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及其结构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出口论文,结构优化论文,地理论文,产品论文,广化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凭借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容量等禀赋优势，中国的对外经贸快速发展。1998-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率高达23.31%，其中出口为23.16%。然而，对世界市场的高依赖性必然增大外部经济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冲击风险，随着次贷危机的波及，2009年我国出口比上年下降16%。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次危机使出口型实体经济受挫颇深，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外贸负增长，外向型经济结构亟待寻找有效且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增长手段。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对处于后危机时代的我国来说，外贸结构究竟如何，尤其是出口多样化结构，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或渠道可以促进出口多样化及其结构优化，这些值得深入探讨。
对贸易量的准确评估对于理解外贸结构意义重大(Helpman et al.，2006)。一直以来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已存在贸易流量产品的结构分析，而忽略了贸易矩阵中零出口到正出口的变化，这正是出口多样化所关注的。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Evenett和Venables(2002)、Haveman和Hummels(2004)均强调双边零贸易量的普遍性。出口增长不仅仅是产品的数量增长，还包括产品在种类范围的扩展，把出口广化(extensive margin)和出口深化(intensive margin)进行区分是理解外贸差异的核心(Bernard et al.，2009)①。出口多样化属于出口广化范畴，大多学者偏向出口多样化，部分出于对过分依赖少数产品出口的潜在经济不稳定性的顾忌，其次源于新产品会带来新的学习机会和生产率进步的思量，再者考虑到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对需求的刺激(Bernard et al.，2003；Kehoe and Ruhl，2003；Martin and Manole，2004；Hausmann and Klinger，2006；Brenton and Newfarmer，2007)。当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足够强烈时，出口广化可以使处于高速增长期的出口国的需求曲线外移得足够快，从而克服出口价格下降对出口扩张的逆向效应(Eaton et al.，2004；Eaton et al.，2007)，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Melitz(2003)最早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动态分析框架，可以简单地解释现实贸易矩阵中的许多零点以及国际贸易对企业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催化效应，特别是贸易自由化趋势下企业将如何做出反应。基于此理论框架的实证研究做了不少。例如，Helpman等(2006)纠正Heckman选择偏差和潜在非对称性两类偏差，发展了贸易广化潜在决定因素的模型并探索估计方法；Kancs(2007)通过估计相关参数分析东南欧国家的出口结构，分离可变和固定两类贸易成本对东南欧国家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影响。虽然不乏估计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及其因素决定的研究成果(Hummels and Klenow，2005；Martin and Pham，2008；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7；Bernard et al.，2009)，但围绕出口广化不同模式的机制影响效果差异的研究相当缺乏，也就很少有研究探讨分析出口多样化结构的优化问题。
关于中国贸易结构，现有文献一般基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分解进行考察，或者更细一点，从工业制成品的第二特性，按要素密集度或产品技术含量进行分类考察，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从技术层面进行的分析研究。樊纲、关志雄等(2006)从技术分布角度研究发现，我国的出口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以中等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出口品的技术高度确实有了一定的提升，但高等技术附加值产品并没有成为我国出口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不是我国出口增长过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一部分。姚洋和章林峰(2008)基于Lall的技术分类和Hausmann等的技术复杂度，分析了我国本土企业在出口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上的变动情况，结果表明本土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出口结构优化和技术梯度上升。江小涓(2007)构建了一个分析贸易结构影响因素的综合体系，并预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将继续得到升级，一方面会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方面将在相对技术密集或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上得到较快增长。国外对我国外贸结构做过详细考察的是Amiti和Freund(2008)，其研究表明1997-2005年我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大大提高，但这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大部分价值增值来自高技术含量的进料加工投入，扣除加工贸易，我国出口产品的密集度不变，仍高度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生产环节。
