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数千年来持续发展并沿用至今，成为世界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其独特的结构特征、丰富的文化内涵、悠久的使用历史、历久弥新的生命力，蕴含着一系列理论课题和巨大的理论价值。从殷商甲骨文到近代汉字，历代汉字资料近百年来有一系列重大发现。新发现的各个时代的汉字资料比较全面地呈现出不同时代汉字的原始面貌，客观再现了汉字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字发展史著作问世。当前深入开展汉字理论与汉字发展史研究，是汉字研究面临的重大任务。 本文仅就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谈谈我们的初步意见。 一 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分期问题 汉字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阶段性特点。汉字体系的发展，从延续性来看从来未曾中断，它总是缓慢持续地进行着变革，古今汉字的联系性显而易见；而从差异性来看，由于持续变革的积累，古今汉字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殷商到现代三千多年的发展中，汉字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汉字发展的研究，既要看到联系性，也要看到差异性。揭示出差异性，就为汉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奠定了基础。 对汉字发展阶段的划分首先应明确划分的依据。目前对汉字体系发展阶段的划分，大体有三种依据： 一是形体依据，即根据汉字形体的特点和风格的变化来划分汉字发展的阶段。如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讨论汉字形体的演变，以“古文字阶段”（商代—秦代，前14—前3世纪晚期）和“隶楷阶段”（汉代至今）将汉字发展分为两大阶段。①两阶段论可以追溯到汉代，《说文解字·叙》就明确论述了“古文”与“今文”的区别，认为“秦始皇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书同文的标准是小篆，小篆乃古文之终结。而其时“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秦始皇以秦篆统一六国文字之时，隶书同时兴起并最终取而代之。许慎的论述，表明汉代“古文”和“今文”作为一个相对概念，已初步反映出当时对汉字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汉字发展两阶段说，为学者广泛认可。王力从字体和字式两个角度论述汉字的发展，以秦代为分界，认为隶书的出现是个标志，“由小篆到隶书，不但字体变了，连字式也变了。”②以秦代和秦隶为分水岭，将汉字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隶楷）阶段的还有其他不少学者。③陈世辉、汤馀惠将汉字的发展描述为“篆体（甲骨文—小篆）→隶体（两汉隶书）→楷体（真书，隋唐以后通行）”。④这是在两阶段说基础上，将隶书作为一个阶段划出，突出了隶书的独特性及其在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是结构依据，即根据汉字构造方法的变化来划分汉字发展的阶段。刘又辛认为：“只有文字构造方法的变化，文字构造类别数量的变化，才能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⑤主张将汉字发展分为：（1）图画文字阶段（商代以前），（2）表音文字阶段（甲骨文到秦代），⑥（3）形音文字阶段（秦汉到现代）。刘氏认为，秦汉文字的特点，就是大量汉字演变为形声字，《说文》形声字占80%以上，成为第三个发展阶段。按照这种划分，汉字的发展从商代到现代实际上只有两个阶段，也就是裘锡圭所说的“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 三是功能依据，即根据汉字记录汉语的功能变化来划分汉字发展阶段。如杨润陆根据汉语史分期将汉字发展分期为：上古（前18—3世纪，商—汉）、中古（4—14世纪，六朝—唐宋）、近代（13—20世纪初，元明清）、现代（1919—代，“五四”以来）四个时期。⑦或认为古代汉字记录古代汉语，现代汉字记录现代汉语。 我们认为，划分汉字历史发展阶段应该综合考虑形体、结构和功能变化的实际情况，以任何单一形体、结构或功能标准作为划分汉字历史发展阶段的依据，都是有困难的。 单一形体标准将汉字发展分为“古”（古文字）和“今”（隶楷）两大阶段，从商代到当代，显得过于笼统，不能全面反映出汉字发展过程中体系内部的各种变化和实际功能的调整。 单一结构标准，一是由文字发展一般规律推论而来，二是不符合汉字构形（包括用字）的历史实际。刘又辛认为：商代以前，按通例是“图画文字阶段”；商代甲骨文70%是假借字（表音字），到秦代依然是以表形为基础（象形、指事、会意），表音文字为主体（假借）；到秦汉形声字为主体后，进入到形音文字阶段。⑧刘氏从1950年代提出假设，到论著《汉字发展史纲要》的出版，数十年（约40年）不改其认识。问题是：（1）“图画文字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虚拟；（2）商—秦为“表音文字阶段”（假借时期）划分的依据并不是充分的，这种划分也没有坚持他自己声称的“结构”（构造方法）标准，而是进入文字使用层面（假借）；（3）秦汉以后进入“形音文字阶段”不合乎汉字发展实际，形声字的大量出现始于西周（以新增字分析为据）；（4）“三阶段”说与按形体划分的“二阶段”说并无实质差异，显然还是“形体”划分标准在发挥影响。 