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差异扩大的成因及区域政策的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化，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不断加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为部门、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为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各地区发展的条件不同，可供经济发展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不平衡发展有助于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可能使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因收入差异的扩大而引发政治的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区矛盾与民族矛盾搅和在一起，会增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力，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因此，如何制定有效的区域发展政策，在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使地区间差异的扩大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即控制在人们社会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在不牺牲效率和经济发展长期目标的前提下，适当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异，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对我国地区发展差异扩大的基本判断
1978-1996年，从GDP总量的地区构成和三大地带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看，东部地区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尤其是1994年以前，东部地区上升的趋势和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94年以后，中部地区的增长相对加快，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27.43%提高到27.89%，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也由0.76上升到0.78。东部地区的比重略有下降，相应的指标值分别由58.05%降至57.92%，1.42降至1.41。西部地区的相对地位继续下降。总而言之，在过去的18年中，伴随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地区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很明显，我国三大地带收入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1978-1995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0.8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增长9.42%和9.26%。据有关专家推算，如果按照1978年以来的增长格局发展下去，到2010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的相对差距将再扩大11.1和7.6个百分点（注：魏后凯：《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及其协调机制》，《经济管理》（北京），1997年第3、4期。）。
二、我国区域差异扩大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一）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大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体制条件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格局和差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1978年以前，我国实施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能源、原材料丰富的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1953-1978年间东中西三大地区GDP的年均增长率为5.75:5.73:6.18，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由于中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投资效率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1980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全国平均值为25.2%，东部地区为34.9%，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8.7%和13.8%。
可见，这种均衡发展战略是以效率的牺牲为代价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资金短缺的大国，过分强调区域均衡发展，大大限制了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牺牲了整体经济的增长效率，支付了过多的机会成本。
1978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区域政策上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首先，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沿海地区的比重由1978年的40%上升到1994年55%，而对内陆地区的投资则从1978年的51%下降为1994年的36%。
其次，对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开放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推进的。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是使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而大大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1980-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吸收了88%的外商直接投资。
第三，放权让利的财政政策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8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放权让利，以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比较而言，沿海地区的受益程度要大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很简单，在上缴中央财政基数基本不变的体制下，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财政资金中地方支配的比例相应增大。而对于享受定额补贴的落后地区而言，中央补贴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趋于下降，加上物价上涨的影响，不发达地区在国家财政资金分配份额相对下降。
以效率为导向的不平衡区域发展政策，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就此而言，中西部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受益者。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扩大是在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历史上尚未发生过的长期经济增长，只不过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其经济速率相对落后而已。
（二）体制性因素的影响
70年代以来，我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战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同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体制转型的程度不同，特别是受计划体制影响的程度不同，是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注：厉以宁：《地区差别问题的思考》，《亚太经济时报》（广州），1996年3月5日。）。
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在本省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计划经济的影响也大。宏观经济紧缩后，国有经济所受到的限制要比非国有经济大得多。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宏观经济紧缩后还能依靠非国有经济的较快增长而增加人均收入，内陆边疆地区则因国有经济的停滞或萎缩而同东部沿海地区扩大了收入差距。近年来，凡是计划体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省份，非国有经济比重偏低的省份，不管地方负责人怎样有开拓精神，经济还是不容易迈开大步；而只是经济已经转入了市场体制轨道，非国有经济已经占到一定的比重，这时再加上地方负责人的努力，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究其原因，可以作如下解释：
经济在从不发达状态逐步走向发达的过程中，市场化是一种自发的倾向。计划体制则是人为的，强加于经济之上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被强行贯彻，从经济上说，正是为了集中资源，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与重点经济建设。哪个地方越是贫困，就越需要依靠计划体制来供应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免酿成社会的动荡；哪个地方的经济越落后，也就越指望计划体制运用集中的资源，使当地经济摆脱落后状态。此外，落后地区往往又是提供资源的地区，政府为了保证资源的廉价供应也就加强了对资源产地的计划控制，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落后地区的发展。因此，贫穷、落后常常同计划体制结下不解之缘；落后地区总希望计划体制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好处，它依赖于计划体制，然而计划体制却使落后地区的经济丧失活力。反之，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市场发育的程度相对比较高，只要计划体制的控制稍稍放松一些，经济中的市场化倾向就会加强，市场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结果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和收入增加反过来又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和企业的民营化不断增强人们摆脱计划体制的能力，并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三）经济结构的差距
