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当代形态及其应对之“道”——兼论医师职业精神的建设与培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医师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02-12
中图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14)03—0007—05
作为一种医学思潮的“医学技术主义”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给医学科学和医疗实践带来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目前人们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研究、认识与应对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内涵理解不一，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多持批判立场而较少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缺乏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历史走向的整体把握，由此也就很难找到应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有效对策。基于此，本文就“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当代形态等进行系统分析并提出应对之“道”，以期从一个侧面为我国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
1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分析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医学和医疗实践产生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突出的表现为“人文主义”而非“技术主义”特征。不管是中国医学、西方医学，还是日本医学或印度医学等都是一种“整体医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人的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饮食、心态以及环境等，医疗实践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主动配合。中国传统医学讲“医乃仁术”，西方的《希氏内科学》认为：“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这些都是对医学人文属性的内在揭示与把握。
从医学自身的学科发展来看，早期的医学还包括在自然哲学之中，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性质与地位，主要是经验医学，医学的“科学”与“技术”含量非常少。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亚洲医学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西方医学则不然，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此时，“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密切检查”[1]，由此出现了“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萌芽与倾向。“从19世纪开始，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心电图仪、CT、核磁共振等医学仪器成为医学的诊断和治疗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其显著效绩有目共睹。医学技术的冷峻和客观渐渐替代了原本与医学融为一体的亲情和仁爱。医学向医学技术主义迈出了危险的半步。”[2]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和医疗实践之中，“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发展迅猛。
那么，为什么只有西方医学由古代的“整体医学”发展出近现代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其他的医学并没有发生这种转变呢?事实上，这一转变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原因。西方医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西方文化在自然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天人二分”，它们不重视事物的整体而是突出对事物局部的把握。在思维方式上强调事物之间与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认为是这种对立与斗争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这些特征表现在医学上，就使西方早期的“整体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向片面方向发展的变化，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由原来的相互联系到发生分裂，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突出医学技术而偏离乃至放弃医学人文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
其次是医学本身的原因。医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合作才能很好地完成。但是，由于医患双方在掌握医疗信息上的不对称使其在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总体来讲，医生处于主导地位，患者处于服从地位。与此同时，在医疗实践中医患双方关注的对象不同，医生关注的是“疾病”，患者关注的是“病痛”。“疾病”是一种客观存在，“病痛”是患者的一种主观感受。
“医生和患者所想的并非同一件事，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医学同行是根据专业方面的‘思维习惯’来突出疾病的某一重点，而作为患者的他们是对病患作为生活事件来做出反应的。”[3]这就使医学有时似乎由对发展它的技术感兴趣的精英们领导着，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目的和价值，甚至个体的痛苦。患者被看作“问题”，导致活体检查和实验室化验等。这两方面原因的叠加就使医生和医学越来越向着片面的技术化方向发展。
再次是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原因。西方近代科学坚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认为自然是按照其自身的本质与规律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不管是细小的微粒还是大的天体都是如此，都可以用机械理论并以几何和数学语言来精确表达。这些理论对于理解生命现象和医学的概念具有深远意义，人的生命就像一架机器，健康的机体就好比加足了油并正常运转的机器，而疾病就是这架机器发生了故障，医师的医疗与机械师修理机器没有本质区别。由此，还原论者就这样来解释医学问题，他们用构成整体的部分来解释整体，用构成复杂的简单来解释复杂，用自然界中物理化学的概念与方法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机械论与还原论在推动近现代医学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形成。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医学体系而越来越具有世界性意义。
