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性关系论文,话语论文,权力论文,模式论文,罗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在他的理论中输入了“话语”与“权力”分析的理念。福柯指出，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325—327、68、97—98、 226—227页。）美国的格林布拉特将上述理论引入到文本研究，指出文本作为话语总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形的所在，即，文本具有历史性。在这里“文本的历史性”指文本中所包含的“模糊不清的历史残迹”，批评就是“去重建这文本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背景去重新理解全文，颠覆对文本的现成的传统理解，从而形成对文本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机器、权力结构或文学惯例的批判”。（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 、325—327、68、97—98、226—227页。）进而，后现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借用权力话语理论，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权力结构，性别差异在人类法则中甚至就是最根本的法则。性别和文本之间有着密切的正关联，父权制的权力话语在文本中“力透纸背”，深深地烙上了性别的痕迹，没有能够摆脱父权制象征系统的文本。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把自身的目的界定为在文学话语中对性别的分析，完全敞开了文本领域。本文通过对屠格涅夫小说《罗亭》的重新解读，对文本中无所不在的父权制话语进行寻觅与拼接，揭示传统文学、尤其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的角色定势及其根源；指明为人们视而不见的“文学惯例”中所蕴含的权力话语对女性的“看不见的奴役”。
“言说”与“倾听”是隐含在几乎所有传统文本中既遮蔽又敞开的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中。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亘古不变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权力话语的结构模式。
聚集在贵妇人拉松斯卡娅乡间别墅客厅中的所有人物，唯有罗亭风头最健。他凭借着语言的非凡魅力流光溢彩，在社交场占据优势，小说着重渲染了他的雄辩力：
“一些形象更替着一些形象，一些比喻接着一些比喻叠出，它们一会儿出其不意的大胆，一会儿令人惊绝的准确。他这种忍耐不住的即兴谈话，流露的不是有经验的夸夸其谈者那种沾沾自喜的雅兴，而是灵感。他没有去寻觅词句：它们自己顺从和自然地来到了嘴边，好像每句话都是直接从心田里不住地流出来，每句话都洋溢着信念燃起的炽烈的热情。罗亭几乎掌握了最高的秘诀——雄辩的音乐。他善于在拨动一部分人的心弦时，使所有其他人的心弦也颤动起来，发出模糊的声音。有的听众也许不能确切地理解，他讲的究竟是什么；但是他的胸部还是高高地挺起，他的眼前某些帷幕徐徐展开，某种光辉灿烂的东西就在前方闪亮。”
“他达到了雄辩的高度，诗意的境界……他那嗓音本身，沉凝低缓，更增加了魅力；似乎是，某种他本人也感到出乎意料的崇高的话语从他嘴中说出来了……。”（注：屠格涅夫：《罗亭》，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1、63、41—42、35—36、65—66页。）
罗亭把语言摆弄得如此神光灿然、仙氛缭绕，实在令人“惊绝”。但有趣的是，罗亭滔滔不绝的雄辩在男性与女性听众中引起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反应。除了纯朴幼稚的巴西斯托夫始终崇拜罗亭，其余男性皆反对他：皮加索夫的刻毒嘲弄、潘达列夫斯基的阴险告密、沃伦采夫的嫉妒与失落、列日涅夫的不屑与反感——男人们的反感并非只是证明同性相排斥的定理，其中更玄妙的奥义则是：罗亭凭借说话的强劲竞争力迅速占领了社交制高点，赢得了女人们的青睐和芳心，这使他们感到无形的压力，引起了他们心中或公开或隐秘的妒恨。
在西方小说中，贵夫人的“沙龙”往往是小说情节与人物命运的聚焦点。这儿并不都是人们乐而忘忧的伊甸园，也不都是洋溢着轻歌曼舞的温柔乡，而是一个肃然森森的权力战场。在这个看不见烽烟的战场，沙龙主角那些“优雅的”男人们之间角逐的秘密武器不是战功和膂力，而是语言。罗亭凭借这一武器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皮加索夫在沙龙中的优越地位，同时也从沃伦采夫手里夺走了娜塔莉娅的爱情，从潘达列夫斯基身边夺走了拉松斯卡娅夫人的关注，从而引起了男人们的嫉恨。这证明“言语或更严格说发出话语，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注：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选自李幼燕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在沙龙中多少人由于一句妙语或一次漂亮的演说而成为一生飞黄腾达的机缘。可以说，在这儿谁拥有说话的制空权，谁就成功了一半。而成功的标志则是对沙龙中的“受话者”——女性听众的征服。
“被征服者”沙龙中的女人们是男性话语的受话者、被影响者、有效应者。罗亭在沙龙中一出现，便在众多炫耀自己羽毛的雄孔雀中凭借语言的魅力迅速“开屏”，展示了自己的“男性雄风”；女人们旋即如向日葵转向太阳一般转向光芒四射的“阿波罗”。她们被罗亭所吸引、所陶醉、所征服，毫无保留地崇拜他、倾听他——
拉松斯卡娅夫人，这个以“赶时髦”为天职的浅薄贵妇，甚至离开了罗亭就过不了日子：“她不能没有他，对他讲自己的事，听他发表议论成了她的需要。”
