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西部大开发中的几个基本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几个论文,大开发论文,正确认识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2)01-0135-04
一、开发自己与开发外援
改革开放初期，西部在经济上并不比东部落后多少。从《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5年青海、新疆等部分省区人均总产值甚至还高于福建。但是，在1999年，东部的人均GDP达到14118元人民币，而西部的人均GDP仅为4445元人民币。西部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落后于东部的根本原因，有人说是西部的自然环境，也有人说是教育水平，还有人说是产业结构的问题等等。这些结论对于一个国家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对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却不一定站得住脚。
在自然环境上，西部有劣势也有优势：西部气候条件较差、土地贫瘠，但矿产、能源、水力、生物等资源在全国极具优势。西部有160种矿产，其中现代科技急需的钛、铜、、汞、铅、锌、钾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除拥有较为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外，西部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占全国的72%。正因为如此，西部地区提供了占全国57%的原油、65%的天然气、79%的原煤、50%的发电量(其中水电68%)、40%的钢、71%的木材。其实，西部不仅有自然资源优势，还有门类基本齐全的各种加工业和服务业。
人们常说，资源禀赋是决定地区竞争优势的根本因素。那么，为什么西部的资源优势，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至少对国内是开放的)，不仅没有得到发挥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呢?当然，经济资源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自然资源只是其中之一，人力资源在现代经济社会甚至比自然资源更重要，如新加坡、日本、瑞士等自然资源贫乏但人均收入水平却在世界前列。但问题是，如果以改革开放为起点(1978年)，那时东部与西部并没有现在这样显著的差别，直到现在，西安、成都、重庆的高校、科研水平也不比沿海的某些城市差。
同样，我们也不能在产业结构上找到西部落后的根本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东西部的产业结构没有多少差异。西部有重工业，但我国真正的重工业基地在并非西部的东北地区，相对而言，西部的产业结构畸形问题并不十分严重。西部的一些高精尖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甚至比东部还强，如西安、成都、贵州的航空航天工业，无论是零部件还是整机生产，其能力都是东部无法比拟的。云南的烟草产业、绵阳的电子工业、陕西和重庆的化纤，新疆、内蒙的毛纺，效益居全国第一。这怎么能够泛泛地说，因为西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了西部的发展呢?西部目前的产业结构与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相适应的，甚至与落后的总量相比，教育和技术水平还略显超前。
西部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落后的根本原因，从内部看，是西部对市场经济作用利用滞后，或者说在改革初期西部没有得到象沿海特区那样的政策利益；从外部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央基本上没有给予西部象东部一些中心城市那样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的战略决策有误，基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和经济上百废待兴的境况，中央只能在全国探索性地集中力量搞试点。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著名的“两个大局”的思想。也就是说，西部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西部为东部的发展做出了牺牲和贡献。所以，如果说西部在改革开放前并不比东部落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那么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落后于东部也有中央计划的作用(中央在市场经济中巨大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上海在浦东开发前在经济发展中几乎落后于深圳)。所以，我们把西部现在的资源、教育、产业结构等问题，说成是西部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果颠倒的。它们之间真正的逻辑关系是：在中央“第一个大局”的安排下，西部经济十几年来相对于东部经济逐步落后，因而导致了西部投资环境恶化，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东部现在的优势，不仅仅是技术和资本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机制和市场的优势。东部在改革开放初期，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的各种政策，获得了一种看不见但非常巨大的利益——原发性市场动力，这其中既有观念的动力也有机制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自己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源，自己没有技术能够引进别人的技术，单一落后产业可以在国际大循环中培育成具有优势的产业。所以，西部目前最缺少的不是技术和资金，也用不着在R&D、教育上的投资赶上和超过东部地区，而是需要激发和建立起象东部那样的市场动力和运行机制。
西部的资源在国内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加入WTO以后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许多方面已显得微不足道；而原来被视为西部劣势的方面(如地理位置偏远、生存条件恶劣)，在市场经济中被进一步放大。所以欲求西部在经济总量上赶上东部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落后的地区将更加落后”，因为市场机制本身提供了东西部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可能，问题是西部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制。按生产转移理论，在一个可以自由交换的经济系统中，一旦地区间人均收入出现较大差异，落后地区的居民就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迁移，发达地区的资本则会向低劳力成本的地区流动，由此，产生不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均等化的趋势。
