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迈入新世纪，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已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热切关注的话题。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界，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者和支持者均不在少数，而在人文学科领域，反对者则更多（注：这一点可以从出席1998年8 月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部分西方左翼学者的发言中见出，参阅王宁、薛晓源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收入其中的查尔斯·洛克的文章《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该书第43—53页。）。但不管人们对之持欢迎的态度或反对的态度，他们都不得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知识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应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注：在这方面，由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加布利尔·施瓦布主持的、同欧美和亚洲学者参加的“全球化的力量”研究项目就显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针对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对策，作为其最终成果，参阅施瓦布编《全球化的力量》（ The Forcesof Globaliz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也为该书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的文化知识策略》（ Post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y）。）。 因而我们首先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究竟会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何种影响？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东西方文化究竟能否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得到保留？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将呈何种态势？在未来的中西方文化关系中，文化研究将以何种形式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它对文学研究已经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由于我本人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研究，或更为精确地说，是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来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因此我所关注的主要方面是全球化对未来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全球化：从经济走向文化
既然当今时代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而且这个话题确实有不少话可说，因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每个人都着眼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知识生活。我们首先就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尽管西方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几乎都公认，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域和金融界的现象。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统统取决于两个因素：市场的自行调节和隐于其背后的跨国资本和权力的作用。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百分之八十则忙于服务于文化娱乐事业，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注：参阅汉斯·彼德—马丁和哈拉尔德·舒曼，《全球化的陷肼：全球化及其对民主与繁荣的冲击》（TheGlobalTrap: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帕特里克·卡米勒译，伦敦和纽约：才德丛书，1997年版。）。当然这只是发达国家的状况，在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情况更为令人吃惊。全球化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使相当一部分人或事业边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因此毫不奇怪，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化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位置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有被全然吞没的危险。
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这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因素更为复杂，各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按照一种模式来发展。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各发族的文化都按美国的或欧洲的文化模式来发展，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末日就来到了。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文化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把美国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使得不同的文化带有某种趋同（homogenization）的倾向。目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都处于强势，因而这种趋同的危险倾向依然存在。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考察文化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必然与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消费文化形态的出现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性状况的最新理论描述，全球化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性的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注：我在1996年10月去杜克大学作学术演讲时，詹姆逊作为我报告的评议人，发表了上述观点，后来在同年12月的国际德勒兹研讨会（佩斯）期间，他又在一次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公开演讲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可见，全球化状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性条件的一个直接后果。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作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以及一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及。它在文化研究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也就被人称为文化全球化。
