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论文,欲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了这样一种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尽管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至善至美的目标社会，也曾经令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无怨无悔地追求，但在当下，共产主义社会对许多人而言则如空中楼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按需分配”难以理解。在许多人看来，所谓按需分配，自然是“想要什么，就可以分到什么。”因此，“按需分配”的一个前提条件必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即前文马克思所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从而就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确实，与人类的欲望相比，生产力再如何发达，物质再如何丰富也无法满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按需分配”。 对于前人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他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所研究的社会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发展也同样如此。本文尝试着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一种新的诠释和发展。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我们提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之新共产主义概念。我们发现，人类惟有走“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道路，才能把自己从贪欲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和地球才可以存续。为了实现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我们呼唤人类文明的再启蒙。这次启蒙的任务必然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高昂来承担。通过“禁止欲望——释放与制造欲望——节制欲望”的否定之再否定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也终将进入更高一级的文明——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欲望的奴役与欲望的异化 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主要是通过奴役人的欲望而达成的，即通过奴役人们自己对财富、对金钱、对“成功”等的欲望而使他们接受非人化的抹平个性的“标准化”和“工具化”，使人成为“人-原子”，进而阻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欲望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即欲望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结的恶之花。 (一)资本主义对大众奴役的表现 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受到其所在的社会所形成的世俗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积累私有财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世俗和普遍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正是这种普遍和世俗的追求，使得个人所积累的财产——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威：资本是你享受的来源，是你“成功”的标志，是你权力的源泉，是你所向往的“自由”的保障。这也同时意味着资本奴役着你，奴役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没有资本(或财产)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您还必须靠出卖自己来谋生。 韦伯给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利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②。这与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秘密——剩余价值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一种看似的公平和公正却隐藏和遮盖着奴役与剥夺。 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和经济剥削都需要驯化人，培养“驯顺的身体”，即一个外表礼貌待人而内心追求自我利益的人；一个让自己守纪律、懂礼貌却遵从功利理性的人；一个在互动中行为可以预期的人，即所谓的“文明人”。“文明人”的培养和驯化并不是通过国家的直接努力，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及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告诉我们：贸易和交换才是培养“驯顺的身体”最重要的机制③。 在资本的权威下，“驯顺的身体”不断地被“同一化”和“格式化”，不断地异化成标准的“工具”。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从而使劳动越来越集中、分工越来越严密，个人的主动性被命令和指令所取代，人在劳动中被剥夺了创造的机会，被工具化，被符号化，并丧失了主观能动性，个人失去了活生生的个性而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部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他不再是“自我”，他的劳动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把人变成物的带引号的“劳动”。 就资本家而言，由于其生活的全部目的是为了追求资本，终生被资本所奴役，被资本所累，从而其行为也必然会“同一化”和“格式化”：为了积累资本，他不仅需要不断地对工人加以剥削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还需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技术进步，以面对其它资本家的竞争。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创新和创造并不来自于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出于内在目的的主动创造，而是适应市场竞争的被动过程。 