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数理经济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数理论文,效用论文,边际论文,可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5)04-0003-20 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必须走科学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市场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也必须走科学创新之路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走出一条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中国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路”的探索，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92)。[1]所以，正在探索和研究中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走出一条真正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念和理论的新路。抱残守缺，固守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里的文本，包括一切论点、结论，甚而术语、文字、词句，而不知任何创新、改变和发展，必将走向封闭僵化的老路。照搬照抄，盲目追随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丧失任何警觉、警惕，必将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也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创造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科学创新之路何在？首先必须科学地、有批判地评价前人的成就，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学这两大经济学理论的得失成败。 二、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不少相似之处，也有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价值理念上有严重分歧，但它们能否取长补短，走向统一？ 1.政治经济学要回答两大问题，即社会公平和发展效率，这是所有经济学的共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公平”的回答是，劳动，也就是“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或“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是衡量公平的唯一尺度。价值量唯一地决定于劳动量，价值不包含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任何一个原子”(马克思，1975a)。[2] 劳动价值论的最大优点是为社会公平给出一个最为公平合理的衡量尺度。时间是对每个人最公平的测量单位，每个人每天都同等地共有24小时的时间。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不合理地占有别人劳动、有多少剥削量，就成为阶级社会中划分阶级的基础。有了劳动，有了这一公平而合理的“秤”，就能有效地秤量何谓剥削、其剥削量以及剥削的份额是多少。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忽视发展效率问题，而是认为：(1)凝聚在单位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劳动产生某种产品使用价值能力的效率的变化而变化。(2)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就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并不因此而改变。(3)最为重要的结论是，从全社会总量来看，无论劳动生产率怎样变化，只要全社会所投入的社会劳动总量不变，所形成的社会价值总量也是不变。或者说，劳动创造的价值守恒。价值守恒定律有一个物理学的依据，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耗费的能量必定守恒(马克思，1975a)。[2]劳动生产率将影响到使用价值，单位劳动所产生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里，却有一些未明确回答的问题：社会所产生的使用价值总量，也就是社会物质财富总量是否即等于各类各种商品使用价值量的总和？人们是否也能定义一个用社会简单平均必要劳动为衡量尺度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又怎样观测或计算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3.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缺失是几乎完全回避了有关社会公平的问题。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回答是：作为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只回答效率问题，被称为实证经济学，而社会公平问题要由规范经济学来回答。萨缪尔森就明确说：“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尽最大的努力使实证的科学与规范的判断相分离……由于这类问题涉及到伦理、价值而非事实本身，其答案也就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它们只能靠政治辩论和决策来解决……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并不能答好这类伦理性和规范性问题……这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07)。”[3] 4.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仅着重探讨效率问题，不探讨或有意回避价值的本源以及衡量价值的尺度问题，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只着重于讨论效用，着重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甚而仅着重于近期市场上效用的变化，于是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分析。 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问题时，确实取得不少成就。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1993)。”[4]理论，即是规律的总结和概括。那么，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也应借鉴和吸收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念、概念、论据、证明、方法等涉及效率问题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的内容？ 5.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只讨论效率，很少涉及公平，这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出现的与公平相关的重大经济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就将这类经济学的研究称为庸俗经济学，即往往只从现象学的观点从事经济学研究，忽视对隐藏在基本理念后的本质的探讨。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存在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不少经济学者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掩盖这种不合理现象。典型的事例是贯穿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三位一体学说。 6.但我们也要看到的是，当代中国某些思想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群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固守恩格斯在19世纪所说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不知发展变化(恩格斯，2009)。[5]甚而添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字句(刘树成等，2011)。[6] 这就完全背离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1993)。