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无所不在使其既剥削本国人民，又剥削第三世界人民。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不需要有一个总部，也不需要一个中心，它同时可以在中心和边缘起作用，它所依靠的是在各地的代理人，但我们决不可忽视，隐于这种貌似纯粹经济法则的背后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在起主导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模糊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可以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又可以在广袤的边缘地区产生影响，这样也就造成了跨国公司本身以及它们的工作人员的身份（identity）的不确定。资本的全球化是导致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正如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中所描述的，“最近20年里，我们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时空压缩的阶段，这对政治经济的实践、阶级权力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使人迷惑和产生分裂式幻觉之影响”（注：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文化变革的起源探索》（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牛津和坎布里奇：布莱克威尔公司，1989年版，第84页。）。这种新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给文化领域带来的一个后果，它导致了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理论的旅行使得新崛起的学科从西方向东方扩散，从中心渗透到边缘，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其作用。近几年来新崛起的后现代研究的分支领域， 如“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等就是专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条件造成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以及我们的对策的。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批判取向必然对归属于大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产生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萎缩，在北美的一些大学，文学研究系科近乎被文化研究吞没。因而文学研究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从第一世界输入到第三世界，并和第三世界的文化现象发生碰幢和交融，这种现象已不可避免。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这股大潮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造成了我们中不少人的困惑。我认为，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两方面的后果，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学术规范的制约，这样便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的学术研究也就更接近国际水平，而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阻碍，因而造成新的等级对立。而另一些学者则对全球化的来临感到不安，他们所采取的一个对抗性策略就是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和本土主义这个变了形的后殖民概念（注：在国内批评界，试图以“中华性”来对抗后现代性的主要是一些青年学者，如张法、张颐武和王一川，这方面可参阅他们近几年来《文艺争鸣》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试图以有着强烈本土主义色彩的所谓“中华性”来对抗全球化的大潮。这个概念目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港台和海外的华文文化圈内也颇为风行（注：关于海外华人圈内的后殖民变体——新儒学的复兴及其受到的批判性挑战，参见德里克发表在《疆界2 》杂志上的长篇论文《边界上的孔子：全球资本主义与儒学的重新发明》，中译文见他的论文集《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72页。），它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有必要形成全球化／本土化的新的二元对立？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本土的文化本质特征又如何得以保留？如何才能处理好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我不赞成这种人为的对立，但是如何才能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达到双方的互补和对话？这正是我下面将要讨论的。
文化研究的和文化批评的崛起
早在80年代后期，当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日趋终结、后殖民主义现论思潮步入前台之时，一种长期以来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学术理论话语就开始了消解中心（ decentraling ）和破除领地（deterritorializing）的运动。到了90年代初，这股大潮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界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它就是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以及本文所论及的“文化研究”。这一理论话语和概念显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与我们一般提到的带有精英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少中西方文学研究者很容易将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提并论，这当然不足为奇，因为当今的不少欧美学者（尤其是反对文化研究者）都在这样做。但仔细追溯其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形态，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其界定也迥然相异：前者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视角的批评和研究，这种批评模式早在19世纪后期的马修·阿诺德那里就已有之，只是在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语言学和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而被“边缘化”了，而在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走出形式主义囚笼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又重新得到了强调；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研究的领地，进入到了对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考察研究之境地，甚至以往被具有鲜明的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被囊括了进来。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之下，文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并且被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圈子里。因而难免有精英意识较强的学者惊叹，文学研究有可能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是一种边缘话语，并且有着鲜明的“非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那么文化研究的“非边缘化”、“非领地化”和“消解中心”的特征便十分明显。对文化研究究竟作何描述？学者们一般认为，文化研究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以研究后殖民写作／话语为主的种族研究，其中涉及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第三世界批评和霍米·巴巴的对殖民话语的戏拟和混杂进而消解；以研究女性批评和写作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这在当今时代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怪异理论（queer theory）和女性同性恋研究；和以指向东方和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等多学科和多领域综合考察为主的区域研究，例如当前十分诱惑人的课题就包括“亚太地区研究”和“太平洋世纪研究”等。此外还应当加上考察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的大众传媒研究，尤其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越来越明显，它几乎与传媒现象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与文学研究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也许正是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抱恐惧甚至反感态度的部分原因。