工人和资本家的这种在资本奴役下的“同一化”和“格式化”在经济学研究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用统一的“代表性家庭”和“代表性企业”来数学化、模型化和格式化工人及资本家行为，而所有的模型都是以私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并冠之以所谓的微观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格式化”与“同一化”使得“人不为己”已真正成为天诛地灭④。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的能力”，“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⑤。 “从生到死，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从早到晚，所有的行动都是千篇一律和按照预定的方式进行。请问：一个被围困在这么一个罗网之中的人如何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只存在一次的人，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能经历希望、失望、担心和恐惧的人，渴望爱情和受到虚无和孤独威胁的人呢？”⑥ (二)资本主义以欲望为媒介奴役大众及大众的自我奴役 那么，人们为什么甘愿失去活生生的个性而被驯化和格式化成社会化大生产这部机器上的标准零部件？答案就在于市场的权威和人们自己的欲望。在这里，资本主义统治的表面台词是：“你要获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吗？那就参与商品和劳动力的交易吧。你要参加交易吗？那就成为合格的驯顺的身体吧！”简单地说，在市场的权威下，人们作为一个标准化的自利的主体，是为了利益与欲望而遵守纪律，从而成为顺从自己欲望(实际上很可能是间接的他人的欲望)的奴役。简单地说，他们被自己的欲望所奴役，忘掉或忽略了自己的本质需求——自由而全面发展。进一步地，统治者的统治和剥削都是通过奴役人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他们的(相较于表面台词的)潜台词是：“你想获利而满足欲望吗？那就接受我的统治与奴役！”正如马克思在此所指出的，所谓的“自由劳动，即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⑦。 总之，资本主义是通过奴役人自己的欲望而奴役和剥削大众并进行社会管理的，此种情况下，人们很难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当前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一个极具绘画天赋的年轻人，虽然从小就想成为画家，但在世俗大众对什么是“成功”的观念的影响下，通过自己的“理性”计算，认为学习金融专业是最挣钱最容易“成功”的，而学习绘画可能因卖不出画而实现不了画的经济价值从而潦倒终生，于是便学习并一生从事金融。显然，这绝对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反，是随世俗大潮而追逐和满足贪欲，追求功利目的(外在目的)，并因此限制了自己天赋的发展。这也解释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社会获得了很大进步，为个体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却越来越难通达这个空间，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人被自己的贪欲束缚得越来越紧了。 (三)不同资本主义时期被奴役的欲望不同——从生存欲望到贪欲 我们根据被奴役的不同类型的欲望，将资本主义分为“资本主义前期社会(这里指进入消费社会之前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两个阶段。于前者，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现为：利用人们的生存欲望而奴役大众；于后者，主要是制造(即生产或繁殖)贪欲，并利用大众的贪欲而奴役人民。 显然，资本主义前期最为基本的状态是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从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主要受到的是商品匮乏的束缚。此时，生产所需要满足的主要是大众对必需品的需求，即满足大众的生存欲望，同时，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主要通过人的纯粹内在的生存欲望而奴役人民。当然，这种方式确实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私有制本身也是对生产力较为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资本主义很快就提升了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升和人们的生存欲望不断地被满足，资本主义也在自我化解着对人们的奴役(即可奴役的欲望越来越弱了)。因此，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在其根本恶的基础上也是有其进步性的。 然而，资本之恶毕竟是本质的。在大众的生存欲望被满足后，资本主义为了继续奴役人民，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资本家为了继续积累财富，必须制造和繁殖新的欲望——对消费品的贪欲。此时，它的本质之恶便越来越明显了。 20世纪，消费革命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它将现代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消费社会。“我们或许是生活在一个连空气中都充满了消费文化味道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消费世纪，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世纪”⑧。在消费社会，普通人的消费活动日益广泛；同时，在技术进步的带动下，消费社会的需求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从必需品扩展到所谓的舒适品，乃至奢侈品。因此，市场中的交易更多诉诸的不再是体现为生存欲望的人的本真需要，而是因社会、文化和时尚(更根本地，是因资本家积累资本的欲望)而不断地被生产与繁殖出来的虚假的匮乏。显然，这种大大超过人的本真需要而被生产和繁殖出来的欲望是一种贪欲。贪欲的普遍生产和繁殖是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后的新特征。“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⑨。同时，贪欲还经常指向所谓“炫耀消费”——商品成为炫耀社会身份的符码；贪欲也造成了“理性”的浪费——“在这里，物品的需要都可以被替换成精神生理歇斯底里的颠倒症状”⑩。消费社会中，贪欲的特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与以往社会不同，贪欲满足的对象已经从达官显贵普遍化为普罗大众；第二，贪欲是被生产出来的。