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况政治伦理思想新探——“德治”和“法治”的相辅相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相辅相成论文,法治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5）04—0016—06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荀况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更集中体现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方面，就是他摒弃了各家的片面的、落后的思想，融会了各家合理的、进步的、有利于治国安民的成分，并加以综合的创新，把历史上各家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加以融会和贯通，最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理论和思想。
荀况政治伦理思想的“大成”和突出贡献，就是他提出的“隆礼重法”的理念。他第一次全面、深入地阐明了“隆礼”和“重法”、“德治”和“法治”必须密切结合的思想，把从西周以来的治国理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这一“隆礼重法”理念，克服了过去儒家和法家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治国方略”上的“礼”、“法”对立的片面性，开创了我国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上“礼法并重”的先河。荀况以后的儒家和法家，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荀况“隆礼重法”的合理创见，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治国理念。
在荀子以前，儒家和法家是代表不同治国理念的最重要的两个学派。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治理国家方面，它们的主要不同，就是对“礼”和“法”、对“德治”和“法治”在治国中地位的不同态度。商鞅、申不害等强调“法律”、“法治”和“刑罚”的重要；而孔子、孟子则强调“礼治”、“德教”和“德治”的重要。他们的对立，几乎达到了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同炉的程度。
荀况自称是一个“儒家”，尊崇孔孟，但是，他在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治国方略方面，又对儒家思想作了大胆的修正，吸取了法家思想的正确部分，提出了“隆礼重法”、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这一治国理念，不但反映了他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广阔胸怀，体现出他善于吸取各家优秀成果而融会贯通的能力，而且是对中国历史上治国思想的全面而深刻总结，对后世的治国方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荀况自称为儒，而且当时的人，也都称他为“儒”，但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却都是著名的“法家”。后世正统儒家，对荀况颇有非议。认为他“不是醇儒”，是掺杂有“法家思想”的儒家，是“驳杂”，朱熹甚至认为“荀卿则全是申韩”[1](卷137)。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评法批儒”的一段时期内，荀况又被称为著名的“法家”，因为他注重“法治”。
孔丘“西行不到秦”，对于当时由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孔丘连看也不愿看一眼，孟轲也没有到过秦国；而荀况则不同，他不但亲自到秦国去，而且比较细心地考察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况，以大胆而明确的肯定态度，评价了当时在法家思想所指导下所取得的政绩。
对荀况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新的探索，特别是对“隆礼重法”和德法并举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在当前，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荀况对“礼”和“法”的界定
荀子是重视“礼”的作用的。他说：“礼者，人道之极也”[2](《礼论》)，“礼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2](《修身》)？“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2](《礼论》)，“礼者，贵贱有等， 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2](《富国》)。
“礼”的意义，从总的方面来看，荀况赋予它两种不同的内涵。一是包括思想、政治、文化、教育、道德等非常广泛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往往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甚至法律规范也都包含在“礼”的内容之中。正因为如此，他常常把礼和法看作同等的意义。
“礼”的另一种意义，则专指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规定，着重指道德规范以及对老百姓所进行的道德教育、道德感化等。在这个意义上，他常常把“礼”同“法”明显地加以区别，认为“礼”和“法”代表着不同的治国理念，主张在治理国家中，应当礼法并举，礼法并重。
荀况对“法”也赋予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法”的一种意义就是“法则”、“规范”和“标准”的意思，这也可以说是对“法”的广义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法”的内容十分宽泛，“礼”也就包括在“法”之中。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劝学》)，认为“礼”是法的一部分。
“法”的另一种意义，是专指“法律”、“法治”、“刑罚”等而言，这里，“法”常常和“礼”对举，成为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
二、“礼”和“法”应当“并重”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这是他的一切政治、法律和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如果顺其自然地发展，社会就要陷入相互争夺的混乱之中。“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忘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2](《性恶》)
这就是说，由于“人性”是自利和自私的，任其发展，就必然要彼此争夺，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养成守法观念和道德意识，使整个社会达到治理和稳定的目的。
