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下降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人口生育率水平与发展趋势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人口增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口出生率极不平衡。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世界人口增长的95%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现有人口11.69亿，人口倍增时间为432年，而发展中国家现有45.33亿人口，人口倍增时间只需36年（1995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1995年年中全球人口数57.02亿，出生率24‰，死亡率9‰，人口自然增长率1.5‰，总和生育率3.1。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报告(1992)，全世界人口出生率由1950-1955年的37.5‰下降到1990-1995年的26‰，下降了30.67%，同期发达国家下降了37.17%，发展中国家下降了34.23%；死亡率全世界由1950-1955年的19.7‰下降到1990-1995年的9.2‰，下降了53.30%，同期发达国家下降3.96%，发展中国家下降62.70%；总和生育率全世界由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1990-1995年的3.26，同期发达国家由2.83下降到1.91，下降了32.51%，发展中国家由6.19下降到3.64，下降了41.20%。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全世界生育率水平自50年代以来处于下降趋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要比发达国家快。总的看来，总和生育率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下降的速度较快，在非洲下降得最慢。1995年各大洲总和生育率比较：非洲最高，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近6个孩子；其次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亚洲，约3个孩子；再次是大洋洲和北美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个至2个半的孩子；欧洲最低，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个半孩子。
生育率似乎正向两极发展，一方面人口的高生育率使很多发展中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举步唯艰，另一方面低生育率却使发达国家及一些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对其可能的潜在后果感到日趋不安。
二、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降低的模式
1.综合研究生育率的理论结构模式
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不是直接的，经常需要通过一系列中间变量直接作用于生育率，如何影响则是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的。如下图所示，表面看中间变量似乎是一些生物因素，但必须看到同时它又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一面，并会对社会控制因素发出极为敏感的反馈信息。而且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各种因素的作用也不同，下面就这一理论结构模式，分析当今世界生育率降低的三种模式。
①蔡文眉：《从社会学观点看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第32页。
2.生育率下降模式
发达国家经历了三十多年持续的生育率下降，生育率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1995年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其中，北欧的总和生育率最高为1.8，西欧、东欧总和生育率均为1.5，南欧最低为1.4。很多国家不仅生育率下降，绝对出生人数也大幅度下降，以至总人口出现负增长：欧洲人口年自然增长率为-0.1‰，东欧为-0.3‰（1995世界人口数据表）。当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为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适龄劳动力短缺，人口过度老化，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而忧心忡忡时，东亚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面临着或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995年，东亚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8，其中，香港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最低只有1.2，日本为1.5，韩国为1.6，中国也只有1.9，同属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1993年中国最大城市，人口密度最高的上海地区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且自然增长率继续呈负增长趋势，1995年其常住户籍人口出生率为5.47‰，死亡率为7.5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6‰。而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率。
世界生育率降低模式共有三种：第一种是靠发展推进的“自发型”生育率降低模式，如较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就属于这种模式（见表1）。
资料来源：《人口信息》1994年第11期，第140页。
1995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美国人口咨询局编。
注：*以1989年数据代替。
