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反实在论的语言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当代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以语言分析作为构造、解释和评价理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实在论以“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这三个环节为基点和中枢，展开了其演化的历史进程、趋势定向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
一 当代反实在论与语言的深厚关联
早在中世纪时期，“实在论”一词就已经被使用，当时，这一术语是被用来表征一般先于个别而存在并且相信存在心脑之外的客观世界的。随着哲学的不断发展，“实在论”一词开始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即它也开始适用于指称存在独立于心脑之外的实在。在这个意义上，实在论是用于反对各种形态的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它与真理符合论紧密相连，而与其他各种“认识论”和“实用主义”相对立。与此同时，尽管反实在论也已经产生并与实在论同步地发展着，但那时它却是以唯名论的形式出现。20世纪中叶之前，反实在论这一术语并没有真正出现。直到1959年，反实在论者达米特在其有关“真理”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并使用了“反实在论”这一术语用来表达他对实在论所产生的怀疑。“反实在论”一词一经提出就显示出其巨大的生命力。它一开始是作为一般现象而存在的。目前，这一术语正在以比达米特所引进时更宽泛和更深远的意义上使用着，甚至“反实在论”一词有时还用于与达米特意义上的反实在论完全不相容的观点中。具体地讲，“非认知主义”学说（Non－Cognitivist positions）本来是关于一定范围内语句的学说，它主张那些句子是不能被适当地评价为真或是假的，因为它们缺少“说明事实的功能”（Fact－stating role），而且同时又服务于表述除信仰之外的心理状态，但这一学说却被划分为“反实在论”。另外，众所周知，范·弗拉森是科学领域中关于理论实体的不可知论者。他的学说人们普遍认为是科学的反实在论。但它并不反对实在论者关于描述不可观察实体的语句的意义概念。相反，他完全赞同实在论者的这一概念。显然，“反实在论”这一术语的提出及其发展都与语言密切相关。它不仅涉及语言分析中的语句、意义、真理及其指称等重要方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反实在论就是关于语言、意义和逻辑的学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反实在论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朝向语言而生长”并成为哲学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随着20 世纪初叶以来“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解释学转向”（interpretive turn）和“修辞学转向”（rhetorical turn）这三大转向的相继到来以及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去研究各种哲学理论或科学理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一方面，哲学的后形而上学发展要求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引入语言分析手段以丰富自身的方法论特征；另一方面，语言在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和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而反实在论为了能够在与科学实在论的论争中求得生存，就不可避免地从语言分析的角度，不断地修正自身的不足，从而在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方面取得优势地位。正像当代反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尼尔·坦能特（Neil Tennant）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当20世纪的反实在论对理论进行构造、解释和评价时，它主要依赖于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Ⅰ当我们掌握一种语言并且付诸于实践时，我们通过探明或传达意义就能够获得言说者的可观察行为。
Ⅱ语言中具有完美形式的表述的意义无不在严格的意义上取决于其简单表述的意义。
Ⅲ如果我们已经掌握了一种语言，那么，其语句的意义必然具有确定性。
Ⅳ对意义的认识能够由言说者通过对其所具有的认知能力的适当实践而显示出来。
显然，上述四个原则无一不是围绕语言而进行的。尽管这四个原则并不能代表反实在论所有派别的观点，但它们至少揭示了整个反实在论研究的重点正在并且已经转移到语言分析上来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还与科学实在论的某些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预示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语言层面上的融合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从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角度客观、系统地阐明和论述20世纪反实在论语言分析方法的演变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向，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明确彻底地理解和把握整个20世纪反实在论的演变特征及其发展倾向，而且，对于我们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上去理解和把握20世纪科学实在论甚至整个科学哲学的演变特征并揭示其发展走向及态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 当代反实在论语言转向的实质
20世纪初以来，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核心的“语言学转向”引发了反实在论者们在研究重点上的转移。他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与限度以及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从哲学的角度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本质、结构和一般特征，以及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等。具体地讲，这一转向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言转向显示出其丰富的内涵。从广泛的意义上讲，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言转向并非仅仅局限于强调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这一层面，相反，它还突现了语言的指称、意义、真理及其使用等多方面。这样一来，语言转向就似乎超越和突破了传统狭义的观念而拓展了其原有的域面。正像当代著名的反实在论者尼尔·坦能特（Neil Tennant）所指出的，反实在论的核心就在于四个简单的命题，即（1）语句由语词而构成；（2）语句应在公共实践中使用；（3）我们因而知道语句的意义；（4）知识是用来判断语句使用的适当性的。可见，这四个基本命题涵盖了语言的各个层面，即语形、语义和语用层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言转向事实上已经内含了语形学转向、语义学转向和语用学转向的到来，它标示了反实在论在新的转向中不仅从句法层面，而且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语义的、语用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视角对科学理论进行语言层面的探究。
