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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和平终结超出了现实主义的逻辑预料之外，加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强，现实主义的两大核心命题“国家中心论”和“政治冲突论”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这极大地挑战了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现实主义为摆脱自身所面临的“解释力危机”而进入一个全方位的“反思时刻”，①由此引发现实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步入其自身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the third generation)。其核心问题便是重新找寻与定位现实主义适当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目前所取得的标志性进展就是各种版本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兴起。
就学术进步与理论创新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真的能够挽救当前的“现实主义危机”吗？如果是这样，它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将现实主义推向新的发展空间呢？本文认为，就解释对象和解释目标而言，新古典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理论，是对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难以解释国家行为的重大修正和补充。但相比较于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解释变量上对国内因素的重新强调、分析层次上对双层博弈过程的侧重考察，②充其量不过是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回归，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仍然基本延续了新现实主义的一贯主张。而一旦考虑将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古典现实主义相结合，现实主义有可能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而不仅仅是从方法论上回归“古典”，并有可能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发展空间。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旨趣转向与技术折中
当前，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被普遍认为是现实主义在冷战后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理论进展。③概而述之，这一评价的基础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新古典现实主义提出了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取向。面对各种批评和质疑，有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学者已经认识到，人们对“沃尔兹式”结构性现实主义怀有过高期望和过分的苛刻要求。“结构性现实主义并不试图解释说明一切，它只是简单地试图理解和揣摩为什么体系中不同国家会表现出相同或近似的行为模式”，④其关注的焦点只在于国际体系运行的结构性后果。显而易见，要解释体系结果之外更多的内容，现实主义还需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国家行为的对外政策理论而不仅仅是体系理论，这样现实主义才有可能摆脱目前所面临的各种“解释力危机”和“理论效度不足”的指控。基于此种考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学术贡献之一实质上在于，其将现实主义的研究旨趣从关注体系结果转向解释国家行为，即试图解释和说明同一体系条件下不同国家的行为差异。
第二，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将国内变量重新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沟通和弥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严格分野。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加以严格区分，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一度是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赖以立足的一个重要逻辑基点。然而，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和国际社会制度化建设的日益完善，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衔接与互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两个层面的因素彼此关联，共同塑造国家行为。在此背景下，新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因素要通过国内层次的过滤才能够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这一主张既是现实主义研究对新经验事实的涵括，也是现实主义对其古典研究路径的回归与创新。
然而，相比较于第一次与第二次理论发展大潮而言，这次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发展空间主要限于技术层面，而非思想内涵。第一代现实主义学者通过分析各种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完整清晰地阐述了国际关系运行的人性基础，展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图景。⑤第二代现实主义学者则通过强调无政府状态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结构视角，并使无政府状态发展成为国际政治逻辑的第一推动力，其贡献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同样也是本体论上的修正和补充。⑥相较于前两次理论进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学术特征在于发现并强调了国内层次对国际因素的过滤和传导作用，⑦这既未改变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基础，也未挑战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假定，而是在二者之间取折中之路，其理论进步意义应该是技术性的。就理论建设而言，其目标在于以层次关联和层次互动修正泾渭分明的层次分野，试图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领域架设沟通的桥梁。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的社会学本位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带动和繁荣了当前的现实主义研究，但由于其鲜明的理论折中特征，它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发展空间主要限于技术层面。这种分析层面的技术性调和能否引领现实主义突出当前的理论重围，并建立新的理论高地，目前看来前景尚不明晰，无论是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还是阵营外部，都存在广泛的质疑。
不少现实主义学者忧虑，过多吸收、借鉴和移植其他理论的核心概念，最终会使现实主义有丧失自身理论独立地位之虞。忧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若其他理论范式的特色越来越明显，现实主义将有可能被其他理论所涵括或消融；⑧另一方面，随着各种名目、各种版本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层出不穷、彼此竞争，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特征会被日益撕裂，现实主义阵营面临“碎化”的风险。⑨
在现实主义阵营外部，来自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批判理论的挑战直接危及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⑩现实主义的外部批评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之所以陷入“解释力的持久困境”，主要不是因为其坚持和推崇体系视角所致，而是因为其僵硬地固守物质主义本体论和工具主义认识论。现实主义假定国际政治的运行主要受控于某些物质性力量(特别是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对比)的驱动，每个行为体理性自私且精于功利算计，他者意图不仅不可捉摸且永不可信，结果导致安全困境与生存竞争始终是国际关系的恒常状态。据此，批评者们认为，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性现实主义简化了国际政治的真实情景，忽略了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社会关系的本质，同时也漠视了各种行为体作为单个人或一群人的代理者(agent)对社会意义的需求和理解，现实主义透过理论的精致化进程日益将自身建构、强化为权力物质主义和静态结构主义，(11)最终现实主义在物质主义本体论和工具主义认识论的挟持下，逐步迷失了其固有的政治批判与道德怀疑精神。(12)
