索罗经济和一个刘易斯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北方生产的工业品供两个地区的消费和投资，而南方的初级产品供两个地区的消费。这样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就通过工业品和初级品的价格之比（即贸易条件）联系起来。该模型成功地描述了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迅速扩张。Krugnmn(1981)则把南北贸易导致的南北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归因于不同的规模经济：北方的工业品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南方初级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双方的专业化分工模式不断增强，而南北双方的积累和增长速度却越来越发散。
可以看出，以上模型对南方国家的假设并不适合描述本文所关注的东亚经济奇迹，因为伴随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并不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和产业间贸易，而是工业品的大规模出口和产业内贸易。
2.要素禀赋模型的动态化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从另一个途径探索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就是要素禀赋模型（以下称为“H-O模型”）的动态化，由于它强调国家之间结构差异性以及要素积累，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更加有力。同时，由于这些模型都是建立在新古典假设的基础之上，只是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施加了若干限制条件，因而又使得发展经济学和主流增长理论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重新走向融合。
最早进行H-O模型动态化的是Oniki and Uzawa(1965)，他们把两个生产部门的封闭经济扩展到一个两个国家的开放经济。但由于这种直接把H-O模型进行动态化的处理方式涉及的变量很多，比较复杂，虽然也有许多进展，但还是比较缓慢。大致说来，动态的H-O模型可分为要素价格均等化的Ramsey模型和专业化分工的Ramsey模型。
(1)要素价格均等化下的Ramsey模型
Ventura(1997)把条件要素价格均等化（即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的要素价格均等）和新古典的Ramsey模型结合起来。他假设资本和劳动分别生产两种可贸易的特殊中间产品（即一种商品只用劳动另一种商品只用资本，这种假设使得世界资源分配必然落在同一个要素价格均等化集合中），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只发生在世界平均水平上。在偏好“位似和相同”(Homothetic and Identical)的世界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财富积累行为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各个国家都有相同的财富积累速度，而财富的积累速度等于工资增长速度和资本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这时，只要资本和劳动的技术替代率不至于太小（对应要素市场中工资的上涨速度不至于太快），越穷的国家（资本在财富总量中所占比率低的国家）其资本增长速度也就越快（即存在条件收敛）。对于发展中的小国，资本积累带来的不是资本深化而是结构的转换。
该模型有力地揭示出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些前提条件，但缺点是假设过于严格：南北国家之间由于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其分工模式很难满足要素价格的均等化条件。同时该模型也没能指出如何才能使得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不至于太小。
(2)专业化分工的Ramsey模型
Acemoglu and Ventura(2002)考虑一个由众多专业化分工（垄断竞争）的AK经济（技术上不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所组成的开放世界（自由贸易但没有资本流动），对一国商品的需求弹性取决于该国的开放程度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则其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为供给的增加而相对下降，从而资本的回报率下降，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受到抑制。所以，我们可以把世界总体看作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总的AK模型），世界的总体储蓄行为和政策决定世界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而对单个国家，我们则可以把这种增长速度看作是外生的，各国均衡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归结为储蓄行为和政府政策的差异。同时，贸易开放度越高、专业化分工程度越低，则贸易条件效应也就越强，从而世界各国收入水平也就越能保持稳定。这样，即使技术上各国经济不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这种生产和贸易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也会造成一个“事实上的收益递减”，从而会使得世界人均收入水平保持稳定（即从实证上看，各国初始人均收入始终是人均收入的最重要的解释变量）。
三、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启示
（一）“东亚奇迹”的故事
从以上对贸易和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梳理，我们现在可以完整地描述“亚洲四小龙”发生奇迹的过程：
1.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参与国际分工：“开放的小国经济”
从表1可以看出，在经济起飞以及后续相当长的时间内，“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很高，尤其是土地面积较大的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由于各个经济体能够通过出口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转移到国外，除了可以保持较高就业以外，其制造业就能超越国内市场容量和购买能力的限制，获得较多的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
表1 东亚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单位：%）
韩国中国台湾 香港特区⑤ 新加坡
1965年59.0*87.035.0
1979年86.489.755.276.1
1986年87.890.044.275.6
1996年84.787.512.580.1
注⑤：香港从9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降低。
资料来源：1965数字来自Temple(1997)；1979、1986、1996数字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四个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和贸易数据库”中制造业出口数据计算
一般来讲，出口的迅速增加可能导致国际市场上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但由于“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和发达国家呈垄断竞争的分工关系，其产品需求的替代弹性和收入弹性较高。其次，“亚洲四小龙”均属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小国”，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并不大，是“价格的接受者”，出口增长对国际市场的冲击相对较小。以上两点保证均衡贸易条件相对比较稳定，这也是制造业出口有别于初级产品出口的最根本特征。
2.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虽然“亚洲四小龙”是“小国经济”；但特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过度扩张还是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下跌，从而使资本的边际收益发生递减。幸运的是，由于选择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就使得“亚洲四小龙”有可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发展本国制造业，而不必自行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
如图1，原来人均资本为
，资本边际收益则迅速下降，储蓄和资本积累也随之迅速下降。
这样，由于东亚各国进行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各个经济体的生产就在图1所描述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大的生产函数Q（图1的粗线部分表示）上进行。及时的产业升级可以保证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有一个充分高的下界，从而保证长期稳态增长速度。
图1 产业结构升级与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高，在资本密集度提高的过程中，工资的上涨才能不至于太快。这样就能保证有越来越多的收入转化为投资，而资本也才能获得较快增长。从统计上看，“亚洲四小龙’’均有较高的储蓄率，其实这并不能归因于居民具有较高储蓄率倾向的行为特征或归因于提倡节俭的儒家文化（西方世界的兴起当然也不能简单归结为Max Weber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3.积极的国内政策
林毅夫等(1999)认为，导致东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发展战略而非外向型贸易：“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经常把鼓励出口作为其赶超的一个阶段。但由于采取的扭曲价格和汇率，以及直接补贴的办法，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经济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林毅夫等，1999，第105页）。
