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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 （1999）06—0040—05
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讨论的深入，人们大概已经感到，二者之间其实并非某种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关系，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者大都非常重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特有视角，而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者们实际上不过是提供了某种反思或反省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而不是要一般地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也好，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好，都是为了建设性地理解人类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形成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恐怕是这场争论的根本旨向，也符合人类关于生存理解的大势趋向。确实，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观念，随着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状况的跃迁，它本身也经历了由素朴的人类中心观到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再到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性嬗变历程，这一历程显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本文通过分析形成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从而进一步阐发其应有的思想内涵。
一、素朴人类中心观及其常识意义
素朴的人类中心观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告别了与大自然直接同一的自在统一状态，进入到群体生存状态。人是以群体的方式与大自然抗衡并实现其生存的，人对于群体依赖到什么程度，那么他的生存就实现到什么程度，而这种对群体本位的不自觉的认同即素朴的人类中心观。素朴的人类中心观虽然已将人类与自然界区分开，并将自然万物看成是生存的物质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到了生存的属人性，但是，对于人类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个体自我意识并没有形成自觉。
素朴的人类中心观从其产生的背景看虽然与人类发展的群体本位阶段及其顺应型的生存样式无法分离，但是，在生物学及人类学上也反映了人类生存活动的一般性，因而蕴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一般规定性。人在生存活动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人天然地具有改变周围环境以适合人的需要的能力，而且这种远比其它物种强得多的能力恰恰就是通过人自身的进化史固定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素朴的人类中心观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单是某种低级的思维方式了，它反映的是一种生存的基本的常识和族类本性，因而深深地根植和渗透于以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中。
人是大自然中的最高灵性，在自然万物中，只有人类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当人类在生存活动中把其它物当作对象看待时，“人类”的生存与“其它物”的存在就天然形成一种“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对于“人类”中心地位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就是所谓“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说得好：“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他还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1〕（P122）这里，人“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 其实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确证。而且，人类还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种内在的规定性使得人类不可能与其它自然万物无差别地同一于一体，“无论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还是主体的自然界，都不是现成地直接地呈现在属人的存在物面前的。”〔1〕（P122 ）是人类的生存活动使得自然界成为属人的自然界，因而“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P131）。可见， 我们可以批判素朴人类中心观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应该也必须超越生成这种思维方式的生存样式，但是，素朴的人类中心观中所包含的常识观念却是任何形式的反叛都不应该根本否定的。
二、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反省
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与剥夺型的社会发展模式相对应的生存观念，它反映的人类生存状态，则是从所谓“当下匮乏”向“未来匮乏”转换的中间状态。在近代社会，随着技术、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不仅在物质生产活动，而且也在精神生活中逐渐实现了对自然界的统治。人们似乎不再反思作为人类生存的外部世界，也即地理空间的有限性，地球被直接看成是蕴藏着无限资源、并可供人类持久开掘的宝库。理性、技术、工业以及自由合法的私有制度，无不直接意味着人类对于自然的天经地义的占有关系，而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差不多都是与人们对大自然的不同的占有程度直接相关的，人与人的斗争的实质就是“抢夺自然界的斗争”。上述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剥夺与占有逐渐以现代性的合法方式确立下来，并日益显示其普世的推广效应。
正是在对现代性的追逐中，人类中心主义由一种素朴和常识的观念扩张为与现代性粘连一体的主体主义观念，从而形成明确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被看成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而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不过就是一种主从关系，即“人的自然”这样一个定语结构。因为认识论之下的客体本身就是由主体预先选择和规定好的，即使客体的客观性也不过是为主体所确认的认知图像，至于理性、实践、意义等等，都是屈从于这一主客逻辑的。而且，正是通过理性与实践，主体的本体意义得到巩固并与现代性的目标预设融为一体。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客体即自然界对人而言的生存意义却被抹煞了，由此，人作为主体的生存根基也在一定意义上被抽掉。实际上，现代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粘连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1.历史与时间意识的丧失。现代性本身也有一种历史观，而且是一种乐观主义的历史观，它深信历史是按照既定的逻辑一直向前辅展，并且永无终结。但是，由于过份迷恋和崇拜“现代”并因此与传统断裂开来，因而它并没有真正地去思考过历史与未来。事实上在现代性的逻辑中，“当代”的人类就是整个历史中的人类，这样一来，现代性也就丧失了历史与时间意识。这样的历史乐观主义只不过是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
