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和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5月底，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我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参加同一个学术会议，其间他在全校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该演讲是他正在写的一本论全球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的手稿，但作了删节。这里的译文是经过删节的演讲稿（书稿较长，且他说还要修改）。
一
人们可以从纯技术方面来谈论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的是传播技术和信息革命，当然不仅是限于狭义传播意义上的创新，而且包括它们对工业生产和组织的影响，以及对商品营销的影响。大部分评论家似乎认为，全球化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路德运动”的政治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当然也从不会采取那种旧的工业形式）。但这个主题提醒我们，在讨论全球化当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它是否不可避免：它是否可以停止或者翻过来？世界的某些部分是否可以排除它或者与它分离或切断与它的联系？显然，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会对我们关于全球化本身的判断产生影响——如果它确实不可避免，那么关于它的弊端或不良影响的道德判断就徒劳无益，或者至多是围绕如何改善那些不良后果来进行思考，使它们呈现最好的一面，因为无论如何它们无法避免。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一问题。
二
接下来是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判断。这里大部分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或已经终结？是否仍然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实现某种功能，关于它消亡的报道是天真的和可笑的？倘若如此，全球化本身又该如何？它是否只是多种对国家政府压力中的一种？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些讨论背后，潜存着一种更深层的恐惧，一种更基本的叙述思想或幻想，它们与美国本身相联系。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恐惧，即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它们的削弱是因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这里在焦虑背后形成的东西，是过去所称的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本身已经经历了各种不同的体现。第一种是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帝国主义，它包括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殖民帝国主义被取而代之，出现了一种不太明显但同样有害的帝国主义，通常采取经济封锁和威胁手段，包括派遣顾问和暗中颠覆（如在圭地马拉和伊朗），这种帝国主义是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现在也许出现了第三种帝国主义，其中美国追逐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一种三重外交政策：其他任何国家不得拥有核武器，推行人权和美国式的选举民主，以及（不那么明显的）限制移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他显然忽略了第四种关键的政策，即在全球推广自由市场经济）。这种帝国主义只涉及美国（和它的卫星国，如英国），包括它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各种所谓的危险地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大多是轰炸）。这种形式是仍然被称作帝国主义，还是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虚伪的、掩饰的“实际政治”？在此情况之下，当各种不同民族屈从于这些意愿时，它们失去的是什么样的民族自治？真的与殖民化时期民族自治的丧失或冷战时期强行结盟的民族自治的丧失相同？在这些条件之下（除了核力量，还有缺乏人权和民主选举，以及移民的可能性），一个主权国家真正失去的是什么力量？
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多种非常有力的回答，但它们不再是确切的政治回答。它们可以纳入下面的文化和经济形式，但暂时我们仍尽力将它们分开。如果全球化仍然以传统的语言界定为实际是某种形式的美国帝国主义，那么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主权国家究竟会失去什么？也许是尊严和自尊；但我的论点是那些是文化问题而不再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一个独立自治的政权可以使民族自尊得到满足，但那很可能只是一种奖赏和附带的利益。
