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发展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对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受到了高度和始终一贯的重视。在我们党的机遇分析的自觉活动中，充分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机遇意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分析机遇，抓住机遇的实践，为党领导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新的重要的经验。
机遇，是人或人们实践中遇到的一种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都是互为条件的。和世界上的事物一样，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处于和自然界及社会的广泛联系之中，这样，自然界及社会中的各种联系就成了这一实践的外部条件。由于构成外部条件的诸因素本身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诸因素相互之间联系的范围、方式、程度等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加之，人的实践与外部条件的联系也在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实践的外部条件处在一种变动之中。实践的这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在一定时候可能到达一种状态，恰好十分适合主体实践的需要，满足主体实践的要求，成为主体实践的一种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机遇。但同时应该看到，机遇是一种特殊的外部条件。机遇的特殊，不仅在于它的非常有利，还在于这种非常有利条件是在变动中形成的、出现的，因而它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它不是必定会出现的条件，也不是可以永久存在的条件，更不是主体想要就有的条件。所以，机遇是什么？机遇是人们在实践中从外部获得的对于实现预定目标非常有利的、然而又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条件。
当代中国发展机遇，也就是对于实现当代中国发展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非常有利的、然而又是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条件。
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两代领导集体，对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历史的考察——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又丧失了一些机遇
邓小平十分注意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了在利用历史机遇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加上他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历史机遇的阐述，一起构成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认识。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审时度势、善择时机的良好传统。毛泽东思想中包含了把握时机、利用机遇的科学内容。在领导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实践中，这方面的经验得到了继续运用。建国以来，我们抓住了一些机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便是明证。
但我们又丧失了一些机遇，延误了发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使我们耽误了二十年的时间，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1961—1978年这二十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这二十年中，我们错过了两次大的发展机遇。
一次是50年代后期，由于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事与愿违，导致了生产力的大滑坡，受到了重重的惩罚。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出现发展的极好机遇，日本、德国抓住了这一契机，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丢失了这一良机。
另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经贸增长、资金充足，世界经济再次出现产业大调整，这是又一次世界范围的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然而中国正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仅又一次痛失发展机遇，而且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历史机遇的错过与上次不同。上次虽然也是丢失良机，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想要发展经济而且是想要快点发展经济，因而还是在发展经济中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而这次则根本丢开了经济建设，这就更谈不上去抓经济发展的机遇了。经过历史的考察，显然我国面临的压力是沉重的。邓小平的心情也是沉重的。他为我们屡次丧失发展的机遇而痛惜，为我们一再拉大的差距而焦虑。一定要抓住机遇，再也不能落后了。
80年代——邓小平着力考察的两大机遇，不仅具有开拓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进行较长时期和平建设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其二，我们到底有没有使这一建设进行得快一点，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实现民族振兴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这也就是说，我们曾错过了不少历史机遇贻误了发展，那么，现在中国要发展，还有没有机遇？邓小平“用宏观战略的眼光”进行分析，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其一，指出中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
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可能。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因而，邓小平首先考察了大仗特别是世界大战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基于对当代世界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分析，基于对世界各种力量消长与变化的判断，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尤其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观点有了重大改变，逐渐形成了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 一方面强调要一天也不耽误地搞建设，一方面指出可以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里，虽然没有“机遇”和“抓住机遇”的字眼，其机遇思想仍是非常清楚的。1988年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讲：“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1984年5 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的谈话，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作出这一论断，以后又多次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重要问题。这一论断，精辟地概括并准确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特征，突破了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传统结论，从而为正确地分析世界形势，把握历史发展趋向和在新时期能够抓住历史机遇进行和平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其二，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巨大飞跃，由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领域面貌一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提出的重要新观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一观点，与他认为新科技革命是我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的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新科技革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科技加快发展自己，以缩短差距，逐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邓小平着力分析的两大机遇，不仅是我国80年代面临的重大机遇，而且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90年代以至下一世纪中，都会面临的历史机遇。所以，这一分析不仅具有开拓意义，而且具有根本性质。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变化明显。到了1989年下半年，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引起国际上不小震动。江泽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从上海到中央。当时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在中国发展机遇问题上再次明确作出判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代表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总格局没有改变。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注：《人民日报》1989年9月29日。）
