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尔塔论文,远东论文,协议论文,中心论文,傅秉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傅秉常是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苏大使，从1943年到1949年初，他常驻莫斯科。这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时期，也是二战的最后阶段。在此期间，有两个重要议题正在酝酿之中：一是同盟国反对轴心国战争的最终成果，尤其是对日本采取什么战略的问题；二是联盟间的关系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傅的任命不是巧合，蒋介石在考虑大使人选时，就想找一个高级别外交代表去莫斯科，这个人不仅要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而且能增强中苏之间的相互理解。①傅是经验丰富的职业政治家，而且过去还与苏联政府官员打过交道，因而是合适的人选。另外，他也有合适的“革命”信任状。傅是孙中山的忠诚支持者，早期曾为孙的秘书，也是以孙科为首的政治太子党的主要成员。②1938年他曾陪同孙科对莫斯科进行了成功的访问，获得了对中国至关重要的苏联援助，对中国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③1928年到1941年，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41年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2年12月被任命为驻苏大使。
本文所用材料主要来自傅秉常的日记等个人记录，分析的重点则集中于傅在雅尔塔协议达成前后的作用及其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雅尔塔协议是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5年2月达成的秘密协议，作为苏联允诺参加对日作战的回报，美国和英国将一些在中国的特权许诺给苏联。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是，中国官员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这份秘密协议？他们又是怎样获悉的？这对于日后中国在中苏条约谈判中的策略运用有重要的影响。再者，美国的态度又如何？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苏联的利益，这将决定蒋介石考虑对苏政策时让步的限度，以换取苏联对他的支持，而不仅仅依靠美国。④这些都与傅秉常的工作有关。因此，本文将在大国政治和中国国内政治的框架之下，叙述苏联和盟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后对中国的意图，并且试图阐明傅秉常在其中的作用，由此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驻外使团的作用——长期以来该领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
傅秉常在莫斯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搜集情报并汇报给重庆外交部。抗战时期，蒋介石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以使苏联介入对日战争，并维护中国边境省份的军事安全。同时，蒋也必须充分了解苏联的意图以及苏联对重庆和战争的看法。⑤傅秉常严格遵循了蒋的指示，他告诉其部下：“我们的职责就是观察苏联的外交方针、对外政治倾向和社会动态，然后制定真实可靠的报告，以便祖国能使用这些报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决议的基准。”他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报告有任何错误，那影响就太大了。”⑥
傅秉常的情报有多处来源，诸如驻苏武官领导下的调查人员，通过拜会访苏外国官员而获取等等。他和众多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他还通过收听来自各国的国际广播，筛选苏联和盟国的报刊而获取必要的情报，因为他认为，这其中的“每个词、每个字母都有可能暗含着斯大林的态度。”⑦傅秉常的职责之一，就是了解莫斯科发生的重要事件以及莫斯科作出的有关苏联政府、盟国内部关系或是有关远东的重要决定，并定期向国民政府汇报，其中大部分情报直接呈送蒋介石和宋子文。傅秉常还在莫斯科定期会见一些外交同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大使。据他的日记记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正式会见美国大使39次，英国大使27次，这还不包括那些非正式聚会。⑧通过这些会见，他也可以得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在莫斯科的工作及其所获得的信息，傅秉常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着眼点在于确保中国有适当的军事实力，牵制尽量多的日本军队，以减轻盟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压力，⑨同时使中国在战后成为经济政治稳定的大国，以填补日本战败后留下的空缺。⑩不过，因为美国的决策者强调苏俄参战对盟军的重要性，担心在东亚极不稳定的形势下，美苏在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或者战后对中国的安排上出现矛盾，因此，罗斯福认为在远东保持美苏合作是至关重要的。