[4] 刘树成等(2011)所编著的这一重点教材所讨论的政治经济学，是既讨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讨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但这本教材却未能与时俱进。[6] 7.现时代已由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转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正如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所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1993)。”[4] 江泽民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七·一讲话》中也说：“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江泽民，2006)。”[7] 事实是，不论是和平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就既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取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更为重大的问题。 8.显然，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由研究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以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如何共同发展为中心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和世界各国间阶级与阶级关系在内的新政治经济学。很不幸，在当今中国，仍有一些人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提法，认为现时代“仍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王伟光，2014)。[8]然而，这一陈旧的提法十分妨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各国合作探索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老路也不同于邪路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路。 9.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挑战是，在中国有待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将如何体现出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又如何从理论的高度科学地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当代中国仍处于生产力正在迅速发展之中的初级阶段，仍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也会出现类似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各种消极现象？当代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如何体现出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如何既做到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还要逐步做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大特征？ 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是，何谓剥削？如何计算剥削量？何谓新生资产阶级？其相关的剥削量是多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的新中国，是否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是否即是某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权贵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是否属专政对象？何谓权力寻租？是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还是绝对的剥削造成绝对的腐败？又如何将上述研究成果具体体现在政府或各种管理机关拟定的方针、政策、条令、法规甚而在宪法里面？ 而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也向西方经济学学习，即不仅是定性地探讨和回答上述理论问题，而且还要走向定量，从而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出更严密可靠的建议和回答。 10.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两大经济学体系能否统一？可能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谋求统一？ 现在在西方经济学里，也出现了寻求两者统一的呼声。萨缪尔森在离世前就写了一篇文章，即《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宣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14)。[9]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认同折衷主义，但主张从本质和现象相统一的角度，寻求两者优点的结合，用科学创新弥补或解决双方的缺失。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西方经济学，直到萨缪尔森等人所发展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其最大的缺失就是均奉行着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公式。这个公式认为，利润是资本服务的报酬，地租是土地服务的报酬，工资是劳动服务的报酬。因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对立关系不见了，人们所看见的似乎是一派和谐景象！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类掩盖剥削关系的经济学统称为庸俗经济学！因为这种学说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质！但同时还要看到的，这类经济学在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经济问题时，是不是也有所成就，甚而是重大成就。否则，邓小平就不会提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了！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大胆”，另一个是“一切”。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的学者在研究、探讨或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时，有无重大的原则性缺失？如果在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缺失，显然无法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走上一条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下面将分三个方面，试行探讨当代中国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总结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的一些重大缺失。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重大失误，是未能与时俱进地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明显地引入可计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1.当代政治经济学有一个很显然的重大失误，即未能及时地将科技进步引入劳动价值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此对比，自1950年以来，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却将“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形成、技术变革和创新”统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07)。