这些研究加深了对我国贸易结构的理解，但是它们均暗示所有产品都将出口到所有市场，而现实中大部分的潜在贸易流量是零。近两年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立足于零贸易点存在的事实，基于以异质企业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框架，重新认识界定外贸结构，尤其是从企业或产品微观层面来考察贸易结构，强调由出口深化转向出口广化的增长路径。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扩展Hummels和Klenow(2005)的方法，从产品种类、数量、价格3个层面分解我国的出口结构，并证实了我国出口深化的外贸增长途径，提出实现贸易增长模式当务之急是从“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易靖韬(2009)基于Bernard和Jensen(2004)企业最优出口参与模型研究表明企业异质性、市场进入成本、技术溢出对企业出口参与的显著影响。钱学锋(2008)直接借鉴Kancs(2007)逻辑框架，模拟了贸易成本的变动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而钱学锋和熊平(2010)继续分析了二元边际的各类影响因素。易靖韬和钱学锋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施炳展和李坤望在出口贸易增长途径决定因素方面的空白，但对出口广化的界定实质上仍主要停留在企业或产品维度考虑多样化，忽略了地理维度上的多样化，况且对中间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性认识不是很全面，其实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提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唐海燕、张会清，2009)。
本文旨在Melitz(2003)的分析框架下推导计量模型，以1996-2009年我国对19个国家HS96六位码产品分类的出口贸易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出口广化不同模式的机制影响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比较，试图揭示后危机时代我国出口多样化结构优化的途径及渠道。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其一，与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这一层次的比较不同，本文同时从地理和产品两个维度界定出口结构的多样化，进一步剖析比较出口广化内部不同层面的机制影响效果差异；其二，深化了基于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的实证研究，导入产品内在特征，特别是价格因素，重点考察经济波动、产品价格、中间产品贸易与出口多样化结构优化的关系，尤其是经济波动与价格、中间产品贸易的交互效应。本文接下来的行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经典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构建理论框架；第三部分对二维广化结构进行界定并设定计量模型；第四部分重点比较分析出口广化不同维度的机制影响效果；最后为结论与政策涵义。
二、理论框架
传统的贸易理论暗示所有产品都将出口到所有市场，不对零贸易点作任何解释，不适合用来研究多样化模式，而新新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一大改进就在于考虑到现实贸易中许多产品贸易流量是零的事实，它不仅是我们处理贸易矩阵中零流量问题的新依据，更是提供了一个研究出口多样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讨论，将(6)式的产品出口均衡条件代入(3)式，可以得到边际成本为a产品对目标国x的出口为：
针对每个目标国，存在一个临界出口水平
，当出口国企业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比临界出口水平低时，它就可以参与出口，因此也就有足够的数据可以用来预测异质性企业或差异性产品的出口。
进一步地，一国对目标国x的总出口
等于所有产品(企业)的加总。由于不同产品(企业)的边际成本差异及其与临界出口水平的不同数量大小关系，可能表现为3种状态如(8)式：
完全出口是指，对于任一产品种类i，其边际成本都小于出口到目标国x的临界边际成本，所有的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都会出口到该目标国，即一国所有的产品种类会向目标国x出口。部分出口是指，一国对目标国x的出口只是实现了部分产品i的出口，尚存在一些产品种类j，由于其边际成本大于临界出口水平，未能参与对该目标国的出口贸易。全不出口是指，对于任一产品种类i，其边际成本均在出口到目标国x的边际成本门槛值之上，所有的产品都不出口到该目标国，即一国对目标国x的总出口是零。
相比完全出口和全不出口两种极端情况，部分出口状态更贴近贸易事实。此时会同时存在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两种可能：出口产品种类i的出口继续增长构成了出口深化，而不出口产品种类j的出口突破增长构成了出口广化。具体而言，不出口的产品种类j形成了零贸易点，包括产品对其他一些国家出口而对目标国x不出口导致的地理维度上的零点，也包括产品对所有国家都不出口导致的产品维度上的零点。一旦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或产品出口的边际成本门槛发生改变，使得条件a＜得到满足，零贸易点很可能向正出口突变，如(7)式所示，而这种突变既可能是地理维度上的，也可能是产品维度上，即一国的出口多样化或出口广化模式可以通过零贸易点在地理维度或产品维度的突破来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并借鉴Bernard等(2009)较为直观的方法，本文同时从地理和产品两个维度对出口结构进行分解如图1⑥。