或者，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后，也许我们会达到第三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即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是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呢？在对帝国主义的讨论里——其中帝国主义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帝国主义——毕竟总是有某种变化。诚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内部政治计划，一向诉诸于社会科学家通常所说的文化，而不是经济的自我利益，或者对权力的渴求，甚或对技术和科学成就的渴求：这些也可能是附带利益，但民族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计划，似乎诉诸于某种并非技术的东西，也不是真正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然而由于我们缺少更好的词语，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称之为文化。
不过，是否总是民族主义者抵制美国的全球化呢？美国如此认为，也想让你们这么认为，并让你们认为美国的利益反而是普遍性的。鉴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只是另一种民族主义——美国式的，是否这种抵制只是不同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某些评论家也想作出如此回答，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考察。
三
在我们谈到文化时，是否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并非如此，因为这里有许多其它的问题，其中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它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我们后面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唯一的症候：换言之，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
但是，如果不看看对文化恐惧的某些反应，我们不可能转到那些经济和社会的考虑。文化恐惧大部分采取低估文化力量的形式，尤其低估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及标准化的力量。在此意义上，通过重新使我们相信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成功并不全都那么坏，那些反应似乎是玩美国利益的游戏。因此它们需要坚持一切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顽固的力量。于是会有一种印度的身份，它顽强地抵制盎格鲁·撒克逊进口文化的力量，而这种文化的变化仍然只发生在表面。甚至可能有一种适当的欧洲文化，它永远不会真正被美国化。如此等等。永远不清楚的是，这种仿佛是“自然”的抵制，是否需要公开的对抗行为，是否需要一种对抗的政策，一种对抗和保守的政治。是不是在否认各种文化的这一自然力量时，人们是在触犯它们或侮辱它们？是不是由此隐含着印度文化太过软弱，无法抵抗西方的力量？根据过分强调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降低它所威胁的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地位，是否低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就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我想这是一种愚蠢的反对，而且对它最有力的回答将证明是社会的而不是文化的，我们很快会谈到这点。
无论如何，政治正确性的问题永远不可能以那种形式来解决。一切文化政治都必然面对文化群体力量中过分的自负和对它的策略性的降低这两者之间的修辞选择。这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因此一种文化政治可以突出英雄性，体现出次等人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的形象——强壮的妇女，黑人英雄，法侬式的对殖民化的抵抗——以此鼓励所说的公众；它也可以坚持所说公众的悲惨状况，对妇女、黑人或被殖民者的压迫。后面这些也必然会激起愤怒，使被压迫者的境遇以更容易的方式为人们了解，甚至使某些统治阶级支持他们的事业。但这里的危险是，你越是坚持悲惨和无力，在被认为是对所说群体的触犯和侮辱方面，其主体就越显得是软弱和被动的受害者，越显得容易受人支配。两种再现策略在政治著作中都是必须的，它们彼此不可能调和。也许它们对应于斗争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展现政治机遇和再现的需要。然而，除非人们以那种政治和战略的方式来考虑它们，他们就不会摆脱政治正确性中特殊的二律背反。
四