从治国安邦的要求出发，对由自私自利而必然导致的争夺和混乱，怎样才能有效加以治理呢？荀况认为，仅仅依靠道德或仅仅依靠法律都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人的“性恶”而必然出现的“犯分乱礼而归于暴”的情况，如果没有刑罚的惩治，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刑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刑罚虽然可以惩治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使他们不敢犯罪；却还不能感化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懂得“礼义之道”，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好利”、“争夺”、“疾恶”、“残贼”的本性，必须要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这就是从荀况的性恶论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荀况的这一说法，同此前的儒家和法家的说法大相径庭。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尽管“政”和“刑”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只有“礼”和“德”才是最重要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为政》)， 这就是孔子治国方略的基本思路。他不是把“德”和“刑”放在并重的地位，而是“重德轻刑”。这一“重德轻刑”的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宽猛相济”的思想中。在治理国家中，“宽”（道德教化）和“猛”（刑罚惩治）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他认为，“宽”是要经常应用的，而“猛”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以使用。孔子以后的孟轲，更加向“重德轻刑”的方面偏离，在大力宣扬和倡导“仁义”的作用时，基本上忽视了“法”和“刑”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法家的著名代表慎到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凭借“权势”，依靠“法律”。他的治国方略就是四个字“抱法处势”。在他看来，一个统治者，只要有了“权势”，并用这一“权势”来推行“法治”，一个国家，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另一个法家的著名人物商鞅，更走上了强调“刑罚”的极端。他的治国方略是“厚赏重刑”，对有功者重赏，对有过者重罚。他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4](《赏刑》)，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使老百姓不敢触犯法律，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这就是说，要采用严厉的刑罚来惩治一切违反犯罪，以达到人们不敢犯罪的目的。商鞅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诚信”、“贞廉”等，都看作是必须清除的“害虫”，完全否认道德和道德教育在治理国家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荀况超越了他以前思想家所达到的高度，以广阔的视野和深刻的观察，从当时已有的治国实践经验中认识到，把“法”和“礼”、“刑罚”和“德教”、“法治”和“德治”对立起来的思想，是片面的，是不利于国家的治理的。由此提出了他的“隆礼重法”和“德法并重”的治国理念。
蔡元培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对此曾做了深刻的概括，他说，荀况认为：“礼以齐之，乐以化之，而尚有冥顽不灵之民，不师教化，则不得不继之以刑罚，刑罚者非徒惩已著之恶，亦所以慑佥人之胆而遏乎恶于未然也。”[5](P37) 荀子认为，仅仅靠道德教育是不能彻底解决社会安定问题的，离开了刑罚惩治，也无法达到“禁恶于未萌”的目的。
“礼”和“刑”是治理国家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真可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荀子对这种“隆礼重法”、“德法并重”的思想，用一句最简练、最精辟的话加以概括，这就是他所说的“治之经，礼与刑”[2](《成相》)，把“隆礼重法”、法治与德治的重要性， 提高到了治国经典的高度。
三、“法”在治国中的作用
荀况认为，一个社会的安定，除了靠“礼”和“教化”以外，还必须要给违法者以严格的刑罚，特别是对那些“奸民”和屡教不改的“元恶”，如不予以严惩，就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宁。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同以前的法家的思想，有显著的区别，可以说他是在批判原来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对“法治”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他否定了“严刑峻法”，认为法律应当是有令必行、“无罪不罚”。在执法中，要量刑恰当，轻重适当。他说：“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2](《正论》)，强调量刑必须公平和公正。他认为，量刑是否“公正”，是国家治乱的一个关键。他说：“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衡也”[2](《王制》)， 强调“听讼”和“审判”都要“公平”和“公正”，并把“公平”和“公正”视为执法的重要标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荀况既不主张儒家不重视刑罚的思想，也反对法家的“轻刑重罚”，而是强调要“轻刑轻罪，重刑重罪”，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同罪行的“轻重”相吻合，从而克服了儒、法两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
荀况认识到，不论如何完备的法律，都不可能把违法的方面包括无遗。荀况说：“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2](《王制》)。他认为， 如果只是局限于法律的条文，那就会在许多情况下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因此，他强调要掌握立法的基本精神，要懂得“法义”，只有懂得了“法义”，才能够根据立法的精神来正确地解决所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2](《王制》，《大略》)，就是说，在有法律条文可以依据的时候，就按照法律条文来处理；如果没有法律条文可资依据，就依照同类的法律作为依据，这样，就可以使执法和量刑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
四、“礼”在治国中的作用
荀子对“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作了十分充分的论述，他的《礼论》，就是专门阐发“礼”在治国中的作用的。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2](《礼论》) 这里，一方面，荀况提出了他的道德起源论；另一方面，他进一步阐发了道德的社会功能。