所以，西部经济的落后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市场机制本身既有扩大东西部差距也有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力量，西部大开发必须充分利用市场存在的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力量，激发西部内在的市场动力，像当年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一样，首先充分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唤起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热情。因此，西部开发最首要的是“开发自己”：开发自己的思想，开发自己的意识，开发在西部有效的市场机制；然后，才应考虑借助“第二个顾全大局”的理由“开发外援”，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加速西部开发进程，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缩小东西部的贫富差距。当然，从西部的角度考虑，最好是把“开发外援”放在第一位，因为获得不付代价的利益更轻松愉快，然而，缺乏效率的外援，只能在短期增进西部的投资性收入或消费性收入，难以维持和提高西部长期的生产性收入。
二、政府引导与市场选择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市场经济下政府通常不应该直接干预经济资源的配置，因为实践证明，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运作效率通常都较低。但是，如果从政治、社会以及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我们希望在不太长的时期内缩小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仅仅靠市场的力量可能在“十五”或者“十一五”计划中是难以达到的。所以，从政治、社会、时间上考虑，西部大开发要有政府的参与，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五十年代的“一五”时期，中央在全国安排的156个大项目中，西部地区占了投资额的52.9%，东北地区占44.3%，沿海由于地处“边防前线”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大型投资项目，因此那时我国东北部和西部发展远远快于东南沿海地区。1966年开始的“三五”“四五”时期，由于进一步强化大后方“三线”建设的战略，在西部兴建了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铁路干线，攀枝花、酒泉、宝钢等大型钢铁基地，10个国防工厂的迁建续建项目和一批大型煤炭、电力、机械、化工项目，从而带来了西部的黄金时期。当然，现在看来，这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政府高度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现在改革开放和实现两个转变的目标是相悖的。但是，在西部大开发这一特殊的战略要求下，发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的引导作用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选择”的关系。
首先，政府引导要靠体制引导。西部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于东部地区，市场发育严重不足，计划经济体制的力量还很强。按1999年统计，东部的非国有经济比重为65.7%，西部的这一数字为24.3%。制度的滞后是根本的滞后，所以推动西部发展最首要的任务，是加快培育西部的经济机制和提高市场化程度。改革首先应该从西部地方政府自己入手：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避免政府对市场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切实实地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交给市场，充分调动西部各类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平台。在各种改革制度的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完善政府对自己的约束制度和建立明晰的企业产权制度。政府权力的过分庞大不仅会造成机构臃肿、增加地方财政负担，而且会降低政府运行效率，最终抑制市场的发育和运行。所以，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从行政制度上有所转变，西部大开发恐怕最终只能停留在文件和宣传上。明晰产权是经济组织有效率运行的前提条件，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部经济增长的关键。人们通常所称的产权其实可以进一步区分为法人产权和自然人产权。国有企业虽然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后法人产权已经明确，但其国有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有明晰的自然人产权，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在资产公有与经济利益分享上的各种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于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在法人产权和自然人产权两个层次上的得到明晰，所以非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往往要高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西部地区当前的经济水平低下的时期。因此，引导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大产权制度的改革力度，实行更灵活、更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力提高非公企业的比重，尽快形成更有活力的市场体制，才能为西部大开发构造高效的市场运行基础。