表1给出了西欧和亚洲发达国家1965年至1995年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及变化趋势。总体上看，1965年，西欧大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处于中等水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3个孩子，只有荷兰总和生育率在3以上。之后十年间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至20年代末生育率基本稳定在很低的水平上。1983年西欧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个孩子，荷兰也大幅降到1.5；1992年、1995年西欧总和生育率均为1.5，荷兰则保持在1.6的低水平。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具有起点低（六、七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2个左右的孩子），且一直持续稳步下降的特点，至八、九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1个半孩子。
为了比较生育率下降速度，以1965年为100计算总和生育率指数及1965年至1995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幅度，结果表明，1995年上述较发达国家生育率同1965年相比均有下降，降幅在30-50%。从下降的时间和速度看，西欧国家生育率下降主要发生在1965-75年期间，1970-75年生育率下降最快，降幅在20.5-35.3%之间，1975年至1995年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降低，降幅在2-15%之间，有的国家如卢森堡甚至出现了生育率上跌回升的趋势。
是什么原因促使较发达国家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原因在于较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高，发展很快，最近十年城市人口在原已很高的基础上又提高了3%，达74%。经济也继续得以较快增长，1982年至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080美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5年比1984年降低2.8。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好，人口社会保障体系较完善，它们的生育率下降完全归功于其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在发达国家中前西德是世界上率先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之一。由于该国没有控制人口的政策，是典型的欧洲人口转变模式，即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逐渐、长期完成的。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后，人口出生率并没有上升，少生、甚至不想生的生育观念十分稳固，生育率从1965年的1.65下降到1972年0.81。1972年，该国首次出现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29000人，而同时迁入人口比迁出人口多出30万人，总人口数的增加完全由于迁移所造成。据最新统计资料，统一后的德国1993年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96000人，1990年老年人口占20.4%，平均年龄40岁，是12个欧洲联盟国中最高的。家庭户中60%是单身或无孩子的夫妇。由于该国人口一直在减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劳动力紧缺，社会保险制度财源不足等，特别是原来经济繁荣时期，政府采用了提早退休的措施，对这些人现在就要支付退休金。因此可以说，德国的经济正受到威胁。
前西德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曾采取了鼓励移民政策、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和优生、优育、优教等政策，但并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1)大多数德国人缺乏家庭意识，不想要孩子；(2)经济不景气和大批失业使人们不想再增加抚养孩子的负担；(3)一系列的家庭补贴和免税政策与真正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相差甚远，跟不上高生活水平所需的费用；(4)年龄在20-25岁和25-30岁的女性中，有70%和53%是就业者，而在这两个年龄组中的女性婚姻状况，分别有80%和50%是未婚，这些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妇女都不想生孩子；(5)妇女想接受更好、更多的教育，选择理想的职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独立性的妇女在增加；(6)青年妇女追求理想、富裕生活的较多；(7)长期形成的稳固的生育观不易改变。
在欧洲，匈牙利的出生率下降比其他欧洲国家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只属于中等水平，然其生育率自1960年起始终在更替水平以下。1960-1965年间，其总和生育率为1.8，是全世界最低的。在1975-1980年期间曾上升为2.1，但从1980年起直到目前，始终维持在1.8的低水平。能长期维持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是：在匈牙利，人们的识字率几乎达100%，男子有大学文凭的人数很多，妇女接受教育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在产业结构上该国44%的人口从事工业、建筑业，26%是农业人口，30%属于其他行业。
当局希望渐进性地增加出生人数，具体措施有：改进妇女工作条件；改善社会服务方便家庭，使妇女对生育有积极的愿望；实行妇女劳动保险；婴儿福利；家庭补助；学龄前儿童服务机构的改善；住房优惠，如生一孩可减免房租20%，以后每增加一个孩子减少25%；对人流有严格的规定，违反规定，医生要判刑；开展妇女保健等。但这些努力均无多大效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出现人口大量增长的现象，但它的人口转变与经济高速发展同步，而且在22年的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主要原因：(1)政府重视并参与本国的人口控制计划项目，政府部门直接主管健康福利部，并负责家庭计划；(2)用立法的形式开展优生、优育；(3)引进和普及避孕药具；(4)推行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生育培训计划；(5)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及调查活动；(6)增加家庭计划生育项目经费等。日本在生育率控制的后阶段着重在提高人口的质量、人口迁移和重新分布等方面采取措施，其中突出的指导思想是将经济、社会发展从以经济为主转向以平衡为主，并取得成效。
第二种是靠各种控制机制推进的“约束型”生育率降低模式，如中国和泰国的农村地区基本属于这种模式。