由此观之，“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并且有一定合理性，比如，它纠正了古代经验医学的许多模糊、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使医学真正奠基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从而使医师的临床实践更加具有针对性、准确性与实效性，提高了医疗效果。但是，正如任何脱离开其对立面制约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必然走向其反面一样，脱离开“医学人文主义”引导的“医学技术主义”其片面性、错误性以及危害性日益显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2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当代形态
与任何社会思潮一样，“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它的多变性。历史上形成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形式，在当代，“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以下形态。
2.1 医学技术资本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
医学技术本是为患者和医疗服务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出现了医学技术为资本服务、为利润服务的医学技术异化现象。医学技术把追逐利润当成目的，把为患者服务当成了手段，这就是医学技术资本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它表现在医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医学高新技术的研制、新药品的开发、医院经营管理等医学和医疗实践的各个环节与层面。医学技术与资本联手而形成的技术资本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对上述医学和医疗实践的各个环节都造成了巨大危害，仅就医疗过程而言，它导致了过度医疗、炫耀性医疗、开发性医疗、非治病性医疗以及欺诈性医疗等现象[4]，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浪费了国家与社会的医药卫生资源，成为目前医疗高消费的主要推手。
2.2 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
历史上的医学技术从来都是服从并服务于人的，人是技术的主体与主人，而今出现了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表现为：一是在医学科学发展和医疗实践中到处充斥着医学技术，技术由后台走向了前台并成为医学舞台上的“主角”。医学就是技术，技术就是医学，医学丰富多彩的其他内涵都被技术排挤或取代。二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不再由人的医疗需要作为推动力量，而是自己就是自己发展的动力。一个医学技术的产生又会引起新的更多相关医学技术的出现。这就造成医学技术自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医学技术自己给自己规制了目的同时又寻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形成了目的与手段的自我封闭与循环。三是医学技术成为衡量与评价医学和医疗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标准。医学科学的发展水平用技术来衡量、医院追逐技术的物化——高精尖的医疗器械、医生关心的是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患者也盼望着由掌握医学高新技术的专家来诊治，等等，总之医学技术成为整个医学追逐的对象。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如医患关系的全面物化、医方责任的模糊化、医学目的与手段的错位、人体与生命的碎片化等医学技术的异化[5]。
不仅如此，从根本上来说，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会导致医学发展方向的迷失。因为，不管是其他技术还是医学技术，究其本质来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技术一直是事实与价值、知识和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6]。长期以来医学的目标与任务十分明确，如与致命性疾病和不适做斗争、确保出生婴儿的存活、控制疼痛等。今天的医学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使命，但是医学并没有停止。当代医学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在无限扩张，它把人们生活中的一些自然现象如衰老等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认为每个人的体内都存在着“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也能够通过医学技术得到治疗。乃至于患者自己生病与医生认为患者生病既可以密切相关也可能完全不符。它甚至可以主观地制造出一些“疾病”来，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医学化”。如此下去，医学的边界在哪里?医学又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怎样的使命?
2.3 医学技术非人性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
现代医学技术与古代和近代医学技术的重要区别在于：(1)古代和近代医学技术在医疗实践中仅起着辅助作用，主要是帮助机体恢复功能，现代医学技术则起着主导作用，甚至可以改变机体的功能；(2)古代和近代医学技术对人机体的影响是表层的和局部的，现代医学技术对人机体的影响是深层的和全局的；(3)古代和近代医学技术只作用于当下人的疾病与健康，现代医学技术不仅作用于当下人，它还可以通过干预生命、重组生命以至于设计生命等手段使这种作用延伸到后代人，如克隆人技术、人工代孕技术、人兽混合胚胎技术等。这些高新医学技术的应用已经不仅仅影响到了人的疾病与健康，而且必然要触及到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人的尊严、人格、人权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等复杂的生命伦理问题，如果任由这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或者不能很好地规范这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就必然伤害到人性与人的尊严，发展成为非人性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
当代“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三种形态虽然内容不同、危害各异，但其本质都是对医学的偏离。医学技术资本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偏离了医学的服务宗旨、医学技术主体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偏离了医学的历史使命、医学技术非人性化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偏离了医学的人性化要求。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如果这三种“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相互联手将会把医学带向何方?
