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改革开放成功的中国密码
惠建国a，刘冠军b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a.劳动经济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依然被恶意质疑，甚至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一场意外”。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是西方经济学在市场、体制、私有化等方面认知的意外，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方面认知的必然。中国改革开放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其奥秘就在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三位一体”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改革开放成功奥秘的中国密码。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则在于自我思想解放，在于其建立了优越的政治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潮流。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中国密码；中国共产党；公有制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恶意地称之为“人类行为的意外”[1]，并怀疑中国改革开放的可持续性。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真的是“一场意外”吗？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会视之为意外？中国改革开放背后有哪些特殊因素处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之外？积极面对和回应这类质疑，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寻找改革开放成功的中国密码，对下一步更加清晰和自信地推进改革开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对西方经济学认知上的这种“意外”及其根源进行剖析，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找到改革开放成功的必然性，揭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背后特有的现实逻辑和历史文化基因。
为修复基西米河，1999年实施了基西米河生态修复工程。该工程的目标是恢复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基西米河及河漫滩生态系统，具有与历史上相同的生态功能并能支持与历史上相当的动物群、植物类型和水流特征。
一、改革开放成功是西方经济学认知的“意外”
(一)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本质认知的不足
西方经济学的根本认知是私人财富增长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三种认知：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认知，即市场的认知；关于经济增长源动力的认知，即要素开发的认知，比如，资本、劳动、科技、知识等要素的认知；关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等的认知。在这三种认知中，关于市场的认知是其他认知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认知。但是，西方经济学在市场本质认知上存在重大不足。
市场本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属于运行机制的范畴。但是，随着市场交换范围越扩大，交易双方之间不再是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关系，市场交易表现为同一的货币与不同的货物之间的交换。市场交换范围越扩大，市场交换的货币表征就越明显，可以说，市场充分释放了货币或金钱的统治力量，后者反过来进一步放大了市场的作用。这种发展逻辑的结果便是，只有获得更多货币或金钱，各种要素(的所有者)才能够在市场上更加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资本家、劳动者、技术研发人员的市场目标莫不如是。以至于无论何种流派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越来越倾向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统一体，而充斥其中的便是货币关系或金钱关系。因此，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内的人们普遍沉迷于无限扩张的市场和金钱关系。在这种观念下，市场溶解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抹平了所有个性和文化的区别，也使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忘记了市场的机制本质以及真实市场的运作方式[2]。这样一来，经济领域的和非经济领域的问题，完全都交给了经济学家来解决，经济学家又统统交给了自己信奉的市场来解决。
在节能环保领域：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环境评价和净化工程技术为核心，围绕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技术、工业“三废”综合治理技术、工/农业土壤修复与改良、工业过程环保技术、工业净化与节能环保材料等方向，积极拓展，联合开发，建设“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中心”。
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已经被作为“天然存在”的概念，很少有经济学家讨论其本质。市场本质的这种认知不足，带来的便是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不足，以及结论和政策建议上的缺憾。
(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认知的不足
第二种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的渐进式改革。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制度学派等所主张的市场是建立在信息完全、资本市场完全、竞争完全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却是不存在这种条件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休克式疗法不可取。向资本主义过渡，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重大的[5]。此外，诺顿、青木昌彦等也坚持认为渐进式改革更可取[6]。
这本书的另一个最不容错过的细节，就是最后几页的“找一找”。作者将书中出现的所有昆虫的名字都对照着画面一一标注在纸上，让我们可以边读故事边去查找那些自己平时虽然见过、却叫不上名字的昆虫。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边看绘本，边在书末的大拉页中寻找那些自己不认识的动植物名字：喜欢在竹竿上筑巢的虎斑泥壶蜂、趴在便便上吸取“钠”的台湾琉璃小灰蝶、爱在花丛中穿梭的大卫细化金龟、拥有特殊气味的“驱虫大师”香樟树……一共100多种动植物，让你全然置身于昆虫世界，其乐无穷，给我阅读中平添了许多乐趣。
根据市场均衡理论及其研究的需要，新古典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经济问题数学化，在数理公式中寻找发展规律。新剑桥学派甚至认为，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它们的发展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就是说，经济现象很难函数化，更不可能用一个函数“一统天下”，经济学研究应该从过去的“均衡概念”转向“历史概念”。遗憾的是，这种转变似乎一直都没有到来，反而倒退。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萨缪尔森等一直都在积极努力地寻找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将经济学纳入到了近似自然科学的公理化体系中，看似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化”，却忽视了公式外的其他方面，包括研究的历史感和制度要素。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缺乏历史性和制度性。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存在朦胧的制度轮廓，但缺少历史性、概念性的工具来辨别和判定一个事物；虽然人们都意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包括很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内，但都没有足够的、可见的工具来辨别和区分各种制度，更不用说评价这种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影响[3]。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问题，但它把企业制度视为“市场关系以其他方式的延续”[4]。如此一来，市场不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相反，社会的所有制度都被视为市场(的一个环节或补充)。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市场是非常奇怪的，更不是历史的和制度的，进一步讲，资本主义市场就被视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甚至被称作人类历史的终结。根本原因就在于所有分析的起点都不是历史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制度，而是“契约(人)”或者理性人，自然而然地处在积累、增长之中，而不依赖于历史条件、社会关系。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的制度在内涵和范畴上更加接近于经济体制。