以中国为例，生育率下降和西方经验模式不同，生育率从开始转变到完成转变经历了不到西方国家1/5的时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对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人口都有决定作用。中国生育率下降迅速而且显著，如果不考虑中国的生育率，则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将大大提高，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中国生育率的成功下降，使得不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1984、1993年在原有水平上下降了0.7，1995年下降0.5。而且，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与人口控制相联系，因而与主要由现代化这一综合因素作用的西方模式迥异，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
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生育模式也具有二元性。这种二元性的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城市生育率已达到极限水平，降低生育水平的潜力几乎已经没有，这些地区甚至已出现发达国家所出现过的人口老化病。而与此同时，广大的农村地区生育率水平还远离政府预期的目标，早婚和多育还比较严重，农村人口还在不断地膨胀。
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目前还有50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这样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约占74%）的人口大国，如果单纯依靠社会发展来促使生育率下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必须通过各种生育控制政策和社会经济约束机制来促使生育率迅速下降，重点放在中西部人口贫困地区。当然，这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能不受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因而计划生育的开展必须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家庭的脱贫致富及社区的移风易俗相结合。近几年来，政府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开展各种扶贫项目，为贫困家庭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推动了计划生育的开展。同时，也保护了广大妇女的权益，维护了妇女的健康，使之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改善和提高。
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生育政策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十年中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6急剧下降到1982年（人口普查）的2.6。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逐步实现了普遍就业、普及教育、生活条件改善、死亡率下降，而1971年计划生育的全面开展为人们节制生育提供了手段。7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生育率下降，但进入80年代后农村生育率下降出现了停滞和反弹，1981年农村总和生育率由2.496回升至2.939。根本原因在于1980年新婚姻法法定最低婚龄比实际控制婚龄口径差距在5-7岁，加上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刺激了农民的劳动力需求心理。农村管理体制的转轨，户口管理制度的改革等共同促成了早婚早育浪潮。这一期间影响人们生育行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是婚育政策。重大的婚育政策首推1980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和同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随后是在“七五”期间从试点到实行的部分照顾二孩生育政策的提出到稳定。
总的来看，70年代一孩总和生育率持续小于1，最低达0.708；80年代则持续大于1，最高达1.37。70年代二孩生育水平呈下降的趋势，80年代则基本上是上升的态势，且在1986年、1987年大幅度上升，出现二孩生育高峰。80年代三孩生育水平下降，但其下降速度较之70年代要缓慢得多，且在1986年、1987年出现回升现象。80年代四孩及四孩以上各孩次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幅度同70年代基本相同。同70年代相比，80年代生育水平的降速很慢，且有较大波动（注：苏荣桂：《90年代中国妇女生育趋势分析》，《1993年中国人口年鉴》，第131页。）。
对此应从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工作两个方面来认识。制约80年代生育率变动的人口学因素有：(1)早婚早育比例的增大及晚婚晚育比例的减小。80年代后，早婚比例较大幅度地回升，1982年达到峰值为26.99%，其后虽逐年有所下降，但到1987年仍维持在19.99%的水平上，高出1979年7.46个百分点。早婚是早育的前提，早育造成15-20岁年龄段累积生育率大幅度上升，1987年比1980年提高了88%。同时，晚婚比例开始下降，1985年处于低谷，为24.05%。其后略有回升，1987年为30.10%，比1979年下降了22.17个百分点。晚婚比例下降，晚育比例也随着下降，主要表现在：育龄妇女生育第一孩的年龄提高；15-24岁年龄段育龄妇女累积生育率陡然上升，从而造成生育模式向前移动；一孩生育堆积现象严重。(2)多孩生育的变化。如按孩次计算总和生育率，则1980年三孩次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累积值为1.065。到1987年虽降至0.766，但多孩生育问题仍是计划生育面临的严峻挑战（注：冯立天：《8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变动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1993年中国人口年鉴》，第129页。）。
从社会经济因素角度剖析，在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执行的初级阶段，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强化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经济因素。一是在农村集体经济向家庭经济转换过程中，容易诱发旧意识。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脑体倒挂”收入分配错位的倾向，城乡基础教育受到严重挑战，农村尤为突出。三是孩子的经济价值系数提高了，这又与上述两个因素有密切关系。由于农村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基本格局并未改变，也不可能迅速改变。这就决定了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人口经济理论认为，当人均收入未达到一定水平区间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不仅不会抑制生育率甚至会刺激生育率上升。