单一功能标准重视了汉字功能的变化，问题是“根据汉语史对汉字”进行分期，主要依据不是汉字体系自身变化情况，这种划分的最大弊端是将汉字作为完全的附属物，忽视了文字学本体意义上的汉字分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汉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在上述做法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以形体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汉字结构的发展，尤其是汉字功能的实际变化。如果将汉字的形成纳入考虑的视野，汉字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1）史前文字阶段（新石器晚期—夏代）：作为原始文字的符号还不系统完善，虽然具备传情达意的初步功能，还没能发展到记录语言中词语的阶段，是一种辅助性的表意符号。经历漫长发展，大量新石器时期的刻画符号和图形符号的积累，以及传情达意功能的逐步完善，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21世纪前后汉字体系基本形成。 （2）古代汉字阶段（夏代—秦代）：夏代汉字大概已经发展到成熟文字阶段，目前可见的成体系的文字资料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经历殷商、西周的发展以及战国时期的剧烈变化之后，到秦代小篆形体形成，古文字阶段趋于终结。战国期间，体现汉字古今转变的典型形体——隶书在秦系文字中逐渐孕育产生。古代汉字阶段，形声结构方式逐步发展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构形方式。这个时期的汉字适应了记录上古汉语的需要。 （3）近代汉字阶段（汉代—清代）：秦汉之际，汉字经历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到汉代以隶书的形成并成为正体为标志。两汉期间，隶书经过正体化之后开始向新隶体过渡。从魏晋到隋唐，楷书形体风格逐步形成并发展到成熟阶段。自此之后，汉字形体一直保持稳定，直到清末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近代汉字的发展大体上与上古汉语向中古、近代汉语发展相一致，适应汉语发展的需要，汉字由记录上古汉语的词逐步演变为主要记录中古、近代汉语的语素。⑨ （4）现代汉字阶段（20世纪初叶以来）：这个阶段汉字形体以楷书为基本形态，隋唐以来发展完善的楷书字体继续传承使用，简化字逐步获得正体字地位。1950年代之后，逐步形成繁体字与简化字二元并存的汉字使用格局。汉语书面语由文言为主发展成为白话文，汉字的功能和属性相应调整，现代汉字以记录现代汉语为主要功能，由字—词的一致性（书面）或部分一致（记录古白话），转化为字—语素的一致性，汉字适应记录现代汉语的需要，完成了从“词字”向“语素字”的转变。 关于汉字发展历史阶段的研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汉字发展分期所依据的形体标准与功能标准并不完全吻合；2.形体发展分期是相对的，任何阶段性的形体发展都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如从古代汉字到隶书、隶书到楷书以及繁体字到简化字的形成，形体的渐变性决定了过渡状态的存在；3.汉字的传承与发展相互交织，传承是主要的，发展是缓慢的，汉字体系中新旧要素（新旧字、新旧形）都有一个共生共存的时期；4.汉字结构（构造方法）的演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足以成为分期的主要依据，因为在汉字体系处于快速发展和成熟阶段，构形方式必须优先发展完善。 二 关于出土新材料与汉字发展史的研究 从东汉《说文解字》问世近两千年以来，为何还没有出现一部全面描述汉字发展的历史面貌，系统总结其发展规律的汉字发展史著作？究其原由，汉字历史悠久，其发展演变使得形体结构古今悬隔。20世纪之前，人们除从传抄古文、《说文》籀文或偶尔发现的彝器铭文、残章断简等有限的资料中窥知先秦文字的梗概外，总体来说，对先秦古文字是一片茫然，就连东汉许慎都感叹：隶变之后“古文由此绝矣！”许慎之后，文字学者对汉字的研究难以跳出《说文》樊篱，研究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主要囿于《说文》，包括对汉字发展的历史描述也超越不了许慎；他们对《说文》之前的材料所知甚少，对《说文》以后的材料（如隶书、楷书）又关注不够。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出土文献和文字新发现的时代，这些“同时资料”的发现⑩，开辟了文字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繁荣时代。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汉字发展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却依然未能出现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这是由于古文字新材料的考释和辨认工作异常繁难，学者主要致力于古文字资料的整理、单字的考释或专题研究，尚未及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同时，对近代文字（隶、楷阶段）研究的冷落也影响了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所以，20世纪依然未能出现一部全面系统的汉字发展史研究著作也是情有可原的。 研究汉字发展史必须贯通古今汉字，诚如张涌泉先生所言：“近代汉字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11)汉字发展的历史资料，时代越近保存越多。隶书以来的近代汉字资料可以说是极其丰富的，除传世的各种刻版图书、手书文字资料外，还有上世纪以来发现的西陲汉晋简牍、敦煌遗籍、吴国竹简（湖南长沙），以及存世的大量碑石铭刻和民间契约文书(12)等文字资料。就汉字发展史研究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条件最为充分。 