文化研究虽在当今时代的英语世界声势浩大，但在较为保守的欧洲学术界却颇遭非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并非一门学科，而且它本身并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没有一个界线清晰的研究领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对文化的研究，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对当代文化的研究”（注：参见西蒙·杜林编， 《文化研究读本》（ CulturalStudies Reader），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导论”第1—2页。）。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其本来的宽泛含义有了差别，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文化’并不是那种被认为具有着超越时空界线的永恒价值的‘高雅文化’的缩略词”（注：参见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Cultural Stud ies Reader），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3年版，“导论”第1—2页。），而是那些在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占统治地位时被当作“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或亚文学之类或甚至大众传播媒介。这说明，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理论基本上从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借鉴而来，并应用于更为宽泛的范围和更为广阔的疆域，它同时在西方帝国的中心话语地带——英美和原先的殖民地或称现在的后殖民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发挥作用。
如果说，当今在文学理论批评界广为人们讨论的文化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始自文学研究，并且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始于50年代的英国的话，那么它至今也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是利维斯（F.R.Leavis），他所开创的那种文学研究形式又称作“利维斯主义”， 其意在重新分布法国社会学者皮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所谓的“文化资本”。利维斯本质上是一个精英文学研究者和新批评派，他所认为的文化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艺术的成品，应当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他看来，惟有阅读这些艺术精品，人们的高雅文化情操才能得到培育。因此他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他论证道，需要有一种严格选取的文学经典，这一经典的核心——“伟大的传统”应当包括简·奥斯汀、亚历山大·蒲柏、乔治·爱略特等这样一些能够培养一批有着敏感的道德意识的读者的大作家，而一些致力于带有个人色彩的艺术实验的现代主义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则应被排斥在这一“经典”或“传统”之外，因为这些带有强烈的先锋实验意识的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并未经受历史的考验，因而其价值并未得到人们的公认，将他们的作品纳入文学经典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他看来，阅读上述这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尽管利维斯的这些精英文化研究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并对之提出挑战的以指向大众的文化研究格格不入，但当代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的崛起，与利维斯早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使得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思想体系受到挑战的主要是这样几个事件：50年代理查德·霍佳特和雷蒙德·威廉斯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从而使得文化研究直接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越来越具有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60年代初的机构化，这毫无疑问以在伯明翰大学设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从此，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准学科（sub—discipline ）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discourse）而崛起于当代文化学术界，并在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讨论衰落之时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英语世界，文化研究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它迅速进入了美国学术界，并且受到一大批在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拉尔夫·科恩、希利斯·米勒、汉斯·岗布莱希特、保尔·鲍维、汤姆·米彻尔等，大量研究后殖民文学、传媒文化和其它非精英文化现象的论文频繁地出现在曾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称的著名学术刊物，包括《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和《疆界2》（boundary 2）等， 逐步涉及到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介入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和研究。但这批学者所主张的是将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下来考察，并未脱离文学现象漫无边际地探寻；而更多的来自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和传播学界的学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把文化研究推到了另一个极致，使其远离精英文学和文化，专注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以及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当代美国的文化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极为广泛，甚至包括“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文类（惊险小说、罗曼司传奇、西部片、科幻小说）、照相术、音乐、杂志、青年亚文化、学生文本、批评理论、戏剧、无线电、妇女文学、电视以及工人阶级的文学“（注：文森特·莱奇，“文化研究·美国”，见麦克尔·格罗顿和马丁·克莱斯沃斯主编《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批评指南》（
The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巴尔的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这些文化研究的鼓吹者排斥经典文化和文学作品，公开宣称致力于低级的、大众的非精英文化产品的研究，这样一来，他们的尝试便对经典文化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大众文化的氛围下，经典文学作品不再被当做独立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的审美现象来欣赏和观照，而是被束之高阁，或甚至被放逐到研究视野的边缘。因而文化研究在美国的一些有着悠久人文传统的正统学科便受到抵制，倒是在部分大学的英文系和传播学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者并不急于建立以教学为主的系科，而是首先设立某种类似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之类的研究机构，在研究话语上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有着殖民地背景的国家，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后殖民问题和后殖民地写作／话语，这些地方的旧有文学历史并不悠久，传统的势力也远没有英国那么强大，因而文化研究在这些国家便有着相当长足的发展，其势头之强大甚至引起了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者的恐惧。