90年代中国育龄妇女和生育旺盛期（20-29岁）妇女人数分别为3.30亿和1.16亿，分别比80年代增长18.28%和20.74%。因此，提高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是重要环节。由于国家领导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强调人口要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因此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1997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6.5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以下，各地差异进一步缩小，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1997年已有20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1%，有些地方趋近零增长甚至进入负增长。1996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已提高至23岁；生育第一个孩子与第二孩子的平均间隔为5年；特别是有效地降低了多孩生育率，1996年比1990年下降了77%。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实行综合治理，发展农村养老保障事业，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条件。90年代，随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养老社会保障等）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力非农化、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将有所变化，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正受到强烈的冲击，但计划生育工作仍会面临许多的困难。
70年代中国的人口控制主要采取行政约束模式，80年代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进入自50年代后期以来最深刻的全局性变革，对新形式下的人口控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经济约束手段，即所谓的行政-经济约束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当时条件下都对人口控制起过较大或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1)行政约束机制原则抽象性会使其在逐级实施中出现严重的衰减、遗漏、扭曲。如约束行为非规范化，控制手段与控制目标不匹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就是行政约束“软化”的典型特征。(2)单纯的经济约束机制的基础是经济利益，当被控对象认为逆经济调节而动仍有利时，经济约束机制可能失效。如目前农村存在的“有钱人罚不怕，无钱人不怕罚”就最好地说明了经济约束机制的局限性。尤其在当前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这两种约束机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而难以卓有成效地运行。因此在90年代继续推行有些方式，将面临新的挑战，如非理性的行政措施将受到行政诉讼法的制约，即人口控制实行行政约束机制、经济约束机制、法律约束机制三位一体，目前靠约束机制来降低生育率的潜力还很大。
由于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70年代以来少生了3亿多人，减轻了人口增长对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成绩巨大。但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从年龄结构上看，在总人口中儿童的比例在缩小，老年人口的比例在上升，预计到2000年，60岁（退休年龄）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2025年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8.4%，到2050年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二是劳动人口的比重预计在今后20-30年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21世纪30年代，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一直保持在60%以上。
因此中国今后面临的主要和首要问题将是养老问题（社会养老、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和劳动力（主要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
第三种是发展和各种控制机制合力推进的“混和型”生育率降低模式，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城市地区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模式。
如表2所示，与较发达国家相比，“混和型”模式的国家和地区60年代的生育率都很高，平均每个妇女接近生5个孩子。经历了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1980年除韩国外其他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其中中国城市地区总和生育率只有1.21，成为当时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进入9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稳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香港地区1995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2，贡献最为突出。
这些国家和地区总和生育率降幅均在60-80%，可分为两种情形：香港和韩国类似，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持续到80年代中期，85年以后下降缓慢；新加坡和中国城市类似，生育率下降速度比之更快，到1980年，新加坡生育率已经降到日本的水平(1.74)，尤其中国城市总和生育率在短短的15年间也急剧下降到了1.25的低水平。至80年代末期新加坡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有较明显的回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婚育年龄的下移。以中国为例，1981年中国城镇地区15-19岁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为2‰，20-24岁年龄组妇女的生育率为60‰；1989年，前者上升到9‰，后者上升到140‰。中国生育水平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80年代中期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经济型流入人口长期居住在城市，加大了计划生育的难度，使得80年代末城市地区二孩和三孩的总和生育率比80年代初都有所上升。90年代又较80年代有所上升（注：刘金塘：《生育率下降模式--中国城市和西欧及亚洲低生育率地区比较研究》，《人口信息》1994年第11期。）。
