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边际与贸易条件——基于中国1996-2009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边际论文,微观论文,中国论文,出口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增长十分迅猛：仅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就增长了85倍左右，而同期世界出口总额仅增长近10倍①；在2009年中国的出口额也一举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由于长期采用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外贸发展模式，在中国出口增长高度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与之极不相称的外贸特征，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量大利薄”、贸易条件长期未能得到显著改善。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绝大多数学者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一致认为，伴随着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其价格贸易条件从中长期来看是持续恶化的，甚至可能会发生所谓的“出口增长贫困化”问题。
但是，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依照传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贸易条件进行研究的，并没有从产品种类变化的微观视角进行更加客观、真实的研究。因此，研究结论有可能与贸易条件的真实变动情况相背离。而且，国外的最新研究也表明，新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是获得国际贸易利益的一个重要来源[1]，即新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有可能会改善贸易条件。
那么，中国的出口增长与贸易条件改善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如果根据目前新兴的“新—新贸易理论”，将出口产品分解为原有出口产品种类与新产品种类（或产品创新），原有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即深度边际）与新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即广度边际）是否都有助于改善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条件呢？其背后的影响机理是什么？二者对中国制造业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又孰大孰小？本文将尝试运用有关产品种类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文献综述
近十余年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开始向微观层面快速发展。目前，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正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前沿之一。该理论突破了以往国际贸易理论中“同质性（homogeneous）”假设的局限性，将同一制造业内的企业视为在规模或生产率等方面是“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这为在微观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制造业的出口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有关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文献，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异质性企业的贸易模式，还将一国的货物出口增长成功地分解为源自“二元边际”的贡献，即“广度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和“深度边际（the intensive marin）”。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二元边际”仍无统一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但普遍认为，“广度边际”源于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出口产品种类增加或新产品种类创造；“深度边际”则源于现有出口企业或出口产品种类在原有方向上的出口数量扩张。
其实，早在1994年，Feenstra就提出了一种采用微观贸易数据测度产品种类变化的方法，但直到以Melitz[2]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出现后，才开始涌现出采用微观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原因是：新—新贸易理论将生产企业在规模或生产率等方面的异质性纳入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并认为，异质性企业会有不同的出口选择（如：出口扩张、进入出口市场或退出出口市场等），并且由于进入不同出口市场所需出口成本不同，因而生产企业并非出口其全部产品种类（product variety）。因此，在新—新贸易理论中，就自然会研究与贸易企业数量及产品种类等相关的微观层面贸易问题。
在Melitz[2]之后，国外不少学者都采用微观贸易数据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不仅推导出了一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计算公式[3]，还比较研究了二元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并普遍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中，深度边际做出了主要贡献，而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则主要由广度边际引起。如，Amiti和Freund[4]发现深度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贡献，而广度边际仅对中国出口增长产生了很小的影响；Bernard等[5]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企业层面的贸易增长，将原有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称为“深度边际”，将新增企业出口称为“广度边际”，结果发现广度边际是美国贸易增长的主要方向。目前，国内采用微观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现有文献主要认为，中国总体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深度边际来实现的，广度边际所占据比重很小，如施炳展[6]、钱学锋和熊平[7]等。而马涛和刘仕国[8]则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进口结构与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认为中国的总体进口增长也主要是依靠深度边际拉动的。
由于“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贸易利益情况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国外学者也开始以微观视角对贸易条件进行了研究，Feenstra[9]根据CES函数，首先推导出了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进出口“精确价格指数（the exact price index）”公式，并指出“精确价格指数”与传统价格指数（即未考虑产品种类变动的价格指数）存在测度偏差，这些发现都为利用微观贸易数据测算贸易条件奠定了重要基础。Gaulier和Méjean[10]对28个国家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由于忽略了产品种类变化的影响，因此传统价格指数往往会被高估。Galstyan和Lane[11]发现，新产品种类的增加将明显有助于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但遗憾的是，国内绝大多数有关贸易条件的研究文献仍依照传统的研究方法，鲜有文献能从产品种类变动的微观视角来更加深入、真实地考察中国的贸易条件状况，如钱学峰等[12]就从产品种类变化的视角，选取了中国最主要的40个贸易伙伴，从国家层面上测算了1995-2004年中国的总体贸易条件，并认为中国的真实贸易条件并未持续恶化。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文献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及贸易条件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层面测算中国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缺乏在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进行的研究；现有文献也尚未实证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为了能够对现有文献做出有益的补充，首先，本文采用6位数级HS微观贸易数据，首次测度了中国制造行业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这将呈现出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其次，本文首次测度了中国制造行业的“精确贸易条件”（即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贸易条件），这将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制造行业实际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第三，在实证研究中引入三组“精确贸易条件”，以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在不同的进出口产品替代弹性组合下，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真实贸易条件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整理6位数级HS微观贸易数据与各制造业行业的对应关系
为了能够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本文需要首先整理出产品种类与各制造业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
1.产品种类定义：在UNComtrade数据库中，能够得到1996-2009年中国对世界出口的全部6位数级HS1996微观贸易数据，本文将每个6位数级HS商品代码视为一个产品种类（product variety）。