其次，“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成为20世纪反实在论语言转向具有“后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具体地讲，一方面，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语言学转向”的深入展开，反实在论开始认识到，语言不仅仅具有构造理论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解释和评价理论等实践功能，因此，它力图强化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的实践性，将人类的行为、科学与文化或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作为“大写”的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写”的本文的社会意义上超越其“语言转向”初期所带来的狭隘性，使语言与社会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社会化，使科学认识论的语言具有整体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实在论将个体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与整体的个体性与相关性结合起来，既对实在论过分强调“普遍论”进行反叛，同时又修正传统反实在论过分强调“个体”的这一做法，从而达到在“开放”和“弱化”的基底上去阐明科学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作方式，最终实现了其“整体论的扩张”。另一方面，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将意义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义性统一起来，以弱化真理概念的方式去否弃和超越实在论的“符合真理论”以及传统反实在论对真理的彻底消解的做法，从而去阐释科学运动的表征方式和解释方式。具体而言，他们试图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实在论所主张的传统的对应论的指称论；用“经验的适当性”、“超可断定性”去解构传统反实在论对真理的否弃；同时，它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言，从语形、语义和语用的融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从而说明其语形的精确性、语义的一致性和语用意义的整体性。正是在这一基点上，反实在论完成了其后现代转变，实现了其“意义理论的深入”。
最后，语形、语义、语用分析与语境实践、语境分析及其与各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之间内在的关联和同一成为20世纪反实在论语言转向的方法论特征。随着20世纪中叶“解释学转向”特别是“修辞学转向”的到来与实现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和深入的展开，使得“语境”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渗透到整个哲学领域。正是在“语境”这一方法论基底上，反实在论不仅促成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的融合与交流，而且实现了语境实践、语境分析与其他各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之间内在的关联与同一。而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反实在论力图跳出传统形式语言的逻辑预设，在科学论述的境遇、选择和分析、操作、发展和演讲中，给出战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广阔的语言创造的可能空间，从而促成了反实在论消除在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理性与非理性、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自洽性与论述的说服力之间的僵化界限，以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
三 当代反实在论语言转向的意义
第一，标示了反实在论的立场开始走向“开放”和“弱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语言学转向”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深入和展开，“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开始得到关注。在这一哲学背景下，反实在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一方面，“语言学转向”初期所导致的极端性及其对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和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的推崇，给哲学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因而使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危机重重，而“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的到来恰恰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为反实在论提供了一个启示性的视域；另一方面，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长期生存在封闭的状态下，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作为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实在论也必然要与其它流派相互交流和渗透。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科学理论的构造、解释和评价问题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愈来愈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在这一总体框架中，反实在论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支健全的哲学运动，力图在新的形势下寻找自身生存的方式和地位，正是在这一哲学大语境下，反实在论由原来较强的反实在论立场走向“开放”与“弱化”，开始借鉴并吸纳实在论的可取之处，采用语义分析、语用分析方法，并在与解释学与现象学传统相融合的过程中以求生存；另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也促进了反实在论的发展。
第二，导致了分析哲学与解释学、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从极端对立的断裂关系走向了相互关联的融合局面。众所周知，“语言学转向”的到来及其实现初期不仅使得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关系愈益僵化，而且还导致了分析哲学与解释学、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局面。这是因为解释学坚持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而反对科学主义，它强调用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观点去看待一切，主张所谓的“视界融合”。而分析哲学则恰恰相反。由于在“语言学转向”运动展开之初，分析哲学仅仅强调逻辑分析方法的使用，提出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因而坚持了极端的科学主义并且通过拒斥一切形而上学而反对人本主义，当这种对立终于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时，代表分析哲学流派的英美哲学和科学主义便与代表解释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和人文主义走向了断然的分离。
随着以“语言学转向”为先导的三大转向的普遍展开以及“后现代”运动的广泛深入，语言作为一种中介和桥梁无疑为它们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寻找到了新的哲学研究基点上的可能的、合理的途径，从而使代表着不同哲学主题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科学技术与人类知识的社会化等等在这一新的基底上开始消解对抗、增进对话，为它们在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上达成整体的一致性以及结构统一性和意义的一致性找出突破点和关节点。正是这种渗透与融合揭示了20世纪反实在论演变的总体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