利平娜太太也同样对罗亭着迷：“说实话，对于罗亭所说的话懂得的很少，但是她感到惊讶和兴奋；”她在“坐马车回家途中，几次发出感叹，对罗亭的睿智感到惊讶。”
“比所有人都更为震惊的”是小说的女主人公、拉松斯卡娅夫人的女儿娜塔莉娅。她几乎身不由己地被罗亭的语言裹挟着陷于心醉神迷——
“她的脸上泛起了深深的红晕，她那凝视不动盯着罗亭的目光，一会儿黯然无光，一会儿炯炯发亮……。
“她贪婪地聆听着他讲的话，努力深入领会这些话的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怀疑交由他作评判；他是她的教诲者，是她的导师。……在她专注的目光面前，展现的是神秘莫测、妙不可言的世界；从罗亭手里拿着的书的篇页里，无比美好的形象，崭新光辉的思想，如叮咚作响的清泉流进她的灵魂，于是，在她的心田里震荡着巨大的感受激起的崇高的欢乐，激情的神圣的火花悄悄地燃着并炽烈起来……”（注：屠格涅夫：《罗亭》，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1、63、41—42、35—36、65—66页。）
语言（男性的）竟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迷惑力、感化力、煽动力！罗亭的“语言魔力”似乎对娜塔莉娅施了催眠术，使她如梦如幻、如醉如痴。有趣的是，最初女人们是对于体现在罗亭身上的思想、信仰、情感、人格、语言的综合迷恋，但以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语言迷恋”。所谓听听他的议论成了一种必需，就已经不再注重他议论了什么，重要的是议论、言说本身。这就是体现在女性身上的强烈的“语言拜物教”倾向——对于语言、书本的迷恋，进而达到对讲话者和书写人，甚至向自己提供书、介绍书的人的迷恋。所谓迷恋，就是一种精神恍惚、梦幻般的境界。正是语言唤起了纯洁少女娜塔莉娅的无羁的想象力和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她在想象形成的幻觉中，泯灭了“语言”描述的世界即“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进而用前者代替了后者；这种幻觉具有如此的魔力，使得人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无条件交出，成为类似宗教那样的信徒，并唤起人内在的神性，无限的忠诚，热情与勇气。这种“语言迷恋”由于女性特别富有的浪漫幻想而被发挥到了“诗”的极致。
想象力逃不脱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和束缚。如果将贵妇人的沙龙喻为两性欲望的宣泄空间，喻为性竞争的战场，从这里可清晰见出欲望表达的编码方式。根据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说，“欲望”是与语言相联系的，而语言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完全改变它的使用者，重新创造和组织无意识。拉康认为，妇女是男人的欲望和“他者”，与妇女结合是与他所没有的一切结合。欲望的中心象征是男性性器官的图腾，它虽不是生殖器本身，却是一切可望的东西的代表，由此出现了阉割情结，男人担心失去它，女人为从未拥有过它而忧虑。”（注：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4—125页。）法国女权主义反对拉康理论的菲勒斯中心内核，却接受了他有关语言和欲望的关系的思辩。她们认为既然欲望是一切语言的动机，文学作为最强烈的语言的运用者，更是欲望的一种集中表现，男性力比多往往是通过语言来表述和宣泄。美国诗人庞德就把理想的创作描述为一种“喷射（男性）和湿润媒介（女性）的良好平衡状态”；拉康在试图批评他称之为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时，把文学过程也定义为阴茎之笔与处女膜之纸；另一位作家斯皮瓦克也说：“粘膜摺总是折叠着的，……在其上，笔播撒着思想。”（注：苏姗·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男性文本创造者正如本文中的男性人物， 通过书写和言说成为主体，而女性只是一种缺乏自主能力的被书写、被言说的次等客体。对罗亭来说言说是对女性展示和炫耀自己性征的“表演”，是对女性的“菲勒斯罗各斯”征服，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一个胜利的、快乐的喷射。所以，当娜塔莉娅被罗亭的语言所迷惑，冲出母亲的阻挠勇敢地与罗亭相爱时，罗亭却拒绝了。因为他在对娜塔莉娅的语言喷射中已经体验了性快感和象征性的征服与占有，这已经足够，而是否与被征服者实际结合并不重要。恰如菲勒斯并非一个真正的生物性阳具，而是父权文化的象征，一种符号和隐喻，它意指由阳具所代表的观念和价值。女性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的匮乏和缺陷。她们只能从男性的语言冲击中得到填充和注入，得到身心的愉悦和快感，正如阳具赋予“匮乏”以意义，语言赋予女性以意义。这里蕴含着一种完善化了的女性本质的道德寓言：真正的、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是忘记了自己女性本质的女人，这个女人把愉悦和对愉悦的叙述委托给别人。“她们不能描述自己，也描述不了她自己的躯体。在爱情或小说中进行女性本质话语是别人的任务”；她“可以通过沉默来表示阳具的匮乏”，“这种沉默、无言，再一次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女性匮乏的范畴”。女性言说的匮乏构成了女人象征性的阉割，这是权力话语对女性最残酷的阉割。“言词的空缺、言词的孔洞不能够被表述，只能被迫应答。”（注：米歇尔·蒙特雷：《女性本质的研究》，《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422—424页。）阉割使女性成为语言的仆属，男性和菲勒斯的表述，即父权理想取代了女性的原始表述，女性本质被遗忘了，事实上是语言压抑了女性本质。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正是“匮乏”而带来的“羡阳狂”潜意识的体现，是对理想化了的阳具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对阳具的欲望和对父权的维持和崇拜。隐匿在文本后的父权思想系统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以男性为中心的）霸权和历史观念中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男性词语中心主义），使女性成为空洞无物的被动的媒介和载体，成为语言的奴隶、语言的仆属，从而成为父权话语网络中的囚徒。