[3]我赞成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计量公式中，也要与时俱进地引入科技进步。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却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2.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学者，从来都十分关注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多次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到了1992年，又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①，一定要打赢。”(邓小平，1993)[4] 3.2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一直停留在仅用“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来解释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而早在2001年的7月1日，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和认识。”到了同年8月31日，江泽民又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讲话中提出：“党的十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次‘七·一讲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江泽民，2006)[7]而不幸的是，江泽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却迎来不少封闭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群婉转而曲折地批评和反对！当然，也有少数人坚持探索，却遇到不少原则性的困难！ 4.一个重要原因是，按照古典劳动价值论，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必有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守恒。而一旦破坏了这一价值守恒定律，其影响或后果将极大地牵动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体系！而这一难点也就长期难以解决！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中，也确有一些朋友们不认同这一守恒律。丁堡骏和于馨佳(2014)就批评何祚庥断言马克思曾“导出劳动创造价值守恒的定律”，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命题。[10]问题是，这一守恒的理念，不仅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石，而且是马克思明确将这一守恒的理念上升到定律。 5.《资本论》的第1卷第15章第1节第1句话就说：“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其中第1个规律是，“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新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马克思，1975a)。”[2]所以，这里所说第一定律，也就是劳动力价值(V)+剩余价值(m)总是相同或守恒的意思。用数学公式来表示，也就是V+m=常数。 在马克思概括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第1定律”里，并没有说转移到产品价值W里还有不变资本C。但既然认为“死劳动”C仅仅反映着机器和原材料中价值的转移，C的数值当然也是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必有C=常数。两者相加，也就必有W=V+m+C=常数。价值守恒定律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石，缺少这一守恒律，就缺少了用剩余价值量衡量社会公平的基准。 6.然而不引进科技进步，只局限于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当代社会经济，必定和人类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严重冲突！ 原因是，人们在应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释社会经济的各种事实时，往往隐含着另一未加证明、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正确的假定，亦即认为反映使用价值性能的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等于社会生产总价值量，而按照劳动价值论，有： 国内社会生产总产值(
)≡总人口×就业率×人均年投入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强度×劳动时间 (1) 因此，一国社会物质总财富的增长率将等于就业人口的增长率乘以劳动时间的增长率。 但事实并非如此。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1900-2008年，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已增长了34倍(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13)。[11]而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所提供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同期的美国人口才增长了约3.65倍(麦迪森，2003)。[12]按照古典劳动价值论，如果社会物质财富等同于来自劳动者投入的总劳动量所产生的价值，2008年美国社会增长的财富将是1900年的3.65倍。这和真实数字相差达34÷3.65=9.32倍！(何祚庥，2014a；2014b)[13-14] 中国发展的数据是，自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用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6.64%。或者说，1978-2008年，中国人均真实GDP增长了(1+0.0664)30=6.9倍(何祚庥，2013)。[15] 7.其实，不仅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也遭遇解释近100年来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困难。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斯旺、萨缪尔森等人相继推出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科技进步导致的经济快速增长现象加以解释。其诀窍就在于引进了索洛模型，引进了无量纲的技术变革因子A，而A的数值可由观测值来测定。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举证说，1909-1949年，美国农业以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一倍，其中技术进步因素也就是A的贡献占87.5%，而劳动和资本的贡献只占12.5%(Solow，1957)。[16] 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资本家或资本可以攫取剩余价值，攫取超额利润，其秘密就在于如马克思所说是不费分文地从现代社会文明里取得科学的力量！难道中国的劳动人民不应向他们学习、不将这一用之有效的因素也放到新政治经济学的计量研究里面吗？ 所以，解决劳动价值论和科技进步的事实相冲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认同使用价值量=价值量×广义科技效率因子，也就是： 使用价值量(
)=价值量(
)×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 (2) 其中，