出口广化包括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其中地理广化(广义)包括旧产品到新目标国、新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体现了出口的地理多样化；产品广化包括新产品到新目标国、新产品到旧目标国的出口，体现了出口的产品多样化。相比之下，出口深化指旧产品到旧目标国的出口，体现了出口的单一化。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广化(广义)与产品广化有个公共部分，即新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为了便于比较不同的多样化模式，本文将新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完全划入产品广化范畴，定义旧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为狭义的地理广化⑦。如此一来，两种多样化模式不存在交集，进而可以直接对地理广化与产品广化做比较分析(下文中地理广化均为狭义定义的地理广化)。
图1 出口结构分解框架
三、计量模型
(一)二维界定
二维分解结构需要我们对新旧产品和新旧目标国分别作仔细界定，这也是本文模型设计的必要前提。现有研究中有一年期比较界定法(Amiti and Freund，2008；钱学锋和熊平，2010)，也有多年期比较界定法(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7；Debaere and Mostashari，2010)，为了减少产品进入退出市场的不稳定性影响，我们采用多年期比较界定法。鉴于目前所处经济大环境的阶段相似性，本文将以2000年为分界年份，1996-1999年数据为新旧界定参照组，于是最终研究样本包括2000-2009年我国对19个目标国的产品出口，数据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提供⑧。2000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10年过后美国次贷危机也正进入第四个年头，虽然10年间我国经济面临的内外环境都有很大变化，但其所暴露的结构性问题还是相似的。经历过东南亚危机，特别是2000年后，各国逐渐认识到单一化出口增长模式的局限性，对出口多样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当然也包括我国，在出口深化之外急需寻找新的市场空间或创造新的产品以扩展出口贸易。因此，对同处于后危机时代的我国出口结构尤其是出口广化的界定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并对出口结构的调整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于是，地理广化可表示为集合｛(i，x)|i=1，x=2｝，产品广化可表示为集合｛(i，x)|(i=2，x=1)或(i=2，x=2)｝。因此，结合(13)、(14)和(15)式，t年(2000≤t≤2009)我国对目标国x的出口产品序列可以分解为如下3部分：
根据上述二维界定方法及本文的研究目的，表1概括了近10年我国对19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出口广化的演变趋势及其内部结构分布情况。
由表1可知，2000-2009年，我国的出口深化一直保持85%以上的高份额，但是出口广化表现出较强劲的上升势头。一方面，从占比情况看，出口广化占总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3.02%上升到2008年的14.80%，而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危机之前的份额水平；另一方面，从增长速度上看，出口深化不如出口广化增长得快。通过计算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年均增长率发现，出口广化的年均增长率较高为43.87%，相比之下，出口深化的17.25%则逊色不少。不管是绝对额还是相对值均显示出口广化增长趋势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逐步提高。可见，我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出口的多样化，而出口多样化的形式到底是地理多样化还是产品多样化对于经济发展及其重要。
在出口广化中，我们不难发现地理广化占据了出口广化的绝大部分，这似乎暗示地理多样化比产品多样化更为重要，但从单位种类创造的出口规模来看，产品广化比地理广化大得多，也就意味着新产品种类较高层次的创出口能力。这种看似分歧的结论其实是有缘可循的：一是地理广化的产品种类是基数较大的旧出口产品，旧出口产品可以通过多元化市场扩展贸易以使得总出口额明显增长，而由于样本区间有限，短期来看新出口产品种类较少且不够稳定，产品广化的总出口规模肯定不如地理广化；二是相对地理广化锁定于传统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中低端产品，产品广化更愿意集中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层次产品的开发出口，占领国际分工制高点，这为新产品单位种类的较高出口规模创造了条件。因此，从长期来看，多元化市场的有限性和新产品开发的潜质性为出口广化内部结构的优化指明了方向。
(二)变量设置
由于本文的主要意图是考察不同出口广化模式的机制影响效果差异，即比较考察(7)式中各个影响因素与地理广化与产品广化的关系，重视零点到正出口额的多样化过程，因此将对(7)式中的变量进行逐个代表性设置。
首先，以目标国的总GDP代表Yx，以双边距离代表τ。标准引力模型默认出口与市场规模呈正相关性，与双边距离负相关(Frankel and Romer，1999；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4)。然而，贸易障碍不仅包括运输成本，还包括固定贸易成本。由公式(6)可得，产品出口的边际成本临界值与出口固定成本
成反向关系。随着出口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固定成本下降，出口门槛降低，较小规模的企业也能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拓宽出口产品范围，出口零点减少(Bernard et al.，2003)，这在某种程度上跟多样化是关联的。况且，众所周知，总GDP高并不意味着一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高，也就不能准确代表需求层次。因此，为了同时弥补这两个不足之处，本文引入随时间不变的虚拟变量：目标国的南北属性。
