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自利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粘性论文,经理人论文,动机论文,费用论文,自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3)12－0093－11
一、引言
费用(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费用(成本)习性则是经理人费用管理效果的具体体现。对成本习性进行分析，使用成本会计产生的数据进行成本、利润等各种预测分析，是会计理论工作者、企业经理人、财务分析师、专业投资人和审计师的核心工作之一。传统成本习性理论依据成本随业务量的变动情况把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认为在相关范围内，固定成本不随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变动成本随业务量的变动成比例变动。变动成本与业务量是对称的，这意味着变动成本的变动幅度只与业务量的变动幅度有关，而与业务量的变动方向无关。然而，过去二十年间，越来越多的会计文献(Dierynck and Renders,2009; Wiersma,2010; Banker et al.,2011; Chen et al.,2011; Banker et al.,2011; Balakrishnan et al.,2011)[1-6]证明，成本的变动与业务量变动是非对称性的，且业务量下降时的成本减少量要小于业务量上升时的成本增加量。
传统管理会计理论认为，费用比率(费用/营业收入)的增加说明费用管理的低效率，且该比率的增加传递着公司价值提升的负面信息。以往的研究，即使发现了费用粘性现象，也通常把这种现象笼统地认为是成本的无效控制导致，而不是经理人的刻意决策所致。例如，West(2003)认为，当经理人对成本的控制关注较少时，成本更容易具有粘性特征[7]。如果费用比率的增加是因为费用支出超出了经理人的控制而导致，这种解释是合理的，然而，Anderson et al.(2003)把费用在业务量下降时减少的幅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这种现象定义为费用粘性(cost stickiness)[8]，由此可见，费用粘性也会导致费用比率的增加。而且，相关文献表明，费用粘性是经理人为提高公司价值而对费用支出进行谨慎决策所致，而经理人的决策是其动机的具体体现。因此，研究经理人不同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对理解费用比率的增加究竟传递何种公司价值增长信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仅关注经理人自利性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路径如何？如何通过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途径对经理人的不良动机进行制约，对其良性动机进行引导？
二、文献综述
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引起理论界对费用粘性的成因、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兴趣[9]。关于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国外学术界主要从调整成本的经济类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例如资产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宏观经济增长、对需求的不确定性、业务量的变动幅度、生产能力利用率等[10-13、3]。同时，因为经理人的决策也是解释费用粘性产生的关键[8]，经理人决策背后的动机如何影响费用粘性也有部分学者进行研究，但由于经理人动机既不可观测又不明显，相关研究较少。Wiersma(2010)[2]研究了经理人薪酬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发现较高的短期报酬比例能刺激经理人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削减资源，从而造成较低的费用粘性；相反，较低的短期报酬比例会促使经理人在业务量下降时暂时维持闲置资源以待业务量未来的回升，从而造成较高的费用粘性。Kama and Weiss(2010)[14]从更宽的视角出发，考察了费用粘性的两种潜在成因，即自利的经理人为了满足短期盈余目标对资源进行的刻意调整和前期为了最大化公司价值进行技术选择而形成的限制。研究发现，保盈动机和保增长动机显著削弱了公司费用粘性水平，因为这些动机会促使经理人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调减资源。进一步，Kama and Weiss证明了由前期技术选择形成的限制(例如对生产设备和人力资源的投资)对费用粘性有积极的影响。这些由前期技术选择形成的限制决定了公司在面对业务量变动时的调整能力，因为已形成的资源更具弹性，所以调整成本较低，从而费用粘性水平也较低。Kama and Weiss同时考虑费用粘性的这两种因素，认为经理人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更大。数据结论显示，由企业前期技术选择形成的限制所造成的费用粘性，在经理人盈余管理动机会形成对称性费用习性的影响下显得不明显。Chen et al.(2011)[4]研究了代理问题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并且关注了公司治理对代理问题及费用粘性的影响。这些文献主要考虑经理人的某种具体动机(比如薪酬动机、盈余管理动机等)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对经理人动机的界定过于具体，从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我国学者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费用粘性的成因，而且分别从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制度差异、公司特征差异等视角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孙铮、刘浩(2004)总结出三种费用粘性成因的学说，即契约观、效率观和机会主义观。实证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在效率观和机会主义观的共同作用下，经理人乐观预期被放大，从而导致费用粘性增强；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费用不容易被削减，从而也造成费用粘性。实证结论说明，“宏观经济增长”隐含的效率观和“资本密集度”隐含的契约观对我国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不显著，且企业经理层的行为确实包含机会主义观的因素[15]。边喜春(2005)认为，企业费用粘性的产生，既有普遍性的原因，又有各自的特殊性。普遍性的原因有契约机制的约束、效率机制的失效和机会主义观的影响，其中，机会主义观对费用粘性的解释性最好，也最为流行[16]。万寿义、王红军(2011)分别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费用粘性的成因，认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可以统一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而构建出解释费用粘性成因的理论框架[17]。