2.产业的划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的两位数行业代码，将制造业划分为29个行业（不包含“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具体省略）。然后，依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与4位数级ISIC3.0之间的对应表、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6位数级HS1996商品代码与4位数级ISIC3.0之间的对应表，整理出6位数级HS1996商品代码与29个制造业行业间的对应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采用微观贸易数据对制造业行业层面上的特征进行研究。
但鉴于中国统计数据中缺乏部分相关年份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我们剔除此行业，主要对余下的28个制造业行业进行测算和实证分析。
（二）中国制造行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Hummels和Klenow[3]的方法，将出口增长进行二元分解，其中一部分为“广度边际”所产生的贡献，另一部分为“深度边际”的贡献。但与他们所提出的国家层面“广度边际”指数和“深度边际”指数测度方法略有不同，我们将其改造为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广度边际”指数（EM）和“深度边际”指数（IM），公式如下：
采用UNComtrade中的中国对世界出口的全部6位数级HS1996微观贸易数据，根据整理出的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与制造行业的对照关系，基于公式（1）和（2），就可以分别计算出1996-2009年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对世界出口增长的广度边际指数和深度边际指数。
（三）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中国制造行业贸易条件测度方法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是用来衡量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贸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价格贸易条件衡量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条件状况，价格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因此，在本部分中我们考察的重点是各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
在不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情况下，出（进）口价格指数的帕氏计算公式（Paasche aggregative formula）如下：
但是，由于（3）式并没有考虑产品种类变化的微观贸易问题，因而该价格指数与真实价格是存在测度偏差的[7，9,13]。为了能够从产品种类的微观层面更加精确地考察中国制造业行业的贸易条件，本文采用Feenstra[9]提出的“精确价格指数（the exact price index）”，由如下公式来衡量t年的各制造业出（进）口价格指数：
σ是产品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由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种类、来自同一国家的不同产品种类之间的替代弹性均存在差异，因此，对出口替代弹性和进口替代弹性的估计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本文借鉴钱学峰[7]的估算方法，即采用Anderson和Wincoop的相关估算结果[14]以及Broda等对中国4位数级HS产品出口替代弹性的估算结果，对出口替代弹性分别赋值0.4、2.1及80[15]，并对每一个出口产品种类都根据这三个值分别计算出口精确价格指数；对进口替代弹性分别赋值10、8及5，并对每一个进口产品种类也都根据这三个值分别计算进口精确价格指数；再依据Broda等[15]“低出口替代弹性-高进口替代弹性、中出口替代弹性-中进口替代弹性、高出口替代弹性-低进口替代弹性”的组合原则，分别计算出各制造业行业的三组精确出口价格指数与精确进口价格指数之比
、
和
，即“精确贸易条件”（或考虑了产品种类变化的贸易条件）。
本文选取1996年为基期，则有效样本中包括了28个制造行业在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②，利用“单位价值（unit-value）=价值/数量”计算出
（即在t年产品种类i的单位价值），并根据公式（3）～（6）估算出、和。
四、实证模型的构建及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前文所测度的“精确贸易条件”，同时，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在不同的进出口产品替代弹性组合下的真实贸易条件，本文将、和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两个解释变量就是前文计算出的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广度边际”与“深度边际”。
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普遍认为以下因素会对制造业贸易条件产生重要影响：劳动生产率[16-17]、研发投入[17-18]、进出口商品的构成情况与出口商品市场状况[19-20]等。
因此，本文在计量方程中加以控制的其他解释变量包括：（1）劳动生产率：采用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产出增加值与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来表示。（2）研发强度：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研发费用与该行业销售收入之比。（3）对外依存度：即中国制造业行业的进出口总额与该行业的工业总产值之比，本文采用该指标来表示中国各制造业行业的进出口商品构成情况。（4）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额占全世界该行业出口总额的比率，该指数不仅能表示中国各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商品市场状况，还能从出口的相对量上反映中国各制造行业的出口竞争力。
综上所述，为了从制造业行业层面来研究中国的出口二元边际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设立计量模型如下：
以上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UNComtrade、《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并运用了前文所整理出的“6位数级HS1996商品代码与29个制造业行业的对应关系”。
应用面板数据还面临着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由于我们仅对中国制造业行业样本数据自身的效应进行分析，因此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减少截面成员的异方差，本文选择了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的回归方法，以尽可能提高估计的可靠程度。
将、和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方程（7）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中的制造业总体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见，调整后的
和F值均较高，说明模型拟合的程度较好。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在分别以、、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各组回归结果中，解释变量EM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或新产品种类的创造）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解释变量IM的估计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在目前我国仍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下，单纯依靠原有出口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不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由于产品的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是指两种产品之间相互替代的程度，“低出口替代弹性”就意味着该出口产品价格的适度上升很难会引起国外消费者转而去消费其他产品，而“高出口替代弹性”的商品则正好相反。因此，在表2中，通过进一步比较EM在三组不同贸易条件为解释变量的面板回归系数（2.037＞0.593＞0.575；1.933＞0.956＞0.402），我们还可以发现，对具有“低出口替代弹性”的产品种类（对应的精确贸易条件为）而言，出口的广度边际所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是最大的，而出口广度边际给“高出口替代弹性”的产品种类（对应的精确贸易条件为）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则是最小的。因此，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注重去研究和开发具有一定“低替代出口弹性”特征的产品，这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从而改善过去较低的市场议价能力，使贸易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此外，在表2的各组回归结果中，通过比较EM与IM回归系数的大小，还可以发现，EM的回归系数均大于IM的回归系数（如在以贸易条件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中，E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037和1.933，而IM回归系数仅为-0.099和-0.174），这表明，在出口增长的广度边际与深度边际同时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出口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要大于出口深度边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从表2中的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劳动生产率（EP）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仅在组回归结果中显著，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大，而且还可能会不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与Singer的著名观点有相似之处[16]。