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周恩来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述评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深受人们爱戴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逝世20年来，他一生的光辉业绩、伟大人格、高尚品德、优良作风一直留在人们的回忆中；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战、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建树，也正日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20年来，国内周恩来研究一直蓬勃发展，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此作全面而恰如其分的评论并非易事，我这里仅能依据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料，对国内周恩来研究情况作一概略的述评。
周恩来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但国内研究却起步较晚，1959年出版了《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龙飞虎著，解放军出版社）等几本回忆小册子，其原因除囿于国内政治的各种因素外，也与周恩来不允许宣传他个人有关。因此，国内周恩来研究是从逝世以后开始的，据粗略统计，从1976年到现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研究、回忆文章5000多篇，出版研究专著、回忆文集400种左右， 有的论著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纵观国内周恩来研究发展的轨迹，从其状况和特点来考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76年1月至1978年12月：研究起步阶段
1.回忆文章大量发表，回忆文集陆续编辑出版。据统计，此阶段报刊发表回忆文章1000余篇，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回忆文集100 种左右。其中有些文章被多种回忆文集收录，而各地出版的回忆文集的书名也有很多完全相同，但印数都相当可观。人民出版社编辑的《人民的好总理——纪念周恩来同志》一书，是收录回忆文章最多的一部文集。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撰写的回忆专集《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版），印数高达22万册。作者记述了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出的艰巨努力，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在周恩来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书中认为，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在西安，毛泽东、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这一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2.用诗词形式歌颂怀念周恩来。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们为表达对周恩来的敬仰和爱戴，掀起了一个用诗歌形式悼亡寄情的大潮。很多诗歌以悼念为引，其内容远远超出悼亡，把愤怒的矛头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众多诗作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童怀周”，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6位教师组成的编辑小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先后编辑、修订了《天安门革命诗抄》等五部诗集，共印50万册，翻印本超过150万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3.开始了周恩来早期生平研究。研究者们发表近30篇周恩来早期活动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或按时间记述周恩来的成长过程，或集中阐述周恩来某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或介绍周恩来在某一地区的斗争经历，使人们对周恩来成长为一代伟人的历程有了较多的具体的认识。
此外，一些研究机构开始成立。197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周恩来研究组，有陈楚平、方铭、胡华等同志。他们集中收集有关生平资料，开始撰写周恩来年谱。后来，该组的成员大部分转入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歌颂、宣传、回忆周恩来的诗文多，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少，在少量的研究文章中，主要是侧重早期生平事迹，关于思想研究的文章还没有。研究中有两点明显不足：一是研究领域狭窄；二是没有展开理论上的探讨。
二、1979年1月至1988年2月：研究展开阶段
1979年春，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开始着手《周恩来选集》编辑工作。1980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工作机构，下设有周恩来著作研究组和周恩来生平研究组，使周恩来研究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轨道。在此期间，南开大学成立周恩来研究室，相继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各地党史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大专院校，也都在其研究工作中列入了研究周恩来的内容。
这个阶段的周恩来研究主要表现在：
1.周恩来著作的编辑和出版。据统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专题文集、书信诗文集达20余种，报刊上还刊出大量的各类文稿，包括讲话、文章、书信、电报及其学生时代的作文、诗歌等。《周恩来选集》上、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和1984年11月版）是其著作中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印数最多的一种，集中反映了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光辉业绩与思想，为周恩来研究的广泛展开提供了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资料。
与此同时，周恩来专题文集在各地区各部门竞相编辑出版，较有影响的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周恩来论文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周恩来教育文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及《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等多种。 这些文集是对《周恩来选集》的丰富和补充，使周恩来研究的全面展开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2.研究内容和成果日益丰富。随着选集、专题文集等著作的陆续出版，研究领域明显拓宽，出现了生平、著作及思想理论研究全面推进的状况。