刘武(2006)研究了我国企业费用粘性的行业差异，发现销售收入下降幅度对不同行业费用粘性行为的影响差异较大，销售收入下降幅度和宏观经济增长协同作用对费用粘性的行业差异也有显著影响[18]。陈灿平(2008)研究了地区经济生态差异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发现费用粘性与企业所处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开放越彻底、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企业费用粘性行为的强度越弱。而且，宏观经济增长对不同经济生态地区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影响方向相同，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异[19]。龚启辉、刘慧龙、申慧慧(2010)研究了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营业成本和销售管理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要素市场发育能够降低成本和费用的粘性水平；公司所在地要素市场发育水平越高，成本费用粘性越小；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国有控股公司因政府干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较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受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更大[20]。曹晓雪、于长春(2009)研究了在最终控制人相同的情况下中央企业的绩效评价制度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存在费用粘性，且不同行业之间费用粘性不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中央企业不论属于哪一行业，其绩效评价制度都一样，在“考核指标导向”的作用下，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比较一致；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后，样本公司费用粘性降低，说明考核办法一定程度上激励样本企业提高了成本管理效率[21]。万寿义、徐圣男(2012)基于实际控制人的不同性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水平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2008年金融危机后，上市公司费用粘性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且非国有上市公司提高幅度更大；资本密集度的提高普遍增强了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水平，其对国有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增强作用要强于非国有上市公司[22]。孔玉生、朱乃平(2007)研究发现，营业成本粘性显著受业务量变化幅度的影响，业务量小幅下降时，成本粘性产生，但业务量持续大幅下降又导致公司成本粘性显著降低[23]。刘彦文、王玉刚(2009)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增长、资本密集程度和历史费用这三种因素对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存在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强劲时，企业经理人乐观预期增强，费用粘性增强；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费用很难削减，费用粘性也很强；历史会计期间的费用由于其延续性的特点，在经济不景气时，不容易被削减下来，进而会引起费用粘性增强[24]。王明虎、席彦群(2011)基于经理人机会主义观的理论，通过模型推导，认为费用粘性产生的首要条件是公司有充足的自由现金流，其次是因为公司的代理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25]。赵息、李粮(2012)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发现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越高，费用粘性越低；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低时，费用粘性表现明显[26]。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制度差异等客观因素方面，尚未发现有关于经理人主观方面的因素对费用粘性影响的文献。本文扩展了国外已有文献对经理人动机的界定，提出经理人自利动机的概念，并尝试采用公司过度增长行为和过度投资行为来度量经理人的自利动机。首次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自利性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以期从经理人主观动机角度揭示公司费用粘性的形成机理，从而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费用管理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因为经理人动机的测度问题是本文的一个难点，本部分首先基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经理人自利动机的衡量指标，然后进行样本与数据的选取、模型与变量的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经理人及经理人自利动机
不同的制度背景，对经理人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有较大的不同。国外文献一般以CEO作为经理人的代表[27]，原因可能是在西方国家，股权较为分散，经理人市场比较发达，CEO个人对公司经营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文化相一致。国内学者在研究经理人时，主要有三种界定方式[22]：一是将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研究对象；二是与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所界定范畴一致，将经理人的范围界定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三是扩大范围，将经理人界定为包括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在内的所有人员。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公司的重大决策往往是经理人团队集体决策的结果，这与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一致。因此，本文对经理人的界定采取第三种方式，在研究过程中以经理人团队的特征来表示经理人的特征，比如对经理人的任期和薪酬结构的衡量。