(11)这引起了傅秉常的注意，他担心苏俄正在窥探其失去的帝国利益，因此会以加入对日作战为名而要求丰厚的回报，并曾向美英官员表达了这种担心。(12)正因为如此，傅秉常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同盟国不会给重庆任何被认为对莫斯科不利的支持，因此他提醒蒋介石：“对德作战的胜利取决于苏联红军，因此，英美一定会依靠苏联。为我们的胜利和将来着想，我们需要盟友的支持和帮助。俄国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和苏联反目，英美也许会同情我们但决不会和苏联决裂，再者，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情我们的。”(13)傅秉常对蒋介石的提醒是有道理的，即并不是所有的盟友都会站在重庆这边。从1943年秋到1944年中期，在中国的西北省份新疆就一直麻烦不断。1944年4月(傅秉常提醒蒋介石前的两个多月)，蒋介石曾致电罗斯福告知在新疆发生的事件，但后者回答道：“我想你知道所有危害联合作战的行动和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建议最近发生的事件先搁置起来……”(14)蒋介石实际上低估了美国与苏联在战时合作的决心，而在与驻苏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大使交流的过程中，傅秉常已经意识到美国对美苏合作的重视程度，而且，大部分美国官员也不理解为什么重庆急于激怒莫斯科。(15)
影响中苏关系的另外一个因素，即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敌对状态，也为美国所关注。1945年2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美国一直向中国强调加强中苏关系的重要性，总统也认为，如果重庆方面能和共产党合作的话，中苏关系将会大大加强。(16)美国国务院中国处也认为：“美国最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分裂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为赢得胜利所作出的努力，阻碍了有效的。”(17)正因为如此，1944年春天，美国派了一个小型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同毛泽东主席商讨国共军事合作事宜。6月，美国军事观察团到达延安。8月间，美国特使赫尔利在去重庆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希望通过与苏联高级领导人的会谈，以观察苏联对中国的态度。(18)
当赫尔利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时，孔祥熙致电傅秉常，请他在莫斯科招待赫尔利。傅当然照办。在8月31日他与赫尔利谈话时，赫尔利与他探讨了中苏关系问题。傅秉常承认中苏关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局部范围内，不会妨碍中国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赫尔利同意傅的观点。赫尔利告诉傅，在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谈话中，莫洛托夫曾透露，苏联愿意支持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强大中国的出现，但是认为中国的情况最近好像不太好。傅将此次谈话的内容向重庆方面作了详尽的汇报，并对国共继续合作满怀希望，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对中国来说真是个好消息。”(19)
当赫尔利在11月7日到延安时，带来了解决延安和重庆之间僵局的提议，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作为同盟国抗击日本行动的一部分。毛泽东接受了赫尔利的计划，并和赫尔利草拟和签署了方案。然而，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同意修正他与毛泽东签署的重要提议。毛泽东得知后非常生气，声明将不会再作任何让步。(20)1945年早春，国共关系愈加恶化，政治解决方案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中国共产党要求召开所有党派参加的会议，讨论有关中国统一的过渡时期军事政治计划。但是，蒋介石却提出11月召开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并且强调共产党应废除自己的独立政府和军队。(21)至此，国共关系形成僵局，傅秉常的国共和解希望也破灭了。
以上这些情况，构成了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苏讨论远东和中国问题时的若干背景因素。
在1945年2月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是个重要角色。他对于东亚问题的考虑是，防止日本以后再损害苏联的利益，并阻止中美联盟的形成。鉴于历史上重庆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的中苏冲突，中美联盟可能会使中苏边界出现美国的军事基地，(22)这将直接威胁苏联的利益，并使美国得益。斯大林知道，华盛顿始终都在支持国民党，并且感觉到盟国对苏联参战及进入满洲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担心。(23)由于希望避免苏联进入满洲后与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冲突，因此斯大林意图在此之前与各有关方面达成协议，并在中国保持国共两党共存的局面，而苏联参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是美国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的主要思想并指导了其行动方向。
