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进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统一是本世纪举世瞩目的事件之一，它不仅对德国历史发展、而且将对欧洲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统一后，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德国统一是一项极为庞大、复杂和艰巨的历史任务。由于德国统一意外地突如其来，大多数德国人毫无准备，有的人甚至不知所措。但他们一旦镇定下来，立即以惊人的适应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昔日创造经济奇迹的自信和热情，投入到统一大业中去，他们仅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
由于前东德与前西德的两种社会制度大相径庭，而统一这个突然的变化又是在毫无前人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进行的，要将东西德融为一体必然会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和失误。本文旨在对统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等进行初步探讨和分析，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多数前民主德国的公民对1990年10月2日至3日的狂欢之夜记忆犹新，这是他们狂喜心情的真实写照。那时，人们做着种种美梦，憧憬着似乎近在眼前的幸福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意识到过高的期望是不现实的。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德国虽然统一了，但尚未融为一体。
“东德”和“西德”这两个名词作为国家概念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东德人”和“西德人”这两个词却仍然挂在人们嘴边，见诸于书刊报端。新的称呼“东佬（Osi）”和“西佬（Wesi ）”听来似乎有一点调侃的意味，在本文中我们还是将其暂且称作“东德人”和“西德人”。不少东德人感到自己被看作二等公民，受到西德人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轻视。这种精神上的压抑首先是由物质上的损失造成的。
统一后制订的某些法律条文给部分东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1990年7月1日，两德签订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生效后，托管局开始全面制定和推行经济私有化方案。当私有化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后，原企业主或房产主纷纷提出退还或索赔要求。到1994年5月，东部5个州及东柏林共处理要求退还私有房地产申请书二百多万件，各州已被处理退回赔偿的约40%左右〔1〕。 退回和赔偿的实质是剥夺部分东德人的土地或房屋使用权，将其所有权赔偿给西德人。也就是说，某些西德人得到的补偿是以某些东德人的牺牲为代价的。
统一以后在东部的大规模清理使某些人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境内的非纳粹化运动，如某些西方政界人士将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与纳粹党相提并论，显然无视二者本质上的区别。尽管另一部分人认为，统一后的情况与战后有所不同，不应按照党派和政治团体成员身份去审查居民，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过去当过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而被追究责任。约有230万公民一度隶属于德国统一社会党， 如果作出决定把这个党指控为犯罪组织，就会造成大批新的冤案〔2〕。 虽然存在这样的想法，仍然有许多东德人在清理中被排挤出职业生涯，在经济上和名誉上同时受到损害。
以德国高校的清理运动为例，大约六万名科学家被清除出校园，其中包括柏林洪堡大学文科、社会学科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科的900 名科学家，不包括316名耶拿大学的教授、助教和讲师。 遭清理的科学家们既不能依靠原民主德国的法律，又不能依靠联邦德国的法律来保护自己，以致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十分巨大〔3〕。
在德国科学领域的一体化进程中，原民主德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必须精简，这虽没有错，问题在于所采取的方式。一位东德教授认为，合理的方案应该是这样的：“以1989年秋的民主化运动为基础，以自主革新为目标，解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研与教学单位，修改教学与科研内容。高校等级制度的民主化与其他改革应以不同的深度与速度发展”〔4〕。这就是说， 文化上的结合和科学上的统一不可能与经济一体化同步进行，必须经历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遗憾的是，实际上未考虑较长的过渡时间，而是很快地完成了对原东德高校的改造。受意识形态影响大的专业系科首先被关闭，法律、经济、历史、哲学、师范和社会学等一些专业重新成立。其理由是认为原东德的教授们难以适应新的要求，结果使许多西部的教授被聘用到东部。目前东部大学各系已有70%的位置有了新的人员〔5〕。