不过，我已经提出，文化问题确实倾向于分别弥散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让我们首先看看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上，经济不断地面临消失到全球化其它各层面或各方面的危险。今天，经济力量难道不是至少部分地是技术的力量，或者与新技术控制相关的力量？与此同时，尽管政治力量无疑服务于经济利益，但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也可以强化或衍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至于文化，说到底，后现代性已经具有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征。因此，一方面，商品生产现在是一种文化现象，你购买产品不仅因为它的直接价值和功能，而且因为它的形象。为了设计商品的形象和推行销售它们的战略，一种整体工业——一种经济机制——已经形成：于是在文化和经济之间广告成了基本的中介。它在各种美学生产当中无疑会受到限制，无论它的存在会使传统的美学受到怎样的质疑。色情也是这个过程重要的部分：广告宣传的策划者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懂得性本能投入的必要性，懂得必须使这种投入伴随着商品并使它们吸引人。连续性也有它的作用，通过连续性，其他人的汽车或花园机械的形象会在我购买那些东西的决定中发生作用（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因此在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这种意义上，经济变成了一个文化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推断，在庞大的金融市场上，我们抛出或购入股票的公司的形象也有一个文化的方面。盖·狄保德很久以前就把我们的社会描写成一个形象社会，一个以审美方式消费的景象社会。他以此表示这种将文化和经济分开的接缝，同时又将这两者连接起来，开辟指导一个融入另一个的可能。我们松散地谈到许多有关政治的物化，观念的物化，甚至感情和私人生活方面的物化；现在我们必须补充的是，今天的物化是一种美化，商品现在也以审美的方式消费。
这是从经济到文化的运动；但也存在着从文化到经济的运动，而且它同样重要。这就是娱乐业本身：美国庞大的、最赢利的出口品之一，与食品和武器等同。在重返我们前面的主题之一时，关键是要避免仅只根据文化品味来考虑文化帝国主义，例如，根据印度或阿拉伯公众对某些好莱坞的形式和主题的抵制来考虑。事实上，很容易使非美国公众对今天好莱坞典型产品的暴力、时间和身体直接性的风格形成爱好，而这些风格的声誉只能靠美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某种形象来提高。那么，这是否是为西方的普遍性或至少美国的普遍性及其“文明”进行辩护？虽然是无意识地，这无疑是一个被广泛坚持的立场，因此值得认真地、以哲学的态度正视它，即使你认为它有些可笑。
但是，事实上，经济问题先于这种模糊的作为公众趣味的文化问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作出巨大的努力来确保它的影片在外国市场上以压倒的优势发行：一般通过将条款写进各种条约和一揽子援助计划来实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除了坚持抵制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法国，民族电影工业在战后完全被这种约束性的协议扼杀，它们允许好莱坞逐出民族电影的生产或把它压缩到特殊化的一些方面。这种试图摧毁所谓外国文化保护主义的系统努力，只是更普遍的、日益全球性的兼并策略（现在得到WTO的推崇）的组成部分，它极力以有利于美国公司的国际机制代替地方法律，不论是在知识产权方面还是在专利方面无不如此（例如热带雨林资料和地方发明），更不用说蓄意暗中破坏食品的自足了。这里文化已经绝对变成了经济性的，而这种特殊的经济还明确地设定了政治日程，并支配着政治政策。显然，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相对老式的为争夺资源的斗争，例如为争夺石油和其它原料的斗争：谁敢说这些是帝国主义的现代形式，与以友好的政府（即从属的）代替抵抗的政府那些更早的纯政治的和外交的或军事的努力相同？但这好像是今天更独特的后当代和后现代的帝国主义形式——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形式——是我一直描述的那种与一些计划相关的形式，如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销售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这并非因为这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提供一种关于不加区分的教科书似的范本，说明经济、文化和政治独特的不同层面之间的汇聚融合，尽管它们是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全球化的基本构成。
但是，后者的经济方面也可以以其它多种方式表述。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方式。我们已经注意到根据更新的技术来考虑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也就是技术的出口和进口，对重要信息技术的垄断和完全控制（确实，听说美国实际上控制着信息技术，其他可能的竞争者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在竞赛中失败）。我们也注意到全球化的推进可以从法律结构上来说明，这种法律结构维护并推动美国商品在海外的渗透。
现在，我们需要触及一下相关的问题，即公司和金融问题，以及文化和消费本身的问题。跨国公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被称为多国公司——是新的全球化的第一个迹象和症候，间发性地引起对可能出现某种新的双重权力的政治恐惧，或对这些跨国实体可能胜过政府的政治恐惧。这种恐惧和幻想的疯狂的一面，无疑被政府与公司商业活动（和两者之间人员交流）的共谋所缓解——这种现象随后应引起另外不同的焦虑。特别是自由市场的雄辩者，他们总是谴责政府干预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日本模式。与此同时，新的全球合并在结构上更严重的特征是，它们能够通过把自己的活动转到海外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而破坏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没有可比的劳动力转移的全球化与这种新发展的资本和公司的流动性相对应。