雅尔塔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讨论，虽然不为中国所知，但是和蒋介石亦不无某种渊源。1943年蒋介石给傅秉常的指示表明，为了获得苏联的支持，蒋其实很乐意和苏联结盟。(24)1943年11月，傅秉常致函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称，蒋介石已授权他转告斯大林，如果苏联决定加入对日作战，中国随时准备和苏联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盟。(25)西方学者也注意到，雅尔塔秘密协议与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罗斯福要求蒋和中共谈判，而蒋则要求罗斯福担保苏联不会干涉他和中共的关系，并且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26)因此，尽管雅尔塔协议是美苏秘密达成的，但是早在1943年，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对此有所考虑。
1944年下半年，因为日军的“一号作战”行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形势危机重重。蒋介石迫切期望得到外部世界的援助，希望美国调解中苏的紧张关系，以使苏联援助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延安的共产党。(27)6月1日，傅秉常致电重庆称，在莫斯科的美国代表要求中国改进同苏联的关系，显然，美国方面已经在为中苏对话预留空间。(28)因此，蒋介石决定和斯大林进行政治谈判，限制可能进入满洲的苏军行动以及使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共。(29)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通过了增进中苏关系的决议，傅秉常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在当选的222名中央执行委员中位列第71名。以傅秉常的理解，这表明蒋介石对改变中苏关系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他在莫斯科工作的肯定。他写道：“这表明国家正在关注苏联，因而给了我特别优待。”“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同苏联的关系，对我也格外的好。每个人都受到嘉奖。”(30)
对于蒋介石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阻止苏联军队以击败日本为名接管满洲，(31)而最好的办法是在中苏谈判之前让苏美英承认中国的基本主权和领土要求。(32)傅秉常在上任之初，就在莫斯科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反复强调了这些，并且向重庆报告了美国和苏联态度的有关信息。(33)进入1945年后，苏联参战的形势渐趋明朗，蒋介石明白，如果苏联军队进入满洲后选择同共产党合作，他将一无所获，因此，保持与克里姆林宫的友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再者，蒋介石承认中国的军事力量太弱，不能单独抗击日本，因而他需要苏联的援助，并且相信斯大林会对中共施加影响。(34)此外，从莫斯科传来的情报表明，华盛顿方面会继续保持同克里姆林宫的合作关系，而且不会因为中国而得罪莫斯科。这些都是解读蒋介石对雅尔塔协议态度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就战时和战后远东问题达成的协议，对国民党政府是保密的，虽然其内容后来已经陆续透露给中国官员，但是，直到1945年6月中苏友好条约谈判开始前，蒋介石一直没有得到雅尔塔协议的完整文本，从而也不知道其全部内容。在雅尔塔协议中，美英苏三国同意：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同时保证：1.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应该得到认可；2.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俄国的远东权利应该得到恢复，其中包括(a)库页岛及其临近的所有岛屿归还苏联；(b)大连港国际化，旅顺港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c)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管理运营；3.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应该得到保证。同时，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并且帮助中国驱逐日本。(35)那么，这个事关远东战争进程尤其是中国国家主权和中苏关系的秘密协议是何时、又是怎样被中国知晓的呢？