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程度高，技术较为先进，具有更自由的投资出口环境、更便捷的信息获取途径及更高透明度的行政规制等。随着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固定成本较小的优势，更多企业将会发现出口到发达国家是有利可图的。如此一来，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种类增加，而更多的产品种类又意味着更高的出口额。因此，以发达国家为出口目标市场，一方面，这可谓直接降低了出口固定成本，刺激更多产品参与出口从而增加出口额；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高人均收入水平则意味着对高集中度、高技术含量产品具有较大的需求规模，接受新产品的消费能力更优越。
相对上述被动接受的外部因素，产品内在特征对于理解出口的动因也至关重要。大部分相关实证文献密集于讨论外部因素，忽略产品内在特征。虽然Melitz的模型侧重于分析出口市场的外部拉力，然而变量a的存在为我们引入产品内在特征提供了依据，产品间的内在差异与出口与否及出口多少的决策是相关的。一些研究用企业的员工数量、工资、劳动生产率和制度类型来共同参数化企业的内部异质性特征(Bernard and Jensen，2004；易靖韬，2009)；一些研究以中间产品贸易特征来表示(Amurgo-Pacheco and Pierola，2007；钱学锋、熊平，2010)；一些研究则直接从产品价格、数量、种类角度分解特征(Hummels and Klenow，2005；施炳展、李坤望，2009)。
产品内在特征主要制约因素比较复杂，根据我国的贸易发展实际及国际贸易的大趋势，本文选取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两个变量来代表产品内在特征。许多经济学家担心贸易条件的恶化给经济增长带来逆向效应，支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抑制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味地在价格上竞争，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旧产品，即使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也是属于同类产品中的低端环节，这类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贫困化增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以出口产品的单位价格来衡量出口产品水平，通过考察价格对出口各个层面的影响方向，一方面判断是否存在出口贫困化增长，一方面评估高附加值产品对出口广化的带动作用。为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本文选用滞后一期的价格作为变量。至于
，它是目标国市场在本国国内销售(包括本国生产销售本地和国外出口到该国销售)的所有产品的总价格指数，对我国的出口多样化并无直接意义上的策略性影响，故不考虑在内。
除了价格变量，中间产品贸易对出口多样化的推动作用仍不容忽视，尤其在新一轮产品转移浪潮下。20世纪末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南北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海闻、赵达，2007)。现在制造业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在组装前中间产品在世界各地流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表现更明显(Ando and Kimura，2005)。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重要参与国，我国的中间品贸易规模增长迅速，并呈现加速局面。根据联合国Broad Economic Catalogue(BEC)分类⑨对中间产品计算发现，近十几年我国中间品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一直保持50%以上的高份额，且不断增加直至2009年的62.60%。以出口为例，1999-2009年，我国中间产品保持稳定份额(36.64%～43.46%)，其中半制成品占中间品相当大比重(1999年为68.42%，2009年为54.57%)，零部件占比较低，但零部件增长速度很快，26.30%的年均增长率较高于半制成品19.88%的年均增长率。可见，中间品贸易已构成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内容，并逐渐由以半成品为主向以零部件为主转变。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中间品特别是零部件贸易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的一个新的增长途径，尤其对主要以加工贸易形式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我国更应该注重中间产品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另外，由(5)式和(6)式可得：
对于不同的出口广化模式，影响其变化的条件或因素的效果可能不同，在不同的阶段表现也可能各异。考虑到经济波动对变量的效应大小乃至作用方向的影响可能性，本文将增加
与标准引力模型默认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的交互项到(17)式，于是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计量模型可分别表示如下：
本文的重点是比较研究各个因素对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影响效应差异，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从总体上把握出口深化与出口广化不同的因素影响机制，从而可以为从出口广化的内部结构进一步深入探讨出口多样化结构的优化问题提供实证依据。为了体现出口深化与出口广化的因素影响差别，我们先不考虑经济波动因素，加入出口广化虚拟变量ext及其与标准引力模型默认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的交互项到(17)式，然后出于稳健性检验目的，对经济波动前后进行分段检验。因此，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总体比较计量模型可表示为：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先从总体上区别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机制影响差异，再深入比较分析出口广化的内部结构即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因素影响差异，重点围绕出口广化不同模式的机制影响效果来进行研究，主要考察经济波动、产品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差异，为出口广化的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一)数据收集和估计方法