下面着重谈谈古文字与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有关问题，至于近代和现代汉字的发展，我们将另文讨论。 古代汉字阶段的汉字发展研究，跨越夏代至秦代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段（公元前21世纪—前3世纪末），而至今可以确定的夏代文字资料极其有限，即便是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也不足以开展汉字发展史的全面研究，因此，关于古汉字阶段的汉字发展研究，实际上我们所能进行的只是商代后期到秦代的汉字发展研究。 商代到秦代的古汉字又可以划分为几个时期，唐兰曾分为商代、两周（至于春秋末）、六国和秦四系；(13)裘锡圭在此基础上调整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四类；(14)我们进一步划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文字、战国文字和秦文字五个类别。这样划分不仅是根据这个阶段各时期汉字体现的特点，也考虑到不同时期汉字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春秋文字上承西周下启战国，新出资料日益增多，考察春秋文字的发展情况，对准确揭示西周文字在这一时期的演变和战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单独列出讨论。秦文字既包括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的秦系文字，也包括秦统一六国之后的秦代文字。考察秦文字的发展，还需要关注新出的秦至汉初的汉字资料以及《说文解字》小篆系统，这是因为，一方面小篆虽然是古汉字的终结形态，但在汉代依然延续使用；另一方面战国晚期形成于秦国的隶书，直到西汉早期还处于发展过渡状态。因此，我们所考察的秦文字的发展情况，既要向上追溯到春秋战国的秦系文字，也要向下延伸到汉代早期汉字发展使用的情况。 20世纪以来古代汉字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我们全面展示了自殷商晚期以来到隶书形成各个时期的汉字历史面貌，使汉字发展史研究先秦资料不足的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些资料主要有： （一）商代文字：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虽然相对较少，但近年来也有一些珍贵的陶文和甲骨文资料发现。由这些零星的材料进而讨论殷商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并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也是汉字发展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商代后期的文字资料以殷墟甲骨文和殷商青铜器铭文为代表。殷商甲骨文目前已发现十余万片，从武丁时代到帝辛时代的文字构形、发展和使用情况大体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虽然甲骨文有着专门用途，参考同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上述这样的判断。从郑州小双桥新出商代中期的陶文资料看，殷墟甲骨文是汉字经历漫长持续发展后进入成熟阶段的产物，完全可以作为商代晚期汉字发展史研究的样本。(15) （二）西周文字：西周甲骨文的发现，使周初文字的面貌重现天日，并且证实西周文字与殷商文字一脉相承，这对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西周文字以青铜器铭文为代表，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青铜器铭文有许多重大发现，从记载武王克商的利簋、成王五年初迁宅于成周的何尊到新近公布的记载夏禹事迹的豳公盨，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到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群，以及从陕西扶风庄白村、齐家村、召陈村、强家村到岐山董家村和最近发现的眉县杨家村等多处窖藏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大批时代明确的青铜器铭文资料。1994年出齐的《殷周金文集成》（包括殷商、春秋和战国金文）收集殷周青铜器铭文达11983件，该书收录器物时间下限为1988年，此后新出的青铜器铭文又多达一千五百余件。(16)其中的西周铭文资料是研究这个时期汉字发展历史的最为可靠的一手资料。 （三）春秋文字：春秋文字资料主要是金文，秦石鼓文、晋盟书(17)等也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春秋文字资料。春秋金文多属诸侯国铸器，不像西周那样有许多长篇巨制。近年来春秋文字新材料不断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春秋文字发展情况的认识。 （四）战国文字：战国文字资料除铸刻于青铜器物上的金文以外，载体多种多样。玺印、货币和陶器上的文字数量众多，特别是大量楚简文字资料的发现，使战国文字的重要地位得到凸现。战国文字虽然字形简率、地域风格变化较大，但是可以与传世的战国古文或先秦文献进行比较互证。这些资料体现了汉字在这一时期的复杂应用情况和快速发展演进的实际面貌。 （五）秦汉文字：这里所说的秦汉文字，主要指秦到西汉早期的文字资料。战国秦系文字在秦统一六国后成为汉字正体，小篆成为规范六国异文的标准字形。实际上从战国时期开始汉字就在经历着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的隶变过程，到西汉早期的隶书依然处于这一发展完善过程之中。