对于中国是否知晓以及如何知晓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存在，从20世纪70年代的梁敬錞(Liang，Chin-tung)和艾米利·杨(Emily Yaung)，到最近的高龙江(John Garver)、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和刘晓原，学者们都没有定论。(36)早期的研究没有提到过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但是承认雅尔塔会议后有“传言”称，在美的中国官员非常关心苏联是否会对日宣战及其可能提出的附加条件。现在的学者认为，从前的研究者无意识地制造了“谜团”。据此，前人认为蒋介石根本不知道雅尔塔会议上关于中国的任何事情；现在则普遍认为，1945年2月傅秉常已经向蒋介石报告了关于雅尔塔协议的比较翔实而且确切的信息。(37)例如，文安立认为，“傅秉常大使已从与苏联官员的谈话中猜测协议的概要”。(38)刘晓原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已经提前从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那里知道了协议里苏联想恢复在满洲霸权的内容。”(39)尽管现在的学者认为蒋介石从傅秉常那里得知了关于雅尔塔协议的信息，但是傅秉常究竟知道多少协议的内容及其情报的来源，还有在中苏会谈前的国民党中央会议究竟讨论了哪些傅所提供的信息，至今都不为人所知。傅秉常虽然向政府报告了有关雅尔塔协议的信息，但是他并不知道协议中有关中国的全部秘密内容，他是从与驻苏英国大使克拉克和美国大使哈里曼的谈话等零散信息中整理得到了有关信息的。
傅秉常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及雅尔塔会议是在1945年1月底。当时，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戴纳·威尔格瑞斯(Dana L.Wilgress)在一次非正式午宴中告诉傅秉常，两周内美英苏三国将在苏联边界附近召开会议。其后，傅秉常注意到苏联媒体态度的变化，认为这预示着苏联军队正在为对日宣战做准备。例如，《红星报》发表了介绍日本国内情况的文章，详细披露了日本人民的苦难、他们是如何痛恨东条英机以及他们将要面对的痛苦未来。《经济日报》的文章则强调苏联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日本。傅秉常认为：“这是重要而且不能被轻视的信息，重复发表这些类似的文章，有可能是苏联为将来进攻日本做准备。”雅尔塔会议结束时，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于2月11日签署了有关协议。但两天后苏联报纸发布这一协议时，却掩去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随后，傅秉常和出席会议的新任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有简短的会见，但斯氏并未向其提及有关秘密协议，傅的日记中也没有相关记载。(40)
傅秉常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了解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是在2月14日。当天下午4点，美国大使哈里曼邀请傅到美国大使馆会谈，并向他出示了雅尔塔协议，但是仍然没有关于中国的秘密协议。傅秉常对他了解的情况，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重点标记。当傅秉常询问会议是否讨论到远东问题时，哈里曼说没有讨论，很显然斯大林已经给哈里曼施压，要求他在苏联没有打败德国前，不得讨论苏联对日宣战的问题。最后，傅秉常希望知道雅尔塔会议是否讨论过中国问题。哈里曼回答说，中国问题不是会议的议程，但他又私下告诉傅，斯大林和罗斯福确实讨论过中国的一些问题。哈里曼说，因为出席了会议，我也许能告诉你一些大概的情况。据哈里曼说：值得重视的是，斯大林首先表达了他对蒋委员长的关注，并说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在他看来，中国要变得强大必须增加它的工业出口和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甚至希望罗斯福帮助中国变成超级大国之一。在一系列会谈中，斯大林没有表现出嫉妒和敌视，这让哈里曼本人和罗斯福都非常感动。斯大林还说，他很关注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而且非常满意在国民党六大后重组的国民政府，但是，国民党中思想开明的人很少，他们应该得到提拔重用，希望蒋委员长能够继续这种改变。斯大林认为，中国必须统一，这也就意味着国共两党将来应该合作。(41)
从这次会谈的纪录可以得知，傅秉常向哈里曼详细询问了雅尔塔会议有关中国问题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未表明傅已经了解到秘密协议的存在。回到使馆后，傅从这些信息中总结了以下三点：第一，主要盟国无意与中国组织四国临时组织；第二，斯大林没有明确表示他会对日宣战；第三，虽然斯大林宣称很关注宋子文和蒋委员长，并表示希望看见一个强大的中国，但是他还是希望在政治上与中共结盟。傅秉常此时很清楚，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态度很满意，三国的合作愉快，但他或许没想到，还有些三国合作是他本应想到却没有想到的。(42)
2月20日，傅秉常在会见英国大使克拉克时，又有机会就雅尔塔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总体而言，克拉克对此次会议比较满意，他告诉傅，他和其他与会成员比较钦佩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一改往日因为红军胜利而傲慢自大的态度，在绝大多数时候耐心倾听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意见，并表明他同意哪些意见，还有哪些意见需要修改。斯大林在有些问题上讨价还价，但在有些问题上也作了妥协。在会议结束时，因为斯大林的真诚态度和其良好的团队精神，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他们可以和斯大林结盟，而且他们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具体到中国问题，克拉克说，在正式会议期间没有讨论中国问题，但是从他出席会议得到的印象，苏联的政策是帮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以便使中国有能力参加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而且这已在会议上明确得到三国领袖的一致同意。