在文本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女性的倾听姿态正是女性在父权制中的缺席和沉默，表明女性是敞开的隐匿、在场的缺席、显形的隐身人，是一个相对的、附属的存在。正如娜塔莉娅，只是想做罗亭的追随者、他的影子、一个缺乏自主能力的客体而已。语言行为（包括说话和沉默）是受到权力制约的。如教会这个拥有妇女多数派的领域，奉行的却是“男人的世界，女人的位置”这条古老的秩序。《圣经》中就有否定和贬低女性自主的“沉默戒律”：“就跟各教会的信徒一样，妇女在会中要安静。她们不可以发言；……妇女在聚会中说话是不体面的。”（注：《圣经·新约·歌林多前书》14：34，圣经工会出版（香港）1979年版， 第269页。）再如：“女人要沉静地学习，事事谦卑。我不许女人讲道，或者管辖男人；她们要沉默。”（注：《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2：11—15，圣经工会出版（香港）1979年版，第322—324页。 ）事实是在教会作礼拜的人中至少有65%的女性，（注：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6页。）而她们的位置只是教堂的长凳，须沉静地倾听神父（父权的象征）的传道；男人的世界是教会的讲坛和神学的书写与阐释。男女两性言说与倾听的结构模式，显示了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空白和被动的品质，是两性不平等权力话语的典型体现，它充分表现了两性关系中权力分配和权力使用的不均。西方女性心理学家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揭示出一种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现象。她们发现人们更易倾听和记住男性发言人所传达的信息，不管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在学院中的实验显示，尽管男性学生承认某些女性是教过她们的出色教员之一，人们仍记不住这些女性教授的姓名。（注：引自《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1997年第3期，第9页。）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在她的《美杜莎的笑声》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呼吁妇女用书面语与口头语讲述自己，但她也清醒地指出妇女站起来讲话的“双重痛苦”：“对妇女来说，讲话就是一件如此英勇之举，一件如此伟大的侵越雷池之举，哪怕只是让她当着众人开口。那还是一种双重的痛苦，因为即便她跨越了雷池，她的话几乎总是落入男人们听而不闻的耳朵，他们只听得到男性的语言。”（注：埃莱纳·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4页。 ）在无所不在的父权政治的话语霸权网络中，女性只是一味地被漠视、被取消、被祛除。更有系统的女性主义批判来自拉康心理分析学，它研究处于语言中的女性主体的分裂。在由父子相似性和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逻辑构成的一个心理语言世界里，女人是匮乏和缄默、销声匿迹和默默无闻的性别。（注：伊莱恩·肖瓦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56页。）
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相对缺席现象，从屠格涅夫的另一部小说《贵族之家》的女主人公丽莎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丽莎一再表白她“没有自己的语言”：“我正跟我的婢女娜斯卡一样，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一天，她跟她的未婚夫说：‘你一定会讨厌我的；你跟我说着那么漂亮的话，可是我却没有自己的言语呢。’”巴尔特关于“语言法西斯”的理论认为“奴役和权力必然混合在一起”（注：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选自李幼燕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页。）， “没有自己的语言”使丽莎将自己贬损到婢女的地位。她的自我是在别人的话语灌输中塑造成功的。小说写道，从她童年时候起，乳母就向她讲述圣母的传记，苦行者、圣徒和女殉道者的行传：“乳母总是那么严肃、那么谦卑地给丽莎说着这些事情，好像感觉是她没有资格来宣说这样崇高、这样神圣的字句似的。丽莎听着她——而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形象，就以甜美的力量深入她的灵魂里了，使她充满了纯洁的、虔诚的敬畏；而基督于是就好像和她十分亲近，几乎成了她的亲人。”（注：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丽尼译，张英伦主编《外国中篇小说丛刊》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09、441页。）屠格涅夫的另一部小说《前夜》中也描写了叶琳娜对于英沙诺夫的倾心：她总是“以隐秘的崇敬和惊愕，谛听着那些新奇，不曾听过的话语”。正是这些话语在感召着她，使她的思想在遥远的地方，时时感到有一种声音“正在向她召唤”。（注：屠格涅夫：《前夜》，丽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34、35页。 ）正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语言”，使女性承袭了与生俱来的内在卑贱感、疏离感和边缘感。她们五体投地、匍匐在男性话语的光芒之下，成为只能反射男性话语这一太阳光芒的沉寂的月亮，成为语言的奴隶和附属物。父权话语的历史霸权像一道浓重的黑幕遮掩、吞噬了女性的声音、形象和意识。