金融资本主义是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之所以成为可能也与由新技术打开的同时性相关）。这里我们要涉及的不再是劳动力或工业的流动性，而是资本本身和投资的流动性。对外国货币的思考是新的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症候，它标志着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就是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依赖外部的资本投入（换句话说，依赖一种新的国际股票市场）。当人们说全球化不可逆转时，一般指的是第一世界以外的民族—国家绝对依赖外国资本，包括借贷、援助和投资（甚至第一世界国家也有些脆弱，例如密特朗执政初期法国社会主义政策的命运）。长期以来，大部分国家在农业方面都不能自足（至少部分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战略）：但这也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可以看作是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降低。对新的全球金融市场的依赖再不能以这些方式来解释和证明。最近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和政治领导人（例如马哈迪尔）或经济界人物（如乔治·索罗斯）的公开声明，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新世界经济秩序破坏性的一面，它在全世界对资本的瞬间转移可以汲干国民劳动力多年生产积累的价值，使全球的某些部分整个贫困化。
美国抵制引进那种控制国际资本转移的策略，因为这种方法可能使金融和投机的破坏受到遏制。另外，美国一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保持一致，后者长期以来处于新自由主义努力的核心，以威胁撤回资本投资作为让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条件。但在这个特殊实例里，很难说美国和金融市场会绝对相互一致：这里的焦虑与新的全球金融市场可能的变化相关，像最近科幻小说里有知觉的机器一样，它可能转变成自治的机制，造成谁都不希望的灾难，甚至最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也可能无法控制。不可逆转性自然一直是这个故事的特征：最初被视为技术的不可逆转性（不可能回到更简单的生活或更简单的生产），它也可以表述为政治上的不可逆转性，即使在这里，历史的变化也至少以抽象的方式表明，任何帝国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同样在文化上它也可以被视为对地方文化的绝对破坏，除了在迪斯尼式的虚构里，地方文化不可能复兴，就是说，只能构成人为的幻像，或者幻想化的传统和信念的意象。但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那种似乎笼罩着它公认的不可逆转性的毁灭气氛，至少部分地源于无力想象出任何可能的替代，或者无法设想“减少联系”何以首先是可行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即使相对更“缺少联系”的民族存在形式仅只几十年前还相当盛行（最明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式）。
五
全球化经济方面的其它形式现在把我们引向最后一个层面——社会的层面：因为它假定一种“消费的文化”。这种文化一般在第一世界国家——首先在美国——得到发展，而现在系统地在全世界蔓延。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是苏格兰社会学家莱斯利·斯科莱尔，但他并不是为了分离出一种由晚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尽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对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其他日常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并可以作为以特殊形式抵制的目标。然而，在我看来，设定这种全球化影响的概念是合适的，即不是把它置于文化的标题之下，而是置于由经济转到社会的地方，因为所谓的消费文化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是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几乎不可能与它分开。这显然是在世界其它部分有时被称为西方物质主义甚或美国物质主义的东西；这里我还认为，尽管有表示其特征的语言，它仍然是特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除非在社会科学家所用的非常广义的情况下，以世界文化表示一切传统上非社会的—科学的东西。
但是，问题并非所谓的“消费文化”是不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是它是否真的不会破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这里的论点具有对个人主义和社会分裂的更多的传统的谴责，因为它们腐蚀和破坏更大的传统群体。公司对群体：现代非个人的社会破坏了旧的家庭、世系、村庄等“有机形式”。因此这里的论点是，消费本身是个人化的和分裂的，其逻辑是破坏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顺便说一句，日常生活只有开始遭到破坏时，它才会被从理论、哲学和社会学上来认识）。同时还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对商品消费的批判，与前面关于金钱的批判相似，其中恰恰是金钱被当作最具腐蚀性的破坏社会的因素。