其次，政府引导要加强政策引导。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在沿海设立特区对其实施各种特殊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一样，中央也应该对西部地区以更多的政策引导，大力改善西部投资软环境，实行比东部更为宽松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技术、人才。扩大外商和东部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领域，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对西部一些行业，政府应该减少直接投资，尽量避免对市场竞争性选择的干预，而将原来直接投资的钱用来减免企业税收，用政策降低各类企业在西部投资的机会成本，使在西部投资的项目与其它地区相比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金融政策方面，对西部实行政策倾斜，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用于西部建设的比重，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允许西部企业在全国发行中长期债券，放宽对西部公司上市的条件。在西部实行宽松的人才双向流动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提高西部科技人员的收入水平，弥补西部艰苦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机会损失；同时放松从西部流出人员特别是一般居民的迁移限制，甚至鼓励和安排那些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人口定向迁移，减少西部人口的数量，从根本上减轻人口对西部环境的压力，提高西部自然环境的恢复力和承载力，为西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最后，政府引导要辅以资金引导。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具体的市场活动，但可以按政府的意图为西部开发提供“第一桶金”。西方学者哈罗德、钱纳里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研究，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资本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是实现工业化进步的重要因素。由于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政府在东部的基础建设投资量高于西部，使西部的投资硬环境相对较差。所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多的关照西部地区，为西部提供“第一桶金”，使西部能集中财力加快公路、铁路、机场、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和西部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总之，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只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引导，不是对西部大开发中市场机制的替代。这与改革开放前用计划经济方式开发西部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在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应该有过多干预。通过政府的投资调整西部国有企业的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虽然可能会促进当地经济的明显增长，但那往往是短期的投资效应，并非真正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效应消散之日，就是新的生产能力闲置之时。我国有许多新建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改、扩建项目，建设时期企业欣欣向荣、投产以后企业举步维艰，就说明政府应尽量避免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外、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虽然西部应该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但产业结构问题是典型的资源配置问题，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对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就应该吸取失败的“有计划，按比例”配置资源的教训，将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交由西部市场在动态发展中决定。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按自己的意愿改变西部对自己的产业所作的市场选择，因为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并不比市场更聪明，政府的引导主要应该体现在营造或提供西部的市场动力机制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上。
三、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
西部大开发不应该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要谋求长期的经济发展。短期经济增长仅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除了具有经济增长的内涵之外还进一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条件的持续改善。人们通常认为，西部开发的物质基础就是其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只要把公路、铁路修通，在地下或山上打个洞，把资源挖出来卖出去，就会推动西部的发展。在这种认识下，只要有人修路给政策，很容易掀起短期的西部淘金热，但同时也可能对西部资源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西部资源的丰富只是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来说的，并没有丰富到像中东石油输出国那样可以成为资源依赖型的程度。所以，西部开发从根本上说，不应是对初级资源的开发，而是对与资源有关的潜在产业链和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开发。
要建立西部自己的产业链，就必须打破目前在东西部之间业已形成的区位分工。西部资源和原材料以较低的附加价值出卖给东部，东部深加工后以较高的附加价推向国内外市场(其中包括西部市场)。
在这样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关系中，西部的资源优势实际上成为了经济上的劣势。所以从长远来看，西部应该建立与自身资源相关的工业体系。
西部可以选择输入替代和输出竞争相结合的工业化模式，发展与西部资源相关的加工工业体系，尽可能多地输出深加工产品，走广义资源开发的工业化道路。有人认为，由于西部在人才、技术和信息上的劣势，不可能建立起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业体系。但是按比较优势理论，由于落后地区在人力成本和初级原材料上的优势，通过降低加工品的综合成本，总会找到一些有竞争力的“增长极”，推动与西部资源相关的产业链的延伸。青海西部矿业公司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企业原来主要从事锡铁矿的采掘，由于矿石的市场价格波动大，企业很容易受到冲击。根据市场上矿石与冶炼成品价格的交替变化规律，公司投资兴办了矿石加工冶炼厂，不但提高了矿石的附加价值，而且提高了公司产品的市场抗风险能力。云南铝厂由于在人力和电力成本上的优势，即使从澳大利亚进口铝矿加工铝锭和铝材，其经济效益也名列全国前三名。当然，西部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时，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在与东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那些行业，不管它们是高技术还是低技术，要按市场效率原则发展那些有自己优势和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