隶书的形成完成了汉字形体的古今转变，是汉字发展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秦汉文字资料除石刻、金文、玺印、陶文和传世的小篆外，就是大批新发现的简牍帛书文字资料，如睡虎地和里耶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这些重大发现为揭示汉字古今转变的历史面貌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完整、系统的资料。(18) 由此可见，至少从商代晚期到汉代早期古文字新发现已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这些资料使得当前进行全面系统的古汉字发展研究具备了可能。 三 关于汉字发展史研究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汉字发展情况十分复杂，只有从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做起，才能为科学的汉字发展史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要建立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构架 面对纷纭复杂的汉字发展现象，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准确揭示汉字体系的实质性发展，或者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坐标才能确切衡量出汉字体系的实质性发展演变，这是汉字发展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从现有涉及汉字发展研究的论著看，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形成明确一致的意见。许多论著将汉字发展的描述仅仅限定在汉字形体发展的层面，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认为建立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理论构架，需要兼顾汉字体系的宏观和微观、表层和深层、局部和全局以及静态和动态等不同方面。 一是汉字形体发展的客观描写。历代汉字形体的发展变化最为直观明了，也是汉字发展史研究依托的基础。汉字形体发展的描写不仅要总体上划分汉字发展的不同阶段，还要具体分析汉字形体发展中产生的省减、增繁、变异、讹变等现象，并揭示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二是汉字结构发展演变的动态分析。汉字结构涉及构造方法和结构类型两个密切相关而又不完全相同的问题。前者是指汉字符号生成和构造的方式，后者是对相同结构特征汉字的分类概括。汉字构造方式是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其发展演变表现在汉字体系中就是不同结构类型汉字分布的数量的变化。因此，在描写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同时，还要揭明汉字构造方法的深层发展变化。(19)初步研究显示，汉字结构方法的发展受汉字形体发展的影响，但是汉字形体和结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三是汉字使用情况的全面考察。汉字数千年来延续使用，汉字的发展变化则是其适应使用需求而不断变化的结果，不同时期汉字使用的客观实际直接体现了汉字的发展演变。与上一个时代相比较，汉字在某一时代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要素，是判断汉字体系发展的重要观测点。比如，从汉字体系整体发展的角度看，不同历史阶段汉字使用的总体情况是变化的，在有些汉字退出使用领域的同时，又会产生出一批新字。这些新字的构造方法、记录词语和使用的情况，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汉字体系新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一个时代淘汰字和新增字的分析研究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汉字发展史研究要注意通过动态比较分析，全面掌握某一时代汉字使用总量的变化，并将传承字、新增字、淘汰字的实际情况以及各个字使用的频率列为基本的内容。汉字使用功能的变化调整也是在使用层面展现出来的，这主要表现为字词关系和字际关系的调整变化。同时，不同时代出土文献在文本层面展现的汉字书写现象也反映着汉字使用的状态，如文本的书写特征、行款以及因书写原因造成的讹误、类化、重文、合文乃至美饰（增饰笔画、变形体、鸟虫书）等现象，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四是影响汉字发展的相关背景研究。汉字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哪些背景要素对汉字发展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汉字发展史研究不能不予以重视的。汉字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关系异常复杂，在汉字形成时期（从起源到成体系）、发展和转变时期，无不深受历史文化背景变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思想观念层面的，也有物质文化层面的，需要做系统深入的探讨和揭示。 （二）要以断代文字研究为基础 梳理清楚每一个时代的文字情况，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工作。