是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有量纲量，N是无量纲量。 8.但是，也有某些朋友们不同意上述建议，因为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没有明确回答不同花色品种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是否有可加性。其实，这完全可以用这里新建议的理论公式来回答。因为这里新引进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是无量纲量，而价值量是有量纲量，已由劳动创造的价值守恒定律证明价值量具有可加性，无量纲量乘了有量纲值后的使用价值当然可以有相加性！ 仍有一些朋友们不同意这里所提建议，因为从他们看来，所谓使用价值，即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里的效用，而效用属主观范畴，充满任意性。因而认为何祚庥等人所建议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其实是充满着主观性和任意性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 这就涉及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学习和应用劳动价值论时所产生的重大缺失之二，没有或较少对价值理论的另一侧面——使用价值的质和量的理念——进行深入的分析，当然也就未能科学地评价流行于西方经济学里的效用学说。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和探讨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缺失之二是未能科学地有分析地评价效用概念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当然也未能将使用价值量的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 1.在当代中国，有不少政治经济学学者竭力批评流行于西方的效用价值论。丁堡骏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中说，以萨伊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法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价值论上攻击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代之以生产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丁堡骏，2005)。[17] 2.然而，丁堡骏教授所痛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引入的效用概念，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的使用价值。中国以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均有不少人认同使用价值即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论述中，也有多次讲过“使用价值即效用”的意思。请看下面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或《全集》中的一些字句。 在《资本论》的第1卷，就有两处文字认为使用价值和效用是相同的意思。在《资本论》第1卷就有如下字句：“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在第11章中，又写下“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2004a)。[18]在《资本论》的第2卷的第10章，更有“不管它们的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的字句(马克思，2004b)。[19]在《资本论》的第3卷第38章，又说：“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效用。”(马克思，2004c)[20]在《资本论》的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的第1卷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的著作中，还有如下的词句：“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不在于某种具体劳动的效用。”(马克思，1975b)[21]在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讨论商品的第1章中还写过：“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马克思和恩格斯，2004)[22] 3.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解读里，竟然主张要用“社会效用大小”作为衡量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尺度。“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马克思和恩格斯，1985)[23]更有意思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它必须按照各种消费品的效用……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在对“价值”的注解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1982)[24] 但不幸的是，在近代中国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将效用和边际效用等有关概念，视为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的、绝对不可接受的对立面！丁堡骏教授等人对效用论的尖锐指责、攻击，实在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意思相差太远太远！ 4.然而，在中国既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群中，也不乏头脑清醒人士！著名学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研究的樊纲教授，在《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中，以及他所撰写的其他系列文章中，就明确提出，效用即抽象使用价值(樊纲，2007)。[25] 严厉批评樊纲教授提出的抽象使用价值概念的代表人之一也是丁堡骏教授。他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当代现实》中严厉批评“某些中国学者所美化的‘抽象使用价值’，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依据，纯系边际效用价值论者的主观杜撰”！丁堡骏还批评这种“抽象”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观思维的产物，是一种“离不开不同消费者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主观评价……因此，无法形成客观的、抽象的使用价值”，并断言“对使用价值或效用进行抽象毫无经济学意义”。(丁堡骏，2005)[17] 5.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来看，这一批评大错特错！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所谓客观世界，其中也包括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哲学上的主观唯心论仅仅是说，凡是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理论、观点、学说，就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并不是所有研究人们的精神活动的、研究人们的大脑所产生的主观现象、主观思维的学说都必然走向主观唯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巨著中，有一段说得极为深刻的话。“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是指，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列宁，1960)[26]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里，指出物质运动有五种基本运动形式，其最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大脑的思维运动。 当然，精神现象的主观性的确会带来个人喜好不同的随意性。但是不同个体所感受的效用的随意性，并不会导致某一社会群体所感受的社会效用的统计平均值也是主观的和随意的。每个人会按照自己的感受、意愿对效用做出不同的评价，包括正面的评价和反面的甚而是扭曲了的评价。但亿万人群在一定时期内对效用的评价，包括对商品的价格和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评价，却完全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完全可认识的、可统计的、甚而是可检验的。所以，效用或抽象使用价值，也完全是可认识的、可统计的、可检验的某种客观事物。 有可能某些人群对效用的评价完全歪曲，如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有不少人对毒品的效用评价十分不正确！但不能因这些人群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不客观，因而否认这种歪曲了的认识，它们仍是不依存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在经济学研究中，有毒品经济学、烟草经济学的研究。同样，战争，特别是非正义战争，可能为人类带来极大的负面效用，但政治经济学不能将这类研究斥之为主观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就认为，价值是价格的统计平均值。马克思所说抽象劳动，是指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其实也是一种统计平均值。同样，效用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价格×需求量”，也是某些社会群众对某种商品使用价值的评价的统计平均值。 6.在何祚庥已发表的四篇文章中(何祚庥，2013；2014a；2014b；2014c)，[13-15，27]又进一步指出这一科技效率因子(N)，由两类效率因子