傅秉常对克拉克讲话的主要内容纪录如下：(1)克拉克深信苏联不可能放弃他们在东北的发言权，并且一旦打败德国将对日宣战。(43)(2)美国军队将直接攻击日本并且占领台湾，这是迅速、提前击败日本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3)美国大使赫尔利同斯大林会见后深信，东方的战争会受到同样的关注。毫无疑问，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后盟军将全力进攻日本。(4)赫尔利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是积极的情况，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赫尔利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对中国持悲观态度。(5)克拉克说他真诚地希望中国统一。他认为周恩来是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且蒋介石也很欣赏他，认为孔祥熙是保守派，而宋子文是很有能力的人物。(44)(6)克拉克估计
欧洲战争可能在7月到8月之间就会结束。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傅秉常随即向蒋介石和宋子文汇报了其要点。在傅秉常看来，克拉克的话再次印证了他与哈里曼谈话时了解到的雅尔塔会议的有关情况。斯大林相当成功地处理了同罗斯福、丘吉尔的关系，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克拉克关于斯大林将维持苏联在远东的“发言权”作为对日宣战的条件，似乎暗示傅秉常，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苏之间曾就中国问题进行过讨价还价。但是尽管如此，傅秉常还是不知道那个关乎中国利益的秘密协议。傅秉常从与哈里曼、克拉克的谈话中已经得到了关于雅尔塔协议的具体信息，甚至得到了协议的影印本，但是有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议，他仅能从同这两位大使的谈话中猜测。他对此次会议结果的估计是：(1)在欧洲战场，美英苏三国关系已经大为改善，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共识；(2)苏联要在远东保持其发言权；(3)尽管没有公开宣布，在打败德国以后，苏联将在7月或8月加入对日战争；(4)斯大林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并且希望中国中央政府内部进行更彻底的改组。傅秉常也从苏联官员那里得知，他们准备对日作战，而且相对美英两国而言，他们预言欧洲战争将会结束得更早。尽管没有得到更多关于远东和中国协议的消息，但是将这些信息综合分析，傅秉常还是认为非常重要，认为美英苏三国已经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且对战后中国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从而促使他在会谈后数小时内，就将有关会谈情况的详细报告发给了蒋介石。
傅秉常的日记中没有提及他同苏联与会官员的会谈。2月22日，他接到蒋介石发来并要求转给斯大林的电报，大意是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蒋在电报中还提到，德国被击败之日就是日本末日的来临。这封电报令傅秉常不解，因为蒋先前的祝贺电报从未提及日本，傅希望知道这次例外的背后是否有其他可能，例如蒋知道了一些他尚未意识到的苏方意图。考虑到这种可能，傅秉常询问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是否苏联红军会对日本有所意图？”对方回答道：“苏联军队将会兑现其承诺。”同时预计欧洲的战争将在5月或6月间结束。傅认为，“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做这样的预测是很少见的。”(45)或许这又使傅秉常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有了更多的认识。
如果我们期望从傅秉常的角度了解他在获取雅尔塔协议信息及判断苏联动向过程中的作用，我们需要追溯1944年以后傅的部下特别是其军事武官郭德权收集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于重庆方面了解盟国的作战部署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凸显了苏联的意图及盟国希望苏联参战的意愿。例如，在1944年秋，他们发现在克里姆林宫一直有关于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是要获取苏俄帝国利益的传言；苏联进一步加强了针对满洲的防御工事和军队部署；有谣传称苏美在莫斯科达成了共同军事战略决策。
1944年末，傅秉常和在伦敦的顾维钧大使已经提醒蒋介石，如果苏联红军加入对日作战，他们将在满洲处于有利的位置，可以和共产党接触，甚至在东北亚地区建立环状的苏联卫星国。(46)从莫斯科传来的关于苏军动向的情报也证明了这一点。12月，傅的军事武官郭德权在挪威武官公寓参加聚会时，碰见了一位苏联工程师，他是资深的共产党员，刚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回来。这个人告诉郭德权，苏军正在加速建立其防御工事，好像是对付日本人的。据他说，丘吉尔和斯大林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会谈中讨论到中国问题。显然，丘吉尔已经许诺斯大林，在俄国对日本宣战后，后者可以拥有旅顺军港以及通往该港口铁路的使用权。(47)傅秉常开始时认为郭德权的情报是假的，因为他已经与哈里曼讨论了英苏会谈，哈里曼告诉他，丘吉尔和斯大林没有讨论远东问题。但是，11月苏联报纸发表的一篇文章改变了傅的看法。这篇文章热情洋溢地介绍了19世纪的俄罗斯远东探险家涅韦尔斯科伊，提醒读者注意苏联在远东地区历史上的探险和权利，因此意在暗示斯大林当下对该地区的企图。文章作者认为，整个萨哈林群岛都是属于苏联的。傅秉常认为，苏联可能要求日本归还萨哈林群岛，但他此时还没有发现苏联对中国领土有什么企图。英国和美国的军事情报人员也证实了郭德权的军事情报，他们告诉傅秉常，苏联红军在远东的空军部队增加了一个师，步兵增加了两个师，他们估计远东已有30多个红军师。(48)