其一，传记、年谱、大事记的出版。编著者们依据日益丰富的文献和口碑资料，进行史实考证和较全面的研究，一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中文本《周恩来传略》（方钜成、姜桂侬编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9月版）是最早出版的一部周恩来传记， 它不仅简要介绍周恩来一生的主要经历与革命业绩，还从政治上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及其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作了分析。开了比较研究的先河。怀恩编《周恩来生平大事记》、南新宇著《周恩来一生》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周恩来年谱简编》、《周恩来生平活动年表》、《周恩来文艺活动年谱》、《周恩来军事活动年谱初稿》等，都对其一生或某一方面的实践与思想轨迹作了概略的描述，成为周恩来研究的参考工具书。但由于档案资料掌握不足和研究深度有限，因而准确性、全面性不够。
其二，早期生平活动与思想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关于周恩来思想转变的历史分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与共产主义信仰的确定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把周恩来早期活动研究引向了深入。研究者们从周恩来怎样由一个少年爱国者、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分析了他思想转变的主观与客观原因，评述了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由于观点不尽一致，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了理性思维。从研究成果来看，既有侧重介绍周恩来青少年时期成长经历的研究专著，也有重点阐述周恩来早期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专著，还有散见于报刊上的大量论文等。
其三，思想研究呈全面展开趋势。随着文献资料的陆续发表，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周恩来党建、外交、经济、统战、文艺、教育、军事思想理论等各个方面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和新观点。如：周恩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的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一是起到减少损失和错误的作用，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关节点上，当历史的发展出现某些新转机时，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换，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进程。周恩来能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和险恶的情况下始终坚守岗位、力撑危局长达10年之久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他顾全大局，讲究斗争策略，从斗争的实际效果出发，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尽可能避免在党和国家已经遭受严重危难的时刻出现任何更加不幸的局面〔2〕； 周恩来是我党最早明确提倡创建革命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抵制和纠正立三路线中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党内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被誉为“第一个模范”等等。这些成果把周恩来思想研究引入了一个较深的层次。
总的看来，这一阶段对周恩来思想与实践展开了较全面的研究，论著的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回忆文集《怀念周恩来》、《不尽的思念》及一些回忆文章也带有了某些研究性质。这个阶段突出的特点：研究课题明显拓宽，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实证性日趋增强。不足之处是研究有待深入。
三、1988年3月迄今：研究深化阶段
1988年3月， 首次全国性的周恩来学术讨论会是国内周恩来研究史上新的里程碑，标志着研究深化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周恩来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1.综合性研究专著开始出现。《周恩来传》（1898—1949年）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者们历经10年的重大成果，是广泛采用第一手资料的信史之作，是国内周恩来研究的集大成者。《传记》以陈述事实为主，兼有必要的评论，史料翔实，立论公允。该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引起了极大反响。累计印数高达27万余册，这是同类书籍中罕见的现象，并获1994年首届国家图书奖，《开国总理周恩来》（力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8月版）和《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石仲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等研究专著，都是从总体上研究周恩来的代表作，前者侧重于周恩来的革命实践活动研究，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了他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后者则侧重于周恩来的思想理论研究，深入地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统战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