所组成，N=
×
。其中，
是描述生产技术进步的狭义的科技效率因子，而
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商业交易效率因子。由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是
，而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市场上成交的售价是
。所以，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相对比值应是
的乘积，也就是：
而由于这一关系式的引进，古典劳动价值论也就进一步发展为“劳动创造价值”和“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在新劳动价值论中，其基本计量公式除仍保留
价值公式外，还要增加一个能描述使用价值的新公式，亦即：
7.(3)、(4)和(5)式只用到小代数，和热力学十分相似，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内涵。效用一词，即使在新古典综合经济学里，也是未完全说清楚的概念。虽有基数论或序数论试行回答，但连某些新自由主义学者都认为欠缺说服力。樊纲教授明确给出的“效用即是抽象使用价值”的新提法就给效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基础。 第一，效用是使用价值的抽象。效用的多寡大小也需要一杆公平合理之“秤”去秤量，其最简便而现成的“尺”，即是“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每一个人都同等地拥有24小时。 第二，效用也是对“可使用性”的一种描述。当然，“可使用性”离不开主体的感受，离不开主体对消费品(包括生产性消费品和生活性消费品)用量的大小、多寡的一种评价，同时还要计及主体，即使用者，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换回主体希望得到的效用。所以，“可使用性”必定也是对支出的抽象劳动换回的效用的一种评估，或者说，“可使用性”可以归结为和抽象劳动相乘的无量纲量，也就是这里提出的广义科技效率因子N。 8.为什么空气和水对生命头等重要，而它们的市场价格是零？理由是它们都是自然物，可以不劳而获。因为其价值是零，即使乘上某个接近无穷(∞)的自然数，其乘积仍然是零！但如果有少许劳动投入，如压缩空气或纯净水，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而且其市场价格强烈地依赖于需求量。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的某部电影的观众可高达10亿人次，在大操场放映的门票才0.05元，而现在的电影票价却高达30～60元，但观众却寥寥无几？原因是，票价的高低还要取决于劳动所决定的电影制作成本乘以效用所决定的市场效率因子。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群的更大失误是故步自封，不求进步，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长期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 1.樊纲教授指出马克思有一处失误，也就是只认为交换价值是价值形式，没有认识到交换价值同时也是使用价值形式(樊纲，2007)。[25]但如果仔细研读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会发现，马克思并不是在一切场合均将交换价值仅归结为价值形式，有时不经意地也当作是使用价值形式。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曾为交换价值给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马克思，1975a)[2]而如果认为交换价值不是同时又是使用价值的形式的话，就无从定义“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价值量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马克思的确在很多场合“片面地认为交换价值形态，仅仅是价值形式”，而且“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交换价值与价值形式是同义语”(樊纲，2007)。[25] 2.“马克思的失误”并未妨碍马克思、恩格斯对“使用价值形式”做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就多次使用过‘效用’一词，恩格斯更认为，未来社会“必须按照……效用……最后决定计划”，“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3.“马克思的失误”还促使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全盘否定存在于西方经济学中行之有效的效用论和边际效用论，盲目地斥之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丁堡骏就批判“边际效用价值论者所谓的效用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为依据，纯系边际效用论者的主观杜撰……作为使用价值是客观存在，但作为使用价值的抽象或抽象使用价值却不是客观存在的”。这完全是对唯物论极大的误解！承认使用价值是客观存在，那么由客观存在里抽取出的使用价值的抽象，当然也是客观存在！如果丁堡骏这一批判成立，那么马克思由具体劳动抽象出的抽象劳动，也变成“某些经济学家主观思维的产物，没有任何客观经济过程作为其思维的依据了”(丁堡骏，2005)。[17] 4.“马克思的失误”还促使丁堡骏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决反对同样被视为庸俗经济学的“供求论”，因为“供求论”中的需求函数必定要用到效用的概念。既然效用是庸俗经济学者的“主观杜撰”，那么“供求论”也理所当然地也是庸俗经济学者的“主观杜撰”。所以在丁堡骏等人看来，西方经济学“往往抽象地(按照丁堡骏的观点，抽象=主观杜撰！)分析供给和需求，在供求量的波动问题上做数学游戏……从而彻底地倒向了供求均衡价格论”，因而“西方经济学却陷入了这些表面经济现象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丁堡骏，2005)。[17] 但事实是，马克思却是完全支持“供求均衡价格论”的！下面给出几段引文。 5.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3卷第10章专门讨论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相互关系问题。其中有多个段落讨论到供给和需求如何决定市场价格，又如何使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且，马克思还多次谈到供求是否会走向均衡，为什么要研究市场的供求均衡。下面再摘引几段马克思写得极好的有关论述。 “显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此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样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马克思，1975c)。”[28] 马克思还讨论了卖者的供给和买者的需求的变动对市场价值的影响(市场价值即均衡价)。“为了使种类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竞争的压力不够大，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马克思，1975c)。”[28] 马克思还讨论了何谓供求均衡，也讨论了为什么在经济学里必须研究供求均衡。马克思说：“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马克思，1975c)[28]虽然“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不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会这样(那样地)接连发生……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这是作为它们的矛盾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并且)这个平均数绝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家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马克思，1975c)[28] 这是一段讲得极好的讲话。这简直是66年前在清华大学念物理学的学生们在聆听王竹溪老师上《热力学》的第一堂课！物理学里的热力学，就是以研究热力学平衡态为研究的出发点。