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 “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形式是缄默（Silence）和缺乏（Absence）”。 （注：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8页。）女性在文本中哑默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没有自己的语言”，这并非是女性的谦虚与自我贬损，而是女性在被置放到“他者”位置上时所遭受的具体的压迫和颠覆。她们如空空荡荡的封闭的空间、空白或孔穴，被男性话语所覆盖所填充，由男性思想所创造的一切受到顶礼膜拜。对拉康而言，主体总是“说话者”（Speaker），说话正是一种真正人性的主体性行为。 海德格尔也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倘无语言，我们的存在必暴露在陌生与敌对世界的侵袭之下，无家可归”。（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325—327、68、97—98、226—227页。）语言是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存在得以呈现的途径。语言作为存在的寓所，正是意味着以“说话”（言谈）去本真地显现存在。主体是由话语建构的，没有离开话语的本质或身份，在男性社会中，被建构的唯一主体是男性气质的，因而没有女性气质的主体存在。她们只能从男性话语中拷贝出一个主体，一个被男性话语所言说、指定的“自我”。女性成为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一个被统治被规定被言说被掩盖的性别。这是一个沉默的性别，她们承受着无语的悲哀无从言说也无以言说，因为男性掌握着全部符号的创造权和解释权，为女性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性的规定性姿态。她们只有“延异”。按照德里达有关“延异”的理论，“缺席”的背后并无“存在”而只有“延异”。“延异”是不能在场与缺席：“延异”的作用在于，它把“存在物”不再引向“存在”这一想象的“中心”，而是背道而驰地朝边缘地带“移心”（decentrement），即奔向非中心、非结构、非总体，在这片荒野上“游戏”。（注：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325—327、68、97—98、226—227页。 ）德里达在这里强调的是“延异”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但也使我们意会到“不在场”与“缺席”使女性被排斥出权力中心，被迫边缘化、荒原化的情境。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权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指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注：引自《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1996年第3期第43页。 ）女性发言以实现巴赫金所谓“异声同啸”的反权威理论，使卑琐的边缘角色成为父权制统治性意识形态的颠覆力量。经典小说往往以“独白”为主导，一个权威声音统治着其它声音，拥立着权威等级制；而“异声同啸”则意味着消除唯一权威，每种声音即每个人平等对话，竞相鸣放。
女性的拯救在于言说，以女性的言说参与历史文化叙述。露丝·依利格瑞指出，“女性的易受伤害是同她们无力用语言清楚地表达她们内心激烈的情绪有关”。（注：苏姗·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由此联想到以“讲述疗法”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学，这种讲述正是语言性的。它依赖于病人与医生的对话，病人说梦，医生则根据病人的叙述释梦。这种阐释要以语言过程为中心，以对话为手段，从而形成新的语言“构造”。因为语言“构造”之前的情形总是混乱的或碎片的，患者对自身的陈述尤其是片段性的和不连贯的，通过语言构造才能赋予一种清晰的秩序，使病人得以疗治。再如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这个阿拉伯国王、憎恨女人的暴君（父权化身）的新娘，在一个恐怖的晚上，等待着被玷污后的祭杀。而她正是用故事（言说）来延迟死亡的降临。她不停地讲述着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使她免于一死，同时也拯救了这块土地上所有受威胁的女儿们。这是女性向父权政治争夺话语权力的殊死搏斗，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关于得救的隐喻：言说恰恰正是改变命运的可能契机，是改变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之举。妇女有权进入历史叙述，应该冲出沉默的罗网，以女性的言说来克服往昔总体文学史的偏正结构，填充文学史的空缺；它既是宏大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又具有对历史观念的开掘和提升功能，并促使倾斜了的文学生态得以补正与平衡。