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变形”游戏及其精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精神论文,儿童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德认为游戏具有无功利性；在席勒看来，只有游戏中的人才是完全的人；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本身是通过它们的精神而彼此有别的”[1]；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是一种有用意的（significant）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某种意义。游戏中，某种超越生命直接需求并赋予行动意义的东西‘在活动’（at play）。”[2]概而言之，游戏超越了人之存在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层面，而与深层的精神世界契合。对儿童来说，尤为如此，游戏不仅是儿童意识层面的活动，更是其无意识层面的本能的开显。对此，国内有学者认为，儿童是通过游戏来展现其潜在的精神。这种潜在精神是进化史上精神文化的积淀；他甚至比较了儿童的游戏与梦之间的有趣的联系，“两者都是处于游离状态的潜意识活动；两者的不同的地方在于，梦是一种单纯的潜意识活动，而游戏却把处于游离状态的潜意识外化并与环境条件发生作用。”[3]本文正是从“变形”这一独特的角度来思考儿童游戏的潜意识性以及精神内涵。 一、所谓儿童“变形”游戏 在儿童教育界已有的对游戏的研究中，大多将笔“变形”游戏命名为“角色游戏”；一般认为角色游戏是幼儿以模仿和想象，通过扮演角色，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形式。就命名而论，称之角色游戏则更为强调了游戏中儿童的“角色”功能，强调了反映现实的意识性层面的活动。正因为命名所具有的侧重性与暗示性，使得国内对此游戏形式的研究多停留在角色游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作用、认知发展的意义以及教师如何指导游戏的策略等方面。可以说，这种探究将儿童游戏仅拘囿于心理层面和教育功能方面，忽略了它同更为原始的精神形式的联结，不能充分揭示儿童游戏的本质特征和独特精神。有学者已经关注到这一游戏中“游戏精神”的缺失[4]，认为在游戏中由于过于注重角色而使儿童失去了灵性与创造性。笔者认为，将此一游戏形式命名为角色游戏便意味着从游戏的功能性与社会性层面来理解游戏，意味着从成人角度手段性地理解游戏。这种理解孤立地看到游戏的某一价值，必然导致了游戏手段化、对象化；也失去了对游戏自身内涵的关注，从而遮蔽了游戏的整体性、境域性、潜意识存在层面的丰富内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成人功能性角度就是以成人为中心，强调儿童游戏对成人具有的一些外在动机性作用，例如游戏可以帮助儿童做好上学的准备，或者学会如何进行分享与合作，或者控制冲动与调节情绪。在成人角度理解儿童游戏，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或不适当的方法，但是它的作用十分有限。我们也必须将自己放在儿童的角度，尽力理解儿童在游戏时具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必须努力这样去想象。”[5]究其实质，游戏的魅力恰在于它的“无目的性”、“非功利性”。或者，从儿童的角度而言，儿童游戏就在于游戏本身，“当参与游戏时，儿童处在一种特殊的自我状态，他们不需要担心成人如何评定他们，也不需要上面实现什么外在目标。他们只是处在一种快乐状态，没有上面这些事情来烦扰他们。”[6]也就是说，游戏本身即是目的。 伽达默尔甚至认为，“人的游戏是一种自然过程。正是因为人是自然，并且就人是自然而言，人的游戏的意义才是一种纯粹自我表现。”[7]这就意味着对游戏的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理性地去分析游戏的功用必然会遮蔽游戏精神层面的意蕴。故此，笔者尝试将“变形”这一原始性的概念移植到儿童游戏研究领域，以期从精神和文化原型的维度，尝试去体认儿童游戏的深层“语法”，进而感受儿童游戏的独特魅力。从“变形”的视域重新去理解被学界所界定的“角色游戏”将会开显此种游戏的一种精神性意涵。“变形”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概念，将儿童的这一游戏现象称之为“变形”，则更为强调的是儿童这一游戏不是拘囿于一个角色的模仿，而是儿童以其整个“身体”体验更为深层的、原始的“变形”原型。 