出口深化、出口广化以及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的细分产品出口数据来源及处理在二维界定部分已作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此外，各个自变量的数据收集情况如下：GDP为不变价格，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地理距离来自CEPII基本数据库；南北国属性来自OECD分类⑩；价格数据由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提供的出口额与出口数量相除得到；中间产品归属参照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司《按经济大类分类》(11)。
从计量模型(18)、(19)、(20)可以看出，本文的数据结构有别于以往的平衡面板数据。首先因异质性特征，本文的面板数据是非平衡的；其次包含了国家x、产品i和时间t三个维度的数据，并非简单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结合。综合考虑这两方面，本文先将国家x和产品i交叉混合为XI截面数据，把三维结构缩减成两维形式，然后估计含有T个时间截面方程的时间序列/截面数据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分析法进行研究，并控制国家和产业变量(12)。
经stata8.0运算，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9)在5%置信水平下未能拒绝原假设，支持随机效应估计，而模型(18)和(20)在5%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支持固定效应估计。比较各个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变量估计系数并无大异。根据高铁梅(2006)，以样本结果对总体进行分析时应该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统一选择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来进行比较阐述(13)。
(二)实证结果比较分析
表2第1列回归结果反映了各个因素对出口的总体影响效应，其中对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影响差别将通过交互项进行区别。首先，目标国的GDP和地理距离的回归符号都与标准引力模型一致，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目标国的市场规模越大，贸易障碍越小，越有利于出口。其次，南北属性north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交互项ext×north系数显著为负但未超过north系数，表明与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对我国的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再者，lnpric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价格对出口深化有逆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我国多锁定于低端产品的出口深化逻辑，体现了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存在性；而交互项ext×lnprice系数显著为正且超过lnprice的负效应，表明产品的价格越高，以出口广化结构形式表现的出口越多，这体现了高层次、高复杂度、高额附加值产品参与出口广化的有效性。同理可得，中间产品的出口贸易不利于出口深化，而对出口广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前者体现了中间品贸易的敏感性，后者则体现了中间品贸易的动态性(参见表3的分析)。进一步，考虑到经济波动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将面板数据分为2000-2006年和2007-2009年两个阶段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2后两列回归结果)，结果基本类似。
表2显示了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因素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比较内外部主要因素的影响效果，发现外部代表性因素中的南北属性虚拟变量对出口深化和出口广化的影响显著一致为正效应，而产品内在特征(产品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对出口广化的影响方向与出口深化相反，对出口深化具有显著负效应，对出口广化具有显著正效应。特别是价格因素，其不同效应证明了出口广化对出口深化恶化贸易条件有弥补作用的同时，也为促进高额附加值新产品的出口开发提供了新依据。这也再次确定了进一步考察各个因素对出口广化内部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的必要性。
表3为地理广化(模型(18))和产品广化(模型(19))的因素影响回归结果。初步来看，相比地理广化的强显著计量结果，产品广化的估计系数显著性较弱，这很大程度上与新产品出口种类较少及其初期出口的不稳定性有关。下面将从各个因素着手深入比较对出口广化两个维度的影响异同，主要是从符号上判断比较。
1.市场规模和贸易障碍
