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检讨与展望：我国当代人学研究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当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1—0135—04
（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已经愈来愈将人的问题突出出来，并提出了加强和深化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从主导方面看，亦可称为人学研究）的要求和期望。而研究人的问题，就不能不研究人学的历史发展和来龙去脉。列宁说过：“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来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1972 年第2版）本文从“基本的历史联系”入手， 着重就我国当代人学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一番回顾、检讨与展望，以便从中引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引导我国人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从基本的历史联系入手来考察我国当代人学研究状况，有两个“历史事件”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这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从1980年到1984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这两个“历史事件”因其时间切近、清晰如昨，就自然成为我们考察人学研究“历史联系”的首选内容，这两个“历史事件”因其影响仍存、意蕴深长，就必然成为我们考察人学研究“历史联系”的重要问题。
（三）作为第一个“历史事件”的“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政治斗争和社会混战，又是一次文化摧残和学术讨伐。在政治上，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在文化学术上，大批“人性论”。这三股批判浪潮，汇成一股巨大洪流，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基调，成为林彪、“四人帮”推行其法西斯专制的法宝和武器。在众多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之中，“人性论”之所以首当其冲，受到特别“关照”，原因就在于以下错误观念作祟，即：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人的阶级性，不存在共同的超阶级的人的本性；人性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讲人性会引出机会主义，人性论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温床。
出于对“人性论”如此上纲上线的错误判定和视为洪水猛兽的心理恐惧，一场“文化大革命”在人学发展史上就成为一次旗帜鲜明、货真价实的批判运动和讨伐运动。一时间，正常的理论研究被中断，有益的学术探讨受阻遏，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不仅人性、人道主义这些人学理论问题不能进行研究，而且连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的幸福，人生意义和价值等问题也不能谈论，甚至是文学作品中描写叙述的爱情、亲情也被视为资产阶级低级趣味加以拒斥。人们只能谈阶级，不能讲亲情；只能谈集体，不能讲人为。人学研究领域如临深渊，成了危险地带，人们谈“人”色变，研究者视为畏途，可谓万马齐喑，一片寂静。
如果说人的问题、人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遇的不幸只是局限于被打入冷宫、列为禁区这种“理论上的不幸”的话，那么此种不幸还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理论上的不幸”却从一开始就与政治行为和社会生活中践踏人伦、草菅人命这种“实践中的不幸”相伴而生，密切相联。与人性论批判遥相呼应的，是实践领域中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对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破坏，是对人的躯体的鞭斥，是对人的精神的折磨。这种不幸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实可为“不幸中之灾难”了。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这两个“不幸”，构成为“双重不幸”，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酿造了最难下咽的一杯苦酒，书写了最为惨痛的一段悲剧。
（四）作为第二个“历史事件”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发生的。这一讨论是在哲学理论层面上展开的，但它却以经济学界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文艺界关于文学作品能否写人性以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的争鸣、青年思想界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均始于1979年并集中于1979年）为先声，在气势磅礴的前奏曲和伴奏曲中登场亮相，从一开始就展现出其场面的宏大和背景的深远。
这是一场既充满激情又富于理性的学术大讨论。整个讨论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为开端和序幕，主要是提出问题；1981、1982年为发展阶段，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讨论得以深入进行；1983年春天到秋天，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机，讨论进入高潮，争论趋于尖锐激烈，不同学术派别开始形成；从1983年冬开始，形势急转，讨论一改先前的热烈气氛，转向冷清单调，至次年年底收尾告终。在前后五年间的讨论中，据不完全统计，报刊公开发表的讨论文章约计800篇（1982 年之前以198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公布的424篇为准，1983—1984年以历年哲学年鉴收录为准），出版的文集、论著计22种，省级以上召开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含有关清除精神污染讨论会）达35次之多。这些基本数字，足以表明这场讨论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和规模之大。
“人道主义”大讨论自始至终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什么、异化及异化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四个大的问题展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则是整个讨论的中心或主题。围绕着中心问题或其他主要问题，人们各陈己见，相互交流，并旁及和延伸到其他一些更细致的枝节问题上，使整个讨论呈现出观点纷呈、多姿多彩的局面。可以说，卷入这场讨论的人们既有观点上的对立，又有交叉渗透融合；既有派别之争，又有诸多相通之处，并非如两军对垒般阵线分明。而不管是从什么角度、从何种意义上去划分出不同的学术派别及其所代表的理论倾向，它们都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其实质来说，这场人道主义讨论并不是两种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有的同志曾提出此种看法），而是以学术论争为表现形式的、在新时期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展开的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运动。
（五）上述两个“历史事件”，折射和映现出了我国当代人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刻反思。这两个“历史事件”虽说内容不同、性质有别，却不是各自孤立的。单就对人性、人道主义这些人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及其影响看，“文化大革命”与人学研究所建立的是一种否定关系，而“人道主义”大讨论与人学研究所建立的则是一种肯定关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辩证法。有否定就会有肯定，有否定关系就会有肯定关系，而且否定中就孕育着肯定，否定关系中就潜藏着肯定关系。“人道主义”大讨论兴起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恰恰就印证了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基本联系。
我们承认并强调人性中包含着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与人性论有着原则的区别。笼统地谈论人性问题并不科学，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是，“文化大革命”推出“人性论”问题，却不是为了营造良好气氛并开展学术探讨，而是实施了一场谬误对真理、强权政治对学术研究的讨伐和围剿。在人学发展史上，“文化大革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反面角色，起到了极坏的作用。第一，它中断了源远流长的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阻遏了我国有着深厚传统的人性理论的发展。第二，它放弃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去研究人的问题的任务，延缓了对人学诸多基本问题的科学解决。第三，它以批判代替研究，败坏了学风，混淆了视听，制造了麻烦，在人学领域人为地设置了种种陷阱和障碍。就此而论，“文化大革命”相对于人学发展和文明进步，就不能不说是一次倒退。