委托代理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给经理人自利动机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1976年，Jensen and Meckling首先提出关于企业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之间契约关系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经济资源的所有者股东是委托人，负责使用以及控制这些资源的经理人是代理人，委托代理问题源于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一旦股东委托经理人经营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经理人就有可能利用契约的不完备和信息的不对称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损害股东利益的决策，如转移公司资产、为自己支付过高的薪酬、过度在职消费、建造“企业帝国”等[28]。经理人的自利动机可分为获取私有收益、人力资本声誉、职业安全偏好等，这些自利性动机均会引发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导致非效率的投资行为，比如过度投资行为、经理人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经理人防御行为和滥用自由现金流行为等。
(二)经理人自利动机与费用粘性
动机决定人的行为，行为导致结果的产生和目标的实现，费用粘性作为经理人费用管理决策结果的体现，必然受经理人动机的影响。经理人自利动机引发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必然会对费用习性造成影响。经理人自利动机会引发费用粘性，理由如下：自利的经理人并不总是以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决策的出发点，经理人可能更倾向于最大化其个人效用。为了避免自身地位和权力的损失以及遣散有深厚感情员工的痛苦，即使面临业务量的下降，自利的经理人对必要的资源削减也视而不见。当面临业务量上升时，自利的经理人总是尽量增加自身可以控制的资源。所以，经理人的自利动机会导致业务量下降时费用的减少速度小于业务量上升时费用的增加速度，由此费用粘性产生。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H1：经理人自利动机越强，公司费用粘性越强。
四、研究设计
(一)经理人自利动机测度
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理论认为，动机决定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动机产生后会支配行为，从而导致结果的产生和目标的实现。所以，经理人的决策行为及结果是其动机的具体体现，本文采用经理人的自利性行为及结果来刻画经理人自利动机变量。Dominguez－Martinez、Swank and Visser(2006)研究认为，如果经理人不能受到公司治理的有效约束，他们将可能通过过度增长和过度投资扩张公司规模。因为经理人成功扩张公司规模，不仅通常被股东看作是其经营能力的体现，而且通过增加公司规模，经理人手中可以控制的资源得到增加，经理人通过这些资源一方面可以获益，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拥护自己的中层管理人员，增加自身声望，减少被股东解雇的风险。Opler、Pinkowitz、Stulz and Williamson也认为，公司过度增长行为、过度投资行为都是经理人出于自利动机进行“帝国构建”的主要表现形式，给公司带来的后果是公司规模盲目扩张，而公司价值却显著下降。所以，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过度增长行为和过度投资行为来度量经理人的自利动机。
1.过度增长行为。企业过度增长与企业并购重组行为紧密相连，并购重组活动给经理人自利动机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是经理人自利动机付诸实施的前提条件。并购重组动因理论认为，并购重组活动是代理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并购重组能迅速提高公司规模，改善公司资产结构，是经理人构建“企业帝国”的主要手段。许多并购重组并不是出于公司利益角度，而是出于经理人自身的利益，比如提高地位和薪酬、增加知名度、控制更多的公司等。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经理人非常关心自身的权利、收入、社会声望和职位的稳定性，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动机，并购正是理想的途径[28]。Jensen(1986)研究也表明，经理人有动机为了个人报酬的增加或稳定而发动并购，将公司规模扩大到最优规模以上。Morck、Shleifer and Vishny(1990)研究发现，经理人在进行并购决策时会考虑并购给个人利益和公司价值带来的影响，当并购能够给经理人自身带来很大利益时，他们可能会牺牲公司价值来进行并购，这种并购表示经理人试图建立更大更稳固的“企业帝国”。国内学者韩立岩、陈庆勇研究发现，不管并购绩效表现怎样，经理人薪酬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且通过并购经理人的权利、地位和名声也得到了提升；经理人薪酬与并购规模显著正相关，而与并购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以上研究说明，并购并没有带来公司绩效的改善，经理人自身利益却因为并购规模的增加而得到了大幅提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存在一定程度的代理问题。
所以，过度增长行为可用企业是否发生并购重组和并购重组的规模来衡量。本文采用两个并购重组指标对经理人过度增长行为进行度量：一是公司当年发生并购重组的次数；二是并购重组规模。
由此，提出子假设H1a：并购重组的次数越多、规模越大，公司费用粘性越强。
2.过度投资行为。过度投资行为可用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FCF)、经理人任期(Manager Tenure,MT)和经理人薪酬结构(Manager Fixed Pay,MFP)来衡量。
Jensen(1986)首先提出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也称为自由现金流量的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现金在支付了所有经内部折现率折现后净现值(NPV)大于零的项目后所剩余的现金量。经理人有动机将公司规模扩张至超出最优规模的范围，而且经理人会尽量利用公司自身的现金流进行投资。拥有相当多自由现金流的公司将倾向于通过接受具有负NPV的投资方案而过度投资。在公司并购活动中，酌量减少自由现金流可以缓解公司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自由现金流量若完全交付股东，这将降低经理人的权利，从而降低代理成本，避免代理问题的产生。可见，充足的自由现金流是经理人过度投资的必备条件，只有当企业存在过多自由现金流时，经理人才有可能进行过度投资以增加自身的效用。例如，Blanchard、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1994)选取突然获得一大笔现金流的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即使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经理人也不会将所获得的现金返还给投资者，而是将其留下并投资于一些后来事实证明并没有很好前景的项目。Harford(1999)、Richardson(2006)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充裕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并购，而这些并购导致公司价值的降低。而且，这些公司更有可能进行多元化的并购，其目标公司对于其他收购方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这些并购最终导致公司业绩的下滑。国内学者徐晓东、张天西(2009)的研究也发现，企业自由现金流越多，代理问题越大，过度投资的问题越严重。胡建平、干胜道(2009)的研究证实了企业过度投资和随意性支出都与自由现金流量显著正相关。杨兴全、张照南(2010)以2002～200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认为，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由此，提出子假设H1b：自由现金流越多，公司费用粘性越强。