混淆制度与体制、私有化与市场化、手段与目的等概念关系，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缺陷。虽然西方经济学强调了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和积极的调节作用，但是忽略了市场的本质，仅将市场视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种资源调节的手段。正是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家才在某种程度上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虽然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确实存在交叉和重叠，但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因为市场化强调的是物品流通规则，而私有化强调的是物品占有问题。因此，私有化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市场化；同时，市场化也并不意味着私有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不能等同，私有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坚持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坚持认为后进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并向全世界推销这种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转型方案，这显然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
(三)西方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转型方案
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西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迅速涌入，中国从过去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全面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没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和蓝图，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此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家依据其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理论和政府宏观调控理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提供了两种方案，即自由主义的“休克式疗法”和凯恩斯主义的渐进式改革法。
1.将计划、市场与社会制度剥离开来
自从亚当·斯密提出了“无形之手”的自由市场理论以来，相当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都视之为金科玉律，认为通过价格、竞争等市场无形之手可以优化资源的配置，将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到经济效率最高、私有利润率最高的领域；完全竞争市场是一切成就的根源，一切不完美或有缺憾的问题都归结为市场的不完善和不自由。新古典经济学家随之提出了市场均衡的概念，并以此来批评凯恩斯经济学针对市场弊端提出的政府宏观调控理论，并反对凯恩斯经济学倡导的国家干预。
八只节足，交替前行，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不断发出金石相击声，火星四溅。听着那声音越来越近，青辰的心脏几乎蹦出来，暗骂老天亡我：自己藏身的巨石，就处在蜘蛛精的前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但是，怎么推进依然是个需要探索的命题。于是，国内学者纷纷建言献策，比如，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刘国光的“双模式转换”、董辅礽的“八宝饭”经济观、厉以宁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股份制改革，等等。应该说，学者们的研究观点都有其积极意义，从政策上有力地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革新，但依然只是停留在市场化层面。
虽然国内外各派的观点和主张不尽相同，一方主张渐进式改革，另一方主张激进式改革，并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是，他们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等的认识上是相同的，即，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又有些人混淆了中国改革与东欧改革的根本不同，更没有看到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自我否定和推翻。同时，各学派停留在市场化、数理公式层面，却没有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视域下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环境[7]。
(四)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的认知领域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私有化及其相关领域，没有准确看到市场作为一种机制性手段的本质，而且，将私有化与市场化等同，看不清市场与制度的关系。与此同时，虽然研究了政府宏观政策及其运行机制，却没有深入研究政府本身的性质和作用。因此，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成绩给西方经济学带来的解释困惑一样，一旦超出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认知和领域，他们关于所有问题的解释力就陡然下降。
在此认识的前提下，邓小平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认为市场、市场经济和计划、计划经济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市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可以利用市场、市场经济；而计划、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也包含着计划、计划经济的因素。他明确地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在将计划、市场与社会制度剥离开来之同时，如何处理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便现实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在中国大地孕育发展出来。在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计划手段逐渐从直接的行政干预演化为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计划主导让位于市场决定，计划经济体制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15]，计划经济逐渐淡出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并日益成熟，市场越来越成为资源配置中的决定力量。
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视域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成功确实是“一场意外”，但也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及其研究的“意外”。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分析，将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成功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
二、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不是“意外”而是必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改革开放就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切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要研究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成功的原因，就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持遵循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基本逻辑。同时，应当看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要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批判性地学习和吸收其有益成分，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具有历史的自然性。
(一)中国改革开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逻辑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国家就兴旺；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国家就衰退。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成功的机理，就不能仅把视野限制在1978年到2018年这40年里，还需要放宽到更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考察，验证其遵循历史发展潮流与否。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却成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转折点。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倡导改革和发展，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开放学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先后发生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改革和开放的种子在近代历史中已经种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彻底站了起来，面对的任务就是要富起来和强起来。面对新的任务，在积极学习苏联等国外先进的理论、模式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三大改造，大力发展教育、科技、重工业，积极探索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等。这些都为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人自近代以来一直都怀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积极倡导学习先进文明成果、革新自强，而这种内在的驱动力只要得到了恰当的时机、坚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牵引者，它就会带来历史性的重大变革[8]。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最有力的领导者和最合适的牵引者。