尽管德国大学校长会议一直反对清理，新州还是对过去的高校人员进行了政治甄别。执行者自诩为“清除癌细胞的外科医生”，毫不留情地拿健康者一并开刀，结果约有33%的教授被确定为政治上不可靠而遭解雇。他们的退休金最多每月2700马克， 这与正常情况下每月6000 至7000马克的退休金相去甚远，不成比例。有些人文学科的研究人员遭解雇后命运很糟〔6〕。
原民主德国科学家的留用问题本应主要依据学术水平，而不应按照其党派和政治团体成员身份来作出决定。科学家被迫去接受一种令人难堪的再教育。排斥原民主德国科学家，就不能辩证地、全面地、客观地认识过去，意味着变相的压制。这种对高校的清理与干预剥夺了高校自治的权利，严重破坏了高校的民主化和科学的发展。
根据在审讯纳粹罪行时就用过的所谓的拉德布鲁赫公式，如果事关明显地和让人无法容忍地破坏公正的基本原则，以及侵犯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的犯罪行为时，纸面法律必须让位于公正。基于这个公式，司法界可以置案件发生时仍有效的民德法律于不顾，宣判当事人有罪。迄今在政府犯罪方面总计进行了3.7万起调查， 牵扯到边界上的绑架和暴力事件，还牵扯到前民德的检察官和法官〔6〕。
对在柏林墙边开枪致死案判处的最高刑期为十年。原东德国家国防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凯斯勒、施特雷莱茨、阿尔布雷希特由于柏林墙开枪致死案分别被判七年半、五年半和三年半徒刑。埃贡.克伦茨和另外六个政治局委员的罪名被称作“过失杀人罪”，因为他们作为最高决策当局“本来是能够改变边界上的暴行的， 但他们却没有去发挥影响”〔8〕。战后审讯纳粹之所以采用拉德布鲁赫公式是有其国际背景的，而统一后对一些东德人的评判，是依西部所认为的“公正”作为依据，当这种主观的公正凌驾于前民德法律之上时，冤假错案自然不可避免。在西部看来，公民应拥有自由迁徙权，人权高于禁止离开民主德国的命令，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逾越柏林墙是正当行为，枪击他们的人必须受到惩处。
禁止离开民主德国的命令究竟是否公正，我们不忙妄下断言，但无论如何，不能够将命令的执行者简单地判决为杀人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谁又能保证统一后所制定一切法律条文的绝对公正性呢？
引起更多争议的是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问题。该组织由约十万名正式工作人员与一百万“非正式情报员”构成，于1989年解散。议会建立了一个监督解散安全部和安全局的特别委员会，在“联盟90”的议员神学家约阿希姆·高克领导下处理安全部这个秘密情报机关的全部遗产并审查其正式和非正式工作人员。柏林的教师有4.7 %从事过非正式情报活动，其中约1／4的人因此在统一后被辞退〔9〕。
1992年初，议员格哈德·里格涉及安全部的微不足道的活动被新闻媒体曝光，他被逼自杀。里格并不是唯一一个统一后走上绝路的前民德政治家，所有前安全部工作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安全部所有文件档案的公开对这些人的生活构成了威胁，使他们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更是逼得某些人走投无路〔10〕。
审查文件档案的本意应该是为过去被迫害的人平反，但由于对把握好分寸存在问题，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互相告密，互相指责造成了新的迫害和诽谤。于是，一部分人大声疾呼，反对旧事重提，反对打击一大片；而另一部分人起来辩护，驳斥前者的论点是实行廉价的大赦。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
对于以上各种问题的争辩都在继续进行着，有人认为这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无论东西部之间有怎样的矛盾，但毕竟是一家人了。1990年、1992年和1994年在东部进行了同样的民意测验：你更多地感觉到自己是东德人呢，还是德国人？1990年有67%的东德人更感到自己是东德人，只有28%的人感觉自己是德国人；1992年前者的比例有54%，而后者的比例已增加到45%；1994年前后者比例大小颠倒过来：36%的人说自己首先是东德人，61%的人则说自己首先是德国人〔11〕。可见东德人对自己是德国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对东德人而言，前民主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既有失望和教训，但同时也使他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东部摈弃了原社会制度，选择了西部的社会制度，这个转变同样既有失望和教训，亦不乏宝贵的经验。并不是在此要证明谁对谁错，今是昨非还今非昨是，而只是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作为从另一侧面探讨此一课题的参考。
注释：
〔1〕 参见《德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13—14页。
〔2〕 参见《时代》1995年第5期，第47页。
〔3〕 vgl.Siegfried Prokop:,,Geschichte und personliche Erfahrungen",,,Streitschrift"Nr.4.
〔4〕 同上
〔5〕 参见《德国研究》1995年第2期，第35页。
〔6〕 同上
〔7〕 参见《时代》1995年第5期，第52—53页。
〔8〕 参见《时代》1995年第5期，第52—53页。
〔9〕 同上，第47—50页。
〔10〕 vgl.,,Ostdeutschlands Ohnmacht",,,Süddeutsche Zeitung"von 17.02.1992.
〔11〕 参见《时代》1995年第5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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