然而，热力学中的绝对平衡态只有在理想状态中存在，所以热力学还要研究不平衡热力学。但是，如何定义不平衡？这就要首先把平衡态研究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也支持西方经济学里对一般均衡论的研究？因为这是研究一切不均衡现象的出发点。 6.可是，有相当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学者，②不掌握也不理解马克思所说这种研究科学问题的正当方法，反而将这种研究方法斥之为庸俗经济学！丁堡骏在他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里，也多次引用过“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等话。但丁堡骏却用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是以‘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为前提……因而陷入了供求变动所造成的假象的重围之中，不能使科学前进一步……因而，西方经济学却陷入了这些表面经济现象的泥潭不能自拔”。丁堡骏还批评中国一些学者“提出要用均衡价格论来补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而和西方经济学一样也“陷入了这些表面经济现象的泥潭不能自拔”！这就是这些“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认识水平！ 7.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十分主张用供求均衡论来支持劳动价值论的。问题是，人们能否用供求均衡论，亦即用供求曲线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所说的这几段话，真正显示出来。 如果认真考察一下西方经济学里一般均衡论，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般均衡论也是有严重缺陷的。西方的供需均衡模型中，往往只看见边际效用，往往只讨论由于供给量和需求量沿曲线斜率变动而引起的均衡。而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还要讨论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对均衡的影响。或者说，人们至少必须把决定供给量、需求量、供给和需求变动的4个参量均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而现在流行的一般均衡模型却往往只看到边际效用的变动！这就需要较细致地考察一下流行于西方经济学里的逻辑结构。 8.在茅于轼教授所写《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的著作中，在用效用函数推导需求曲线时，有如下一段文字：令u表示某人在一定时期内从消费商品所获得的效用总量，由于我们暂时按基数效用理论来解释，因而u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度量的量，它的大小显然与某人在一定时期内消耗的各种商品的数量
有关，即：
现考察第i种消费品的消耗量
如何提供给该人以效用。当其他消费品的消耗量固定在某一值时，u与
的关系应为：
为什么我们在边际效用模型里，看不到u(0)对一般均衡的贡献，原因就在于在边际效用模型里必然应包含的u(0)，是通过式(8)人为地令u(0)=0！但问题是，茅于轼之所以导出式(8)，实际上只是假定u(0)=0，并没有能证明u(0)=0。原因是，式(7)中的被积函数是偏微分
。而(7)式中的
，积分后的表达式必定是：
所以，茅于轼声称可推导出公式u(0)=0，这完全是错误的推导！这一错误就使得在一般均衡模型的计算中，完全排除了u(0)对均衡的贡献！正是这一错误，将劳动价值论排除在“供需均衡论”之外！ 同样“妙”的是，在茅于轼所介绍的供需均衡论里，也看不到需求曲线在需求轴上的截距对供需均衡的贡献。原因来自经济学里的萨依定律。萨依定律说，“通过完全自由竞争，供给会自动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也就是市场所能容纳的供给量是无限大。反映在需求曲线上，就是需求曲线永远不会和数量轴相交。有了这一假定，也就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等经济危机！所谓凯恩斯革命就是用有限需求论取代了无限需求论！ 下面将介绍一个试行将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中的方案，即线性的“供需均衡模型新解”(何祚庥，2014c)。[27] 六、一个新的尝试：对线性供需模型新解的再研究 1.在市场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通常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描述市场价格的涨落，用交汇点描述均衡价格和均衡量。在教科书里，还常常给出类似下图1的示意图。 图1中纵轴P代表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横轴Q代表着商品的交易数量；直线D代表需求；直线S代表供给；交汇点E代表着均衡点。当然，这两根直线所以会出现均衡点，是来自市场的不同力量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即“没有一家企业或一位消费者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07)。[3]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市场机制将促使商品的需求量(
)和供给量(
)沿着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斜率变动。这两根直线可表示为下列的联立方程式：
图1 均衡价格的决定
方程式(13)和(14)中的斜率n和m即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边际效用。但这里所写联立方程式和经济学教科书里所写公式有一点小差别，即更明显地标出这两根直线分别在横轴和纵轴上的截距，从而更便于讨论截距所代表的物理内涵。解析几何的知识告诉我们，如要在图上完整地定义一根直线，那就必须有两个参数，即斜率和截距。在物理学的研究里，曲线只描写物理量变化的走向，而物理的内涵，往往包容在参数里面！由于方程式(13)、(14)比边际效用模型多了两个参数，因而这一新模型，就可能包含着新物理！ 为了更明显地给出式(13)和(14)的截距，可将图1改绘成下列图2的形式。 图2中的m和n是直线(13)、(14)的斜率，它们略去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含义。在一般情况下，有m≥0，并有n≥0。但是，新添加的截距
就比“纯”边际效用理论多出了新物理。所谓“马克思革命”和“凯恩斯革命”也就可以进入仅讨论“边际革命”的经济学里。
图2 比较接近真实变动趋势的示意图 2.纵轴上的截距
，是产品的最低售价。
可以是“生产成本+利润”，也可以是没有利润的纯生产成本，当然也可以是“生产成本+超额利润”，并且有
≥0。显然，生产者只会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其所生产的产品；且如果市场只愿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接受该产品，那么，生产者必定停止生产。在图上明确给出截距
，有一个大好处，那就是可以通过对
值的分析，弄清楚各类企业不同的成本结构，以及价值的构成等对市场均衡价、均衡量的影响。 (1)在古典经济学里，
是“成本价格+利润”，或“成本价格+超额利润”。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里，
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
所构成，也就是
，即出厂的单位产品里凝结的价值，而
是产品的供给数量(马克思，1975c)。[28] (2)在上文所介绍的“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政治经济学里，单位产品出厂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
。其中，
是使用价值；
是剩余使用价值；
是生产产品的狭义科技效率因子。有了这一新解读的截距
，就可将科技进步也引入供需均衡模型中，因而人们将能应用“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理论，重新解读索洛模型中的A。 3.横轴上的截距
，反映着市场上购买者愿意购进的最大购买量。在古典经济学里，有不少学者相信萨依定律，往往认为产品售价
=0时，消费者有无限大的购买欲望。这里的截距
，其实是市场售价
和需求数量
的极限行为的一种描述。市场上农产品决不会以
=0的价格抛售，他们宁可把牛奶倒入大海，也不愿过分压低售价。所谓
等于最大需求
实际上是
趋近于0时的极限值，也就是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一定存在着某种极限。而且，按照凯恩斯模型，为走出经济危机，政府往往采取各种刺激需求、开拓新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微观经济学里的需求数量
=∞，就必然和宏观经济学里的有限需求发生尖锐冲突。所以，图2中的截距，即最大需求量
必定是有限值，并恒有
≥0。 明确标出截距
并通过对