4.1.1 研究范式日趋规范成熟 范式是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关键词的科学使用就是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内容[19]。由图7不难看出，2008-2017年期间，我国群众体育研究学者的关键词使用日趋规范成熟，例如现状、对策、发展、体育等这一类泛化意义关键词的使用明显减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群众体育研究的大量投入，对于我国群众体育整体研究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二)坚持生产力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第一要务
劳动、资本、科技等是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尤其是科学技术，被称为第一生产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是从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承接国外加工制造业开始的，充分结合了中国的人口众多、市场前景广阔等资源禀赋结构的优势，使劳动、资本、科技等生产力要素有机结合，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
1.增加和保障劳动供给，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
中国最为突出的优势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虽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但中国大陆人口在2011年到2016年的时间里增加了3 565万人，相当于新增1个加拿大或1.5个澳大利亚的人口，市场潜力巨大，为市场换技术提供了第一个天然条件。中国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大大延缓了资本边际收益的递减速度。
1.由州局兽医科和州动物卫生监督所抽调执法人员组成专项整治小组，各县市畜牧兽医局对辖区内的产地检疫申报点、生猪规模养殖场、散养户、牲畜交易市场、生猪定点屠宰厂进行监督检查。
在交流的方法方面，教师也要给学生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科学的世界里经常要用数字说话，而用数字说话也可以结合一些图表模型等等。那么，在探究过程以及展示结果时，教师可以给他们更多创新的空间，让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借助电脑等工具把探究的结果精彩地展示出来。这本身就是给学生创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科学探索的氛围，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种训练。
就劳动人口而言，虽然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但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而且劳动力品质较高，比如，在1989年，中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26年，1999年为7.19年，2009年为8.5年。根据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当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人民勤劳朴实，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劳动者良好的综合素质为全球制造业在中国的“开花结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和配置而言，在打破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隔离后，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实现了资源的再配置。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9]，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10]。虽然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十五”时期的均值13.1%，先后下降到“十一五”时期的3.4%和“十二五”时期的2.2%[11]，整体呈现降低趋势，但是，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正在补足这一“缺口”。
2.招商引资，用市场换技术
2.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主张市场换技术，通过招商引资、合办工厂等方式，不断地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并积极主动加强创新，从而实现了技术进步从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体现技术进步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总体上要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如图1所示)，而根据调整后的索洛余值，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虽然依然低于发达国家的60%，但也已经超过了50%，接近发达国家的程度。
图1 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比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也十分注重劳动、资本、科技等生产力要素的开发、使用，并使这些要素高效能发挥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生产力整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政府主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正确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
纵观各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经济发展轨迹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是大致相同的，包括物质资本、货币、人力资本、技术等，只是它们的表现方式或组合方式是不同的[12]。它们的生产作用、组合效果及其整体生产效率往往会因为对市场和计划手段的理解，以及生产关系安排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拿到经济活动、生产力发展之外[13]。
这几年村子的外观变化比较大。由于政府没有统一规划，村民们根据各自需要，改成了清一色的现代平房或者楼房。比如，像花石头这个地方，现在村民住的地方，已经像一个集镇，到处是新盖的房子，每家差不多都写着接待游客的标识。这个村子，原来的位置不在这里，在距离一公里的山洼里。他们的房子，也是传统的土坯瓦房。就因为旅游，他们全都搬到了公路边，原来的老房子就荒废了。
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思想意识的改革开放，不再将市场和计划视为对立，也没有简单地照搬照抄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而是全面理解并深刻把握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经过市场的不断开拓及产品的不断研发，如今FA16-T设备已在民航空管行业广泛应用。该产品成熟稳定，可靠性、实时性高，在专用综合业务传输市场占有了极大的份额。在近期的民航通讯网项目中，中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均采用了FA16-T设备，其功能与稳定性受到了一致好评。
第一种方法是自由主义倡导的“休克式疗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应该采取“休克式疗法”，把过去的一切全部推倒、一切重来，实现彻底的市场化：国有经济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具体操作可以依据盛极一时的“华盛顿共识”。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便是如此，彻底私有化，倒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怀抱。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模式下，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而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探索过程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邓小平看来，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首先要解决的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问题，在意识形态上日渐固化的认知问题。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计划、市场与社会制度剥离开来，必须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思维逻辑的框架，不仅将市场、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也将计划、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仅仅视为方法或手段，不再成为判断社会主主义本质属性的标尺。