这个回答，不可等闲视之。它在新形势下，又一次肯定了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机遇的论断，也在实际上又一次明确了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告诉全党全国人民：虽然国际风云变幻，国内还存在暂时的困难，只要我们不失时机地、聚精会神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回答，树立了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鲜明形象，保证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航向。
90年代——在关键的历史时期，机遇分析展现了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80年代的两大机遇，在90年代依然存在。
关于和平的国际环境，90年代依然存在，但是具体情况有很大变化。
进入9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剧烈而重大变化。苏东易帜，旧的世界战略格局被打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可以说，在一个看来并不长的时间内，世界发生重大转折。国际国内都有一些人为之喝彩，也都有一些人因而惊慌失措。普遍认为这种局势对我国十分不利。邓小平冷静观察和估计了大转折对中国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认为原先的机遇依然存在，并未消失，而且世界新格局又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有更多的矛盾可以为我所用。1990年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中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经过一年的“继续观察”，问题看得更清楚了。1991年8 月邓小平把面临的机遇也讲得更清楚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主要是指世界趋向多极政治。冷战时代结束，两极体制崩溃，原来作为世界大战根源的美苏争霸的因素不复存在，因此，世界战争较之过去更加可以避免，我们更有可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不仅第一次摆脱了大国军事对抗，而且在周边关系上出现了自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虽然情况时好时差，总在变化之中，但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内部力量重新组合，美、日、欧矛盾扩大，世界上长期被掩盖和抑制的民族、领土、宗教等冲突纷纷爆发。世界形势的新格局，使我们有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确实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确实存在着，机遇确实存在着。
同样，关于新科技革命的机遇，90年代也依然存在。进入90年代，邓小平关于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的思想，更加突出了。邓小平根据对世界科技发展近一二十年中实际情况的及时准确观察，指出了世界科学技术进一步高速发展的趋势；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及时总结我国经济依靠科技带动而快速发展的经验，特别是以高科技领域的突破带动一批产业发展的经验，又一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靠科学才有希望的重要观点；他希望90年代我国科技要进步得更快，一方面，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另一方面特别提出在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为我国科技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我国抓住科技革命这一发展机遇提出了纲领性要求。
邓小平在90年代还提出了中国“自己独特的机遇”的思想，并分析了如海外爱国同胞等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在1990年4月7日说：“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1993年他在上海又说：“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注：《文汇报》1998年2月20日。 ）邓小平的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同胞重大贡献的历史事实的准确概括，又为分析和抓住机遇提出了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指导。
1992年初著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经济更好更快地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90年代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的十年。这十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第二步关键的十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对这一时期发展机遇的分析。其分析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邓小平的上述关于我国发展机遇的思想，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为这一分析提供了根本的和直接的指导。邓小平南方谈话，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和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党的十四大报告着重指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报告对90年代我国发展机遇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交——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十五大发出了迈向新世纪的动员令
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实际上是90年代机遇的延续和演变。1994年邓小平谆谆嘱咐上海的同志：“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注：《在伟人开辟的航道上》， 《文汇报》1997年8月12日。）邓小平的嘱咐不仅是对上海，而且是对全国的，实际上预见了世纪之交的机遇。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为宏观机遇分析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1988年10月，邓小平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更是直接揭示了新世纪的机遇。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问题，而且多次以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机遇思想为指导，认真研究国内国外各种条件，完成关于我国发展面临总的形势的系统分析，并得出我国正面临千载难逢历史机遇的重要结论。例如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一分析，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的三大趋向，即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趋向，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明显增强的趋向，世界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的趋向。