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以强调国内因素之影响而被冠以“古典”之名，但它并非对古典现实主义之古典精神的完全回归和复兴。
首先，古典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假定更多是社会学假定而不是经济学假定。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人际关系在国际层面的扩展和延伸，是群体间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在坚持物质因素重要性的同时，从不否认观念性因素之影响。这一主张不仅见于汉斯·摩根索“科学的人对抗权力政治”，(13)也见于爱德华·卡尔“权力与道德的平衡”，(14)同时还显现于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方法，(15)即使是在行为主义滥觞之后，仍然有不少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主张，军事学说要比军事力量更能左右对外决策。
其次，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每个行为体都可以看做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不是工具理性而是社会理性或规范理性。也就是说，每个行为体都应当被看作社会行为体，都身处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受特定社会关系之影响。它们不仅具有工具性的理性算计能力，同时也服从、接受一定社会规范和观念之规约，关注社会对其行为适当性(appropriateness of behavior)之评价。就此而言，古典现实主义的行为体假定是“社会人”假定而不是“经济人”假定。
再次，物质—实证主义并非现实主义所固有，它只是行为主义革命蔓延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结果。在行为主义之前，古典现实主义一贯主张历史—社会分析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历史背景和互动过程对行为体偏好的塑造作用。正因如此，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变动不居的，任何国际政治解释都必须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
综上所述，古典现实主义的“古典”精神实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本位。随着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6)现实主义要成功应付来自各方面尤其是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的挑战，回归古典、重拾社会学本位也许是其走出困境的可行选择路径。换言之，在当前的学术机遇和学理挑战下，现实主义进一步拓展其理论空间的努力，至少有两条逻辑路径可供选择：其一，继续借鉴和坚持来自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主义，完善、修订经济学版本的现实主义，诸如大多数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其二，借助作为社会分析方法的建构主义，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本位，构建社会学版本的现实主义新形态，即建构性现实主义(Constructive Realism)。（见表1）
三、建构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学路径
相较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旨在借助建构主义这一社会分析方法，从思想内涵和研究路径上深入推进现实主义的发展。尽管在众多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建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理论范式之一，但“建构主义本质上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18)而是“一种适用于研究任何类型社会关系的方法，它具有自成一体的命题体系或理论架构，可以被应用于所有领域的社会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19)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其核心主张是：“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存在，人自身及其所生活的世界都是由社会关系所建构的。”(20)因此，建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指导我们从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定。逻辑上，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立场，它可以和形而下的不同政治世界观相结合。据此，本文认为，一旦这种社会分析方法与古典现实主义的社会学本位相契合，现实主义可能会产生新的理论形态，权且称之为“建构性现实主义”。
(一)建构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特性
一方面，建构性现实主义继承和坚持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社会学本位，将国际关系看作是由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所织就的社会意义之网，在这个社会意义网中，每个行为体都具有社会理性，即行为体不仅要时常进行工具性利益算计，同时也要时刻考虑社会结构对这种工具性算计的规范约束，以求权力的审慎运用。简言之，建构性现实主义试图重新回到古典现实主义的行为体“社会人”假定，强调社会结构的情景作用与社会—历史分析取向。
另一方面，建构性现实主义修正和重新诠释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假定以及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概念。建构性现实主义指出，无论是人性本质还是无政府状态都不具有固定含义，通过变革观念来变革体系是可能的。就人性而言，它本质上是个关系性(relational)而非原生性(primordial)概念，其意义总是内蕴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方能显现出来，(21)“我们所归之于人性的一切特征皆是社会政治现象之结果而非其原因。”(22)既然人性是由社会所建构的，那么它既不是本善也不是本恶。并非所有的人都必然是善的，只要国际社会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恶的，国家就应当对权力之运行做务实谨慎之考虑。反之亦然。
同样，作为国际政治第一推动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预先给定之物，而首先是由特定的社会身份关系所建构的，本质上是国家交往进程的产物，(23)“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处一个自助(或他助)的世界，这主要不是因为结构而是因为体系进程所致。”(24)结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因行为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而产生，并因行为体之间的不同社会身份关系而获得不同意涵。(25)“一个由友好国家所构成的两极结构，其意义完全不同于一个由敌对国家所构成的两极结构。”(26)故而，建构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所不同的是，它主张以动态的身份认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起始假定，以纠正主流理论对社会进程之忽视。
概而述之，建构性现实主义可以简单归结为这样一种理论形态，即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为本体假定，以“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基本隐喻或元假设，以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e)作为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以身份认同对权力运行之影响作为理论中轴，以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为基本世界观的特定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其理论实质是现实主义政治世界观的社会学形态。