郭德权的后续报告显示，苏美已经签订了非正式协议，苏联承诺在欧洲战场情况好转时允许美国使用其在远东的空军基地。傅秉常起先还是质疑消息的准确性。当他含蓄地向哈里曼打探这则消息的准确性时，后者矢口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安排。(49)实际上，当时斯大林和美国驻苏武官约翰·迪安已经开始了谈判，但消息受到严密封锁。斯大林建议，在东亚的联合作战应立刻开始，一旦苏联对日作战开始后，他将选择沿海诸省的机场供美国空军使用。华盛顿高度赞赏斯大林这项提议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因为到那时为止，苏联从没让美国或英国空军使用其在国境内或者在欧洲占领区内的空军基地。罗斯福认为，这项承诺表明斯大林打算作为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的诚意，而且他认为这种关系将促成美苏在战后卓有成效的合作。(50)但是，驻莫斯科的一些美国官员仍然对苏联的意图存有戒心，并向傅秉常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美国驻苏使馆一秘卡尔德告诉傅，他认为苏联对东欧国家和远东地区的政策和沙皇俄国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并形容苏联的政策是“令人震惊的野心勃勃”。(51)
1945年早些时候，战争形势的发展对盟军有利。2月15日，1500架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随后，美军部队成功登陆硫磺岛，但是，美方将领承认，还需要两年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美军士兵将不得不登陆日本本土，人员的伤亡是不能承受的。因此，美国寄希望于苏联参战，以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力量。由于当时对东北情报的缺乏，美国方面倾向于估计日本在东北还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因此苏联的援助仍然是不可缺少的。(52)5月上旬，郭德权在与美国和英国军方代表会谈后报告傅秉常，他确信美国不会拿自己人的生命冒险。两周后，美国海军方面甚至对傅秉常表示，他们估计还有500到800万日本士兵在战斗，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东北和日本(这是明显超出日军部队实际情况的估计)。(53)英国大使克拉克也预计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他告诉傅秉常，从前线截获的文件显示，日本关东军仍在奉命顽抗到底，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才能结束战斗。傅秉常和他的下属得到的这些情报和信息，表明同盟国方面认为苏联的干预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美英在雅尔塔会议对苏联作出让步的重要原因。
雅尔塔会议的确切细节是在华盛顿被呈现出来的。当傅秉常在莫斯科着手了解会议情况时，中国驻美大使也在华盛顿设法了解雅尔塔会议是否有任何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1945年2月29日，驻华盛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期望从李海(William Leahy)海军上将处获得消息，但未有结果，而事实上，雅尔塔协议正是被李海作为秘密档案保管在他在白宫办公室的文件柜里。(54)3月15日，罗斯福总统在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时，交给他一份不完整的协议纲要，魏立即发给重庆。(55)他向重庆叙述了协议的所有条文，只是没有提及外蒙古维持现状和美国在中苏谈判中作为第三方的地位问题。(56)5月2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交给蒋介石一份有关协议的“非正式”文件。6月9日，宋子文从杜鲁门总统那里得到了关于雅尔塔协议的真实细节。15日，在中苏友好谈判即将开始前，蒋介石才从赫尔利那里收到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正式文本。(57)
大约在1945年5月底，离中苏谈判还有一个月时，哈里曼告诉傅秉常，他已经推荐霍普金斯与斯大林就履行雅尔塔协议的内容进行对话(傅此时还不知道这项秘密协议)。哈里曼说他确信斯大林信任霍普金斯，而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如果有人能成功地与苏联达成公平的协议，那此人非霍普金斯莫属。实际上，霍普金斯的使命是美国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影响苏联领导层就战时和战后问题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谈判中，霍普金斯请求斯大林保证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斯大林同意合作并且确定了苏联于8月中旬攻击日本的日期。(58)傅秉常也会见了霍普金斯，但仅仅是互相问候而已。(59)当霍普金斯离开后，哈里曼向傅秉常透露，斯大林已经允诺让步，他认为霍普金斯与斯大林的谈判非常成功，他“很受鼓舞”，并要傅将这个消息告诉宋子文。