近百年来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已经由学者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比如各种古文字原始资料的整理公布、文字的辨认和考释、各种字编和字表的编纂等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些为汉字的断代研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事实上，目前从纯文字学角度进行的断代研究还做得十分不够，对各个时期汉字的基本面貌还缺乏精确而全面的揭示和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文字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在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进行各个时期的断代研究，是汉字发展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三）要与断代研究相结合开展若干专题研究 对一些汉字发展的关键问题逐一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汉字体系的整体发展。在汉字形体发展方面，个体汉字字形流变史、古文字阶段形体的定型、隶变的发生及其完成、形体演变中的增省、变异等现象及其发生的原因等；在结构发展方面，不同结构类型的汉字发展变化、汉字不同构造方式构形功能的调整变化、结构内部的形音义关系等；在字用研究方面，不同时期字际关系调整和变化、字词关系的考察和描写、汉字孳乳分化与发展谱系的建立、汉字应用过程中出现的替换、通用和互借等；在汉字与相关背景关系方面，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等。开展这些专题研究，必将使我们对汉字的发展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如果我们重视以上三个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就有可能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上相对客观地描述和揭示汉字数千年来发展演变的真实历史。需要说明的是，出土文字资料作为汉字发展研究最为直接可靠的一手材料，虽然客观展现出不同时期汉字发展和使用的实际面貌，具有其他传世材料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但是，任何时代的出土材料都不可能是那个时代汉字发展和使用情况的完整而全面的记录，出土材料实际上只是我们在当前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关于某个时代汉字发展和使用情况的样本。因此，所有依据出土材料而开展的汉字发展研究，只是立足于所能见到的材料来进行的探讨分析，尤其是各项统计分析，只是为了总体上反映汉字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不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汉字发展使用情况在数量上准确无误的描述。 四 汉字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开展汉字发展史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促进汉语文字学的理论建设。比如，经过初步研究，我们从汉字发展史角度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是汉字发展的延续性和渐变性。几千年来，无论汉字体系还是汉字个体，其发展演变都是由微观变化的积累，逐步形成宏观的整体变化。汉字的每一笔一画的变化、每一个偏旁部首的调整以及每一个新字的繁衍派生都是有迹可循的。延续性和渐变性使汉字古今一脉相承，始终呈现出一种在稳定中求发展的状态。剧烈的文字变革在历史上从来都未曾发生过。这启发我们，对汉字的改革调整必须遵循其延续性和渐变性，而不能凭主观意愿行事。 二是不同历史阶段汉字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就现在能看到材料，大体上可以说，殷商到西周早期的汉字发展以结构方式的不断发展完善为主，比如形声到西周已成为新增字的主要结构方式，而在形体方面则以线条化和规整化为辅；西周中晚期汉字的发展则以形体的规整和定型为主，以结构的调整为辅；战国到汉代隶书的形成，则以形体的笔画化和剧烈演变为主，以汉字体系内部的分化派生和分工的逐步定型为辅。 三是汉字系统的层累性特点。汉字的数量之多一直是人们诟病的主要缺点之一。实际上，不同时代汉字使用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各个时代的常用汉字大体上保持在比较接近的范围内。汉字数量之多是由于长期不间断积累的结果，就一个时代保存的汉字而言，既有历史上出现而一直使用的传承字，也有当时出现的新增字，还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而实际上早已退出实用领域的汉字。不同时代产生的汉字的堆积，构成了一个时代汉字的总和。因此，汉字的层累性特征使得它一方面数量繁多，另一方面又内涵复杂。长期以来，文字学研究忽视这种层累性，将产生于不同时代层次的汉字放在同一个历史层面观察，因而对许多汉字发展中呈现的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分析。利用现代考古学等科学手段和古文字资料，在断代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汉字层累性特征，进而更加准确地揭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 其次，开展汉字发展史研究可以促进汉语发展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完备。