但在这一点上，我想让全球化的一位著名的保守批评家发言。他关于破坏社会的思想确实非常深刻，他的著作会提供一个有益的文本，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化本身，而且有助于理解在全球化批判中的某些问题。这位批评家就是约翰·格雷。他的著作《虚幻的曙光》(False Dawn)追溯了在全世界不同国家境遇中全球化的影响，从俄国到东南亚，从日本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国，等等。在评价自由市场体制全面实施的灾难后果时，他遵循波利亚尼（《伟大的变革》）的观点，但他发展了波利亚尼的观点，提出了自由市场思想中的基本矛盾：这就是，建立完全脱离政府的自由市场，包含着大量的政府干预，并强化政府的集权力量。自由市场不会自然地发展；它必然要通过决定性的立法和其他的干预措施才能形成。这是波利亚尼所处的时代十九世纪的情况；格雷认为这正好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情况，是撒切尔在英国试验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他还补充了一种反讽的辩证的扭曲：就自由市场破坏既定的社会群体而言，就撒切尔的保守党的追随者本身就是这种群体的保守的“人民阵线”而言，她的自由市场实验的成功破坏了它的（和她自己的）选举人的基础，不仅在那些因之贫困化的人当中造成巨大不利，而且还分裂了从一开始就支持她的那些非常保守的群体。格雷从这种辩证的颠倒中得到两个结论：第一，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他自己的）与自由市场政策的干预主义是不相容的；第二，民主本身与自由市场的政策也是不相容的，因为大多数人必然反对其招致贫困和破坏的后果。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力的资料，对许多关于全球化的修辞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是付绝好的解毒剂：实际上，正是这种修辞或新保守主义理论，构成了格雷著作中基本的意识形态目标，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今天世界上的灾难性变化，那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积极的具有塑造力的影响。新保守主义是一个计划，实际上，人们几乎可以说它是一种共谋，在这种意义上，格雷表现出对观念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极大关切，他认为这种力量胜过政治发展和经济组织，更莫说文化和社会了。
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作为“坏的”或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动力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美国现象。撒切尔夫人可能最早提出了这种意识形态，但在发展过程中她本人破坏了它，也破坏了英国自由市场的新保守主义。问题是，被美国的普遍主义（在“西方文明”的掩饰下）所强化的美国信条，在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都得不到共鸣。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仍然流行之际，格雷提醒我们欧洲大陆（甚至英国）的传统决不欢迎这种绝对的自由市场价值，尽管它们体现了他所说的“社会市场”或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的文化。然而，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东南亚和俄国的文化，也都不欢迎这种新保守主义的乌托邦，虽然美国如果成功地通过武力、贿赂、威胁或说服将它移植到那里也有可能摧毁那些文化。在这一点上，格雷回到了两种标准的社会科学概念：文化传统和现代性。
现代性是第二个需要讨论的关键的术语。下面我引用格雷的原话：
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史密斯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本地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并相互不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过程中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这种对现代性的看法比亨廷顿的看法好些。实际上，格雷对中国侨民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讨论，对日本武士精神资本主义的讨论，对韩国集权资本主义的讨论，当然还有对欧洲所谓的“社会市场”的讨论——且不说对俄国黑手党似的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讨论——确实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人们会注意到，所有这些讨论都预设了以家庭秩序为基础的事先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论是家族和延伸的网系还是在更狭隘意义上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格雷对全球自由市场乌托邦的抵制不是文化的（尽管他不断用文化一词），而是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他所谓的各种“文化”的特征汲取了独特的社会群体、最终是家族群体的智慧：集体和群体的智慧，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意识。