2.人的异化状态的加深。现代性过份强调物质条件的满足，割弃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独特向度，从而迫使人陷入了物质主义的涡流之中，导致了人的片面化和异化的加深，加剧了人与自身精神生活、个体生存与整体生存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与自身精神生活的分离使人陷入一种“单面人”或“空心人”境地；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分离使人陷入某种“孤独个体”的病态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分离则使人陷入一种生存虚假状态。而上述所有的生存异化都是源于对于人自身生存关系的“遗忘”。
3.人类沙文主义。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是通过“自然的祛魅”〔2〕（P82）所实现的。正是通过“自然的祛魅”，自然被剥夺了丰富的属性，包括它的生存论意义、它对于人的生活而言的应有价值，从而变成了僵死的、被动的和空洞的“实在”。与此同时，“人类”也成为表面上唯我独尊、无所不能，但实质上只是形只影单、无所傍依却又刚愎自用的“独裁者”，其实质就是人类沙文主义。
现代性的缘起本是为了对抗当时障碍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神学意识形态，因此，在文化意义上，现代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启蒙话语”并进一步展开为现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主体性精神的确立，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从自在的常识上升为自我意识的标志。问题就在于使这种自在意识上升为自我意识的启蒙精神。实际上，正是这种启蒙精神陷入了新的“不成熟状态”。近代哲学把全部哲学问题都限制于认识论之中，存在论完全局限为知识论，主体性则等同于“我思”观念的自我给予。在这种变化中，早先尚隐含于存在论中的生存论就被剥离出去了，这就使得现代性只能实现生存的外在的超越，而无法理解人生存的内蕴，无法深入分析人生存的内在矛盾。
4.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它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实际展开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及殖民主义；另一种情况则直接以西方种族主义表现出来。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现代性是西方社会给人类提供的样板，具有推广价值，要想获得现代性，需要在社会建制以及文化模式上与西方社会相一致，殖民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获得现代性有利。但是，问题在于，现代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良方妙药，当非西方社会获得现代性的成果时，同时却必须承受和消化远比西方社会大得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西方国家转嫁而来的现代性的消极后果。
对于一些具有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人而言，现代性只有在西方社会才可能确立起来，而非西方或者准确地说是“东方主义”中的“东方”〔3〕（P100）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性。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用现代性隔开了“东方”与“西方”，或者说是用现代性进一步加固了原本就存在于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并且将“东方”或非西方永远固定在“传统”之中——当然不是活着的传统，而是僵死的、仅具有“考古”意义的传统。因而当他们用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看问题时，东方往往被排除在外，这种观念推向极至，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三、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涵
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随着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确立以及“未来匮乏状态”的来临而确立起来的生存观念。这种观念坚决反对把实践仅仅看成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手段，要求改变自然恶无限的陈旧观念，主张从人类永续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问题，强调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类长久生存的价值看成是最高价值，树立资源有限的观念，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人生活的内在要素，把实践看成是积极调整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并赋予自律意识的合理性行为。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要求正视人生存的内在冲突，并要求建设性地解决这种冲突，实现人生存的内在矛盾的真正和解。
具体地说，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应当包括如下思想内涵：
1.在生活环境的意义上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自然以内在的生态价值
自然确实谈不上纯粹的“内在价值”，因为“价值”本身就是对人说来的关系，不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当然无所谓“价值”可言。而且，这里所谓“对人说来的关系”往往就是指满足人的效用及需要的程度，正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自然界才“失去了自己的赤裸裸的有用性”〔1〕（P78），就是说，所谓自然的价值，不外乎就是其工具价值。然而，价值这一概念或者说人们对“价值”的理解一开始就包含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且是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问题是，自然的工具价值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是否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自然对于人来说是否仅仅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如果只有工具性价值，那么它与人的内在价值之间当然就是必然的因果关系，现代性的逻辑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然而，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却表明：自然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然后才是具有所谓工具价值，如果撇开其环境意义，那就谈不上所谓工具价值。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P49）
认识与理解自然是人类不懈的使命。实际上，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只是通过征服和改造外部自然的外源性活动所获得的，在活动中，自然首先就是一个被征服、被宰制的对象，并没有被充分地纳入到人生存的环境中去。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自然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外在物，它已成为生活世界的内在要素，因此，人类的生活价值必须同时包含自然的生态价值。自然的生态价值转化为人类生活，而人类生活肯定和统一自然价值的具体形式就是环境，环境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的统一，而作为这种统一的关键一环，自然又客观地确定着人的内在价值，因而本身就具有其内在的生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应当赋予自然以内在价值”，实际上是说“人应当还原自然的内在的生态价值”。
2.人类实践活动应当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内涵