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是文字学和汉语史必须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至今为止汉字发展史研究一直还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字发展史问世，对世界上唯一持续使用并记录数千年汉语史的汉字系统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一方面汉字发展受汉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汉语发展也与汉字特点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对汉语史的研究不断走向完善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开展汉字发展史研究是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汉字的形成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之一，汉字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深入开展汉字发展史研究将会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史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汉字发展史研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20) 第四，开展汉字发展史研究也是适应汉字研究和应用的需要。汉字发展研究可以促进对不同时期汉字形体、结构和使用特点认识的深化，这对出土文献的释读和古文字疑难字的考释具有启迪意义；运用汉字发展研究的成果，可以促进汉字教学水平的提高，以适应汉语汉字日益走向世界的需要；对汉字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进一步揭示，还可以为科学制定语文政策提供借鉴。 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页。 ②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③参阅李万福《汉文字学新论》第三章“汉字的发展”所作的引述和讨论，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④见陈世辉、汤馀惠所著《古文字学概要》第一章。 ⑤刘又辛、方有国：《汉字发展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⑥他认为：第二阶段叫“假借字阶段”（商代—秦始皇），这一阶段假借约占70%，表形字只占20%，形声字10%，也可以叫“表音文字阶段”。 ⑦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长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杨氏汉语史分期依据向熹《简明汉语史》。 ⑧刘氏1950年代《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中国语文》1957年第五期）一文认为：汉字演变的历史可分为“表形时期、假借时期、形声时期”等三个时期。 ⑨“近代文字”的概念见唐兰《中同文字学》（第8页），朱德熙、张涌泉都使用了这个概念。参看张涌泉《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研究》，刊于《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总64期。 ⑩“同时资料”是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跋》语中提出的，见该书第382页，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张涌泉：《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研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总64期。 (12)如徽州契约文书存世的约有三十多万件，主要为明清时代手写。近年来，民间契约文书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重视，新整理的成果也不断公布。 (13)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33、315页。 (1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5页。 (1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16)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刘雨、严志斌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年版。 (17)石鼓文和侯马盟书具体年代尚有争议，我们同意它们属于春秋时期的意见。 (18)秦汉文字资料具有古今过渡性特点，正如裘锡圭所说：“如果把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划为古文字和隶楷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也许更符合汉字字体发展的实际情况。”见《文字学概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5页。 (19)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0)李学勤：《文字起源研究是科学的重大课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