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在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界又有了新的发展，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分化和整合，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取向：其一是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学研究，面向整个大众文化，并且越来越与当代传媒关系密切；其二则把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疆界逐渐扩大，使之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具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性质（注：早先的精英文学研究者，例如围绕着《新文学史》杂志的一批精英学者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就是扩大了学科范围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它当然也切入大众文化，但它的态度是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阐释，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固有的精英文化批评立场。对于这种差别，我们应当有所注意。文化研究的不少理论课题都来自文学研究，因而它的一些探讨对象完全可以反过来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当代文学研究也应当从纯粹的经验领地解脱出来，与一种文学的文化批评相融和并达到互补的境地。
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中介
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下，文学批评终于走出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折”之囚笼，进入到明显带有文化研究意义的“人类学转向”， 落实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上， 也就实现了从文本（text ）向语境（context）的转化。文学批评向何处去？ 这已成为广大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弘扬一种新的文化批评。
这里提出的文化批评是居于“文化研究”大背景之下的。既然文化批评在西方是一个可作多重界定的不确定概念，那么中国的文化批评又该作何界定？我想，中国当代文化批评首先应立足于中国文化这个根本，它的着眼点主要是文学艺术现象，而并非无边无际的各种泛文化现象。在这方面，西方的各种文化批评理论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应用于批评实践的工具，我们对这个工具的态度是为我所用，既借鉴它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同时又从中国的文学现象出发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质疑、改造甚至重构，最终建立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
其次，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批评与传统的人文批评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批评与人文批评的关系决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人文批评更加注重审美理想和文学内部的欣赏和出自人文关怀的评价，而文化批评则偏重阐释和解决当代现实以及文学的现状；人文批评更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而文化批评则有选择地融入人文精神并更注重对考察对象的理论分析和文化阐释，以达到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文化批评并不反对价值判断，但认为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基于对对象的深入研究和考察，以便对之作出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的阐释。
再者，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传统的人文批评正不断地注入新的东西，从而使之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曾风靡一时的新潮批评经过自身的反思和调整之后已分为以坚持人文精神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和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学研究两支；第三种批评也即“学院派”批评或称“新学院式”批评则以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的精神为己任，主张文学批评学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和文学研究理论化。现在，这第三种批评经过自身的调整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它摆脱了直觉印象式的审美感悟，走出了新批评式的形式主义牢笼，把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它决不是西方文化批评的衍生物，而是产生于我们民族的土壤并能与国际性的文化批评进行平等对话的一支力量。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它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同时自己也不试图主宰文学批评论坛，因此弘扬这种文化批评并非是敲响了人文批评的丧钟，而是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又增添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力量。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基于广阔的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批评所瞄准的不仅是国内的批评理论界，同时更要瞄准国际批评理论界，以便在国际性的批评论争中发出中国批评家的声音。因此要区别国际化与西化的界限，才能促进中国的文化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英语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同样，在理论批评领域，“失语症”（Loss of discourse ）（注：国内有人用英文中的aphasia 这个纯医学术语来描绘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失语症”，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照提出这一命题的人（主要是曹顺庆）的本意，所谓“失语”主要指的是（中国自己的）批评话语的失却，并不意味着真的就失去了言语的能力。这两点必须予以区别，否则译成英文在国际理论界讨论时定会贻笑大方。）还有可能发展为“失声症”（Loss of voice）， 带来的后果将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不为（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外）世人所知；而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驱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批评话语中。这样一种局面尽管是令人悲哀的，它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奋进决心。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反中心和后殖民的反霸权的有力冲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已随着东方文化的崛起而逐步宣告破产。如果对文化全球化反其意而用之，我们也许会发现，全球化曾在历史上有过两个传播出发点，其一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另一个则是更早一些的始自华夏大地的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注：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有德里克等左翼文化批评家，甚至还包括在美国太平洋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丹尼斯·弗林等。尤其是后者发起主持的一个“太平洋世纪”（pacific centuries ）研究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方向对全球化进行的研究。）。如果前者是资本的全球化的开始，后者则是文化全球化的另一起点。这样看来，文化全球化并不可怕，它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世纪的东西方文化共处和对话的新局面。文化全球化并非像经济全球化那样使各民族的文化走向同一性，而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平等地位，通过全球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理论对话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对峙还是共存？