本文对这一结论的解释是：在我国原有出口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会导致低附加值、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更大规模出口，从而不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研发强度（RD）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在三组回归结果中均显著，说明提高研发强度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对外依存度（OR）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且在三组回归结果中均显著，表明对外依存度越高，越不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国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加工贸易”模式，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这导致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对外依存度普遍偏高，而这也是目前中国货物贸易增长迅速但贸易条件却没有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市场占有率（MS）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一定显著（仅在为解释变量的面板回归结果中显著），其政策含义是，在制造业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条件下，扩大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未必会显著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五、稳健性检验
在对制造业进行了总体回归分析的基础上，为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又对制造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分解。考虑到一个行业中可能既包含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又包含低技术含量产品，本文借鉴刘军等[21]，根据技术特征的差异，将这28个制造行业划分为“中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两大类，其中中高技术行业有9个③，中低技术行业有19个④，并在这两大类行业组中分别考察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及控制变量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下面，我们分别对表3中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进行讨论。首先关注广度边际与深度边际这两个变量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从表3可见，无论是在中高技术行业组的回归结果中（I列-Ⅲ列），还是在中低技术行业组的回归结果中（Ⅳ列-Ⅵ列），广度边际（EM）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中国各制造行业的出口中，新产品的出口增长对贸易条件的改善能够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再进一步比较EM在中高与中低技术行业组面板中的回归系数大小（9.076＞1.811；1.362＞1.000；0.500＞0.449），这表明在中高技术行业中，出口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所起的正面推动作用要大于中低技术行业。在中高与中低两组行业中，深度边际（IM）的估计系数均为负，这说明在中国制造行业的出口中，原有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对贸易条件的恶化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后，我们再考察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1）从我国目前制造业出口情况看，在中高技术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EP）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但影响可能不大（在Ⅰ-Ⅲ列中，变量EP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中低技术行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在Ⅳ-Ⅵ列中，变量EP的回归系数为负且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主要因为，在中高技术制造行业中，因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较高，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出口规模，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这些行业的贸易条件；但在中低技术制造业行业中，因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普遍偏低，产品出口往往依赖于低价竞争，因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出口规模扩大，并不利于改善这些行业贸易条件。（2）中高技术行业提高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在Ⅰ-Ⅲ列中，MS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中低技术行业进一步提高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不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在Ⅳ-Ⅵ列中，MS回归系数均为负）。此外，无论是在中高技术行业还是在中低技术行业中，提高研发强度（RD）、适度降低对外依存度（OR）都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Ⅰ-Ⅵ列中，变量RD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变量O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由此，稳健性检验的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本文第四部分中的实证研究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贸易条件的贡献，基本结论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广度边际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出口增长的深度边际不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在制造行业出口增长的广度边际与深度边际同时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出口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要大于出口深度边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的制造业出口贸易中，不应过度依赖低成本、低技术含量产品种类的出口增长，应该在各制造业行业（尤其是中高技术行业）中积极创新出口产品种类，扩大出口种类，这有利于改善中国制造业的贸易条件，并不断增加中国在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
本文认为，在中国以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的制造业贸易结构下，加工贸易成为了主要的贸易模式，其“两头在外”的特征不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可通过加大对内资制造业企业的R&D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支持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政策、加大对中小型内资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贷款优惠力度、鼓励内资企业技术集群发展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通过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的整合与重组、鼓励有实力的加工贸易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选择地发展“境外加工贸易”等措施，促进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时，由于出口增长的广度边际明显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我国应积极培育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较强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优势企业，并引导这些出口企业充分发掘国际市场中消费者的差异性需求，在出口产品中加强新产品（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种类的创新，使制造业出口企业通过扩大出口产品种类来拓宽出口广度，从而真正从内涵上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
注释：
①中国对世界出口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网站，世界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其中“中国”指中国内地。
②UNComtrade数据库运用联合国/经合组织科普雷拉内部处理系统，将各国提供的原始贸易数据转化成具有统一编码和估价的标准格式，是目前世界上提供了最长时期、最详尽6位数级HS贸易数据的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大多数“数量（quantity）”单位是以“千克”（即世界海关组织（WCO）推荐的标准单位）汇报的，约15%的数据是用其他数量单位来汇报的（如米、件等）。因此具体计算时，本文剔除了所汇报的“数量”统计单位不是千克的产品种类。
③这9个中高技术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④这19个中低技术行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