改革开放前，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就相对偏轻而内地相对偏重，这与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有关，也与建国后国家重视中西部地区资源类工业的建立和三线建设的布局有关。1978年，全国轻重工业产值比为42.7:57.3，其中沿海地区轻重工业产值比为38.7:61.3，因而在80年代初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旨在振兴轻纺工业的政策中，沿海地区先行受益。在80年代后半期我国转入重化学工业化阶段以来，沿海地带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等代表着高资本投入高技术聚集高附加价值和标志着高加工度化方向的以耐用消费品为主要产品的工业产业的发展上捷足先登，很快便形成产业优势。1994年，沿海地带上述3种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59.22%，78.16%和83.51%。中西部地带只是在资源开采类工业（如煤炭、石油、木材采伐）等工业部门和个别加工工业领域（如烟草加工）具有优势。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带的机电工业发展代表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带资源采掘与重型初加工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工业产品的价值随着加工程度的增大而大幅度递增的状况下，这种产业结构的地带分布格局明显地有利于东部地带产值与利润的生成而不利于中西部。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带的工业由于与资源开采及初加工存在着更多的联系，要求具有资金密集性的投入，并在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企业的大型化（1994年，全国大型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6.73%，东部地带大型工业企业产值占该地带工业产值的33.62%，而中西部地带的这一数值分别为41.81%和44.55%）。这种产业结构与组织结构除了不能有效地推动中西部机电工业的发展外，还决定了其向投资少见效快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轻纺工业的产品扩展能力较弱，在城市工业与农村经济间不易找到一个适当的契合点，这也是中西部地区乡镇工业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市场规模与乡镇企业的发展
一位学者在分析中国8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时，曾把中国人口的规模大、市场容量大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作为重要原因（注：栗树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潜力》，载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中国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乡镇企业也率先在东部地区兴起并迅速发展。二者的联系是，东部地区区位条件优越，城市化程度高，人口密度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依托着一个庞大而富有潜力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大扩充了该地区的市场容量，为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五）二元经济与城乡差异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集中体现在现代的城市经济和传统的农村经济并存。由于区位的和历史的原因，东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其二元经济的状况大为改观。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和农村非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二元经济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可通过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二元经济的差异状况。
表2提供的数据表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比较，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显示出较大的差异，东部与中部地区差异相对较小。
我国是一个存在严重城乡差异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间差异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城乡的差异。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功能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资金、人才和技术向城市的集中，势必拉大城乡发展的差距。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高，城市化速度快，而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速度相对滞后，这种城乡差异势必体现在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上。因此可以说，我国的地区差异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乡发展的差异，后者是一个更基础性的原因，绝不能抛开城乡差异孤立地谈地区差异。
三、如何正确地看待地区差异
（一）保持适度区域差异的积极效应
区域差异扩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追求其最大的收益率，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在投入要素一定的条件下，使整个经济总的产出水平提高。这就是所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它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此而言，保持适度的区域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对推动全国的增长，提高综合国力做出了贡献。国际经验也表明，保持适度的区域差异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80年代初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重点都集中于主要城市及周围区域。比如，在非洲的23个国家中，就有12个国家将制造业的60%集中于最大的城市。而亚洲的许多国家也有这种现象。马尼拉集中了菲律宾大型制造业投资的60%；在泰国，2/5的制造业产品由曼谷生产，另有2/5在曼谷周围的区域生产；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核心区域生产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6%；卡拉奇生产巴基斯坦制造业产值的48%；在南美的利马，制造业产出占全秘鲁的54%。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来自民间的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为农村非农产品的发展，为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条件和市场环境，加速了该地区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东部地区的迅速发展，推动了该地区城市化的步伐，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传统产业的改造大大加快，城市现代经济的力量不断增强，乡村中现代经济的成份不断增多，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明显加快。
（二）区域差异扩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地区差距拉得过大不符合我国《宪法》中有关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的精神。《宪法》序言中表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宪法》总纲第四条中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地域分布上看，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聚在中西部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较差，交通不便，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滞后，有许多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在我国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各地区、各民族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扩大，主要是初始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宪法》中“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发展”，应该理解为国家应对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倾斜投资政策，使之参与市场竞争的初始条件（如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显著改善，以快于至少是相当于发达地区的速度加快经济发展，才有可能逐步缩小已经存在的较大差距。显然，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不符合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将会影响少数民族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信赖，进而影响到国家边境地区的安定与巩固。
其次，地区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从总体上看，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的扩大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三方面的负面效果：
一是地区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全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状况，使宏观经济不易稳定。一方面，由于发达地区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消费需求迅速扩大，这不仅带动了当地价格水平，而且还通过一系列的传递机制如物资购买、异地消费等，影响周围落后地区的价格水平，由此推动全国价格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落后地区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本投入不足，无法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对当地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形成对周围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出现连续不断的“民工潮”。
二是地区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在现行的价格体制下，落后地区输出低价的农矿初级产品，而输入高价的加工产品，将会产生大量的利润流失。为了防止这种不合理的利润流失，近年来各地区大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那些价高利大的加工产品上面，由此导致一些加工工业项目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各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同时，为了保护本地工业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采用行政、经济乃至法律手段，限制本地资源的流出和外地商品的进入。如果价格体系比较合理，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通过农业和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同样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避免。
三是地区差距的扩大将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工业加工能力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都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完全依赖国外的资源。因此，如果地区差距拉得过大，沿海加工工业与内地资源性产业的发展将会出现严重的脱节，二者之间产生明显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地区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都将难以继续下去。