中国改革开放目的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通过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引入市场竞争手段以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场伟大变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和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逻辑相结合的发展规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认知领域。
中国通过承接转移产业、加工制作等，不断吸引外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的数据，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幅年均超过10%，现已经是世界招商引资第一大国。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总体上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保持货币供过于求，较好地满足了投资需求。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宽松的货币政策，顺利解决了资本问题。
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都属于体制范畴，前者是由政府来主导，后者是由市场来主导，二者统一于经济增长这一目标。因此，不论是片面强调计划而否定市场，还是片面强调市场而否定计划，都是不正确的。但是，政府及其计划的有形之手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而市场调节也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调控。不难发现，政府代表了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的认知和对待市场的态度。
与西方国家坚持市场是一切行为和成绩前提的观念和做法不同，中国坚持宏观规划指导、微观先试点再推广的思路。在农村，从分拆生产队为生产小组，到安徽凤阳1978年的家庭承包尝试，再到最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的推广，从承包期为1—3年，到1985年开始的15年，而后1994年开始的30年，再到2017年再延长30年承包期限，稳定了三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先后经历了利润留成、承包责任制、现代企业制度、混合所有制四个阶段，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3]。同时，不断放宽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等发展的限制，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既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也保证了政府足够的收入和能力以维持部分重点支持的行业和企业，实现了经济活力与经济稳定的双重目标。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涉及计划的有形之手，也涉及市场无形之手，不是偏废其一而是同时兼顾。
(四)逐步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面之一，经过了大致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主题又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的主题是“引进来”，中国此时的对外开放内容主要是吸引外资到沿海特区投资办厂，这些企业主要从事的是来料加工、出口替代等；第二个阶段的主题是“引进来”+“要吸收”，从沿海合作深入到沿江，内外资企业合作办厂，从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全方位合作；第三个阶段的主题是“引进来”+“走出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第四个阶段的主题是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体系，除了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对外经济活动，中国还倡导和成立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国际影响力的合作组织，发起“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正在推进的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贸易战略布局，全方位、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中。
在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与各个地区和国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享全球化的发展成果。这进一步坚定了其他国家对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信念。
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和平崛起，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的观点，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由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法律、教育、科学、宗教、艺术、道德和生态等9个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有机构成，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从而单独构成一个系统。与西方社会系统相同的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挤占了其他系统的大部分空间；与西方社会经济系统主导政治系统、资本主导政府不同的是，中国的情况是政治系统主导了经济系统，政府独立于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而且，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可以向外输出各类危机，中国却没有输出，更多的是用庞大的地理和经济空间、高速增长稀释了所遇到的各种危机，将危机传输到其他系统中进行稀释，并逐步将包括子系统和总系统在内的系统性风险和危机降到最低。因此，在与自身发展与对外关系方面，中国能够自我化解内在风险，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和合作共赢，中国的经验是不能够被其他经济体所理解和采用的，也很难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找到答案。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的阅读教学的原则需理论连接实际，以课内为主，课外为辅，而不是单纯地囫囵吞枣，不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机械学习。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
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生产关系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实现二者有机互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推动和实现二者有机互动的根本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中国特色“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缺一不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是各个国家共同面对的课题，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有机结合的根本前提，是改革开放创造奇迹的中国密码。
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卓越，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是一个勇于担责、自我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党，在于其建立的优越的政治制度，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因此，要考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奇迹，就要“回到事物自身去”[17]，对中国的独特情况寻根问底，从思想、政治、经济、目标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执哲学。
(一)中国共产党主动解放思想并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
一切胜利并不是所谓财富的胜利，都不过是思想的胜利，同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胜利。1977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要求。中国随之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念。这也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和拨乱反正任务的结束。