从标准引力模型的默认因素效果出发，目标国的市场规模、地理距离对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影响方向都与预测的相同，但显著性表现有差别。对于地理广化，目标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效果显著为正，地理距离的影响效果显著为负，这表明出口到市场规模较大、地理距离较近的目标国确实推动了我国地理维度的多样化。其中，目标国的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地理多样化，这可能在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拥有较宽松的市场容纳空间，同时也体现了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较强偏好；地理距离越远，越削弱地理多样化，这可能与远距离导致转嫁更高的运输成本到价格进而带来较低的收益有关。对于产品广化，市场规模的正影响和地理距离的负影响在统计上均表现为不显著。但是我们认为，为了保证出口规模较小的新产品的持续经营发展，尽量促进新产品选择出口到市场规模较大、地理距离较近的国家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不仅节省了贸易成本，还保证了对新产品较高的需求可能性，从而带来更多产品种类的出口。
从南北属性虚拟变量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对地理广化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出口发达国家对地理广化的推动作用显著存在，越对发达国家出口，地理广化越受到激励，这主要在于出口发达国家的相关进入成本的降低作用，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具备固定进入成本方面的优势。相比之下，与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对产品广化的正向影响在经济波动期才得以显著地表现出来，在经济稳定期并不显著。这说明了经济不稳定时期我国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广化比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广化更为容易，对发达国家出口新产品种类的空间较大，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相对稳定较高，对新产品种类有较高的需求可能性。在当今不确定因素繁多的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有利于带动地理维度上出口扩张的同时也直接支持了新产品的出口。
2.价格因素
价格对出口广化不同维度的影响差异较大。价格对地理广化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且数值很小，而加入经济波动因素后，价格变化带来的效应甚至存在反作用，地理广化也就从不受价格影响的出口类型转变成一个由低价产品驱动的出口类型，这揭示了高附加值产品地理广化无效的一面，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对地理广化反而是更重要了。由于我国的地理广化多锁定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分工环节，而这部分需求往往是非常不稳定、异变的，受经济波动的交互弹性影响较大，地理广化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低价产品的出口，这可以从低价产品的地理转移作用来理解。从贸易平衡来看，经济波动促进我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地理广化，但在削弱其他一些国家低附加值产品的地理广化。我国的低价产品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而这部分产品的生产出口通常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在外部阻力下，发展中国家又极易暴露出不稳定性，于是之前被它们分流的同类低价产品的生产出口转移到我国。
相比地理广化，经济波动并没有负面冲击价格对产品广化的正向效应，反而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因为经济波动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价格对产品广化的作用并不依赖于经济波动的影响，价格对产品广化的正向效应仍将继续发挥，这可以从新产品的竞争弱化角度考虑。相对于旧产品，新产品的竞争对手则集中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比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强，甚至还能继续挣扎，但终究还是表现出竞争力衰退和生产能力流失。可见，我国的产品广化更容易在价格水平较高的产品中开展。
3.中间产品贸易
从中间产品贸易来看，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受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效应不同。地理广化与中间产品的出口贸易呈反向关系，尤其在经济波动后负效应更强，出口中间产品反而收缩了地理广化，与中间产品贸易对出口广化的积极作用不一致；产品广化与中间产品的出口贸易呈正向关系，出口中间产品有利于新产品的出口，与中间产品贸易对出口广化的积极作用一致。可见，中间产品贸易对出口广化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产品广化来推动，越促进中间产品的出口贸易，越有助于产品广化，中间产品贸易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开发生产新产品，相反，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反而成了阻挡产品广化的障碍。
这可以从产品广化和地理广化的本质区别来理解。此处地理广化是旧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实质是旧产品的市场多元化，具有我国旧出口产品的特征。20世纪末垂直专业化的新型生产贸易模式引发了我国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这主要是我国较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较富足的资源优势吸引了他国将产品的中间生产环节投放在我国进行生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分旧中间品的生产出口就存在敏感性、高替代性的弱点。当有更低成本优势的国家出现时，原本由我国生产出口的旧中间品很容易被转移到这部分国家，也就很难实现狭义的地理广化。相对地理广化的旧产品特征，产品广化的新产品特性为中间产品贸易的动态性发挥提供了空间。我国的加工贸易是被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纳入垂直专业化分工价值链的结果，在贸易利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价值增值多是简单的劳动加工费，然而由于消费潜力和劳动力成本等要素禀赋优势，正日益成为生产转移的目标区域。这提醒我们最终产品的生产并不是出口多样化的必要条件，开发生产中间产品尤其是零部件同样可以促进产品多样化。