在消费社会中，绝大多数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欲望是被生产出来的，即资本家通过广告等大量的欲望生产机制将欲望生产出来，再加上欲望的模仿机制进行时尚传播，使得人们不断产生商品消费的新动力和新需求，从而刺激生产；第三，贪欲具有无限循环的趋势。“对于绝大多数舒适品和奢侈品来说，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一种快乐的满足，而是利用闲暇时间对欲望进行再生产，也就是说，消费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欲望”(11)。然后再进行新的消费，如此无限循环下去，即“消费社会的重要意涵还指这种消费活动具有的反身特征，即消费活动本身作为生产过程往往带来了更多的消费”(12)。由此而产生“消费-产生欲望-再消费-再产生欲望……”的无限循环；第四，贪欲具有无限繁殖的趋势。消费社会中人们需要的不再只是布劳代尔的所谓“没有变化”的必需品，而是不断变化的时尚(13)。在科技进步的怂恿下，时尚的更新换代似乎没有止境，再加上欲望的生产机制、时尚模仿心理等的推波助澜，也使贪欲呈现无限繁殖的趋势。 (四)消费社会中欲望的异化 毫无疑问，消费社会所产生的贪欲是一种欲望的异化。所谓欲望的异化是指本属于人自己的欲望与人自己的本真需要相背离、相反对，即非但不能肯定生命，反而否定生命的现象。欲望的异化表现为如下几点： 第一，虽然对于大众来说，贪欲是内在的，但它的根本来源是外在的，是社会文化等的产物，即资本家积累财富的欲望。如，人类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需求大多是被广告等欲望生产机制生产出来的，是虚假的需要，是需妄，是一种虚假的匮乏，其根本来源是资本家的挣钱欲望。因此，它对于大众而言是一种他性之力的奴役(所谓的“他性”，其衡量的依据在于是否符合人的内在目的)，即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内在目的背道而驰。 第二，欲望的异化还体现在：贪欲将自我作为达到外在目的(实际上是他人目的)的工具，彻底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具体而言，体现人的本真需要的欲望意在承认和肯定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内在目的是一种积极的动机。然而，消费社会中的贪欲根本上是来源于外部的，它打扮成大众的自己的欲望，虚情假意地要实现大众的(外在)目的，其后果是：贪欲生产出虚假的匮乏，再将人生命力导向了虚幻的匮乏，从而阻碍了人的本真需要的满足，却满足了制造贪欲的那些资本家的挣钱目的。由此可见，它非但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目的，还成为资本主义对人进行统治和奴役的媒介，异化成了消极动机。观察周边的生活，贪欲对自身奴役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前不久的报道中，一位少年为了购买苹果手机而通过非法的手段卖肾。这种不理性、不理智、不自爱、损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显然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目标背道而驰，是少年在贪欲这种内在的他性之力的奴役下的消极行为。 第三，欲望的异化还表现在：与自然欲望相比，贪欲本身是无止境的，但满足贪欲的东西都是有限物，因而贪欲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慰藉、安全、恬静和长久的幸福，只有焦虑、孤独和恐惧，贪欲使人产生对生存的失望，感觉离幸福越来越远，从而否定生命。 第四，我们还必须警惕的是：贪欲的内在性还造成了“自由”的假象，麻痹了人们的反抗。具体的，大众的贪欲虽是一种他性之力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但因其内在性，故而掩盖了他的外部来源，掩盖了它的外在和内在的奴役性，造成了人们“自由”的假象，麻痹了人们对奴役的认知和反抗的意识。也就是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看到的，人们以为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并相信自己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但他们又时刻准备着执行命令，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服服帖帖地进入社会这部机器中去，规规矩矩地听人摆布，盲目地受人指挥，不遗余力地干活。一句话，他们受着自己的欲望和外在目的的摆布。 二、对马克思“按需分配”及“物质极大丰富”的诠释 由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只有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14)，即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很容易会被人理解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然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决不能理解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一)“按需分配”决不是满足贪欲 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决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贪欲及由贪欲而产生的虚假的需要。 首先，从贪欲的本性看，它是不可满足的。我们已经知道，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其特征是贪欲的普遍性和异化，且贪欲具有无限繁殖的趋势，使它丧失了可被满足性。相对于无限的贪欲需求，物质要如何的丰富才能“按贪欲分配”呢？ 其次，从地球资源看，贪欲也不可能被满足。我们必须看到自身生存的现实——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如若我们认为“按需分配”是为了满足人们无限繁殖的贪欲，则共产主义信仰就会沦为乌托邦的理念。原因很简单，有限的资源怎么可能承担无限的贪欲呢？同时，无限贪欲造成的浪费更是地球不能也不该承受的。 最后，贪欲的满足与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相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的解放。他把“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看成是人与历史的发展目标：“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15)。“人向符合人性的人回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由此可见，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然而，贪欲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内在的他性之力，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外在诸善有其阈限，就像某种工具或一切有用途的东西都有着一个确定的限制一样，超出其阈限就必然会对其拥有者有害，或变得没有用处”(17)。