具体来说，“变形”作为神话学、文艺学中的重要概念，用来称代文本中形象（人物）、场景、事件等要素从原有的存在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存在的艺术现象。有论者做了如此定义：“‘变形’就是指：作品中出现的艺术形象改变了对象原形的自然形态……艺术的‘变形’是对‘常格’的艺术方法的一种突破，它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思想、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作品内容的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需要，对人物、事件、环境、景色所作的‘破格’描写。”[8]如果说在东西方文学和艺术表现中客观地存在着“变形母题”，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儿童的游戏中也存在着“变形原型”。笔者将“变形”理解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性概念，它不仅与儿童的意识层面相联，更揭示了儿童游戏的潜意识性。总之，用“变形游戏”意在说明儿童期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创造中所谓的“变形”的现象：即儿童有意无意间改变自身原有的身份而进入另一种存在状态中，比如变成一个物、一种角色、另一个人等。下面我们就以儿童具体的“变形”类型来感受儿童游戏的独特魅力。 二、儿童“变形”游戏的类型 儿童的“变形”游戏有多种形态，依其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借助口令（言语）或手势（动作）实现的“变形”游戏。借助于某一特殊的口令或手势，儿童可以瞬间进入另一种存在。常见的“变形”口令有两种。一种是清晰而明确的词语，这种富有“魔力”的词语有可能是来自儿童经验的世界，也可能是儿童个人或是集体的创造。譬如在儿童群体中广为流行的“木头人”游戏，孩子们只要大声喊出“一二三、木头人”这个口令，就要像木头人一样呆立不动。另一种口令是含混而模糊的音节。这样的口令可能是一些音节的组合（wu—wu；la—la），一声夸张的吆喝，也可能是一些呢喃细语；它们都可能成为儿童进行“变形”的“指示灯”、“信号源”、“方向盘”，使儿童能够迅速抵达“另一个世界”。在这些含糊的口令中，语言的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语言不再是具有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系统，而是具有了与音乐相似节奏感与奥妙性的情感系统。因此对儿童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口令是什么及其意义如何，而在于游戏过程中口令能产生同“日常”话语不同的异样之感。充满陌生性（就日常熟知的语言而论）与新鲜感（就平时常用的话语来说）的口令为儿童营造了一种新的氛围，引领儿童进入一个崭新的、神话般的世界。 帮助儿童实现“变形”的手势往往是极具模拟性、夸张性的姿势和动作。借助这些手势（动作），儿童能够准确地描摹出某些动物或角色的形貌体征或行动样态，从而穿梭于不同的形象之间。“变形”游戏中的口令和手势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具有指示功能的口令伴随着孩子们自创或模仿的怪异、夸张的动作、某种“仪式性”的姿态，这成为“变形”游戏常见的场景和实现过程。 “变形”过程中的口令或手势（动作）对于游戏的实现非常重要。对儿童来说，它们看似形成了某种意识上的停顿，实则为儿童想象的发挥腾挪出更大的空间，是时空转移、环境变化、身份改变的“提醒”，是儿童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铃”——一旦门铃敲响，旧世界瞬间终结，全新的世界便会戛然而至。下面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 童童（5岁5个月左右）：“杜拉杜拉，变。” “哦，我现在是一只小鸡，我和我的哥哥、妈妈、弟弟在找虫子吃呢。”“杜拉杜拉，变。 “我是一只猫，我还没有吃我的午饭呢，我要去捉老鼠了。” 此案例中的“童童”在进入另一种形态之前都会发出“杜拉杜拉，变”的口令，这一口令简单有力、富有节奏感，颇类似于阿拉伯故事中阿里巴巴的咒语“开门吧，芝麻芝麻！”由此可见，口令似乎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帮助儿童打开多重身份之门，使其自由地穿梭于不同形态的存在和无限的空间转换中；口令或手势背后似乎蕴藏着某种巫术仪式般神奇所谓力量，赋予儿童超出平常生活的能力。 其二，借助“道具”实现的“变形”游戏。可作为“道具”的载体可能是儿童喜欢的某个玩具，也可能是“在手”或身旁的常见的生活用品。在变形中，作为“道具”的物品及物我置身的整个情境都充盈着儿童重新构建的意义。