2.研究形式呈现多样化。出版专著、发表论文和回忆文章，仍是本阶段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召开研讨会及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对于开展学术交流，沟通研究信息，检验研究成果， 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3月，在国内规模最大、 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并交流了国内周恩来研究情况，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同年10月，第一次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则使国内外周恩来研究得以沟通与相互促进。此后，外交部举办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浙江省委联合举办了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主办了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这些学术会议之后，均将大会论文编辑成书，先后出版了《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周恩来》、《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风范·思想·乡情——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文集》和《业绩·方略·情怀——周恩来研究文集），共选录论文230 余篇。是这一阶段周恩来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童小鹏的回忆专集《风雨四十年》（第一、二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党内外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集《我们的周总理》、程华主编的借鉴口述史方法的访谈录《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安建设编辑的专题汇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陈荒煤主编的《周恩来与艺术家们》、陈荒煤和陈播主编的《周恩来和电影》、马永顺撰写的《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廖心文和李静编辑的《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与《周恩来——知心·知音·知己》等，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回忆资料。李海文主编的《周恩来的足迹》、曹应旺编辑的《周恩来的智慧》、杨明伟撰写的《世纪伟人周恩来》等展示了他的智慧和魅力。庞瑞垠写的传记文学《早年周恩来》以及话剧《周君恩来》、电影《周恩来》、电视剧《周恩来在大连》、历史回顾纪实大型电视片《伟人周恩来》等，也反映了研究的成果和艺术家的感情。
3.研究领域呈现全方位态势。一是对生平活动的研究面覆盖了他一生各个时期；二是思想理论研究基本上覆盖了他思想的各个领域；三是将实践活动与思想理论结合的综合研究，将周恩来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伟人结合的比较研究。使周恩来研究日趋深入。值得一提的是，相继推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研究课题是前两个阶段所没有涉及到的或涉及极少的，如刘焱、杨世钊著《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刘德军、陆建洪著《周恩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甄小英编著《周恩来——坚持党性的楷模》、周毅之著《周恩来行政哲学》、陈庆云主编《周恩来政府管理思想与实践》、吴志鸿、陈尤文著《周恩来的行政方略》、王毅武、刘同德著《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陈清洲著《周恩来教育思想探讨》、赵德强、高宝立、韦禾著《周恩来教育思想研究》、余飘著《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王凤胜著《周恩来文艺思想新论》等。同时，系列研究专著开始问世，《周恩来艺术系列丛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包括了《周恩来管理艺术》、《周恩来外交艺术》、《周恩来思维艺术》和《周恩来语言艺术》等；参考工具书也开始出版，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周恩来研究室编《周恩来研究概览》、刘学琦、王习耕编《周恩来风范词典》等。这些专题研究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研究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4.研究中取得了若干重要突破。由于多年研究的积累，周恩来研究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突破性进展，就其影响较大者来说，有以下几点：
（1）提出周恩来精神的研究课题。可以说， 无论是对周恩来的生平活动研究，还是对他的著作及思想理论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和歌颂着周恩来精神，刘济生《论周恩来精神》一文中首次提出“周恩来精神”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他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想、思想、道德、品格、作风的总和。
（2）攻克了周恩来研究中的一难些点。 在党内发生三次“左”倾错误时期，周恩来是当时中央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因而如何评价周恩来这段历史就成为一个难点，正因为如此，它也是把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关键。金冲及撰文指出，周恩来在六大后工作路线的转变中，在整顿几乎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并发展在国民党区域内的秘密工作中，在把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遏制李立三“左”倾错误形成的历史时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5 〕力平指出，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奋力挽救党，使党遭受很大损失的局势得以缓解，尽力维护了党的统一，突出地表现了他注重实际，与人为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崇高品格。〔6 〕有论者全面考察周恩来在党的三次“左”倾错误时期的思想和实践，认为周恩来有过失误，也负有责任，然而，更多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对中国革命探索中逐步提高认识以及为克服错误所进行的努力〔7〕。这些观点，在党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长江局存在的将近一年时间内，由于王明为书记，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不对长江局的工作产生影响，有的论者通过对长江局领导干部状况及对周恩来个人条件和特点的具体分析，特别是对长江局的路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应该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虽然王明是书记，但实际上担任副书记的周恩来是长江局的灵魂，他在总体上代表着党的正确路线。由于种种原因，周恩来在政治方面、组织方面也存在一些错误，并负有一定的责任。〔8〕
（3）经济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入。 在组织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强调从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思想。有的论者指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旨，也是终生奋斗的目标。有的论者考察了“四个现代化”提出的历史过程，详尽而系统地介绍了有关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以及“四个现代化”的深刻含义。〔9〕