新加坡是亚洲较早采取各种人口政策，且把这些政策纳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一部分的国家之一（注：林霞萍编译：《新加坡的生育率转变》，《人口研究与报道》1989年第4期。）。1966年，新加坡政府建立新加坡计划生育与人口委员会(SFPPB)，当时人口的增长速度每年为2%左右，总和生育率稳固在4.7。
新加坡的工业化以及人口计划所取得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自独立后，新加坡的工业化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8年计划期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速度已达到两位数。尽管经济增长率受1974-1975年经济衰退期的逆影响，但恢复得却很快，到1985年已恢复到7-10%的水平。1966年失业率稳固在8.9%，到80年代已经平稳地下降了2-3%。新加坡经济的全面发展已经稳固地加强了社会经济基础，从而使得人民的住房条件、公共卫生、交通运输以及受教育机会等各方面都有了迅速和重要的改善。1986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收入居亚洲第三位。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型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妇幼卫生诊所网络向人们提供有效的计划生育服务。在成立了SFPPB十年之后，新加坡的生育率已达更替水平，从那以后，生育率水平稳固下降，1986年总和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为1.44。
鉴于新加坡人口的萎缩，政府于1987年3月宣布了“新人口政策”，新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在过去20年中所提倡的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传统模式，但更替水平生育率及人口的长期稳定仍是政府的人口目标。新政策的口号是：“3个孩子，或者更多，尽你所能最好。”为此，政府推荐了以下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
(1)减少所得税。1987年1月1日以后，凡生育第三胎的夫妇减少20,000新加坡元，它是从双亲中的一位所得税中扣除的。此外，从母亲的收入所得税中减少15%的条例也适用于那些87年1月1日以后生育三孩并参加工作的母亲。
(2)小学入学优先。三孩家庭的孩子优先入学，这一措施和过去恰恰相反。
(3)产妇费用补贴。分娩第四胎所需的住院费用几乎与双亲的收入相当，这一收入也许需达3000新加坡元。这也是为什么只有那些符合条件的夫妇才被鼓励生育第四胎。
(4)流产和节育咨询。积极推广在私人诊所以及医院里为人们提供有关流产和节育措施方面的咨询。此外，还提供流产术之后如何继续避孕的方法。
新加坡的人口趋势表明，要使生育率自动返回到更替水平是不易实现的。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其结婚率和已婚生育率模式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这些模式可能会长期摆动，但目前这种摆动幅度不会很大，因为在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员中，部分已经推迟了婚姻和分娩。
在新加坡，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一直稳步上升。1970年劳动力参与率是15.8%，1986年已提高到52%，增长了3倍多。此外，对子女价值观念的变化使新政策的影响减小，人们着重子女带来的心理收益甚过子女为家庭作出的经济贡献。因而子女的数量显得没有子女的质量那么重要了。如何激起生活在现代化生活中的父母对生养更多孩子的兴趣，在亚洲国家还有待探讨。事实上，正是由于小家庭规模合乎现代社会的要求，才使得如何提倡大家庭的种种设想都不易实现。不管怎样，经过8年时间，1995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又回升到了1.8，是否会继续上升达到新政策的目标，还是如前所说，这只是个波动，尚未可知。总之，新加坡想通过新政策的实施以期达到人口结构的改变，其前景是可观的，也是艰巨的。
三、结论
由于各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个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程度不同，表现为各个国家的生育率水平、下降速度和下降的模式也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中另一重要差异是前者生育率下降没有政府的干预，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政府倡导的家庭计划项目密不可分，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绩尤其斐然。
长期持续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直接人口学后果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由此又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后果。发达国家人口老化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而低生育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将使其人口老化也是快速的，相应的老年社会保障、养老将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另一后果是适龄劳动力短缺和老化，中国城市地区除面临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外，还有独生子女问题。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是先经济发展后发生人口转变，这些国家是政府不干预或很少干预，一旦完成人口转变，随着经济高度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生育观不易改变，生育率很难提高；发展中国家只要政府有决心，真正有所投入，生育率会在短时期内得到控制并持续下降；改善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和增加收入，是生育稳定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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