思想解放推动了实践的发展，新的实践、新的征程又产生了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断总结、反思，不断提炼和形成新阶段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形成的第一个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变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1992年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点明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中国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多余的点缀[18]，同时，针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门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深入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保障。进入21世纪，在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等新局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2017年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已经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并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明确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一步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释放坚持和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并突出强调中国改革开放要加强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
a.The activity of pouring and offering tea politely is a necessary.
(二)中国共产党设计并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体的经济绩效。而政府也并不是不受约束，其行为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优越也决定了该国政府及其行为对经济发展效果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具有优越性，需要通过对比来体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选票”制度，他们表面上是通过全民公投实现竞选，实际上，是相关利益集团、大企业、大财阀、大资本为了维护和增加自身利益而耗费全国纳税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以兑现竞选任期内的5个月、1年或几年的短期目标，而且不对后继者和国家长远发展的任务负责，不具长远性。他们关心的不是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仅仅是自身产品的市场销售的价格和生产的成本，即自身的收益情况[13]。所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红利更多地是被这些财阀收入囊中，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就不难理解。
中国实行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民主集中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科学性、连续性、稳定性，将5年、10年和100年等短、中、长期目标有机结合，在长远战略规划指导下实现短、中期发展目标。这是西方政治制度所不可理解和超越的，也就不可能被那些西方经济学者纳入分析框架中，他们自然找不到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基因。
从图9可以看出,随着耦合间距的增大,对应透射谱线最低点的数值分别为0.014,0.035,0.107,0.113。同时可以看出,与仿真曲线相比,在谱线平坦部分,有微小幅度的纹波抖动,主要是由于测试过程中,测试系统的不稳定以及光在波导端面、光栅和光纤间、光栅之间反射形成的Fabry-Perot模式所致[22]。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基因，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19]。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中国优越的政治制度，是由中国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受到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要科学而深入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就需要从中国独特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中寻找其内在的基因。
(三)政治制度的现实基础：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剧变和西方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中国在积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公有制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有制资产为288.99万亿元，占社会总资产的56%；在三次产业总经营性资产中，公有制经营性资产占53%(其规模是258.39万亿元，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规模为487.53万亿元)[20]。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公有制经济依然占据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改革开放持续走向全面和深入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而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的首要原因则是思想的不断解放，能够不断地加快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与时俱进的、有中国特色的指导理论和思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保证了政治制度的严肃性和活泼性。经济发展规律往往具有恒定特征，往往与历史上短暂并可变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相对立[21]，所以，积极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调整和完善政治体制、经济管理机制，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
(四)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目标
中国古代就有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将百姓比作水，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代这种朴素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是出于稳定政权需要提出的，这里的本是政权稳固之本。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维护和增加人民利益视为稳定政权、发展生产力的保障，而且把保障和增加人民利益视为稳定政权、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从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到“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9]。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及其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各级人民政府不是某个或某几个群体的利益代表，而是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及各级人民政府自然也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五)中国共产党批判性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养分
当代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流派在研究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把政治制度视为要素投入，用政府支出、市场不同类型企业的数量及其竞争程度等来衡量。不可否认，这种相对静态的分析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们却脱离或忽视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即，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逻辑和轨迹问题，因此，他们要么离开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来谈历史发展某一阶段的特殊性，单独讨论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特殊性；要么机械地把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特殊性一般化。这两种状况下，对特定政治制度的任何一种考察和研究都不可能做到深入和科学，用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逻辑来考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是，中央集权下“大一统”的政治组织形式不仅没有弱化和被消灭，反而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随着中华民族开始熟悉、适应和习惯这种组织方式、生活方式，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便已经深深植入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不是简简单单的几次野蛮文明冲击就可以撼动的。