基于以上从历史到现实的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分析，笔者认为：第一，严格区分“医学技术发展”与“医学技术主义”思潮这两种医学现象。“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不是医学技术发展的初衷与目的，但它是近代以来医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尽管它不是医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也不是医学技术发展的全部产物(事实上，许多医学技术的产生与应用并没有导向“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但是“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出现仍然存在着如黑格尔所说的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为此，不能因“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在当下广泛存在而轻视甚至否定医学技术本身的发展。
第二，深刻揭示“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本质。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本质揭示涉及到人与技术的关系。表面上看，“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是以技术尤其是医学高新技术相标榜，它把技术推向了前台，认为一切都是由技术造成的。事实上，技术本身不会有任何社会作为，技术对社会产生影响只能由人来实现。因而，“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本身只能说明人还不能真正把握技术，人还不是技术的“主人”，反过来人受着技术的“奴役”，这实质上也正是马克思当时论述的技术“异化”形式之一。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东西，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7]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造成技术“异化”的原因，其实除了社会制度这个根本因素以外，当人们别有用心地或者不能很好地利用与支配技术时，技术也会“异化”，“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就是这种技术“异化”的形式。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反映的是一种不正常的人与技术的关系，我们要责备的不应是技术而应是人。为此，“在医学技术的研究应用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原则，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8]，用人的价值理性规约技术的工具理性，才能真正实现人对技术的驾驭。
第三，全面把握“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判断标准。从本质上说，“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是医学主体(主要是医师)的一种医疗行为方式以及由这种行为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判断是不是“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有两个层面：一是医疗行为过程，二是医疗行为后果。
医疗行为是一种独特的社会行为，它发生在医患两个主体之间，由此决定了医疗行为实践中的医学技术应用与医学人文关怀二者缺一不可，而“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则只重视技术而忽视或者放弃人文关怀，因此它只完成了一部分医疗行为。由此产生的医疗后果与患者期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性。患者有多层面的医疗期望，如增进健康与提高生命质量、治愈疾病、减轻痛苦等，为了实现这些医疗期望，患者付出了时间、金钱以及身心痛苦，而每一层面的医疗期望都不是医疗技术能够单独实现的，都需要技术与人文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说，“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本身不能满足患者多层面的医疗期望。不仅如此，“医学技术主义”思潮还可能发展到抛弃患者的疾病与健康利益而转向追逐医生的经济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3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应对之“道”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人与技术关系扭曲的结果，应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就是要把扭曲的人与技术的关系重新扭正，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3.1 不断调试医学发展方向
医学的历史充满了艰辛与坎坷。每当医学发展到一些重要节点上，就需要对其进行反思与调试，以明确其发展方向。
一是转变“医学模式”。与“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相适应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它仅关注导致疾病的生物因素，而忽视社会与心理因素，其弊病越来越明显。1977年美国恩格尔教授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该医学模式关注患者的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为认识并把握疾病以及制定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将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应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有效举措。二是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技术滥用和过度医疗等导致医学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这实际上反映出医学在发展方向上的自我迷失。1993年美国哈斯廷斯中心召开了“医学的目的”国际会议，讨论了什么应该是医学研究将来的目标，什么应该是医疗服务将来的目标，什么应该是医学教育将来的目标等，以给医学明确的发展方向。三是弘扬“新世纪医师职业精神”。当今医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惑，使医师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承担对患者和社会所肩负的责任，因为医学目的的实现仅靠医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为重要的医师职业精神。通过倡导和弘扬“医师职业精神”应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用医师职业精神匡正并引导医学技术的发展。
对于医学来讲，不断调试其发展方向是必要的。每一次调试的领域与内容可能不同，但都始终是围绕着医学的内在本质与一些基本矛盾而展开，如医学的目的与手段、医师与患者、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以及医学与社会等。
3.2 重视医学人文素质的培育
努力克服“医学技术主义”思潮重技术轻人文的片面性，需要切实加强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与教育。2001年6月，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在课程设置中规定必须开设“行为和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使医学生具有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能力，以做出正确的临床决策和进行合乎伦理道德的临床实践。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通过了《本科医学教育质量保障指南》，提出了医生“作为行医基础的职业态度”：尊重个人，重视人文背景与文化价值的差异；重视关于生与死的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包括有限资源的分配；真诚地想减轻患者的病痛；意识到患者及其家属交流的必要，并使他们充分参与治疗计划；以最低的费用达到最理想的康复，从可用资源中得到最大的效益；认识患者和社区的健康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愿意与其他卫生保健从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团队合作；重视自己的责任，从而在职业生涯中尽可能地保持最高的行医标准；重视判定是否某一临床疾病可能超出自己的业务能力而不能有效安全地做出处理，从而需要寻求其他医师的帮助；意识到用各种可能的技术去追求准确的诊断或改变疾病的进程不总是对患者及其家属有利的。通过这些医学教育目标与课程的设置，把医学生培养成既掌握尖端医学科学技术又有强烈的医学人文关怀意识与能力的医师。