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将欲望做了必要和不必要的区分。显然，对“不必要的欲望”的过度追求使欲望的满足不再是对生命的肯定，而是对生命的否定。 因此，“按需分配”绝对不可能是很多人所认为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18)。 (二)“按需分配”是对于人类本真物质需要而言的满足和分配 我们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按需分配”应该是指对于满足人们的本真需要和由此种需要所产生的本真欲望。对于这一概念，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界定得非常清晰，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关的。 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最为基本的社会现状是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商品还比较匮乏，生产力需要满足的还主要是人的本真的物质需要(必需品的需求)，即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自我保全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行束缚的主要是商品的短缺(生产力的匮乏)。有数据显示，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里，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直到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上升(19)。如19世纪初期，李嘉图在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20)，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21)，他的研究也很难摆脱当时的社会背景。马克思曾论述了自然的物质需求或必需品需求的满足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2)。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了当时束缚和奴役的来源，即无产阶级需要摆脱的奴役主要包括生存带来的逼迫或社会关系带来的强制等。由此可以确证，马克思所说的“按需分配”必然是指满足人的本真的物质需要，而其所指的“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即物质极大丰富必然是针对满足人的本真物质需要而言的物质极大丰富，目的是使人们摆脱物质匮乏带来的奴役。 显然，马克思并没有预想到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后所产生的贪欲普遍性和贪欲的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强化和自我异化。马克思和许多他之前的经济学家们一样，“完全忽略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23)，他也不大可能预见到当人们的生存欲望被满足后，资本主义还会借助不断生产与繁殖出来的贪欲继续奴役人们。他不会预见到，这些在技术进步煽动下被大规模地制造和繁殖的贪欲不仅发生了异化而反身奴役人们，同时还出现了无限增殖的趋势。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用“按需分配”来简单地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而没有做更多的说明，即没有区别产生本真欲望的人的物质需要和由贪欲而产生的虚假的需要，即需妄。在他那个时代，这似乎没有必要——“物质极大丰富”被当然地认为是用来满足人的本真的物质需要。这种自然的需求是纯粹内在的，是可以被满足的，是有限的。因此，其也被认为是地球资源可以承受的。 (三)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早已实现 事实上，按照目前人类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我们认为，世界已经达到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从而“按需分配”本应可以实现。 《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的数据显示：“大约在2000年前后，全世界生产的谷物总量可以让80亿人保持在生存的水平……谷物大约构成世界农产品产出的一半。如果加上每年的茎块作物产出、蔬菜、水果、鱼以及源自于放牧而不是谷物喂养的动物食品，那么它们将足够给进入新千年时的60亿人口提供多样化的健康的饮食”(24)。这事实上意味着人类已经脱离了生存竞争的状态，即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已经实现。 三、从“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到“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 已经知道，马克思所描述的“物质极大丰富”是针对满足人的本真的物质需要而言的物质极大丰富，其实质目的是使人类摆脱束缚，实现解放。这样一种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绝对与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后所产生的贪欲的普遍性和贪欲的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强化和自我异化相排斥，因而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在当代进一步定义成“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 (一)欲望的节制与转化 其实，欲望需要以理性来节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早在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要以理性引导感性，“选择可以说是一种有欲望的理智，或者说一种有理智能力的欲望。作为行为的发动者的人，他使这两种要素结合在一起”(25)。理性又是如何控制和引导感性的呢？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中庸”或“中道”的原则。他说：“美德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就是说，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适中，它为一种合理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用来规定美德的原则”(26)。正如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道，节制则是放纵与禁欲的中道。