6月30日是中苏谈判开始的日子。两天前，哈里曼私下里向傅秉常透露了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提出的条件。哈里曼认为，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中，罗斯福问蒋介石能否将大连港转变成自由港，蒋介石认为如果中国主权不受侵害的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次谈话让罗斯福有机会向苏联保证，如果苏联向日本宣战，他可以使大连成为国际(比如美国)监管下的自由港，罗斯福再没有提出其它像租借旅顺海军基地、承认外蒙古地位这样的让步。斯大林对此表示接受。哈里曼让傅秉常告诉宋子文，要对即将来临的谈判充满信心，这次谈判对中国来说将是和苏联建立互信的绝好机会，绝对不能错失良机。哈里曼强调说，苏联的要求基于斯大林和霍普金斯的会谈，因此还是比较合理的，毕竟远东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四国合作的基础之上。再说，他和斯大林的谈话完全遵照了罗斯福总统要求和苏联全面合作的原则，并且现任总统杜鲁门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哈里曼还说，他不会告知英国官员，因为“他们的政策和美国有所不同”。(60)或许哈里曼担心美国在雅尔塔对苏退让政策造成的后果，因此希望中国能够发挥平衡木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分担一些美国所要承担的后果。不过，此时傅秉常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有限，宋子文并不信任他的工作，甚至当宋子文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时，直到最后一刻，傅秉常既没有得知宋到达的日期，也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名单。令他十分尴尬的是，他不是从自己的同胞那里而是从早已得到消息的苏联人那里获得有关信息的。至于谈判的最终结果，斯大林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在于美英两国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给了他完全的承诺，而费尽努力迟迟得不到秘密协议信息的中国，当然是谈判的输家。
回顾傅秉常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的工作，可以认为，他较早得知了雅尔塔会议的有关情况，但并未得知秘密协议的内容。从他及其下属搜集整理的情报，可以判断苏联将在欧洲胜利后参加对日战争，但苏联为此开出的条件他们却不知晓。或许，傅秉常从苏联官员的暗示中猜测到了部分事实，但直到中苏谈判开始前，他才知道雅尔塔协议的全部内容。根据他的情报和判断，傅秉常相信中苏合作是相当必要的，并希望以此影响苏联支持中国。但是，因为当时国际关系的种种因素，因为美国根据其自身利益确定的对苏及对华政策，当中苏谈判开始时，傅秉常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政府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支持，以恢复对东北的主权，而斯大林也极有可能支持在满洲的共产党。尽管傅秉常的日记并没有完全解决有关雅尔塔会议的长期争论，但是作为战时驻苏大使，他的所见所闻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蒋介石当时的对外政策。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这方面的情况还很少有人注意。对于雅尔塔会议，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及其部下搜集的情报是如何提供给蒋介石做充分参考的，使蒋考虑向莫斯科做适当的让步以换取苏联对他的支持而不是对延安共产党的支持。据此而言，雅尔塔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个转折点吗？本文不认为如此，苏联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后的政策都是一如既往。雅尔塔会议是否为东亚和平合作奠定了基础呢？本文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实际上，雅尔塔会议将所有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战略对立，这些也许是导致冷战来临的原因。在许多方面，冷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是紧密相连的，虽然政客们宣布了战争的结束，但事实上，在东亚问题上的斗争仍在继续。
注释：
①《傅秉常日记》1943年1月4日，作者自藏。(本文作者为傅秉常孙女，《傅秉常日记》原文间或使用中、英文。本文原文为英文，在翻译为中文时，引自该日记的引文由译者自论文的英文稿回译，未能与日记原文校核。——译者注)
②Wong Chun Wai,The Prince' s Clique and Hong Kong Chinese Merchants,1918-1927,St.Catherine's Colle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Cambridge,2005.
③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Routledge Curzon,2003,p.224.