在格雷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为我们保留的最可怕的景象就是美国：绝对的两极分化和贫困化，中产阶级遭到破坏，毫无安全保障的结构性失业，世界上最严厉的监狱统治，城市污染，家庭解体，甚至这个“西方文明”的堡垒也漂到了非西方世界（他指的是美国的巴西化）——这些就是被引上自由市场道路的任何社会的前景。
现在我想看看我们所用的分析方法——分为技术、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五个不同层面——是否无助于决定政治的影响，这种政治一如我们刚才所说，能够与全球化进行对抗。因为非常明显的是，以这同样的方式对政治策略进行分类，应该告诉我们它们析出了全球化的哪些方面作为目标，哪些方面又被它们忽视了。
例如技术层面，它暗示的政治在传统上称为路德主义——破坏新机器，试图阻止甚至使新技术时代倒退。这种政治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嘲笑，但决不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它是没有思想的“自发的”计划。但提出这种策略至少可以唤醒技术不可逆转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相信技术不依靠人来决定，不论是集体的还是国家的决定（证据是各种维护和保持技术发明的努力都遭到失败）。今天，生态政治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它的位置（即使有人提出，控制工业过度发展的意愿也会形成对技术创新的刺激）；还有其他各种控制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的建议（如图宾计划），似乎也各得其所。显然，正是我们相信技术创新不可逆转或不可抵制的牢固信念，本身（不论正确与否）构成了对技术控制政治的最大障碍。后者可以作为在政治层面上“分离”的一种寓言：想象一个没有计算机或电脑（或没有汽车或其它运输形式）的社会，等于试图想象脱离地球生存的可能。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当人们试图想象以这种方式分离时，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媒体技术，因为它强化那种非常陈旧的看法：文字媒体不仅表示交流而且还表示运输。
随着这种从先在的全球体制脱离的观念，我们已经陷入到政治之中。这正是民族政治抬头的地方。我认为帕萨·查特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成立的、有说服力的。他认为民族主义不可能脱离现代化的政治，前者包含后者所有不连贯的计划，因此民族主义的冲动必然是一个超越民族主义的更大政治的组成部分。否则它所达到的形式目标（民族独立）就失去了内容：这并不一定是说任何更大的政治没有某些民族主义的冲动也可以在任何地方有效。古巴和中国是最丰富的例子，在那里，通过社会主义的规划实现了一种具体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传言，但非常明显的是，民族解放的真正目标今天也表明了它自己的失败，而且采取的是它自己实现的方式。许多国家刚一独立，立刻就陷进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领域，陷进了金融市场和外国投资的权力之中。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反抗的例子，在追求纯粹民族主义的道路上并不鼓舞人心：它们似乎以各自的方式证实了查特基的判断。如果米洛舍维奇的反抗以任何方式与保卫社会主义相联系，我们是不会听到的；而萨达姆在最后一刻召唤伊斯兰精神，几乎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说服力。
也许有必要区分这种民族主义和反美国主义——或许称为戴高乐主义更合适——只要它不退化为这种或那种“种族冲突”，它必然成为今天任何自尊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种族冲突是民族主义的边界战争；而反对美国则构成对体制或全球化本身的抵制。最有能力坚持反全球化的地区是日本和欧盟，但它们自己也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必然具有通常的“混合情感”，主要产生于关税、保护、专利和其它贸易问题的分歧。它们是最近反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要素，而且也确实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政治的有希望的新起点。然而在我看来，应该继续以民族主义来讨论它们，即从政治层面来讨论它们，应该讨论它们所揭示的意义。因为现在很难看到有多少斗争能够在民族主义之外展开。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这种词总是有些含混，危险且容易误导。我认为，肯定的或“好的”民族主义是集体的项目，采取努力建设一个国家的形式。已经获得政权的成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些“坏的”民族主义。同时我也相信，把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的现象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后者毋宁说是一种身份政治，尽管它也依据大的“民族的”范畴。最后还必须补充的是，今天，民族—国家仍然是政治斗争唯一的具体领域和框架。例如，美国自由市场普遍性中更具压制性的国家劳动保护法；或者对民族文化“保护主义”的保护，或反对自由市场普遍性的国家专利法。按照自由市场的普遍性，民族文化和民族医药工业将被清除，一切仍然有效的民族安全体系和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也将被取消。