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相反，“人道主义”大讨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其之后，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不只局限于学术理论界，而且波及到社会政治领域。第一，它声讨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暴行，从理论上向人们敲响了防止类似悲剧重演的警钟。“文化大革命”对“人性论”不加分析的批判和非人道行为的盛行，既是讨论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又是讨论始终瞄准的一个靶子。讨论参与者不管持何种理论观点，在声讨“文化大革命”极左理论和行为方面却是一致的。第二，它回击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和攻击。西方人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是攻击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漠视人的存在”，或是把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倾向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甚至宣称要用他们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人学”来“医治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参与讨论的同志对此毫不妥协，予以坚决批驳，捍卫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第三，它突破了过去长期被封锁的一个禁区，重新开辟了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这一研究领域。讨论使人们从长期的思想麻木状态中醒悟过来，唤起了深埋于心底的对人的理性思维；它把人们带入了一个阔别已久的新天地，激发了人们对人道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第四，它极大地推进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确立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共同认识和基本原则。最后，它以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思考与论证，唤醒和调动了亿万人民作为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性，使之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改革开放实践之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为当时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注入了精神动力。
（六）回顾和检讨两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和作用，我们会从中获得许多启示，重要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不可遏止。人的问题，既是一个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古今中外倍受重视的理论问题。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件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要做并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任何忽视、阻止、否定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的行为，只能作用于一时，而且必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研究热潮和更多人的关心注意。在我国结束了讨伐人性理论、践踏人伦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一场人道主义大讨论的产生和兴起是必然的。
其二，人学研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需要恰当而谨慎地处理理论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诸方面的关系。源远流长的人学研究，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影响，如资产阶级曾用“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问题批判过封建专制主义，又攻击过社会主义。流传至今的各种人学理论也是鱼目混杂、真伪俱存。我们研究人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倡百家争鸣，鼓励开拓创新，勇于辩驳论争。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用“阶级人性”理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使学术研究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曲解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既要看到并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作用，又要注意区别二者之间的界限，避免对学术研讨进行不必要的权力干预，避免用行政命令或领导意图去支持某种学术观点。因为用行政命令或领导意图支持的学术观点即便是正确的，往往也难达到预期目的，并且会影响到学术研讨良好环境的创造。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正确的东西总会越辩越明，终会被公众所接受。
（七）以对我国当代人学研究的回顾、检讨和从中获得的启示为前提，我们对我国人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作如下展望，即：我国人学研究在深厚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各种人学理论的过程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阵痛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准备，已经并必将在内容和方法上发生转换、在更深的学术层次上和更广的理论范围内展开，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学科意义上的人学理论正在孕育诞生。
在发展趋势上对我国人学研究所作的这种预测和展望，是有其现实的根据。第一，人们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已经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理解，而且寄予了更大的关注和期待，这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二，学术界和理论界在“人道主义”大讨论结束之后，并没有停止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而是在譬如主体与主体性、价值理论、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中西方文化比较、人本主义思潮与非理性问题研究等等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进行了更为深入扎实的探讨，理论上的准备更趋丰富和成熟。第三，社会实践和人自身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更多的与人密切相关的问题，如资源损耗与人的需要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同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问题等等，这些都提出了进一步认识、思考人的问题的任务，研究人已成为现实的迫切要求。第四，人学研究的重点已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转向更宽广的领域，内容正在发生转换；唯心主义已遭摒弃，辩证法、唯物史观成为指导人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这预示着人学研究会实现新的飞跃。第五，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属于哲学理论的话，那么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拓宽，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愈来愈呈现出独立学科的姿态。发展下去，就是作为相对独立学科——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诞生。
（八）人学的发展趋势，带有客观必然性。要使客观趋势转化为现实存在，尚需人的主观努力和自觉追求。要引导我国人学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要致力于相对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的创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其他相关方面，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单从理论准备方面来说，目前我们应当联系改革开放实践、联系科学技术革命、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就以前讨论和研究中涉及到但尚未展开、尚不深入、尚未取得充分成果的一些问题，进行更为扎实、更富成效的研究。要加强对人的主体规定如人的属性、特征、本质、价值以及人性、人权、人道等方面的研究，使之与对人的存在方式如人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要加强对个体人及个人活动、个人意识、个人作用、个人自由等方面的研究，使之与对集体人及阶级、政党、民族、群众、家庭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要加强对人生观和人生哲学的研究，使之与对历史观的研究结合起来。要通过认真而细致的研究与讨论，切实解决一些人学理论问题，求得共同认识，促进学科建设。
人的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的提出，到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理论的建立，直到当代人们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人的问题犹如一条主线纵贯古今，成为一切问题集中的焦点。毫无疑问，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乃是人学理论深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要社会还存在并向前发展，只要人还存在并向前发展，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就不会中断，人学理论就不会停滞不前。在人学研究上，只要我们吸取经验，接受教训，我们就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只要我们博采众长，深入开拓，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收稿日期：199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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