下面这个案例能很好地说明儿童如何以“道具”为载体进入“变形”游戏世界之中。 童童（5岁）拿着新买的布娃娃，开心地给它穿衣服。她一边穿一边给布娃娃聊天：“你喜欢哪一件呢？”“哦，现在是晚上了，要穿睡衣”……给布娃娃穿好衣服后她又把布娃娃放在枕边陪她一起睡觉。第二天将近中午放学回到家，童童抱起布娃娃：“现在是你的早晨了，该给你换白天穿的衣服了。” 此案例中借助布娃娃这一道具，儿童“变成”了布娃娃的妈妈，她可以体验与感受妈妈这一存在形态的生活、情感；尤其有趣的是，她根据情境对“变形”中的时间进行了合意的重组（“现在是你的早晨了，该给你换白天穿的衣服了”），使得“我的”时间同“你的”时间重叠在一起的同时，主体逃逸出了自我的时间并进入被赋予意义的故事情境中。案例中的布娃娃既是儿童身份变化的引线，对儿童发出参与游戏的召唤和邀请，同时又在游戏中担任着被照顾的孩子的角色，是整个游戏过程不可或缺的元素。 其三，直接“变形”为某一角色。受具体生活场景的触发，儿童随时能够在自由想象中重塑自我的形象。 案例一 童童（5岁）：“我在吃松子呢。哈哈，我是小松鼠。”接着她就喊我“松鼠妈妈”。然后又纠正，“不是松鼠妈妈，是妈妈。” 案例二 童童（5岁3个月）洗脚：“妈妈，我的脚在水里游啊游啊。”过了一会儿又说：“呵呵，我的脚在水里，就像海豚。我在做海豚表演呢。”“嗯，我的大母脚趾就是球。” 吃东西、洗脚对成人来说是再日常不过的普通行为，然而在儿童的世界中，“吃松子”瞬间使自身“变形”为松鼠，“洗脚”这一日常行为也可以转变为一种趣味性的艺术行为（“海豚表演”）。对成人而言，日常生活只是惯性般的本能行为；孩子则能借助于“变形”突破日常生活情境的束缚，赋予庸常以崭新、丰富的意义，使任何一个生活场景都能充满诗与梦的色彩，使“空洞的生活”成了一个芬芳的“玫瑰园”。 三、儿童“变形”游戏的特征 时间和空间的重组是儿童的“变形”游戏最为显著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儿童的时间被分割成单一的“点”，甚至被窄化为上课、活动、游戏等外在形式。身体在时间的“规划”中被迫“停留”或者“活动”，身体的驱动更多的是来自于外在指令的引导。这样，儿童的时间“被殖民化”，时间成了外来物，成为闯入者，成为碰撞与冲突的时间。而在“变形”游戏中，物理意义上的日常时间被打破；时间随着心灵的起伏而自然流淌。这里的“时间”感不再是日常时间的简单延续，而是超出平面之上的“另一种时间”；时间成了存在的礼物，彰显出心灵的意义空间。甚至如伽达默尔所言，“超历史的、‘神圣的’时间——在此时间中，‘现在’不是短暂的瞬间，而是时间的充满——是从‘生存状态的’时间性出发而被描述的……”[9]这颇类似于普鲁斯特所描述的“作家的时间”：“一种文学如果只满足于‘描写事物’，满足于由事物的轮廊和表面现象所提供的低劣梗概，那么尽管它妄称现实主义，其实离现实最远……一小时不仅仅是一小时，它是一只装满了芳香、音响、打算、气氛的花瓶。我们所说的现实，就是同时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那些感觉和记忆之间的一种关系……”[10]儿童借助于“变形”游戏正如作家借助于语言所实现的，使得瞬间转变为永恒。 同样地，“变形”游戏中的空间也突破了狭隘和单一性而完全敞开，实现了现实的空间与心灵的空间的相互“融合”。这一空间不是多重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更为广阔和自由的想象空间涵盖淡然无味的现实空间。可以说，儿童在“变形”游戏中的思维方式与原始的神话思维非常相似。在神话中，如卡西尔所言，“我们已经看到，生物空间与度量空间的区别在于，在生物空间里，右与左，前与后，上与下都不可互换，因为沿其中任一方向都包含着特定的机体感受——同样，这些方向的每一个都负载着特定的神话情感价值。”[11]对儿童来说，空间也不再是“特定的机体”真实感受到的一种“实在性”，而是具有了精神世界所“模拟”出的某种意义上的特殊性。 总之，在“变形”游戏中，儿童的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都可以随着特定的需求而进行转换与重组，随时可以逃逸出成人的“权力意志”，具有艺术性想象的飘逸和巨大的情感力量。这样，时间和空间对儿童而言不再是凝固、僵化、空洞的物理学概念，而是具有自由精神和丰富内涵的超时空。 其次，“变形”游戏是儿童主体在不同身份之间的自由转换过程。“变形”者不会拘泥于单一、固定的角色和模式而是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角色之间，此刻他可能是一个人，下一刻又变身为一条狗、一朵云、一个魔法师或是一头熊等。儿童还有可能会故意重组故事中的人物，抑或自创一段故事，在其看似杂乱、“无厘头”的“变形”背后却常有某种奇特的秩序性、规律性。下面是笔者记录的一个案例。 童童（5岁5个月）突然变了语调说：“现在我是机器人。”这句话是她模仿着所谓的机器人的声音和节奏说出来的。又继续用这种语调说：“你是不是童童的妈妈，我是童童的好朋友。也叫童童。张童童。”