另一个影响过度投资行为的是经理人任期的长短(MT)。经理人任职期限越长，越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积累自身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职位，越有可能凌驾于董事会和其他内部监督机制之上，越有可能追求自身利益而非股东利益。Hill and Phan(1991)研究发现，经理人薪酬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随着经理人任期的增加而加强，说明任期越长，经理人越有可能进行公司规模扩张，优化其薪酬结构，从而增加自身利益。Berger et al.(1997)采用经理人任期作为经理人职位保护的代理变量，发现在控制了负债杠杆的非代理影响因素后，经理人职位保护意识越明显，企业的负债比例明显越低。因此，经理人任期越长，其“帝国构建”动机也越强，越有可能进行过度投资。
由此，提出子假设H1c：经理人任期越长，公司费用粘性越强。
第三，经理人薪酬结构(MFP)会影响其过度投资行为。Kanniainen(2000)基于经理人是风险规避和谨慎的假定，研究发现，当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固定性薪酬比例较高时，经理人“帝国构建”动机减弱；当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固定性薪酬比例降低时，经理人有强烈的动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进行过度投资，因为通过投资经理人可以创造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资源。Kanniainen(2000)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薪酬激励合同确实能创造经理人的“帝国构建”动机。Chen,Lu et al.(2011)也以经理人薪酬结构作为其“帝国构建”行为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代理问题对费用粘性的影响[4]。基于Kanniainen的研究视角，本文预期，当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变动性比例增加时，经理人将有更强的进行过度投资的动机。
由此，提出子假设H1d：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变动性比例越高，公司费用粘性越强，换言之，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固定性比例越高，公司费用粘性越弱。
(二)模型设计
参照Anderson et.al(2003)、Subramanian et.al(2003)的方法，本文建立以下模型对样本公司的费用粘性及经理人自利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进行回归检验。
模型Ⅰ：
另外，模型中加入学术界关于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的四个变量(资本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负债水平、宏观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全面地反映样本企业费用粘性的存在情况。这些控制变量在营业收入增加时，并不影响费用对营业收入增加的变化；当营业收入减少时，这些控制变量就会影响费用对营业收入下降的反应。
模型Ⅱ：
模型II在模型I的基础上加入了经理人自利动机的代理变量，以考察经理人自利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新增的经理人自利动机变量由五个代理变量组成：并购重组次数(BGCS)、并购重组规模(BGGM)、自由现金流(FCF)、经理人任期(MT)、经理人薪酬结构(MFP)。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实证所采用的变量指标有三类：被解释变量为费用粘性；解释变量为经理人自利动机；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密集度、劳动力密集度、负债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各变量指标设计具体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涉及的变量数据来源如下：并购次数和并购金额来源于国泰安(CSMAR)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其他财务报表类、公司治理类变量数据来源于色诺芬(CCER)财务报表和公司治理数据库。
并购重组活动给经理人自利动机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此，本文假设企业发生并购重组事件是经理人自利动机实施的前提条件，认为没有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公司其经理人的自利动机没有得以体现或者经理人没有自利动机。考虑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首先选取自2001～2012年持续在A股上市的1 045家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接着从初始样本中选出经理人具有自利动机的样本公司，然后按照以下标准加以剔除：(1)数据缺失的公司；(2)当年被ST和PT的公司；(3)年度总费用、营业收入缺失或为负数的公司；(4)年度总费用超过营业收入的公司。通过以上剔除，获得5 968个样本数据。