长期来看，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深入，资源存量的减少和开发成本的提高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西部绝大部分建立在矿产资源基础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能力、产品比较优势都将逐渐下降。按专家的估计，在2010年西部只有23种矿产资源存量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到2020年只剩5种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因此，从长计议，西部开发的立命之本，是开发那些可再生的资源。广义的可再生资源有生物资源、旅游资源、区位资源等一切可以重复利用的对象。众所周知，可再生资源中最大最传统的项目就是农业，建国以来，我们已有的几次西部开发都忽视了农业、农民、农村。在安排西部开发时，只着眼于工业的发展，而且工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水土流失、植被减少、土壤沙化，严重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孤立的工业建设造成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扩大，加剧了西部落后的二元化状态。
农业在西部大开发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部大开发离不开农业，西部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仍然还得依靠西部农业自己来提供，西部工业品的消费还得依赖于广大的区内农村市场，西部农村的经济繁荣将奠定整个西部经济繁荣的基础。因此，发展区域经济不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在西部开发中忽视农业和农村，整个区域经济将很难启动。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要把西部农村的开发也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一环。把其它资源开发与农业开发结合起来，把农业开发与资源保护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健康的西部开发循环，才能实现西部的持续发展。西部一些省市有丰富的生物资源，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天然药物、保健食品、天然香料、鲜切花卉、优质林果，形成自己的品牌和竞争优势。
西部除“生物种类多样性”外，还有“自然地理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独特性”，这些特性又构成了西部另一种重要的可循环利用的资源——旅游资源。旅游的特点之一就是时空变迁中感观的差异性，西部恶劣的自然环境、原始的生活方式等，很容易成为富裕者们猎奇的对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西部地区发展本土化经济、民族特色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有人担心，旅游产业化后，很容易造成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一些原始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破坏。然而，客观上说，旅游产业对资源的保护作用，远远大于它的破坏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不得不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解决吃饭问题，造成了对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旅游业的兴起使人们看到了发展“看树产业”比“砍树产业”有更好的收益。旅游的吸引力就是自然资源、文化遗产、民族风情，对旅游载体进行不可再生的根本性毁坏，必定会断送自己的“钱途”。所以从利益机制上讲，旅游产品提供者不会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如果只能以旅游区内一些局部的生活污染为代价来换取大面积生态环境的存留，那也不算是坏事。当然，从西部旅游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应该对西部旅游资源进行精心规划，将其建立在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上，使旅游开发既照顾短期经济目标又要符合到长期发展的要求，力争做到西部自然、文化和生存环境的和谐统一。
西部另一个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源，就是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缘优势。西部地区与南亚、中亚接壤，在我国与东南亚、中东、西亚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特殊的地缘优势，使西部地区成为我国两大国际市场的门户，一个是有11个国家、4.93亿人口、发展迅猛的东南亚市场；另一个是有33个国家、15.53亿人口，油气资源丰富的南亚、西亚和中亚市场。如果能够开辟面向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中亚的西部国际大通道，充分利用这两大国际市场取得西部如东部那样的“转口贸易”地位，对西部的可持续发展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为此，西部开发中的基础建设，不能只关注运送西部资源出省的短期利益，而要从国际大通道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战略布局。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世纪工程，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两个五年计划中就能见到显著的成效，更不可能像以前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搞一场运动就达到目标。急功近利只会得到“拔苗助长”的短期效果，那将是以损害西部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沉重代价。所以，在西部大开发这一重大机遇面前，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要处理好那些事关全局的重要关系，才会少走弯路，扎扎实实地推动西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0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