中央政府集中和全面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谈到跳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发展怪圈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够做到和做好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必须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二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障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积极参政，既坚持集中统一领导，保障政权的稳定性，又充分发扬民主，保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集中制实现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构成部分。“大一统”下的中国在接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傲视群雄，说明这种传统而又先进的政治组织形式有着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全面和集中统一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内在发展逻辑的结果和必然。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文化中，“家”的观念深入百姓之心，并以此拓展到“天下”的思想，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层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人民愿意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和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积极参与和奉献，“修身、齐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就是最好的写照。中国人民的勤劳朴实、天下为公的品质，是新中国实行世界上最广泛民主的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借鉴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不断巩固经济基础，更加科学、深入地调整和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充分发挥制度和文化优势，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已经让时间停顿[22]。
四、结论
世人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为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其他国家所不曾取得的成绩。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各学派都有各学派的说法，但是，都没有得出准确的解释。可能的原因是受制于自身理论框架的限制，各学派不曾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市场本质、市场经济及其理论，包括其发展的源头，更不曾充分而有效地对比中外发展机制的不同，以至于研究了政府政策，却忽略了对执政党的研究。因此，他们也就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而看到改革开放的本质，找不到改革开放成功的中国密码。
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革新和完善，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既既要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保证宏观稳定的前提下充分理解和发挥市场与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作用，以释放微观活力，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与“引进来”、“走出去”有效结合。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批判性地学习和借鉴先验理论、模式，做到这一切的根本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归纳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即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促进二者和谐前行的“三位一体”模式，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中国密码。
他没有得到掌声，甚至反倒对自己一贯在辛娜的面前率先达到终点习以为常了，他再次回到了短跑选手的行列，但他毕竟少了曾经的羞愧或者懊恼。他开始坚信琴瑟和鸣的重要了。不过，在他明白了辛娜选择沙发或许和提升质量有关后，心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辛娜端正了脸色和姿势，她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每一次的尾随跟进总是在你刚提速的时候比赛就结束了，你能怎么样？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并取得巨大成就，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首先实现了自我的思想解放，继而充分发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主动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变革，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国民经济持久快速的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不断加强，中国改革开放将会更加全面、深入和稳健。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取得的巨大成绩绝不是“一场意外”，如果是，那也只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的“一场意外”，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意外”，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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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Code for Suc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HUI Jianguo，LIU Guanju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
Abstract： Forty years witn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strateg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reates miracles in the course of human’s development，however，it is questioned maliciously and even worse，treated as “an accident” of development by some western economists. Careful analysis proves that it is beyond expectation for western economics in the knowledge of market，system and privatization and other aspects，but a necessity for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i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The path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 right and successful way. The key of the success lies in the “trinity” model that cover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productive relations，of whic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code for the miracle. And the success of the CPC leadership rests on the liberation of the mind and the superior politic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party，on continuing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on committing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and on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China’s development.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s code；CPC;the public economy；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western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 F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19) 03-0003-11
DOI：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9-03-14
基金项目： 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马克思‘科技-社会’思想及其发展研究”(中宣干〔2016〕133号)
作者简介： 惠建国(1982—)，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冠军(1963—)，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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