样本数据选择过程及结果见表2～3。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是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2～2011年，样本公司的平均总费用约为4.34亿元，平均营业收入约为50.80亿元，总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5.22％，中位数为11.95％。并购重组行为已逐渐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个样本公司平均每年发生并购3.19次，历年并购涉及金额占公司总资产的62.09％。自由现金流(FCF)占年末流动资产的比重虽然均值为8.71％，但从中位数0.15％、标准差57.20％可以看出，不同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差异较大，一方面是公司经营效益差别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司间现金持有政策存在很大区别。经理人薪酬结构中的固定性比例较高，经理人的货币性报酬总额占总报酬总额比例均值为78.20％，中位数为93.91％。资本密集度2.606远大于劳动力密集度0.012，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还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司。宏观经济增长△GDP的均值为0.62％，反映出十年来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向前发展的。
(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表5描述了研究所用主要变量的Spearman和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变量V1、V2和V8、V10之间的相关性相对较高。V1和V2相关系数较高，说明总费用和营业收入之间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关系，总费用与营业收入是共生互长的关系。V8和V10的相关系数较高，表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公司负债水平也较高，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固定资产越多，以此为抵押的银行借款也越多。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且大部分是显著的。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法对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诊断，发现VIF均小于10，说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三)费用粘性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I的回归结果见表6。
综上所述，回归结果充分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经理人自利动机越强，公司费用粘性越强。
(五)稳健性分析
经理人自利动机的量化是本文的一个难点，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未有明确的衡量标准。为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把2005年以来的样本公司按照是否存在股权激励分成两组，认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经理人具有自利动机，而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经理人不具有自利动机。对两组样本分别进行模型I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费用粘性明显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说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费用控制是企业永恒的主题，费用习性理论是管理会计的重要基石，而经理人自利性动机对费用行为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研究经理人自利动机对费用习性的影响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并购重组活动给经理人自利动机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所以假设企业发生并购重组事件是经理人自利动机实施的前提条件，认为没有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企业其经理人的自利动机没有得以体现或者经理人没有自利动机。我们采用上市公司的过度增长行为(用企业是否发生并购重组和并购重组的规模来衡量)和过度投资行为(用自由现金流、经理人任期和经理人薪酬结构来衡量)来度量经理人的自利动机。研究发现：经理人自利动机越强，公司费用粘性水平越高。具体而言：(1)公司并购重组的次数越多、规模越大，经理人自利动机越有可能得以实施，从而越容易产生费用粘性；(2)充足的自由现金流、经理人较长的任期是经理人自利动机实施的必要条件，所以公司自由现金流越多、经理人任期越长，费用粘性水平越高；(3)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变动性比例的增加会刺激经理人自利动机的实施，所以经理人薪酬结构中固定性比例越高，其自利动机表现得不明显，费用粘性水平也相应较低。因此，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设计应考虑如何才能对经理人自利动机形成制约，并能够对其最优决策动机进行引导，比如并购重组的审批和实施制度、自由现金流的控制和使用、经理人的变更和任期制度以及经理人的薪酬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公司费用管理水平，进而提高公司价值。
(二)管理启示
针对费用粘性形成的原因及经理人自利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机理，可从从五个方面完善公司治理，加强控制，以保证经理人成本管理决策的科学合理。
1.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企业的委托代理行为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空间，使得经理人可以在平等、健全与完善的竞争环境中合理地作出成本管理决策。
2.加强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公司监事会属于股东大会的派出机构，行政隶属上不归公司董事会和经理人领导，而是与董事会和经理人绝对独立，以监督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但是，从前文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因子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监事会的治理效果不佳。所以，应考虑从监事会的隶属、监事会的组织框架(比如考虑把内部审计委员会划归监事会直接领导)、监事会的人选、监事会的规模和年度内监事会的会议次数等方面加强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3.建立健全经理人报酬激励机制。对经理人的激励与约束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经理人的报酬结构对其合理进行成本决策有直接的激励作用，所以经理人的报酬必须与企业的效益联系在一起。从前文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因子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多数公司对经理人的短期激励强而长期激励弱，容易导致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以，应通过报酬契约的设计，把经理人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比如，可以通过提高经理人报酬总额中非货币性报酬的比例，换取经理人尽心竭力的优质服务。另外，要充分发挥董事会下属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作用，通过经理人任职资格、薪酬政策、奖惩办法及考核标准的制定，以真正形成由董事会对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改变经理人自我激励和约束的现状。值得说明的是，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企业的发展进行更新，否则激励和约束效果会随机制的惯性而减弱。