然而在这里，民族保护突然变成了福利国家本身的保护，而且一切都那么含混不清（对于开始者，这是对国家劳动力的保护还是对国家商业的保护？）。同时，这一非常重要的斗争领域也面临着机敏的政治反应和对抗，例如美国占用民族自我保护的语言来表示对我们自己的童工法的保护，利用生态保护反对“国际”干预和否决。这就使对美国普遍性的自由市场哲学的抵制，变成了保护我们人权的普遍性，同时也掏空了这种特殊政治斗争的民族—国家的内容。否则，它就将那些为国家主权的斗争与伊拉克式的反抗混同起来，把它解释为保留生产原子武器的斗争（对抗另一种美国普遍性原则的形式，这种普遍性把原子武器限制为“大国”的权利）。在所有这些情形当中，我们目睹的是要求特殊性和要求普遍性的话语斗争，它们证实了查特基的看法：民族主义立场的基本矛盾是力图使特殊性普遍化。应该明白的是，这种批判决不是意味着同意普遍性：因为对后者的批判包含着对立意义上的混淆，美国要求普遍性事实上是为了它自己特殊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些矛盾中没有一个怀疑或消除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抽象对立，而这种对立作为一种矛盾，深置于全球体制内部现存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境遇之中。这也许是反全球化斗争不能完全从民族或民族主义方面成功地进行的更深层的哲学原因。
于是我们进入常说的“文化政治”。当它不只是用于这种或那种“更新的”艺术的自我确证时，至多包含另一种陈旧的看法，即“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有力的、否定的项目，因为它保证连接和突出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所有形式：它允许敌人得到确认，使破坏力量分离并变得可见。实际上，正是在全球化对特殊意义上的文化的否定和破坏的后果当中——如民族文学被国际或美国的畅销书取代，民族电影工业及其典型的风格被好莱坞摧毁等——人们才能首先明显地看到更深层的、更难以捉摸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日常生活”更难再现。因此，虽然它分散的状况可以看见和触摸，但被保护的真正实质却可能把本身变成人类学上的各种怪癖，包括禁忌和旅游提示（别露出你的鞋底！别用左手吃饭！），而其中大部分可以归纳为这种或那种宗教“传统”（请注意，这里我质疑的正是传统本身这个概念）。这使我们重又回到亨廷顿之类的世界政治，他认为，可以预见，真正表现出抵制全球化或西方化力量的“宗教”或“宗教传统”只有伊斯兰。而且非常清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消失之后，只有某些伊斯兰信徒——一般是“原教旨主义者”——才有计划地抵制西方文化，或至少抵制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假如美国国内某个右翼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团体也抵制西方传统的某些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特征，人们决不会把它描写成反对美国。）
即使某些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具有反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优点，但同样明显的是，它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以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对抗西方的普遍性。如果我们从文化领域转到经济领域，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是一种倒退。如果在坏的或破坏性的全球化背后的动力事实上是资本主义，那么人们可以检验一下各种形式的与西方的对抗，看看它们是否能够使资本主义中性化或改变资本主义。对高利盘剥的批判显然无济于事，除非像阿里·沙里亚谛那样，把它延伸到彻底消灭金融资本主义。但是，对西方跨国公司掠夺地方矿产资源和剥削地方劳动力进行的旧式批判，仍然把我们置于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范围之内，低估全球化资本和商业的巨大的侵略力量，而事实早已发生了变化，无法按照四、五十年前的情况来认识。
应该明白的是，在政治反抗里，任何宗教形式的具体力量，都不是产生于某种宗教信仰本身，而是产生于它在实际社会存在中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纯经济反抗的建议，最终都必须把注意力从经济转到社会。最后，先在的社会凝聚力形式，虽然它们本身已经不够有力，但对任何有效的、持久的政治斗争，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这些凝聚力形式本身也是斗争的内容，与任何政治运动利害攸关，仿佛是它们自己的项目计划。但无须把这种计划——保留集体以反对分散的个体——看作是往后看或真的是保守的。这种集体的凝聚力本身可以在斗争中形成，例如在古巴和伊朗，但在那里，新一代的发展似乎对它构成了威胁。实际上，旧词“劳工组织”和“联合”，对于最终在社会层面上的争论，也提供了一种绝好的象征意义；各地劳工运动历史的大量实例表明，在集体政治工作中可以形成新的集体。这样一些集体并不总是受“新技术”左右；相反，电子信息交流似乎一直是反全球化的主要目标，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新政治形式。当前，我们可以用乌托邦一词来表示一切要求集体生活的计划——不论它们以多么扭曲或无意识的方式表达出来——并确认在对全球化作出的任何真正进步或创新的政治反应里，社会的集体性是最重要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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