又用机器人的声音解释道：“我不是男生的童童，是女孩童童。” 案例中的童童瞬间在一般意义上的机器人、机器人“张童童”和她自身等不同身份间自由地转换和穿梭，获得了丰富的体验。在此，儿童的自我不再是一种封闭性、凝固化的单一主体，而是具有潜在性、开放性以及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多重主体。可以说，“变形”游戏直接回应着“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给出的答案为“我”既是“我”，又可以是一切我所渴望的存在。 再次，儿童的“变形”游戏也呈现出无意识性特征。尽管很多“变形”游戏由儿童先前的生活和精神体验触发或与之相关，但是进入游戏并不是儿童刻意性、计划性的行为，也不是被教化或濡化的结果。儿童开始“变形”往往是突发的、无可预测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精神活动的彰显；游戏的结束也常常是戛然而止。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儿童的意识沉浸于“变形”后的身份或行动中，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且往往忘记了自我的存在本身，像流水一样随意跃动和流淌。在无意识状态中，儿童体验到类于神话般的另一种现实——“那时，神话即生活本身：我体验了生活，却不知我生活在我的神话中。”[12]——由“变形”而来的神话世界弥合了“客观”与“主观”的延伸、“物理”与“心理”、“真实”到“虚拟”的缝隙，现实世界从儿童“手”中翻转过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儿童的“变形”游戏虽然多是自发的、无意识的，但却又呈现出精神愉悦性特征。这是因为，“变形”颠覆了日常的生活法则和生活秩序，释放了儿童在现实世界受压抑的情感，突破了独一肉身和现实环境的限制，带给他们新奇、丰富甚至刺激的体验。在游戏中，儿童往往会全神贯注于“变形”后的另一个世界，在其中获得类似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他们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美的幸福中，摆脱了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与世界紧紧相连融为一体，感到自己是真正属于这一世界，而不是站在世界之外的旁观者。”[13]在这种体验中，世界对于儿童不再是客观、外在的世界，而是他们创造的物我合一的世界、自由穿梭其间的精神世界。“变形”是儿童任其美好、自由的想象能力纵横驰骋的过程；在游戏中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可以是任何想象中的存在——他具有一切的可能性与开放性。一个简单的口令就像是儿童进入“大观园”的钥匙，通过它，儿童看见丰富的存在与壮丽的景象，体验到简单、透亮的幸福和愉快。 四、儿童“变形”游戏背后的精神意蕴 “变形”游戏对于儿童的精神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形”游戏中蕴含着自由与超越精神。在成人的对象化世界中，“我消失了，我被抹消了。在这个层次上没有‘我’的位置。”[14]而在儿童“变形”后的世界中，他们重获了一个无限结合的“我”。儿童通过“变形”重构自身、他人、环境和生活的内涵，以不同的身体、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行动者来认识自我和外在世界。可以说，“变形”游戏中的儿童是在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体验着自我的多变与丰富性存在，是在千变万化中体验着不同形式的存在。这是一种最为自由的形式，不受任何牵绊。他们以其整个精神、兴致和情感来宣告“我”是一个自由和超越的存在者，不附丽在一个现实感官所及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宽阔的存在之间。在自由的“变形”中，儿童展示着“世界的主人”的身份，体验着“不可能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正是经由“变形”，作为儿童的“我”超越了时空的束缚，感受、把握了未知而陌生的世界，实现了是对现实原则的反抗与超越，从而具有了自由创造的可能性。 与成人生命趋向“片面性”的本质加以比较来看，儿童“变形”游戏的价值更显可贵。狄尔泰曾指出，“一方面，我们的生命在未来面临多种可能的存在，然而行为表达在某种动机的推动下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实现了生命存在的某一种可能，而同时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存在方式，它就从生命的‘丰富性’进入‘片面性’。