4.经济波动
观察经济波动的交互效应，除了南北属性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回归结果一致外，其他交互项系数均有较大差别，相比产品广化的稳定优势，地理广化体现出较弱的抗冲击能力。经济波动与价格的交互项对地理广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对产品广化不显著。进入经济波动阶段后，价格对地理广化的不显著影响效应被逆转为显著负向效应，而对产品广化的显著正向效应则保持不变。类似地，经济波动与中间产品的交互项对地理广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大大恶化了中间产品贸易对地理广化的抑制作用；对产品广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且较小，则意味着中间产品贸易对产品广化的推动作用并不受经济波动影响。
因此，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价格因素和中间产品贸易的作用差异，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受影响情况存在明显差别。在经济稳定时期，价格对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均表现为高价格产品的出口增长作用，但地理广化不显著，而中间产品贸易促进了产品广化，却阻碍了地理广化。在经济波动时期，产品广化不受影响，经济冲击对产品内在特征的影响效应均微乎其微，高价产品和中间产品贸易对产品广化的正向效应仍很重要，但在这一阶段，内在特征变量对地理广化的影响效应随着经济周期波动而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地理广化更多地表现为低价格产品的出口增长作用，且中间产品贸易是更加阻碍了地理广化。由此可见，虽然表1显示地理广化占据了出口广化的绝大部分，但内在特征变量(价格和中间品贸易)对出口广化的正效应主要是通过产品广化稳定表现，如何促进高集成度、高附加值新中间品的生产与贸易，将会是一个新的课题。
五、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基于Melitz(2003)分析框架，针对我国1996-2009年对19个主要贸易伙伴国HS96六位码分类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对我国出口广化进行二维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先从总体上区别出口深化与出口广化的不同影响机制，确定进一步探讨出口广化内部结构的必要性，然后对出口广化中的地理广化和产品广化的因素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评估、比较并剖析其差异原因，重点考察经济波动、产品价格、中间品贸易与出口广化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1)出口广化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逐年提高，而在出口广化中，地理广化占据了绝大部分，产品广化发展相对滞后，但产品广化单位种类的创出口能力比地理广化大得多，多元化市场的有限性和新产品开发的潜质性势必提示我们产品广化的长期意义。(2)目标国的市场规模和贸易障碍对地理广化的影响效应与标准引力模型一致，而对产品广化的影响效应在统计上基本不显著，直到经济波动后，与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对产品广化才表现出显著的正影响。(3)产品内在特征(价格和中间产品贸易)对出口广化两个维度的影响效应差异较大，尤其表现在经济波动前后的效应变动。内在特征变量对地理广化的效应因为经济波动的交互影响而变得更差，对产品广化的效应则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为经济冲击而变坏。进一步地，以上研究对于我国出口结构尤其是出口广化结构的优化有重要的政策涵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降低固定贸易成本，创造更优的市场进入条件。一方面，促进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通过与发达国家结成经贸联盟，享受发达国家提供的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和高层次的消费潜力；另一方面，政府采取措施来降低固定贸易成本，如帮助企业获得市场准入、促进贸易简化和降低基础设施成本等。这不仅从地理广化角度保证出口多样化的稳步提高，也从产品广化角度带动基于高收益目的的新产品创新，促进出口结构从单一低层次向多元高层次演进。
(2)适当采用高价策略，增进产品维度上的多样化扩展。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广化不仅在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替代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对出口深化的贫困化增长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顺应新产品的竞争弱化趋势，我们完全可以把握这个利好因素优化出口广化结构，推进高附加值、高层次产品的开发出口，占领国际分工制高点。一方面，政府应当支持高新技术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领域；一方面，企业应致力于增强内生能力，打破技术和资源瓶颈，促进创新高端化，推进新一轮竞争点的形成。
(3)鼓励中间产品贸易，提升分工层次和增值率。在国际生产分割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中间产品贸易的同时追求动态比较利益，实现价值链攀升，进而确保贸易利益的长期动态增长。在当前新一轮产业转移实际上是生产环节转移的浪潮下，有选择地主动承接中等技术和部分高技术分工环节，加快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过渡，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外在拉力上，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尽量减少要素成本或贸易成本，例如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内在推力上，加速资本积累，提高技术和劳动力素质。