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无疑已经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而在一个更为广大的人文学科背景下，文学研究的地位也就显得愈加不确定，甚至按照有人的说法已濒临消亡。就当今北美的文化学术状况而言，国别（英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都面临着另一股更加强有力的思潮的冲击，这种冲击就来自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反精英意识和反文学等级意识无疑对有着强烈精英意识和等级观念的传统的文学研究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以致于不少大学的英文系不得不削减传统的文学课程，增加当代的文化研究课程，例如女性研究、种族研究、传媒研究、身份研究等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文学研究之外的“边缘话语”。曾在学术界异常活跃的比较文学系或研究中心也不得不改名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系或研究中心。这一切均说明，传统的文学研究又经历了一次大的冲击，并再度陷入新的危机。学者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一定要与文学研究形成对立？这二者之间有无沟通的可能？何以将文化研究的课题引进文学研究的领域？等等。
当然，任何熟悉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历史的学者都不难否认，进入本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已经受到了几次冲击和挑战，其中比较大的冲击不外乎来自这样两种思潮：其一是崛起于本世纪初的以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其结果造成了文学研究的越来越走向科学化和形式化，虽然在此期间，具有人文性质的阐释学理论仍有着相当的活动空间，但直到后来后结构主义的反拨，这种形式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才有所改观；另一个就是起始于40年代的英语文学界并在80年代后期迅速进入学术前沿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使得原有的学科界限被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也日渐模糊，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也纷纷从边缘向中心运动，进而进入文学研究的话语圈。传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出精英学者的象牙塔，其当代指向和非精英倾向逐渐显露出来，其研究成果也日益打上文化和社会分析的印记，始自新批评的那一套形式结构分析逐渐让位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学分析和理论阐释。最近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就是近似当年的“语言学转向”的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比较文学的研究也逐步从研究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文学的相互影响、内在审美规律和平行关系的研究逐步发展为跨越学科界限的两种以上的文化的比较研究。面对这股大潮的冲击，经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地毫无疑问地变得狭窄了，其传统的方法论也受到挑战，因而相当一部分传统派学者对纯文学及其研究的前途表示怀疑（注：持这种态度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布鲁姆，他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敌视态度早已见于他的著述，但与那些悲观论者不同的是，布鲁姆在一切场合对愈益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域作了勇敢的捍卫。在我最近对他的访谈中，他甚至公开宣称“理论已经死亡，而文学则将永远有人诵读”。），对比较文学的未来也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注：当年曾对基于美国学派立场的比较文学之定义作过权威性描述的亨利· 雷马克也对自己近十多年来的“被边缘化” 感到极度不满，在1999年8 月成都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他作了一个题为《比较文学：再次面对选择》（ Once
Aga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的大会发言，对形形色色的新理论思潮予以了强烈的抨击，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途充满了忧虑。）；但是另一些思想观念开放的学者则试图迎接文化研究的挑战，他们借助这一来自文学圈以外的冲击，将文化研究的某些合理因素和有意义的课题引进文学研究，这样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同时也可以为未来的跨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课题或理论思考的视角（注：这部分学者以老一辈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拉尔夫·科恩为代表，他本人不仅不反对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研究，而且密切关注文化研究的新发展，并及时在自己主编的权威性刊物《新文学史》上发表一些具有理论导向意义的文章（如第27卷〔1997年〕第1 期专辑“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和不同的甚至批判的意见，如第29卷〔1999年〕第1 期的“修正主义专题讨论”的文章）。）。我本人自然是持第二种态度的，并试图在本文中提出一种可行的研究视角。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有其不同的学科来源，但如果立足来自英语文学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分支，我们就很容易把握它与文学研究的渊源关系以及这二者的密不可分性。一些公认的文学研究大师，如英国的F.R.利维斯、雷蒙德·威廉斯和特理·伊格尔顿、俄罗斯—前苏联的米哈依尔·巴赫金、加拿大的诺斯洛普·弗莱以及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希利斯·米勒等，现已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或重要代表，他们的著述不仅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对扩大文学的范围多有裨益，进而对当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并产生出一些新的成果。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就尝试着将身份研究引进文学研究，并以其充当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一种中介。
文化身份问题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课题。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文化认同， 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于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而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探讨具有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是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此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跨国公司里工作的人的身份也就越来越不确定，他们在异族文化背景下的工作和生活必然会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因此文学研究者自然不应忽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