(二)建构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雏形
回顾理论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建构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萌芽或雏形早已散见于不少学者的作品中，在此仅作简单列举以供讨论。
1.乔纳森·墨瑟：社会心理学现实主义
1995年，乔纳森·墨瑟发表在《国际组织》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政治冲突首先不是起源于物质资源的稀缺竞争，而是肇始于人性本能的群体间身份归属。进而，以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为基底，墨瑟构建了一种社会心理学现实主义。该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之所以是永恒的群体间(intergroup)权力竞争，主要不是因为人们的权力欲望所致，而是人性的两个固有局限使然：其一，现实世界纷繁复杂，人类的认知能力却极其有限，这必然驱使人们不停地采取各种类属划分方法，以简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其二，人性中天生固有一种追逐社会积极认可和树立正面形象的心理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身所归属的群体认同。一旦人性中上述两个消极方面因偶然机会碰撞结合在一起，就极易产生以种族或民族身份为焦点的群体间竞争，即通过类属划分，人们总是认同群体内成员、歧视群体外成员。“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正身处一个自助体系，这主要不是因为结构所限，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心理需求使然。只要社会还存在多元群体划分，以身份政治为导向的群体间竞争就不会终止。”(27)概言之，墨瑟以社会认同为逻辑起点和解释变量，阐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永恒权力竞争命题。
2.卡尔·施密特：政治敌友划分与权力决断论
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最严肃的批判者，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指出，“国家的概念是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的，而一切政治的真谛皆在于区分敌友。”(28)在一个彻底消除战争可能性、实现绝对和平的世界中，敌友划分是没有必要的。但只要战争始终存在发生的可能性，只要人们还有可能相互威胁到彼此的生存，将政治界定为“敌友划分”就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政治共同体一旦形成，成员就必须服从其权威，接受敌友划分，这是政治共同体维系其自身存在的内在需求。施密特甚至这样极端地强调，“一个共同体如果不再有力量或不愿意将自己维系在政治的范围内，那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将不是政治而是这个软弱的共同体”。(29)概言之，施密特通过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实际上阐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即一切政治冲突与合作皆源于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同政治身份之建构。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同样以政治认同理论为切入点，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政治将主要是身份认同政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排他性身份建构，不仅极易诱发群体间冲突，而且一旦陷入就会难以摆脱，且同时兼具进化性质：先是文明断裂带(cultural fault lines)之间的冲突，然后蔓延至由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发展成为“亲缘文明集团”(kin-cultural group)之间的战争。(30)显而易见，亨廷顿的观点兼具现实主义的冲突特性和建构主义的进化特征，且以政治认同作为研究起点，可以说是“建构性现实主义”雏形的典范。
4.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
1995年，美国汉学家江忆恩推出了其研究中国问题的力作《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该书明确使用了建构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阐述了一个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战略文化决定国家的利益判断和对外行为。(31)研究对象和因变量为国家的对外行为，其理论架构明显糅合了现实主义的冲突命题与建构主义的文化背景分析，按照江忆恩的阐述，这是一种文化版本的现实主义形态，它弥补了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对国家观念根源的忽视。
综上所述，以上四位学者均认为：以文化或认同为逻辑起点，以互为主体性作为认识论或方法论特征，以政治冲突和权力竞争为理论归结，现实主义逻辑上应该存在着一种物质主义之外的理念主义研究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尽管在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具体结合形态上，各位学者见仁见智，意见并不统一。但在朝向构建一种“建构性现实主义”的目标上，大家是存在某些共识的。从业已浮现的理论雏形来看，“建构性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现实主义，同时也是一种以强调进程分析为特色的现实主义形态。
当然，就目前“建构性现实主义”的发展态势而言，尚存诸多问题需要尽快加以澄清和解决。第一，理论定位问题。如果建构性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都坚持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人”假定和借鉴自社会学的研究分析方法，那么，建构性现实主义将如何与古典现实主义加以严格区分，建构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独特性在哪里，其对古典现实主义的突破和贡献又在哪里？第二，理论架构问题。如果“建构性现实主义”是与“理性现实主义”相对应的一种现实主义形态，那么，建构性现实主义的核心分析概念是什么，其理论架构又是怎样的？更为重要的是，建构性现实主义相对于理性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优越性体现在哪里？第三，发展趋向问题。建构性现实主义作为融合理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着重体现其建构主义特色，还是要高度强调其现实主义特征？如果过分突出其建构主义的社会理论内涵，它会不会有滑向“现实建构主义”(Realist Constructivism)之虞？反之，过度强调其现实主义政治倾向，会不会使它与其他现实主义理论难以明确区分？
四、结语
透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现实主义折中理论，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术性回归，而非古典现实主义之“古典”精神的重振。在一定程度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开辟了现实主义新的解释空间，带动了当前的现实主义进步，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分析层面的技术改进与技术调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未来发展空间将是极其有限的。单纯就学术分化和理论构建的逻辑来看，现实主义为摆脱来自各个方面的抨击和挑战，度过当前所谓的“危机时刻”，无论是朝向构建一种对外政策理论，还是修正原有的体系结构理论，它都可以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供选择。作为一种政治世界观，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与多元社会理论(32)相融合的可能性，它既可以和理性主义分析方法相结合形成“理性现实主义”，也可以和社会建构主义分析方法相融形成“建构性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浮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社会学本位的回归，也可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转向。当然，目前“建构性现实主义”的发展仅具某些雏形状态，其理论定位、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乃至发展趋向均尚不明晰，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推动。(33)
注释：