除了这世界三大趋向外，还提出了一些对于中国的特殊机遇，认为当时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香港、澳门即将恢复行使主权，等等，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大会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五大报告作出了“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的科学论断，明确提出要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十五大分析了新世纪的历史机遇：“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同时必须充分看到：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二，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条件。”（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在所有这些分析之后，形成“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概念。这一分析，是我们跨世纪奋斗的重要思想指导。这一分析的特点是，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同时提出，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同时提出，挑战与机遇同时提出。这些特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机遇分析方面成功经验的集中体现。所以，十五大关于机遇的论述和分析，是一个标志，它表明在邓小平逝世后，邓小平的机遇思想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标志着我们党关于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几点认识：
1.分析机遇是抓住机遇的前提和需要，归根到底是发展的需要。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机遇，是发展的机遇。要发展，才要抓发展机遇；抓机遇，为更好地发展。关于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认识，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工作大局和基本方针中，把“抓住机遇”和“促进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真抓，实抓，就要始终密切注视发展机遇问题，就要学会分析机遇，抓住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机遇的思考，与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五大科学分析世纪之交历史机遇，是与我国人民的跨世纪奋斗联系在一起的。总之，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始终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起始一致，其过程相伴。而这改革开放二十年中不断分析机遇抓住机遇的历史事实，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紧紧抓住了基本路线不动摇。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在今后的继续奋斗中，一定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切实抓住机遇，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发展机遇的分析，保持和发扬这个好传统、好习惯、好作风。
2.机遇分析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历史机遇也是在变化之中。
历史机遇也是在变化之中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机遇都是存在着的，但它们相互间既相同又有一定区别。有的是机遇仍然存在，但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有的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和变化，失去了或者淡化了某些机遇，又增添了某些新的机遇。必须动态地看待机遇，这是必须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人的认识必须跟上这种客观变化。所以把握机遇，就不能企图一劳永逸。机遇是在变动之中的，那么分析机遇也就应该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要做到准确及时，就需要不断用心，持续努力。不但要勤于分析，还要善于分析。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起始的当代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史，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和江泽民都十分注意机遇变化这一问题，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3.机遇分析不但要重视单一型机遇，而且更要重视综合型机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期间对机遇的分析，实际上也是我们对机遇这一社会现象认识的不断完善和深入过程。我们关于机遇的分析由单一型进而到综合型，就是这种完善深入的一大表现。历史机遇的形成因素和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由比较单一的因素形成的单一型的机遇，一种是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综合型的机遇。综合型的机遇分析，是多种条件的全面的分析。综合型并不排斥单一型，相反，综合型是单一型的必然发展，也往往包含单一型于自身之中。所以这种综合型机遇，更能体现在总体上把握的历史机遇。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从国内国外条件的综合上看我国发展具有的十分有利条件，从而形成总体上的历史机遇的概念，就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总形势上，指出历史机遇的存在。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分析当代中国发展历史机遇时的一个重大特点。邓小平这一思想受到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他自己在这一点上的认识也很早、 明确， 例如1990年他在内蒙古考察时说：“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是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难得的一个机遇。”（注：《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日。）以后“国内条件具备， 国际条件有利”这个提法，经常地与机遇分析联系在一起了。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是以此为指导，在具体地科学地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难得的历史机遇”的结论的。
4.机遇分析不仅要重视共同机遇，而且要注意独特机遇。
邓小平曾特别指出了中国的独特机遇，这一思想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学会如何把握机遇和利用机遇有很大的教益。我们考虑发展的机遇，要看到世界上可能共同享有的机遇，或为若干国家共享的机遇，更要抓住自己独有的机遇。机遇只要共享，就会有竞争，也就意味着有得不到机遇的可能。而独特机遇只要抓住，则别人无法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己独特机遇，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宝贵的。所以要加倍珍惜这独特机遇，把握这独特机遇，用好这独特机遇。
同样，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也要抓住自己独特机遇。全国的宏观机遇，对于全国各地各部门无例外地都是适用的，因而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应高度重视。同时，对于各地各部门来说，又不能停止在这一分析上，而应进一步寻找和分析自己的特殊机遇以助自己的发展。
5.机遇分析的历史过程从一个方面有力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两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关心和自觉进行关于中国发展机遇的分析。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始标志，几乎整个80年代， 机遇分析的主要代表是邓小平； 80年代末90年代，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共同完成机遇分析；邓小平逝世后，以十五大为标志，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科学分析了未来的历史机遇。两代领导集体的顺利交接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一以贯之的思想灵魂是伟大的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机遇观。历史的事实充分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历史机遇观。
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十五大指引的方向，抓住机遇，艰苦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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