另一方面，行为表达决定于某种主观心理状态，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又由生命个体的生活境遇所决定。”[15]但儿童可以通过“变形”超越这种“片面性”的生命表达形式，体验到梦想的广阔性、有限性、开放性；甚至说他自身就是梦想实践的载体，在时时刻刻“排演”自己的梦想。自我的边界一旦被“变形”突破，他们就可以“上天入地”，自由驰骋在想象的世界，赋予生活、物体、自我和整个世界以崭新的意义与活力。 其次，“变形”游戏包孕着儿童对世界的创造性理解。儿童通过心灵中新奇的创造，使得环境不再是现有之物的堆加，而是将其不可见的意愿和观念的表达。通过想象性的“变形”，儿童与世界之间出现了新的形式与关系：他“以想象克服此在”[16]的牵制与束缚，不再是一种“我思”性存在，而是快乐、恐惧、担忧、狂喜等复杂情感的“我愿”性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变形”是儿童心灵的一种原始而自然的形式。对于心灵的本质，有学者做了这样的描述：“心灵的主要特点是持续不断地描述它自身……人的肉体是那么不经意心灵的、那么丰盛地为心灵提供条件，心灵正是依靠了这些条件永不停息地劳作着。心灵想要将这些条件变成自己的东西，赋予它们以心智，赋予它们以形式。”[17]儿童是伟大的艺术家，以其独特的心灵形式改变并创造着新的环境，赋予身边的事物崭新的意义与价值。在“变形“游戏中，儿童犹如进行创作的画家那样”梦想落地，得以成形；在那里，他的世界调整着自身以求适应，并找到了一种统一性，升华着，永无止境。那个世界创造了一种景观，一种光，一种人性……。“[18]在自由的”变形“中，儿童的心灵也艺术般地创造着新的“景观”、“光”和“人性”。 最后，“变形”游戏也负载着儿童心灵世界的某种期待与渴慕。儿童大都渴望变身为故事、童话、动画等“符号世界”中的某一“形象”，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角色模仿，而是儿童提取已有经验和对自我重新建构的过程。在儿童“变身”模仿的背后，是主体的情感活动和意愿的表达。对此，有论者指出，“儿童模仿他人的行为。这一最初的模仿预设儿童一开始就把他人的身体捕捉为组织化的行为的载体，预设他认识到他自己的身体是实现具有某种意义的一些动作的永久而全面的能力。这就是说，模仿预设对他人那里的某种行为的领会，而从自我这方面，预设的不是一个思辨的主体，而是一个活动的主体，一个‘我能’。”[19]就是说，在这种模仿性的变形中，儿童体验到的不仅仅是某种角色意识；更在于身体样态改变所带来的新奇感与自由感，他不是一种机械而被动的存在，而是一个积极的活动的主体。 换个角度来说，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信念、情感、知识等所编织的“故事世界“中，“变形”的背后寄予着儿童潜意识中的梦想与祈望。成人的故事往往是灰色的、是贫瘠的；而儿童的故事却是彩色的、是丰富的。成人的生活消解了梦幻的世界的真实性与必要性；而儿童却像艺术家一样，在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成人在生活中成了被动的观察者、消费者、占有者，而儿童在“变形“游戏中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创造者。儿童逃逸了成人集体所赋予生活的规范与价值，重新创造出崭新的生命个体自身的独特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样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儿童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们随时可以转化身份和角色，将日常的生活情景“创造“为故事中的意义；同他们打交道的“物“不单单是一种机械的物质性存在，更是带有亲密情感联系的载体。儿童因着“变形”进入故事，也进入了广阔的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在故事中，在自身的转变中，在意义的召唤中，儿童的生活满溢着审美的意蕴。 总的来说，儿童有着与成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样态与文化形式，而“变形”便是儿童文化中绮丽而壮观的一维。成人的生活更多地依附于某一固定的角色与身份；而儿童却自由地创造着自己的“形态”和自己的“故事”。儿童在行动中创造着神话，体验着意义，从而使其存在从物质世界飞跃到了意义世界。儿童在不同的世界自由穿梭，洋溢着创造的力量与生命的激情。在这种力量与激情中展示着人这一存在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生命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