④此协议当时没有告知中国，因为斯大林不希望泄漏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而且他也不认为告知中国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罗斯福总统应在斯大林元帅表示苏联准备好加入对日作战后再通知蒋介石。大家都认为，过早的通知重庆方面，消息有泄漏给日本的危险，如果是那样的话，日本就会取得主动。”(Box 180，WAH Papers，Manuscript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认为，此事不应立即告知国民党，以免泄露消息后引起“不太令人愉快的结果”，而应等斯大林决定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告知国民党。(Hurley to Truman，May 10，1945，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p.866.Here after FRUS.)
⑤John 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29,48,69,97,155,159.
⑥《傅秉常日记》1944年9月28日。
⑦《傅秉常日记》1945年2月28日。
⑧《傅秉常日记》1943、1944、1945年的记载。
⑨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p.20.
⑩Minutes of Conference,November 29,1943,Box 170,WAH Papers.
(11)Harriman to Roosevelt,October 21,1943,Box 70,WAH Papers.
(12)Sir A.Clark Kerr to the War Cabinet,November 4,1943,FO 371-35860,Foreign Office Files,Public Records Office,London(here after PRO).
(13)《傅秉常致蒋介石电》，1944年7月26日，傅秉常私人文件。
(14)Hull to Gauss,April 11,1944,FRUS,1944,p.772.
(15)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22.
(16)Dept.of State Memorandum,February 9,1945,Box 4020,761.93/2-945,The National Archives,MD,U.S.A.
(17)Memo from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March 1945,FRUS 1945,p.57.
(18)Memorandum from Deputy Director to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4,1944,FRUS 1944 China,p.252; FO 761.93/8-2444,National Archives,MD,U.S.A.
(19)《傅秉常日记》1944年8月28日、9月1日、12月16日。
(20)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p.20,60.
(21)《傅秉常日记》1945年2月19日。
(22)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Introduction,p.9.
(23)Memo by John Davies to State Dept.,FRUS,January 4,1945,p.155.
(24)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p.209 -213;《傅秉常日记》1943年11月1日。
(25)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Fu Bingchang and Averell Harriman,November 15,1943,Box 170,Averell Harriman Papers,Manuscript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
(26)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pp.44-47; 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p.196 -199.
(27)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8;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pp.44 -45.
(28)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18.
(29)Liu Xiao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56.
(30)《傅秉常日记》1945年5月22日。
(31)Fu Bingchang to T.V.Soong and Chiang Kaishek,FRUS 1944,p.788.
(32)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197.
(33)《傅秉常日记》1943年11月1日。
(34)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p.3-13;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5; 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pp.40-46.
(35)FRU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1945,p.984.
(36)Liang,Chin-tung,"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 1945:the Inside Story" 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edited by Paul K.T.Sih,Hicksville,N.Y.:Exposition Press,1977; Emily Yaung,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 s Domestic Politics 1945-1946,Ph.D dissertation,Kent State University,Kent,Ohio,1979; 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 Liu Xiao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37)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209.
(38)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32.
(39)Liu Xiao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p.243.
(40)《傅秉常日记》1945年2月7日、13日、23日。
(41)《傅秉常日记》1945年2月14日。
(42)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Regarding the Far East,February 8-10,Box 176-177,WAH Papers.
(43)我们不知道克拉克对傅说的英语原文，只有傅的中文翻译，克拉克明确提到了苏联对远东的兴趣了吗？我们只能猜测。
(44)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ox 176，WAH Papers.
(45)《傅秉常日记》1945年2月22日。
(46)Liu Xiaoyuan,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p.233.
(47)Warren F.Kimball," Naked Reverse Right:Roosevelt,Churchill and Eastern Europe from Tolstoy to Yalta,and a Little Beyond," Diplomatic History,1985,Vol.Winter,pp.1 -24.
(48)《傅秉常日记》1944年11月22日、12月17日。
(49)《傅秉常日记》1944年12月17日、18日。
(50)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24.
(51)《傅秉常日记》1945年1月17日。
(52)Yaung,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1945-1946,p.50.
(53)《傅秉常日记》1945年5月16日、18日。
(54)Liu Xiaoyuan,Partnership for Disorder,p.243; Yaung,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p.71.
(55)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32.
(56)Yaung,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p.72; Liang,Chin-tung,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 1945,i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p.373.
(57)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p.72,209;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35.
(58)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p.35.
(59)《傅秉常日记》1945年5月31日。
(60)《傅秉常日记》1945年6月28日；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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