(4)挖掘“危机”优势，发挥新产品的稳定机制。相对地理广化，产品广化的机制影响在经济波动前后表现较为稳定，这提醒我们在面临多重不确定因素的今天，应该发挥新产品的稳定机制，保证我国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有鉴于此，政府应该继续挖掘“危机”背后的新产品出口优势，为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提供优惠政策，整合各种优良的科技资产，引导企业积极推动新产品种类的广化，提高我国出口贸易的抗波动能力。
注释：
①国内对“extensive margin”和“intensive margin”的叫法并不统一，有学者直译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也有学者称之为产品广度和产品深度，本文根据外文所蕴涵的意思，统一为“出口广化”和“出口深化”。
②Helpman等(2006)的理论框架其实可以追溯到Melitz(2003)，是Melitz最早研究发展了这个分析框架来说明现实贸易矩阵中的零点问题，提供了经验研究的理论背景。Melitz(2003)认为，只有那些收益高的足以抵补进入外国市场的固定成本障碍的企业才愿意出口，而那些出口的企业是内在决定的，取决于企业层面上的生产率门槛值水平，这充分解释了大企业出口而小企业不出口的事实。
③出口固定成本主要包括在国外建立新的分销网络、进行市场营销、办理行政手续、获取消费者信息、适应性改进现有商品以及政府规制等成本(Kancs，2007)。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是一次性投入的每期分摊成本。
④Melitz(2003)认为企业的边际成本只有在低于临界成本水平
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参与出口贸易，不生产的企业是不可能出口的，而且没有企业是出口了却不提供产品给国内市场的，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参与出口贸易，那它一定是既出口又供内销，不可能脱离国内市场而只倾注国外市场。
⑤这个模型不仅预测到国家间的双边正贸易量，还预测到一些国家间的零贸易，包括双边零贸易量和单边零贸易量，允许一国所有企业选择不出口到目标国，因为一国内没有一个产品的边际成本在边际成本门槛值之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⑥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7)从出口产品和进口国两个角度对出口结构进行分解的思路与此类似，新的国家—产品组包括三部分：新产品对新国家的贸易、新产品对旧国家的贸易以及旧产品对新国家的贸易。
⑦其实这样归类是有根据的。按照下文所描述的判别方法，地理广化的大份额其实主要是旧产品对新目标国的出口带动的，新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占了地理广化的极少份额，然而占产品广化的比例年均将近60%。相比地理广化，新产品到新目标国的出口对产品广化来说不可忽略。
⑧考察出口多样化最理想的数据是各个企业对各个目标国的出口数据，但是这类数据的可获取性相当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于是本文代之以国家层面高度细化的HS六位码分类出口数据。由于HS前后经过多次修整，为了保证产品分类一致性，本文选取HS96六位码分类，时间跨度为1996-2009年。另外，目标国包括1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USA)、日本(JPN)、韩国(KOR)、德国(DEU)、荷兰(NLD)、英国(GBR)、新加坡(SGP)、俄罗斯(RUS)、印度(IND)、意大利(ITA)、法国(FRA)、加拿大(CAN)、澳大利亚(AUS)、马来西亚(MYS)、阿联酋(ARE)、西班牙(ESP)、印度尼西亚(IDN)、泰国(THA)和越南(VNM)。这些国家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将近九成。
⑨按BEC中的基本类型来界定，SNA中的三大基本货物类别的构成如下：(1)资本货物：41.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除外)、521.工业用运输设备；(2)中间产品：111.主要用于工业的初级食品和饮料、121.主要用于工业的经加工的食品和饮料、21.未另归类的初级工业用品、22.未另归类的经加工的工业用品、31.初级燃料和润滑剂、322.经加工的燃料和润滑剂(不包括汽油)、42.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除外)零配件、53.运输设备零配件；(3)消费品：112.主要用于家庭消费的初级食品和饮料、122.主要用于家庭消费的经加工的食品和饮料、522.非工业用运输工具、61.未另归类的耐用消费品、62.未另归类的半耐用消费品、63.未另归类的非耐用消费品。
⑩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最早是OECD提出来的，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是7个公认的发达国家。根据OECD早期分法，瑞士、比利时、荷兰、芬兰、挪威、丹麦、瑞典、希腊、冰岛、葡萄牙、西班牙、卢森堡、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新加坡等也属于发达国家。1996年1月，OECD决定，将新加坡改划为“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北方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班牙10个国家。
(11)HS96分类产品的中间品归属参照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统计司《按经济大类分类》，它不仅提供了BEC分类同国民核算体系(SNA)的三大基本货物类别(资本货物、中间货物及消费品)的对应关系，还提供了SITC Rev.3分类的BEC所属，然后结合联合国提供的HS96与SITC Rev.3的对照表可逐级归属判断中间品类别。
(12)由于HS六位码产品种类过多，无法运算添加了产品虚拟变量的计量模型，因此我们根据HS分类中的97章添加产业虚拟变量。
(13)stata默认采用GLS方法估计随机效应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计量上常用的处理方法，目的是减少个体间的异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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