第三，地区差距过大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改革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尽管改革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但这种调整最好是一种帕累托式的改进，至少是一种卡尔多式的改进，不损害既得利益者利益或给利益受损者以补偿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如果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企业效益不佳，个人收入增长缓慢，改革的一些举措就难以实施，否则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国有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民间的储蓄和投资能力，后者又有赖于个人收入的持续增加。长期的低增长、低收入必然导致民间投资能力的低下，欠发达地区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障碍重重。
以上的分析表明，地区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选择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果把公平与长期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结合在一起，公平与效率并非是对立和矛盾的，追求公平和地区的均衡发展，最终结果将导致综合效率的提高。过份地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对立，夸大地区间非均衡发展的效率，是非常片面而有害的。
四、如何缩小地区发展的差异
（一）理论框架
如何控制和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工业总是先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而余下的空间则为区域上不发育的边缘。这样在空间组织上必然表现为一种“二元结构”或“核心——边缘结构”即：由先进的、相对发达的核心区与落后、不发达的边缘区组成的空间系统。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核心不断扩大，边缘区逐步缩小的过程。尽管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差异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核心区范围的日趋扩大，整个国民经济中，现代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对边缘区改造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客观上加速了区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
按照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区域二元结构是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机制失灵的反映。随着市场制度的完善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转将使要素收益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区域增长差异将连同核心——边缘结构一同消失。1965年，威廉森教授利用24个国家1940-1961年间有关统计资料，计算了7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区际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区际不平等程度大体上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增长不平衡，区际人均收入水平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倾向于均衡和趋同。
威廉森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差异变动的某些规律性。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威廉森的理论分析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新古典学派只强调了市场对于缩小区域差异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市场力量还具有使区域差异扩大的负面作用。缪尔达尔就认为“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差异”，赫希曼也指出，如果没有周密的政府干预，区际差异会不断增长。
（二）我国区域协调政策的实施及效果评价
为了控制我国区域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保持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自1993年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国家投资与布局政策：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2)财政政策：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1994年全国进行税制改革。新税制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强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和地方之比为22%:78%；1994年新税制后这一比例为55.7%:44.3%。(3)开放政策：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中央还决定，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60%以上要用于中西部地区。(4)区域合作政策：鼓励并加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5)扶贫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扶贫方式从救济型转向开发型，并通过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对口支援的方式，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以上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已取得明显效果，加快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1996年中西部的投资增长率已快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已接近东部。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4省，从1994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改革开放之初直到1994年以前的长时期内，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前五名之内还根本看不到中西部省份。但从1994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第一名是安徽。1995年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分别为安徽、河南、江西占有。1996年，湖北与山东并列第一位，安徽与河北并列第二位，江西排在第四位。中部地区GDP的增长率比东部高0.9个百分点。可以预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将在不牺牲东部地区效率的前提下，逐步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三）缩小区域差异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异，体制上的差异和结构上的差异是更重要的差异。不发达地区计划经济的传统根深蒂固，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的核心区与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边缘区之间缺乏有机的经济技术联系。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投资的风险和责任不明确，致使有限的投资收益甚低，致使不发达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
缩小我国的区域差异，首先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体制的改革，约束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在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同时，放开放活中小型企业。中西部地区政治体制改革应与政府职能转换相适应，近期的重点是精简机构，大大压缩行政事业编制，节约政府支出，减少中央政府投资的漏出和管理成本，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其次，注重在欠发达地区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步伐，扩大核心区范围，在城乡之间建立更多的次级核心区，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有助于发挥比较优势的地区工业化政策，推动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制成品工业的发展，并对传统农业进行渐进式的改造。尤其是劳动密集，对规模经济要求不高的制造业，既可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就业，又可以为本地区的农产品提供一个近距离的市场，市场规模扩大，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反过来会推动农业中新技术的使用，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
第三，建立地区发展基金，从制度上保证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承担的义务。欧盟的做法是，对那些居民收入高的地区，应该缴纳一定比例的地区发展基金，由中央政府统一协调使用，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我国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建立地区发展基金，为缩小地区间差距提供稳定财源。首先，建立地区发展基金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其次，建立地区发展基金，特别是专门用于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基金，符合我国《宪法》中各民族共同繁荣、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精神。再次，发达地区也可从中受益。比如，建立地区发展基金后，对缓解民工潮的冲击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就会使发达地区受益；对于欠发达地区一些典型的环境污染案例（如乡镇企业）进行治理，也可以使发达地区间接受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
第四，把缩小城乡差别作为缩小区域差异的基本工作来抓。区域核心——边缘关系的最低层次即城乡关系，城市是现代部门的区位，效率高；乡村是传统部门的区位，效率低。我国地区间二元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城乡差异扩大，区域差异必然相应扩大。缩小城乡差异主要应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比如城镇户籍制度，国有部门的福利性住房、医疗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农民拥有实际的土地财产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合作医疗，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要列入政府预算，等等。
第五，投资于民。国家的教育和培训政策对各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要保证中学毕业生掌握终身就业的基本本领。西方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健全的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比高等教育还要关键的因素。
标签：中西部地区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