的分析，可深入探讨何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更加注意如何完善既有市场、开拓新兴市场，可定量地分析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类商品的市场需求以及需求结构，可预先估计产品可能在市场上占有多大份额，可定量描述何谓供大于求、何谓供不应求，等等。此外，这也更便于人们理解市场经济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生产过剩、就业偏低等怪现象，也便于人们深入理解为什么在计划经济里会出现经济短缺、效益低下等结果。 4.供求均衡时，有均衡价格
，有均衡数量
。其具体数值是：
或者说，均衡量
和均衡价
将由边际效用m和n以及描述劳动投入的
和描述有限需求的
共同决定。虽然式(13)至(20)只由4个参数，即m、n、
和
决定它们的解答，但却远比边际效用模型包含更多的新物理。 5.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讨论经济学的逻辑，告诫初出茅庐的年青学者，必须警惕经济推理中各种常见的思维谬误。萨缪尔森还列举了下列三类常见的谬误：(1)后此谬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我们就犯下这里所说的后此谬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也曾讨论过这类后此谬误。恩格斯还举出“今天早晨太阳的升起，并不是明天早晨太阳也会升起的原因”为例，说明“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恩格斯，1984)。[29]所以，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彼此相通和互相认同的。(2)不能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错误。“切记，当你分析一个变量对于经济体系的影响时，一定要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但问题是，经济学里的客观事实，并不等同于实验室可控的单因素的实验，真正执行起来，往往存在不少困难！(3)合成谬误。“如果你认为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也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谬误。”萨缪尔森还举出若干案例“说明不注意经济学逻辑会使你犯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有时会使你付出昂贵的代价。”(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07)[3] 问题是，萨缪尔森并没有能给出一个如何避免这类“单因素分析导致错误”的有效方法。而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向理论物理学学习。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构建某些综合了多种因素，但又是可精确求解的物理模型，从而对各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复杂关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综合的分析。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以仅有两个参数m和n的边际效用模型为出发点，展开它的全部理念和建立全部体系的。那么，一个大胆的设想是，我们能否以涉及四个参数，即m、n、
和
的“线性供需均衡模型新解”为基础，重新探索、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下面试图探讨一个新问题，即这一“供需均衡模型新解”还可能包含哪些新物理？ 6.第一，式(19)所决定的均衡量
和式(20)所决定的均衡价
，是包含4个参数(m、n、
和
)的严格解。这就完全修改了长期存留于边际效用模型的理念，即认为只是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变动，也就是式(19)和(20)中的m和n是改善或决定永远是稀缺的资源的配置形式最重要的因素这一基本理念，而是还必须同时考虑生产价格
和市场可以接受的最大需求量
，共4个因素综合地决定着稀缺资源的配置形式。而由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凯恩斯的有限需求论，就可能分别进入决定市场交易的两根曲线，从而将仅讨论局部因素的均衡论，改为讨论全局因素的综合均衡论。 如果引入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截距
，那么单位产品的生产价格的高低，将唯一地由投入的“死劳动+活劳动”来决定。这样，萨依等人所提出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就排除在市场供需均衡模型之外！反映在供给曲线上，土地、劳动和资本将分别由所投入的劳动——包括“死劳动+活劳动”——决定它们各自的
，并决定着曲线的变化和走向。而如果对资本或土地所添加的劳动是零，那么他们的
=0。因此，“边际生产力”也就要改为“劳动生产力”，“边际收益”也就要改为“按劳收益”。 7.第二，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一供需模型还能反过来回答或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市场如何由价值决定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现在，就能用“供需均衡模型新解”来回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争论不休的、长期未明确解决的一些问题，如何谓生产价格、何谓(生产)价值、何谓市场价格、何谓市场价值等。 显然，“供需均衡模型新解”的(16)式易改写为：
进一步地，又可分拆为如式(22)的两项：
在古典劳动价值论里，
，也就是单位产品出厂的价值
，代表来自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单位产品的价值。均衡价
，显然就是商业劳动添加的附加价值。 而从这里的“供需均衡模型新解”来看，所谓生产价格即是单个企业产品的最低售价，生产价值
是同行业所有企业出厂的生产价格的加权平均值。市场价格是各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售价，市场价值
是不同企业产品售价的加权平均值，用公式表示：市场均衡价格=均衡价
≡市场价值。 8.如果转到“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论，那么，式(13)-(20)就还将出现新物理。这里对(13)-(20)式所做唯一的修改，是将截距
重新定义为
。这时，
是产品出厂的最低价格，它和使用价值
的关系是：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式(26)中的分子是含
和含
的两项相加，而式(28)的分子却是
减去
项。一旦出现重大科学技术革命，也就是
＞＞1，或
可以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值，那么，市场上实现的均衡量
将不断缩小，甚而不排除可以是负值！所以，式(28)所蕴含着的新物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如果企业所投入的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
并不相应减少，而同时政府或垄断企业却并不采取鼓励需求措施，仍维持(28)中
的数值不变，就一定出现生产过剩！甚而可能出现全面的、长时期的如1929年曾出现过的大危机。 而所谓凯恩斯革命，其实质性的措施也就是：(1)引进了有限需求，即存在最大需求量
；(2)主张政府要干预需求。这相当于在(26)和(28)式均引入一个新需求量
，也就是由政府新引入一个市场需求干预因子
。而如果
＞＞1，新导出的均衡价和均衡量的公式是：
不难看出，不仅仅
实现增长，
的数值也出现增长！至于国内社会总产值
将有：
也就是国内社会生产总产值
和国内生产总值
，均以
的平方而快速增长。所以，式(31)清晰地显现出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巨大作用。而反过来，如果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不到位、不科学，也完全可能出现
＜＜1。这就要求政府既是领导有方的强势政府，同时也是讲究科学决策、深得民心的开明政府！ 凯恩斯主义和后来还发展出的后凯恩斯主义的差别是，凯恩斯主义较注重资本市场的调控，后凯恩斯主义就偏重于劳动市场，即工资的调控。在理论上，后凯恩斯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注意到“分配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取决于市场均衡之外的争论和权力的斗争。”(樊纲，2007)[25]所以，新推导出的公式(27)和(28)将能对研究不同市场上所引进不同大小的需求调控因子
产生的不同的影响进行探讨和分析。 但是这里“新”引进的劳动价值论和“科技×劳动”的使用价值论，不仅从需求来探讨“市场均衡之外的争论和权力的斗争”，还能从来源上，也就是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上的
和