“礼”是为了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内，一方面要调整各个不同等级之间的尊卑关系，另一方面，又要调整各个等级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荀子认为“礼”的起源，是由于人和人之间，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争夺后产生的。
荀子认为，“礼”的这种功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养”，二是“别”。所谓“养”，就是使社会所能生产的物质财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所谓“别”，就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要按照尊卑的不同等级而有所不同。荀子说；“何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2](《礼论》) “礼”的社会功用，就是要既“养人之欲”，又“给人之求”，使每个人的欲望都能得到适当的满足，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协调而避免“争夺”。
强调“礼治”，也就是强调“德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荀况特别重视“君王”和有道德的“君子”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君道”中反复地说明“君王”和“君子”是“源”，而老百姓是“流”，强调“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所以，“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2](《君道》)。在荀况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只要有了有道德的“君”和“臣”，就会出现“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2](《君道》)的太平盛世。
荀况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道德”。他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2](《王制》)。又说：“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圣王。”[2](《非相》) 荀况把人之所以有道德归之于“圣王”，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但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并不是“人”的形象（二足而无毛）与动物不同，而是因为人有“礼义”，即人有“道德”，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创见。
五、“仁义法正”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孟轲和荀子都认为，不论什么人，只要经过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就是孟轲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6](《告子下》) 和荀况所说的“涂之人可以为禹”[2](《性恶》)。但是，孟轲从“性善论”出发，强调人的内心的修养，认为只要经过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成为“圣人”，而人之没有成为“圣人”，不是因为“圣人”根本不能达到，而是个人不够努力；荀况从性恶论出发，则强调道德和刑罚的重要作用，强调“仁义法正”的功效。他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2](《性恶》)。这就是说，尽管一般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圣人”，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自暴自弃而放弃这一崇高的道德理想。他说：“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能有遍行天下者也……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2](《性恶》) 但是荀况否认孟轲所说的人的本性中就有“仁义礼智”四端，因此，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必须要靠“仁义法正”来加以制约和改造。荀况说：“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2](《性恶》)
儒家的“德治”，强调“尚贤使能”，法家的“法治”，强调“赏功罚过”，而荀子则二者并重，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想使老百姓道德高尚，就既要“尚贤使能”，又要“赏功罚过”。
六、“礼”比“法”更带有根本性
在荀子的治国方略中，他经常是“礼”、“法”并举，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最常用的词汇就是“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2](《王霸》)。那么，这两者相比，哪个更带有根本的意义呢？
从荀子的整体思想来看，他认为，对于保持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法”固然重要，但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礼”，他在“摄法入儒”、大胆纠正儒家德治思想的片面性的同时，还保留着儒家的一些基本观点。他认为“礼”的起源比“法”早，“礼”的作用比“法”要广泛和深入，是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东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法治”如何重要，归根到底来说，“法”的实行，还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在《君道》篇中，他说：“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2]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有紊乱的“君主”，没有紊乱的“国家”；国家可以靠人才来治理，不可能仅仅靠“法律”来治理。因为，“法律”是不能独自实施的；制度也不能自动来推行。得到人才，国家就能生存和发展；失掉人才，国家就会灭亡。“法治”是治理国家的开端；有道德的“君子”才是治国的的根本所在。所以，只要有了“君子”，法律虽然简略，也足以平治天下；如果没有“君子”，就是法律十分完备，但由于颠倒了治国的先后次序，也就无法应付事情的变化，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
在这里，荀子提出了治国方略的“端”和“原”的关系，是对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的新的概括。所谓“端”，在这里有“开始”、“顶部”、“末梢”的意思；所谓“原”，有“源头”、“本源”和“根本”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本”和“末”是一对基本“范畴”，它主要用来区分事物的两个方面，即第一位和第二位、主要和次要的关系。儒家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而其它道德规范，都是“仁”的“末梢”。荀子认为，在治国方略中的“原”和“端”的关系，犹如“本”和“末”的关系，是不能错乱倒置的，否则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混乱。