4.建立健全经理人行为约束机制。企业需要设计相应的约束机制，才能尽量防止经理人的自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虽然对经理人的监督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但由于经理人大部分都是董事会成员，所以，为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果，独立董事的比例和人员选择就至关重要。另外，由于公司职工处于企业内部，容易观察到经理人的真实行为，公司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也可以提高对经理人的监督效果。
5.合理设计制约和激励合同。设计一个适当的制约和激励合同以引导企业经理人进行最优成本费用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基于会计收入的绩效评估系统，所有的支出对经理人报酬的影响是一样的。然而，一个有效率的报酬合同应该能消除经理人为了提高股东长期价值而进行资源投入对其报酬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引导经理人进行最优成本费用决策。所以，公司应同时考虑基于会计收入和费用支出的绩效评估系统，设计制约合同以减轻经理人自利动机造成的费用粘性，设计激励合同以增强经理人最优决策动机引致的费用粘性，以有效引导经理人成本费用管理行为，创造企业长期价值。
七、研究局限和研究展望
(一)研究局限
虽然本文对研究内容作了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但由于时间、能力和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
1.研究对象的界定不够细致。为了研究数据的可行性，本文针对期间成本的费用粘性进行研究。然而，在企业实务中，首先，并非所有的费用都具有粘性；其次，期间成本还可被区分为创造长期价值的活动和创造短期价值的活动，而类似R&D支出、广告费、产品开发、品牌建设、消费者售后服务等创造长期价值活动的费用支出，理论上应更具有粘性。如果能把长期价值创造活动的费用挑选出来作为研究对象，所得的研究结论可能更有说服力。另外，本文既未深入到具体某家公司的费用粘性水平层面进行研究，也未分行业进行研究，这样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指导性。
2.代理变量的选取可能不是最优的。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假设企业发生并购重组事件是经理人自利动机实施的前提条件，对经理人自利动机采用了上市公司过度增长行为(包括并购重组次数和并购重组规模)和过度投资行为(包括自由现金流、经理人任期和经理人薪酬结构)来衡量，虽然有文献支持和理论分析，但仍可能不是最优选择。
(二)研究展望
费用粘性作为费用习性的具体表现，其特征、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都引起管理会计学者的研究兴趣，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远不成熟，还有很多非常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关于盈余管理动机等经理人其他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仍存在着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例如，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和程度，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不同类型的减值准备，是如何影响费用粘性的；盈余管理行为既包含合法的行为(比如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师的职业判断等)，也包含非法的或欺诈的行为(比如有意识过度或不当使用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有意虚构编造交易来调整账面盈余等)，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行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
2.关于经理人自利动机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着眼于经理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主要研究经理人决策背后的自利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所以，继续深入研究经理人自利动机的影响因素，找出能影响经理人自利动机的具体因素，比如经理人的性别、性格、年龄、学历和薪酬结构等，才能有针对性地激励其积极动机，制约其消极动机，从而减轻委托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
3.关于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的研究。正如Weiss(2010)[14]所指出：“对费用粘性的研究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费用粘性的应用研究也必将是管理会计未来的重要课题。”费用粘性现象中如果考虑经理人动机的因素，可能会显示出经理人的行为是否和公司股东利益一致。所以，在费用粘性的影响下如何应用费用比率来评估企业绩效和经理人绩效，以引导经理人有效率的成本费用控制行为，将会是很有实践意义的课题。其他课题，诸如费用粘性对企业绩效特别是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在费用粘性的影响下如何预测企业会计盈余等，都将会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4.关于费用粘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费用粘性是企业面对业务量下降时经理人不同费用决策的表现，其水平高低本身并没有好坏。不同的费用粘性水平可能适合于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究竟何种费用粘性水平对企业来说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费用粘性水平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收稿日期］2013－11－28
注释：
①根据Anderson(2003)的劳动力密集度计算公式，劳动力密集度＝员工人数/年度营业收入，因为样本公司的各年员工数收集工作量过大，本文采用资产负债表中年末应付职工薪酬项目来代替样本公司各年员工数计算劳动力密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