①Stefano Gu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New York:Routledge,1998,pp.95—161; "The Enduring Dilemmas of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0,No.4,2004,pp.533—568.
②Steven E.Lobell,et al.,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③当然 ,也有各种怀疑意见存在 ,例如 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1999,pp.5—55; John A.Vasquez,"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p.899—912。
④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I,2000,pp.5—41.
⑤主要概括文献包括: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Y:Alfred A.Knopf,1948; 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NY: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4; 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1939。
⑥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⑦参见William 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Randall S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2,2004,pp.159—201; Jeffrey W.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Security Studies,Vol.15,No.3,2006,pp.464—495。
⑧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pp.5—55.
⑨Stefano Guzzini,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The Continuing Story of a Death Foretold,pp.95—161.
⑩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载于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142页。
(11)Jeffrey T.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Vol.50,No.2,1998,pp.324—348.
(12)相关评论参见:Brent Steele,"Eavesdropping on Honored Ghosts':From Classical to Reflexive Real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10,No.3,September 2007,pp.272—300; Michael C.Williams,The Realist Tradition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3)Hans 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14)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Raymond Aron,Peace and War: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lorida:Robert E.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1.
(16)参见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本表系作者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自制。
(18)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7.
(19)[美]尼古拉斯·奥努夫：《建构主义的哲学渊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15页。
(20)Nicholas G.Onuf,"A Constructivist Manifesto",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A.Denemark,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7,pp.7—17.
(21)Jennifer Sterling-Folker,"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Rejecting,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Rodney Hall,"Human Nature as Behavior and Action in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Vol.9,No.3,2006,pp.269—287.
(22)Quoted from Asash Abizadeh,"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February 2005,p.54.
(23)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
(24)Ibid.,p.394.
(25)温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可以因“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不同身份关系，而相应获得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文化含义，参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46—312。
(26)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06.
(27)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2,Spring 1995,pp.229—252.
(28)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27.
(29)Cad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p.34.
(30)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p.22—49.
(31)Alastair I.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32)温特指出，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所关涉的是社会研究的根本假定问题，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3)有关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进一步讨论和探索，可参见：Jennifer Sterling-Folk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imacy of Anarchy:Explaining U.S.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Making after Bretton Woods,Albany,NY:SUNY Series in Global Politics,2002; Lawrence Hamlet,"Rethinking Realism with a Constructivist Twist",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2,June 2003,pp.284—286; Brent J.Steele,"Liberal-Idealism:A Constructivist Critiqu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9,No.1,2007,pp.23—52; Richard N.Lebow,"Constructive 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p.346—348; Patrick T.Jackson and Daniel H.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2,2004,pp.337—341; Ilan Peleg,"The Zionist Right and Constructivist Realism:Ideological Persistence and Tactical Readjustment",Israel Studies,Vol.10,No.3,Fall 2005,pp.127—153; 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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