并且人的行为也不是那么机械的、绝对的，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27)。其实，由节制欲望而带来的相较于贪欲的适度的“匮乏”，可以让我们透过喧嚣感触到原本的自我，那将是一种强烈的回归感和幸福感，也将带来生命的激情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在这方面，恪守极简生活，又一生追求“改变世界”梦想的乔布斯就是很好的例证。 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绝不是禁欲的共产主义。一方面，我们需要丰富的物质满足人的自然的物质需要，从而克服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商品短缺和匮乏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针对欲望的异化和奴役，人们要节制贪欲(即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修身养性)，通过节制而逐渐抛弃马克思不曾预料到的消费社会中普遍化的贪欲——这种异化了的内在的他性之力对人的继续奴役，从而使得人类自己得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实现全面的发展。总之，我们需要节制的是贪欲，而不是正常的自然欲望。同时，节制正常欲望也是危险的。如，在大乘佛教来看，如果视正常的合理的欲望为敌、为洪水猛兽，则不可能真正远离贪欲，反而可能导致贪欲增盛、心理变态(28)。 同时，我们还需要转化贪欲为人的解放的推动力，即转化为本真的欲望，从而将生命力引导到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本真需要的满足，进而肯定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转化的枢纽在于“认识你自己”——即对人性的全部和本真自我及其内在目的的领悟，对贪欲的奴役的认知。佛教也主张“以欲制欲”、“以智化欲”，即以理智了知无明的贪欲的危害，以追求上进的善法欲节制贪欲。原因在于，无论是本真欲望还是贪欲，都是人的生命力的表现，而贪欲是将生命力引导到了否定自我的方向去了，我们只需要将它引回到正路即可。美国杰克·康菲尔德《心灵幽径》一书中说：在欲望下潜伏着对美丽、充裕、完整的渴望，欲望的反面是整体感和联系感(29)。其所指就是这股生命力。 (二)节制欲望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人的解放 已经知道，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贪欲的普遍性与贪欲的自我繁殖、自我强化和自我异化。更本质地说，消费社会中，奴役的直接来源是人们自己的贪欲。因此，人的解放的主要途径，即对贪欲的抛弃，应是主动的过程，即节制欲望。 第一，发展生产力不再能实现人的解放。在消费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是依靠人们的需求来拉动的。然而，如前所述，人们的需求大多是被广告(或其他社会文化)等欲望的生产机制所激发的，是由贪欲所产生的虚假的需要，即需妄。正因为如此，贪欲和需妄推动了当前的生产力，但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制造出了更多的贪欲。这也意味着人们继续被贪欲奴役。如此，单纯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不会帮助人们摆脱奴役，还可能加深贪欲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束缚。具体地，当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后，随着人们的需求从自然需求扩展到了舒适品的需求，又扩展到了奢侈品及时尚的需求，贫穷与匮乏已不再成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主要束缚，从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满足的不是人们的生存欲望，而是贪欲。同时，由于贪欲具有无限繁殖的特点，发展生产力并不能(如以前的受贫困与匮乏所累的人类社会那样)使人们摆脱欲望的束缚，相反，还可能使人们更进一步陷入贪欲的渊薮。因此，当人们的自然(必须)需求被满足后，即当解决了生存问题的人们进入消费社会后，对欲望的抛弃更多的应是主动抛弃的过程，即应该节制欲望。 第二，节制欲望能实现人的解放。在消费资本主义阶段，人的解放的主要路径是节制欲望。欲望的异化和欲望的奴役理论明确了资本奴役人们的根本途径，也明确了人们受奴役的内因——贪欲奴役人们。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因素对人们的奴役体现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奴役大众的体制，体制中存在各种可能奴役个人的他性之力。但外在的他性之力对个人来说终是外因，因此，只具有奴役人的可能性。只有这些外部的奴役因素通过内因(即内在的他性之力，最为主要的因素是人的贪欲)而对人发挥作用时，奴役才变成现实。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机制中，外在的他性之力还常常直接转化为人们的贪欲从而进行奴役，如资本家的挣钱欲望便是通过广告等欲望生产机制而被转化成大众的欲望。因此，节制欲望，抛弃贪欲对自身的奴役是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伊壁鸠鲁早就认为人应该既远离禁欲，也远离纵欲。他认为快乐和幸福首先是与一定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为条件的。但“我们并不选取所有快乐，当某些快乐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时，我们每每放过这许多快乐；如果我们一时忍受痛苦而可以有更大的快乐随之而来，我们认为有许多种痛苦比快乐还好”(30)。孔子说的“无欲则刚”也便是这个道理；佛教也教会人们，断除了贪欲，便挣脱了束缚人的魔网，永享恬淡无欲的解脱自在之乐(31)。总之，节制欲望是人通往自由解放和真正幸福的康庄大道。 (三)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与地球和人类的命运——可持续社会 实际上，作为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地球资源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开发和利用需要以全球协作的循环经济的方式进行，即需要消除国界的通力合作；同时，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也敲响了消费资本主义的丧钟——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是地球和人类能够持续生存的唯一选择。 首先，地球资源的特点决定了人类的共生需要推行全球协作的循环经济，并节制欲望。我们当前必须面对这样惨痛的教训：近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沃土中摇曳着的欲望膨胀与技术滥用的恶之花(两者本质上是一体的)，其所催生的“牧童经济”或“牛仔经济(32)”已经使地球遭受重创。究其原因，地球资源不仅有限，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若想地球存续，就要促使资源和能源处于生态循环之中。