但本文认为，由于“亚洲四小龙”采取出口导向的贸易开放战略，也就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自动符合了比较优势的要求，各国并没有明显“主动地不为”的特征。相反，政府为了降低出口部门的成本，积极地采取措施消除资源流动的障碍和市场扭曲（中国的香港除外）。克鲁格(1995)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贸易型式，会使得一个本身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转而生产和出口那些资本密集型产品，从而背离自己的比较优势，阻碍经济发展。所以跟贸易自由化相配套，各个发展中国家还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减少要素市场扭曲，否则贸易自由化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
在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下，政府发挥自身作用的余地较大，比如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积极采用了进口配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和公有制等手段培植和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林毅夫等，1999）。这种积极的干预政策，一方面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减少本国企业所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受到的扭曲，使得价格信号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以减小企业进行产品技术升级的成本。
4.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初始条件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跟“亚洲四小龙”发展阶段和禀赋水平接近的中国大陆以及其他东欧国家还处在一个封闭或在一个小规模国家之间封闭循环的状态之中（东欧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前“经互会”成员国）。而广大拉美国家正忙于用发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推行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并没有参与国际制造业市场上的竞争。在1965年巴西和阿根廷的总出口中，制造业只占9%和6%(Temple,1997)。这给东亚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市场机会。
综上，由于东亚各国能够在比较有利的市场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且很快地进行产业升级，所以资本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获得较高收益率，人均资本存量以及人均收入快速增加。这就是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逻辑过程。可见，Krugman等人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批评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从“奇迹”到“危机”——借鉴和启示
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包括进口保护、高估本国汇率在内的扭曲市场和价格的政策只能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等恶果。而初级产品出口又不得不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所以，对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许正是超越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的一种正确选择。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使得人们对这种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所以，谈到发展中国家借鉴“亚洲四小龙”经验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和亚洲金融危机的联系。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特别是在面积和人口分别为“亚洲四小龙”五倍和四倍的沿海五个省份，连续保持高达12%的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等，1999）。但是，当我们把中国沿海省份和“亚洲四小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具有许多相似的特征：贸易开放之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迅速扩张和大规模出口；要素（尤其是资本）不断积累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
“东亚奇迹”又一次灵验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似乎成了是穷国追赶富国的一条捷径。然而，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如何解释后来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呢?难道金融危机只能归结为货币因素?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东亚的经验呢?本文认为，导致“东亚奇迹”和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由于各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张的发展模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人均资本不断增加和技术进步，制造业产品从质量档次上越来越接近发生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即垂直分工的层次越来越接近）。这样，随着中国和东亚“四小龙”的制造业出口相似性的提高（许心鹏、宋立刚，2002），后者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到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和挑战。
同时，我国还具有“亚洲四小龙”所不具备的成本优势。我国是一个经济结构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中西部和农村积存着大量极为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沿海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创造的劳动力需求导致了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的劳动力流动，而不是工资成本的提高。在人民币汇率贬值之后，中国制造业的这种成本优势越来越明显。随着这些经济体（也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其外汇收入减少，从而为东亚金融危机埋下伏笔。所幸的是，危机之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很快调整了产业发展结构并积极倡导经济一体化，东亚区域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分工和产业布局。
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具体的发展路径或模式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其适用条件：“当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同一种被历史证明了的‘成功的发展战略’时，随之而来的是这种战略的相反例证”（佟家栋，1999，第40页）。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各国有必要对所实施的战略和政策重新评估。本文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和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导向的时候，必须要在产业上有所选择，不能机械地重复和循规蹈矩地模仿。其实，虽然世界银行在1987年的发展报告中鼓励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经济增长，但根据后来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又在1991年的报告中提醒个别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能普遍推广。
四、结语
本文以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增长为背景，回顾了贸易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各种增长模型（尤其是动态的资源禀赋模型）的深入分析和比较，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在一个贸易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积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从而批驳了Krugman(1994)的观点。本文认为，对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本国的禀赋优势和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是超越初级产品出口和进口替代的一种正确选择。在结构转换的作用下，这种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和出口可以有效避免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资本收益的过快下降而使本国资本获得快速积累。而政府也可以在消除市场扭曲、改善本国企业竞争环境方面有所作为。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东亚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要切记本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具体产业上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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