研究文化身份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但和比较文学的一般研究方法一样，从事文化身份研究也可以通过这两种方法来实现：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前者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为显得重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星球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在某一个国家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完全可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资本运作和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成为一个“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人，或新的世界公民。他也许在某个没有固定中心和总部的跨国公司任职，这个跨国公司既剥削外国人同时也剥削本国人，他的本国民族和文化身份逐渐变得模糊，因而他无法代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但是他所出生在其中的民族的文化印记却难以在他身上抹去，他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相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新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他身上印证出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文化的 “混杂性”（hybridity）特征。 例如目前在北美兴起的亚裔文学研究和华文文学研究就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例子：前者的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英语）的媒介来表达的，而后者则在相当的程度上既保留了原来民族文化的表达媒介，因此它又不得不融入一些北美文化的习惯因素。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只是这样的研究课题已经达到了跨越文化界限的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境地，因此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非但没有削弱比较文学固有的功能，反而取得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影响研究必定要有一定的旅行路线，那么平行研究就依然是共时的，因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旅行和传播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网络等媒介来实现，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即使有着鲜明的民族身份，也很难说他的文化身份就一定和他的民族身份一样明显，特别是我们这些从事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恐怕更是两种文化交织一体的代表：自幼生长在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但在学术成长期，却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或在某个西方国家住过几年，或多次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从事过学术研究，以致于在我们的英文系文学教师中，所掌握的西方文学的知识常常多于中国文学知识，因此我们从事西方文学教学和研究，显然是以一个中国人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西方文学，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学科意识便不得不打上“西方主义”或“西方学”（Occidentalism）的印记， 因而我们的文化身份也说是双重的：为了学好西方文学，不得不尽可能地暂时认同一些西方文化的观念（主要是语言表达上的习惯），以便更为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文化之特征，又不得不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中打上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印记，这无疑是我们与西方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时不可缺少的“资本”。但要想达到真正的超越，那就必须克服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西方主义的观念，真正进入西方人的视角来研究西方文学，但那样一来，我们的中国文化身份也就会失去。所以这个难以克服的两难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必须具有一颗中国人的灵魂，一切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来考察研究外国文学，这样就能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在今天尤其对从事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和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身份还有另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诸如流亡文学（diasporic writing）研究、 后殖民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的性别身份研究等，这些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才能进行。尤其是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当代后殖民理论的视角重新阅读一些历史上的以殖民地描写为题材的老作品，例如英国文学中的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E.M.福斯特等，以及美国文学中的赛珍珠和汤婷婷等，从而发掘出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双重文化身份；另一方面，直接考察当代的一些后殖民地（例如非洲的不少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宗主国文学的影响痕迹，同时也可窥见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民族文化的抵制特征，因而这种文化的“混杂性”便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此外，从当代学术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性和前沿性着眼，从文学文本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入手，我们也可介入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之论争和对话的讨论，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波及下，文化全球化的步伐正日益加快，但由于文化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因而颇遭欧洲学者的抵制。因此，今天的欧洲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起到扼制美国文化侵略和渗透的“本土化”作用。毫无疑问，文化全球化的对立物是文化本土化，由欧洲学者率先发起的文化身份研究实际上也是从（欧洲的）本土化的立场出发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制约。欧洲文学有着光辉灿烂的遗产和悠久的传统，欧洲学者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文学经典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但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他们又不得不思考出相应的对策。同样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华人居住区，试图以新儒家思想来统一21世纪世界文化的尝试也不断出现，这当然也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对立物。就我们所从事的跨中西方文化的文学研究而言，研究文化身份既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同时也可以充当文学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桥梁。这样看来，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的一些课题非但不会使文化研究占领文学研究的领地，相反倒有可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从本文的有限篇幅中，读者大概不难看出我对全球化及其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的态度以及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全球化现象造成了文学研究领地的萎缩和文化研究疆域的无限扩大，但走出形式主义的狭隘领地，进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之中，并不会导致文学研究被淹没；如果对这二者之关系协调得当，倒有可能把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地扩大，把狭义的精英文学的范围拓展，并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进而使得濒临危机的文学研究得以在新的世纪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