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需要全球协作发展循环经济，并全球协作以克服由狭隘的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导致的“共有地悲剧”，即每一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破坏了他们共同依赖的环境。总之，地球并不是可随意开发的资源，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全球协作的能循环利用地球资源的模式基础上，而这必须要求全人类抛弃贪欲，共同节制，才能实现中国古代哲学智慧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资本的贪婪和人类欲望的无节制已经使得人类的开发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同时，也导致了国家间以掠夺资源为根本目的的巧立名目的战争。因此，我们需要呼唤节制欲望、铲除私有制和破除国界的共产主义。《增长的极限》一书已经用大量的数据警示我们，我们对地球的利用(不仅包括资源的消耗，还包括消耗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污染和无用的热量)“已经超越了极限，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不可持续状态(33)”。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6年所作的估计，在过去1 000年里，人们已经将20亿公顷的良田变成了垃圾场，这个数字比现在耕种的土地还要多。由于全球土壤的流失，1994年的报告称正在使用的农业土地的38%已经退化(34)，而人口增加、城市扩大、道路用地等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与此同时，整个20世纪，淡水提取数量增加的速度是人口增加的2倍，据联合国估计，2100年到来之前，全球就会出现严重的淡水极限(35)。 再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的贪婪已经使得贫富分化越演越烈，而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可以使得人们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增长的极限》一书就提出，人类在贪婪地无限追求财富的同时，贫富差距却日益扩大。“如果能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能让全人类共享增长的成果，那么，人类社会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增长就可以维持一种合意的物质生活水平”(36)。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一边是大量的谷物被喂养动物，大量的食物被浪费；而另一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全球8.5亿人所获得的食物长期低于他们身体需要的数量”(37)。“在印度，2亿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而在非洲，这个数字超过2亿。每年有900万人死于饥饿或相关疾病，每天死亡25 000人”(38)。这是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惊心动魄的数字。 总之，只有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所表述的“可持续社会”——一个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社会(39)。“可持续社会”是一个只对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物质的扩张感兴趣的社会，即物质的增长只是工具而不是使命；是一个为所有人提供丰衣足食和安全，而不会对分配不均和穷人麻木不仁的社会；是一个远离了焦虑和贪欲并充满了创造性的社会，(40)而这样的一个社会只有在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实现。 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昂——世界文明的再启蒙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看成是人类与自身欲望的关系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使得人类从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从释放欲望走向了制造欲望，使人被重重的贪欲所束缚；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是从资本主义的释放和制造欲望走向共产主义的节制欲望。如此，便通过“禁止欲望——释放与制造欲望——节制欲望”而达成了人类与自身欲望关系的“正——反——合”的演进。人类社会也将进入更高一级的文明——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 显然，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旨在启迪蒙昧，带来光明，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是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作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因此，它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资本服务的，由此带来的是欲望的释放，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进一步制造了欲望。 毫无疑问，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引领人类走出了残酷的生存竞争，却绝不可能节制欲望。因此，面向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我们需要世界文明的再启蒙。 人类生活的状况取决于人类的精神境界。当前，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由于它宣扬和赞赏贪欲，使得人们很难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本真需要和内在目的，很难认识到物欲的贪婪这种内在的他性之力对自己的奴役；同时，在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中，摆脱物欲的束缚被看作与主流价值观和大众文化格格不入，更是增加了“认识你自己”的难度。它也使得狭隘的自我意识膨胀，使人的贪欲膨胀。因此，饱受贪欲的自我奴役的人们也就倍感煎熬，却又苦于找不到出路。 因此，我们急需对世界文明的新一轮启蒙，急需呼唤“大我”和“大写的人”，急需呼唤“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而这启蒙的任务必然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高昂来承担。