实践活动造就了人类，使人的生存成为现实。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自身也产生了严重分裂：一方面是有益于人类生存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损害乃至危害人类生存的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本来，前一方面应当具有不断克服和扬弃后一方面的功能。这也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应当具备的文明向度。但这本身又有一个前提，即人们对实践理性的清醒与自明，并且以此为前提把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当作反省和批判的对象。然而，由于对现代性的追逐，人们对自身的实践活动产生了过分的崇拜，以致于直接诱发了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些令人惶恐不安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过分放纵自身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事实上，人类如果不尽快作出抉择，就完全可能毁掉千百年来赖以生养繁息的地球。因此，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反省和批判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自觉地用实践理性去规范实践活动，使人类实践活动具备足够的合理性与自律性。
3.既要反省现代性，又要充分肯定现代性的积极意义
反省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性，否认现代性，也就等于否弃了近代以来的人类进步的历史，当代社会的一切繁荣与福祉，都与现代化相关，相对于现代性为人类带来的利益，其负面效应要弱得多。问题还在于，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怀疑现代性，但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作为物质与精神状态，已经在支配着我们，并迫使我们获得它、适应它、理解它。一些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反省现代性的同时，往往陷入一种思想误区：非历史性地假定一个比现代社会更和谐的古代社会图景，甚至认定一般生命物的存在状态要比人的生存状态更和谐。这一思想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的险恶与脆弱程度要远远超过人类社会，事实上，正如福科所言：“动物更具有反自然性质，更具威胁秩序的消极性，而且以其疯狂性危害了自然界的积极智慧。 ”〔4〕（P233）因此，认为人的生存及实践活动破坏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这一观念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人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只有在出现了人类社会之后，整个世界才变得逐渐有序和谐，我们还不能否认，正是由于现代化，造成了一个更适于人类生存的周围世界，这一周围世界恰恰是通过对早先自然界的不适合、甚至是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加以不断改造的结果。因此，无疑，反省现代性及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地理解和肯定现代性，从而更加自觉、合理地引导人类实践活动。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相信理想的生存状态是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所实现的，其哲学立场当然是历史进步论和人本立场。
4.自觉地树立起类意识与后代意识的观念
“类”不再只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概念，在全球性问题迫近的今天，“类”已经成为一个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命运的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人类中心主义问题说白了就是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因而能否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困境，实际上就在于我们能否解决人类生存困境，而要走出人类生存困境，又直接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形成明确的类意识。所谓类意识，即从人类整体的、永续性生存的角度去具体地理解和确立人自身生活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形成了一种健康的类意识的情况下，才能合理而真实地理解和引导当代人的生活（存）活动。
后代意识乃是历史地看待和解决类问题时必须具有的内涵，要深入理解可持续发展观，也必须形成自觉的后代意识。如果说“在一个世纪之内无节制地自我放纵，不顾后代的做法正是生物进化的一般方式”〔5〕，那么人则是以历史的和文化的形式呈现其进化过程的， 因而人要实现其个体生命价值，也必须与人类整体、与后代的生存价值融合起来。人类绝不只是现世的存在，而是须世世代代持存下去的历史性的生命。相对于现世不同主体之间的生存冲突来说，“我们”与“后代”之间在生存利益上的不平衡的矛盾才是根本的；本来“我们”应与“后代”分享地球资源与环境，然而这种“分享”并不是公平的：“后代”在当下往往是缺席的，无力代表和捍卫其生存利益。可见，如果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后代意识，就根本不可能历史地生成类意识。
类意识与后代意识都是人类应有的历史意识，但就人类的思想状况而言，迄今为止并未形成这一历史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本身就尚未成熟。
5.克服区域中心主义，具体地强调人类整体的生存利益
“当代”与“后代”之间的生存利益远不公平，当代社会不同主体之间也存在着极不公平（正）的生存利益冲突。当代不同主体获得生存的能力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生存能力较强的主体同时也应承担较大的生存责任。因为就当下获得生存的并不规范的实践行为而言，实践能力强，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负面效应，之所以获得较强的实践能力，恰恰又是与他们长期以来对人类生存利益的不公平的剥夺直接有关的。当然需要用“当代”与“后代”的生存共生性来规范当代人的生存活动，但如果过于笼统地强调这种规范，就势必牺牲掉一部分主体、特别是那些生存能力较弱的主体的生存利益。当代不同主体之间生存利益的不公正之处恰恰就表现在，那些生存能力强的主体似乎并没有能够意识到他们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利益负有更大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以自身的利益要求代替了整个人类的要求，更有甚者，当需要削弱或剥夺其他主体生存利益时，他们直接把自己的要求看成是人类的要求——此时，“人类”当然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迄今为止，人类中心主义仍然包含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不仅因为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本身是通过西方中心主义的推进而历史地形成的。而且因为在当代，“人类”仍然是由“西方”直接表现出来的，在人类利益中，“西方”仍然占据着霸权地位。因此，要追求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应该具体地看待人类整体的问题，反对任何独占人类名份的行为与观念，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差异，尊重各主体对生存利益的合理要求。既然人类能够赋予自然以内在的生态价值，那么人类内部各成员之间更应该享有平等的生存权。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协调好当代人内部的生存冲突，就不可能真正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冲突，也不可能协调好整个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
收稿日期：1999—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