（4）提出周恩来军事思想体系的命题。 张家裕《周恩来军事思想体系》的论文中提出，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它是被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反映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问题基本规律的真理和科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实行人民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周恩来军事思想体系概括为六部分。
（5）统一战线思想研究又获新突破。有论者指出， 周恩来的统战理论已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其内容可概括为：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使用正确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用民族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直到共产主义实现。〔10〕有论者将其统战风格概括为三点：襟怀博大，团结多数；以诚相待，广交朋友；不卑不亢，求同存异。〔11〕也有论者把周恩来具有独特风格的谈判斗争的高超艺术概括为这样四点：善于把握谈判时机；善于利用谈判揭露对方，教育民众，争取社会舆论；在谈判中外柔内刚，绵里藏针，表面和缓，实则强硬；善于利用矛盾，灵活运用斗争策略。 〔12〕
（6）外交思想研究不断深化。在研究初期，有一种说法， 认为新中国外交思想及其战略均出自毛泽东本人，周恩来仅仅是执行者、组织者和实践家，进入80年代末期，理论界特别是外交理论界否定了这一观点，论证了周恩来不仅有自己的外交思想，还是全面、系统、富于创见、别具特色的。〔13〕这一研究成果，扭转了那种忽视研究周恩来外交理论的做法，肯定了他的外交思想的理论价值以及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还有论者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始于建国前。从1936年至1946年，周恩来及其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谈判，为他开创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14〕这一研究成果加大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纵深，使其研究领域更加广阔。
（7）明确提出周恩来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80 年出版的《周恩来与文艺》（上、下）一书，使用了“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概念，此后研究者们一直沿用这一提法，余飘《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一书，第一次提出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的文艺思想的理论价值，引起了文艺界乃至理论界的关注。这一学术成果对研究周恩来文艺思想的萌生、形成、发展及其主要内容、总体特征等起了推动作用。
四、研究中的不足与建议
国内周恩来研究历经20年，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填补了不少空白，而且研究正在不断深化。在很多方面酝酿着理论上的突破。当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此前的周恩来研究也有需要加强之处。就个人的一管之见，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深层次的总体研究需要加强，在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中，多在说明“是什么”或“怎么样”，多属于阐释性研究，而全面、系统、深层次研究，即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这样的论著还没有占到应有的比重。比如，对周恩来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系统研究，对其科学体系的研究，对其在中国现代、当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等，还需要广大研究人员的进一步努力，以取得更令人注目的理论成果。
2、比较研究需要加强。周恩来是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进行重大决策和处理重大历史事件的，由于他们各自的领导职务、工作重点、主管领域不同，个性、风格各异，因而，提出问题的角度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可能完全一样，他们均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彼此间的思想理论既有互补、传承关系，也有切磋和发展的关系。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加明了各自的思想理论特色，对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也有极大意义。
3.多侧面、多层次研究需要加强。周恩来研究虽不乏力作，但仍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回忆文章多、生动故事多、赞颂精神多，相比之下，对他的思想理论多侧面、多层次地深入研究仅占一定比重。因此，把周恩来研究资料从收集、整理、分析，提出观点并上升到理论分析和论证的层次，加大研究比重十分必要。
注释：
〔1 〕熊复：《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基本观点——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红旗》1985年第2期。
〔2 〕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
〔3〕〔4〕〔8〕〔12〕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0月。
〔5 〕金冲及：《周恩来在一九二九年——兼论六大后两年间中共中央的历史作用》，《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
〔6〕力平：《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从一九三0年看周恩来的品格），《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
〔7〕高文谦：《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左”倾错误》，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
〔9〕力平：《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 《业绩·方略·情怀——周恩来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2月。
〔10〕陈答才：《周恩来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贡献》，《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11〕胡康民：《周恩来的统战风格》，《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
〔13〕裴坚章：《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
〔14〕吴瑞章、王永钦：《周恩来在建国前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