的差别上来探讨分配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等相关的理论问题。因而在研究和探讨社会公平问题上，比凯恩斯主义又前进了一步！ 更有兴趣地，这一供需均衡模型新解还为理解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或制度成本理论提供了新视角。由这里新导出的公式(29)，容易看出由(18)式所定义的交易效率因子
可改写为：
所以，在估算交易成本对制度成本的影响时，就既要计及内部性变量，同时还要计及外部性变量。而更有兴趣的是，在讨论制度成本时，还要看到制度影响下的商品的数量
，也就是制度影响下市场价值的成本又可表达为：
这一公式的特点是，制度影响下市场价值的成本的仅是n、m和
三个因素，亦即新引进
四个因素，以固定的形式组合在一起。 科斯定理表明，只要产权设计适当，市场就可以在没有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所要做好的事情只是适当地配置产权。问题是，“应用科斯定理的机会极其有限，因为达成一项协议的成本可能非常高”(斯蒂格利茨和沃尔什，2011)。[30]科斯定理的另一应用是计算制度成本，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如何计算交易成本。新导出公式(32)、(33)表明交易成本以及制度成本的测算，均受外部性变量的影响。这些新因素，均将影响今后的产权配置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从理论上来看，不仅仅市场上的最低售价
和最大需求量
是宏观可控的，而且，这两根直线的斜率m和n，也完全可能受到各种市场内部因素的影响，如定价权之争、边际效用的递增、递减以及其他外部性因素。所以，边际斜率m和n也完全可能改变为
。 总之，从我们来看，这一线性供需模型新解，已初步地将当代经济学研究里得到较多认同的五大理论，即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有限需求论、科技进步论和交易成本论，用参数的方式，统一在一个讨论市场价格和交易量关系的供需均衡模型新解之中，而且有望进一步采纳、吸收前人获得的许多成就，并比较评判他们的成败得失。 当然，虽然这一模型在数学形式上是最简单的线性模型，但人们将不难推广到非线性的供需均衡模型。而更有兴趣的是，在研讨由线性改为非线性问题时，就还有可能带来一些新物理。下面举出两例。 七、非线性的供需均衡模型研究的两个例证 1.例证之一：评茅于轼教授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上的错误。 正如我们在《生产价格仅是供求均衡所决定的吗？》一文中指出，茅于轼在一篇长度还不到2000字的短文《交易费用是生产价格的成本》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为了粮食安全而制定的18亿亩红线。他甚而批评那些不支持这一主张的人，包括“在座同学的80%”、包括“国家制定政策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经济学”(何祚庥，2014c)。[27] 2.市场交易会出现价格的涨落，但需要指出，价格的涨落并不是必定可以调整到供需均衡，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市场可以调整到供需均衡是有条件的。 市场可以调整到供需均衡，其前提是反映供给量和需求量变动的两根曲线有交点，描述两根曲线的数学方程式有解答。而如果交点不出现在第一象限的物理区，纯的数学解答就没有实际意义。 3.试问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制定一个保护耕地面积的18亿亩红线？其最基本的原因，是当前中国农民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只能在一亩耕地上平均生产300～400公斤的粮食，袁隆平的“千斤稻”，并不能在所有耕地上普遍实施。而14亿的中国人，每年大体上要消耗约6亿吨的粮食。在中国的农业市场上，至少必须确保有6亿吨粮食的供给。粮食属刚性需求，反映在供需图上，需求曲线将具有截距
，表现为一根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即：
在供应量出现绝对短缺的条件下，即使“一个东西供不应求就会涨价，涨价以后供给量会增长”，但如果市场能供给的粮食总量
的最大值是
，而且有
，那么不论粮价如何高涨，其供给和需求曲线必定表现为如图3的形式。 图3中直线是(34)式所描述的刚性需求
，而供给曲线可以表现为用双曲线逼近的算式，即：
其中，
是市场所能提供的总供应量，λ是决定曲线斜率大小的某一常数，在
接近于0的条件下，将有：
图3 粮食短缺市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示意图 式(35)描述的供给曲线的特点是，当
的数值接近于零的时候，即
=
时，截距仍为
，斜率仍为m；而当
逐渐增长时，也就是需求量
不断增长时，市场上的价格
会不断上涨，当
接近
时，
的具体数值会趋向于无穷。 最终(35)式所表示的供给曲线将会以
的直线为渐近线，却永远不会和(34)式代表的需求曲线相交。也就是在第一象限的物理区内不会有均衡解！ 4.粮食短缺是否可以从国际市场买到？当然有望从国际市场买到一定数量的粮食。问题是，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国际市场的粮食交易总量才约是2亿吨，而中国的需求至少是6亿吨！未来学家布朗就问：“谁来养活中国？” 5.双曲线的特点是必定存在渐近线，因而可利用这一特性来探讨短缺经济，但最简单的非线性是用抛物线来描绘可以向后弯转的供给曲线。 直线近似的进一步改进，是引入边际递减效应，其最简单的修改是加上一个二次式的修正项。因此，Q和P的二元一次的线性联立方程式组可改为联立二元二次方程式：
式(38)、(40)中的s和n将同是“减号”，也就是随着售价或需求量的增加，将导致“需求量”上升速率的减少。式(39)和(41)中的t也和m一样，恒为正值，即随着需求量或售价的增加，将导致售价上升速率的变大。当然，由于(38)-(41)式均是抛物线，其特点是经过某一极值后，其走向会弯转。 式(38)和(39)或式(40)和(41)均是二元二次的联立方程式，可应用初等代数求解四次方程式的方法，求出精确解。在过去中学里的教科书《范氏大代数》以及数学手册里，都可以查到四次方程式的精确解答。可利用这些精确解答细致地讨论这些非线性项贡献的大小，也可以将式(38)和(39)，或(40)和(41)扩展成为包含更高的非线性的三次方的和四次方的修正项。在一般情况下，这里所新添加的非线性项，其贡献均较小，也就是这些非线性修正项，将不会修改从式(13)和(14)的直线型供需均衡模型所得出物理的或经济学的结论。 6.而如果上述非线性修正项变得较大，甚而占到主导的地位，那么，由式(13)和(14)所得到的各种经济学的结论，就要有所修改。例如，一个显然将出现的修改是，两组抛物线有可能出现多于1，亦即2～4个交汇点。很可能，在2～4个交汇点中，只有一个是稳定的均衡点，而其他多出的解答就有可能是亚稳状态的均衡解。因此，一个小扰动就可能破坏处在亚稳状态下的均衡！为简化所讨论的问题，可以令需求曲线仍维持直线的形式，而供给曲线就改写为如(41)式的抛物线，这时，市场上的联立方程组将改为由(13)和(41)所定义的联立方程式：
一根直线和一根抛物线的联立方程式将有两个交汇点。只要将(13)中
代入(23)式的方程式中，就可由新得出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求出它的普遍解答。在所选参数合适情形下，式(39)和(41)就将出现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第18版一书所讨论过的供给曲线可以向后弯转的图形。 7.图4是新画的，由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8版，第137页)取出的一张向后弯转的图，再添加一根需求曲线构成一个有双解的供求关系图。 此图的特点是出现两个均衡点
。如果用公式(41)的抛物线描写向后弯转的曲线，可以严格讨论有双解、单解、无解等不同形式的均衡特性。可以证明，在上述两个均衡点
的解答中，其中有一组解答是小扰动稳定的，另一组解答是小扰动不稳定的。因此，这类非线性供需均衡模型的研究，将有助于解释股市等资本市场出现的暴涨、暴跌等大起大落现象！ 当然，非线性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汇，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两个以上的小扰动下仍稳定的均衡点。这类均衡点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其小涨小落仍保持着似均衡态，也就是会出现虚假的繁荣。但一旦出现某种强大的外部性的冲击，就完全可能突变地由某个似均衡态，跳到绝对稳定的均衡点。这将十分有助于讨论为什么在某些发达国家会出现“黑色星期五”。 总之，上述这些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时，需要经济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等各类人士的通力合作。当然，这里的供需均衡模型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加工作。
图4 带有双解的供求曲线 ①指行行出状元的360行，其中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学这一行！ ②这是我们发明的一个新名词。 ③原文如此，疑是茅于轼教授笔误，应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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