总之，荀况认为，“法”和“礼”在治理国家中都十分重要，但是，因为“法”是由人制定并要由人来执行，不论其怎样完备，也不能适应情况的复杂变化，因此，正直的、有道德的“圣君”、‘贤相”和有道德的“人才”，就显得更为重要。
七、治理国家与个人道德品质修养
荀况认为，国家的治理同个人的道德修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改变人的自私自利的习性是道德修养的根本目的。在总结前人关于修养的原则、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系统而完整的修养理论。
人性是恶的，但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荀况所强调的“化性起伪”，就是要经过“人为的努力”，也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和修养来改变人原有的恶的“本性”。因此，我们可以说，荀况的人性论的重点不在“恶”而在于“化”。
首先，荀况强调教育和修养的重要。“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政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2](《性恶》) 荀况把社会的治理寄托于“圣王”的出现，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但他认为，人的性恶，可以经由政治思想的导向、法律刑罚的制裁、礼义道德的教化等，促使人通过自身的艰苦修养而改恶为善，使国家得以治理，使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因此，他特别重视道德的“修养”，不但以专篇《修身》来论述有关理论，而且，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贯穿着修身的要求。
荀况的“修身”思想，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四个步骤。一个是要从教师和朋友中，从自己所接触的人中，了解自己的不足；二是要经常进行检查和反省；三是要把检查反省的认识付诸实践，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行，向道德高尚的人学习；四是要持之以恒，从小事做起，以达到“积善成德”的目的。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最完备、最有体系的修养论，对后世修养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在“化性起伪”的过程中，荀况特别提倡通过“隆师亲友”，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2](《修身》) 荀况认为，要从“非我而当”的批评中，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警惕“谄谀我者”的阿谀奉承，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荀况强调，要虚心向自己的老师和朋友学习，要“得贤师”和“得良友”，以便更好学习他们的优良道德品质。他说：“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也；糜使然也。”[2](《性恶》)
荀况重视思想道德上的检查反省、迁善改过，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2](《劝学》)，又说：“君子居必泽乡，游比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2](《劝学》)，“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 愀然，必以自省也”[2](《修身》)。
在修养的功夫上，他提出“积善成德”的注重实践的修养方法，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2](《劝学》) 他虽然主张性恶，但是他认为，只要能够坚持修养和锻炼，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达到道德上的“圣人”的至高境界。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2](《儒效》) 荀况关于“修养”的思想，是同他的治国方略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他的治国理念服务的。在荀况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培养“有道德的人”，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治国理念之中。
八、荀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启示
荀子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思想，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治理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当前来说，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迪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一定意义上看，荀况的思想，可以说是今天提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伟大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我们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行以德治国，这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带有全局的战略决策，是对社会主义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把法律惩治和道德教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并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使国家真正地长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犹如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不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都不可偏废。那种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认为实施以德治国就会妨碍依法治国的思想，是有害的，因为它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收稿日期：200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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