即真正的“我”是指从狭义的自我观念中也就是自我中心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自我认知，而这样的自我认知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中去寻找。 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特征，由于共产主义本身已经取消了私有制，所以这里的人必然是指不受贪欲束缚和奴役的自由人。与当前西方主流文化赞赏贪婪和竞争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以“节制”和“修行”为其主要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论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则(社会关系)；道文化论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释(佛)文化则论述了人和神、佛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们都阐述了“度”的概念，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体系本质是属于全社会奉行“节制”与“修行”的文化，而这种飘逸超脱的文化注定会产生出对自我、对欲望的非世俗与非庸俗的认知。具体地，佛家通过修“善”而成觉者；道家通过修“真”而悟道；儒家则是由一套行为规范所构成的全社会范围的以节制为主题的修行实践，即在秩序、弹性、力度、平衡等方面修养心性(如，在物质消费方面奉行“节俭”、“节用”、“节约”，在自身修养方面奉行“克己”、“制欲”等)。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必将与马克思主义并肩作战，引领人类走向“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承担起世界文明的新一轮启蒙。 总之，在这个人类文明和人类种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呼唤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幸福的要求，是人类与地球持续生存的要求，是人类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本质需要。正如甘地所说：“按每个人的需要来说，东西是够用的，但按每个人的贪欲来说，就不够了(41)。”因此，该到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真的需要继续掠夺业已干瘪的地球而满足自己贪欲吗？我们真的需要不顾子孙后代的延续和地球的存续而继续满足自己贪欲吗？我们真的需要为了满足那些奴役我们自身的贪欲而发动不以生存竞争为目的的战争吗？我们真的需要为了满足那些奴役我们自身的贪欲而顽固地不让自己回归人的本性吗？ 作者感谢清华大学的孟捷教授和南开大学的阎孟伟教授对本文的评论和所提出的建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012年版，第364-365页。 ②麦克雷(1987)。 ③李猛(1999)。 ④为因应“市场”这一权威的要求，通过同一化和格式化的学校教育，人们的能力也被同一化和规格化，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即具有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能力的人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己“卖”出好价钱。教育对能力的培养与人们的天赋无关，与人的自我实现完全背道而驰。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85年版，第262-263页。 ⑥弗洛姆(2011)，第2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85年版，第260页。 ⑧费瑟斯通(2000)，第7页。 ⑨陈昕(2003)，第7页。 ⑩鲍德里亚(2000)，第67页。 (11)Scitovsky(1992)，第59页。 (12)李猛(1999)。 (13)李猛(1999)。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2012年版，第364-36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1956年版，第33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1971年版，第189页。 (17)亚里士多德(2003)，第228页。 (18)关于马克思“按需分配”理论的类似讨论请参见孟捷(2013)和Geras(1985)。例如，Geras(1985)就指出：所谓丰裕是以特定的需要概念为前提。如果个人的需要是毫无节制的，那就不可能存在丰裕，因此，丰裕的实现，必定要以某种合理界定的需要为标准。 (19)皮凯蒂(2014)，第8页。 (20)皮凯蒂(2014)，第6页。 (21)皮凯蒂(2014)，第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85年版，第79页。 (23)皮凯蒂(2014)，第10页。 (24)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54页。 (25)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06，312页。 (26)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21页。 (2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21页。 (28)陈兵(2007)。 (29)陈兵(2007)。 (30)伊壁鸠鲁(1957)，第368页。 (31)陈兵(2007)。 (32)这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经济线性增长，它将自然看作不受限制的可随意开发的资源，首要在乎经济增长率，不在乎对自然的破坏。 (33)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XVII页。 (34)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58页。 (35)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67页。 (36)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XV页。 (37)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55页。 (38)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55-56页。 (39)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238页。 (40)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4)，第238-241页。 (41)柏忠言(1983)，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