3.3 建立健全医学法律与道德规范
为了规范医学技术的应用，使之为医学与人类健康服务，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医学法律与道德规范，如《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国际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准则》《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等，我国也制定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因为医学技术、医学法律与医学道德关注和解决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医学技术关注的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医学法律关注的是“准不准做”的问题，而医学道德关注的是“该不该做”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医学行为，在行为之前人们都要进行评估，经过评估会得出如下结果：该行为是应该或义务做的；该行为是不应当或禁止做的该行为是允许做的，也允许不做。只有当该行为达到第一或第三个结果时，这个行为才得到了法律与伦理学上的辩护，人们也才能够去做这个行为。也就是说，不是医学技术上能做的事情人们就一定要去做，医学技术只有在得到法律与道德的允许，只有当医学技术、医学法律与医学道德“三位一体”目标一致时，人们才能够应用该项医学技术。
3.4 加强医学伦理委员会建设
医学伦理委员会直面当代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相关法律、道德及其他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两难性”的特点，即由两个前提所得出的结论通常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二者择一的选择——一种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或不道德的选择，为此，要设法摆脱这种两难局面，采取合理的道德行动，避免不合理的选择。医学伦理委员会面对这些复杂的医学问题采取的是共同决策机制形式。
医学伦理委员会成员以各类专家为主，他们可能是科学家、医生、护士、律师、官员、社会或行为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和其他行业的人，通常涉及多学科研究。伦理委员会采取协商对话的工作机制，他们会从规范性的角度决定问题，在协商对话的过程中，他们会以一个群体的身份仔细地反思和辩论某些个人或社会的价值，这不仅需要审视自己的行为还要审视他人的行为。这些委员会成员不但对棘手的伦理问题非常敏感，而且还能及时研究出有效应付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技术，经常能够设法化解最初看似难以摆脱的两难问题。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共同决策机制纠正了“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技术决定一切的单一性缺陷，使人们在面对一些重大的医学科学发展和医疗实践中的复杂问题时能够做出最合理的分析与抉择。
3.5 推行“人性化的医疗”实践
临床实践领域是“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重灾区，在这一领域应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根本手段是临床医学人性化，以实施“人性化的医疗”，这就涉及到临床医师的医学人文理念、医学人文能力与医学人文实践等。医师是医学人文的主要实践者，他们对医学人文的认知与实践不仅检验着高等医药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而且直接决定着医疗实践的人文结果。我国经过多年的医学人文宣传与呼吁，医学人文的诸多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医师们的重视，但医疗实践中的人文缺失还比较普遍，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实现医学人性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调查显示，在临床实践中所谓诊疗的人性化，医师们认可的有以下诸项，其顺序是：危重、临终患者心理社会支持与临终关怀(占15.5％)，合理选用高新技术(占15.4％)，减轻患者的疼痛和痛苦(占13.7％)，知情同意的规范应用(占12.8％)，病人出院后的后续服务(占12.1％)，晚期癌症病人优化治疗(占11.5％)，医疗差错的最佳处置(占10.7％)，ICU病人管理与技术的改进(占8.4％)，其他(占0.1％)[9]。这八个方面反映了患者对医疗的最大期盼，是当前医学人性化建设面临的主要课题。2013年在哈尔滨市举行了“医学人文如何走进临床”学术讨论会，会上由吴孟超等12位著名临床专家联合签署了《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这是我国医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倡议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再次重申医学的宗旨，它以人性化的目标和方向挑战了现时泛滥于医学界的“医学技术主义”思潮，表明了医学要忠实于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决心。医学的人性化体现在医疗实践的诸多层面，推行“人性化的医疗”实践是一项长期的建设过程。
治理“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是艰巨而复杂的医学任务，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人们还会不断提出新的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
4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对我国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的启示
对于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而言，“医学技术主义”思潮提供了对立面的参照系、新的视角与启示。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一是与“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相比，医学人文没有相应强大的原因；二是医学人文为什么没能有效地阻止“医学技术主义”思潮。这就增加了我们对当代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内在价值与意义的认识。
“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教训启示我们：一是加强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要紧密结合医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单纯地为医师职业精神而医师职业精神、为医学人文而医学人文，因为“医学技术主义”思潮的出现就是医学技术摆脱医学人文的结果，所以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二是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增加其时代内容。“医学技术主义”思潮就是不断变换其形态。基于此，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要立足于社会与医学发展，继承历史并吸收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精华，凝练出时代内容，通过适宜的教育方式使之内化为医师的优秀品质并外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把医师职业精神建设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